我在台湾和在大陆的学生时代
我在前面“我的父亲”中写到我是1940年7月生在广州，这是因爲我父母离开台湾在香港、广州过着逃难的生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父母才把我和姐姐、妹妹带回台湾。我是七岁进小学，在台北日新公学校，对这所学校我还有印象，因为我曾经保留过两张照片，一张是我们家里人带我们在校门口拍的，还有一张是我那时班里全班照，有五十多人，全班都是男生,那时的小学都是男生和女生分班上课.如我姐姐在花莲公学校,全班都是女生的.那时班里拍的全班照,班主任男的穿着西装坐在当中，可惜那张照片集体照几次搬家现在找不到了。这所学校现在还在，名称也没有改，十年前我去台湾时去看过，校楼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我能找到当时那张全班照，也许能够到这所学校查找几个当时的同班同学。有一年我去日本见到旅日台胞刘瑞鳞，他的夫人小时候就是日新公学校毕业的，虽然她比我小几岁，也算是我的校友吧。我后来接待的台胞团，一说起我小时候在台北日新公学校读过书，很多人，特别是住在台北的人都知道，也有人小时候也在这所学校毕业。我在那所学校只读到三年级，以前台湾学校都要学日文讲日语，从我进学校开始已经不用学日文讲日语，不过很多地方还是继承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方式,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对犯错误的学生要打手心、罚站体罚学生。我进这所学校没多久，台湾就发生“二.二八”事件,学校曾经停课,后来国民党为了镇压“二.二八”，从大陆派了大批军队来台湾，军队也开进我们那所学校，把学校当兵营，记得我们老师事先叫我们学生把自己用的课桌椅搬回家，怕课桌椅被当兵的当柴烧，直到军队撤走恢复上课才搬回去。
“二.二八”事件,我那时虽然还小,但我还有印象,整个台北乱轰轰的,工人罢工,学生不上课,好多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后来国民党军队到处抓人，有两个特务来我家抓我父亲，我也记得很清楚，一胖一瘦进来就喊：“林殿烈，跟我们走”我妈妈拉着不让他们带走，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父亲被带走。过了两天我父亲被侥倖放回来，当晚拿着行李就匆匆离家。我还记得他对我说：“你是大哥，你要听妈妈的话，别调皮，要带好弟妹”。我还记得台湾国民党军队枪杀爱国者的情景，因为我家后面有废弃的土丘荒地，几个爱国者被绑着跪在地上，随着枪声一个一个倒下。那时我和几个小朋友趴在土坡上远远看着，我们都吓坏了，我回家晚上一夜没睡着。
我们那时在台湾生活不富裕，特别是后来我父亲逃离台湾去香港，我们是住在三重埔〈现在叫三重市〉外婆家，为了维持生活，我经常要帮舅舅做小生意。舅舅每天早晨要推着小车去闹市区卖髮乳膏和小百货。我还记得舅舅把批来的大桶髮乳膏，晚上我帮他装在小瓶。那时园环是台北最热闹的地区，有卖小吃的，有卖百货的，我舅舅经常带我去那里。我十年前去台湾，也去看园环，那里已经不热闹了。已经败落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台湾，经常去看布袋戏，又称掌中戏，一个搭成小小的人工戏台，表演时，人躲在戏台下面用手伸进戏偶身子的布袋中来操纵，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看过《西游记》。那时候台湾的市政马路没有那么好,马路坑坑洼洼,又黑暗,还有一些小河流渠道也不填平.记得有一次姐姐和我去看布袋戏,回家的路上踩入一条臭水沟,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把她拖上来,她已经满身污泥,回家被妈妈骂,给她洗了又洗。台湾的寺庙很多，宗教或习俗所传承的庆典也很多，香火最旺爲妈祖，有很多妈祖庙，还有普渡，每当庙会就围着很多人，有游行，有的穿着高大戏服走是，有踩高跷的，有抬猪、鱼、面仙等。我小时候很喜欢过节，因为过节不但热闹，还有吃的，如春节就吃年糕、罗卜糕、松糕，端午节吃粽子，我妈妈都会做这些，一直到后来到大陆，过节都是她自己做。
我是十岁离开台湾的，是我母亲带着我姐姐、妹妹、弟弟和我坐船去香港，去和我父亲团聚的。那时香港就已经很繁华，要比台北热闹得多，玩的地方也很多，我父亲经常带我们去几个游乐场玩，几种电动的游乐设施，如旋转飞机、旋转木马，那时在台湾都没有看到，所以我特别喜欢玩。我在香港有半年多，可惜没有进过学校，因为同年年底父母就把我们带到上海。
我记得初到上海，我父亲给我联系的是附近的建承小学，父亲怕我学习跟不上，让我重新从三年级读起。那时我们住在南京西路一条弄堂里一位梁先生的家。梁先生也是台湾人，他早期来上海做生意，他有两个儿女，大的是女儿叫梁奕华，后来去香港叫沈梁容华，她钢琴弹得很好，我经常听她弹钢琴，她弹的很多是世界名曲，如“军队进行曲”、“小夜曲”等，我对音乐的爱好是从那时开始。梁先生的儿子叫梁钦荣，他和我年龄差不多，那时我们经常一起玩，他家有电动小汽车，能够开着走，我还记得我们几个小朋友在他客厅，每人坐着椅子，一个一个挨着往前走，好象小火车。我和他们后来没有联系，他们全家去香港了。我十年前去香港，见到沈梁容华，她是一家服装有限公司的老闆。她弟弟也是搞服装，听说还是香港某商会的会长。我们在南京西路只住一年多，我也只在那个小学读一年多，后来就搬家搬都虹口区溧阳路一条弄堂里，我就转到虹口区广肇小学<后来改四川北路上的小学>，这所学校老师和同学对我很好，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从台湾过来的，要特别关心。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同学叫林来伟，他学习成绩很好，老师指定他帮助我，有时他来我家，有时我去他家，他家就住在四川北路上，楼下是杂货店，他家就在楼上，房间很小，为了让我们做功课，父母故意出去办事，怕影响我们。我读中学时还经常和林来伟来往，后来可能他们搬家了，我再也找不到他。
我感到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人来大陆完全融洽在一起，他们没有把我们另眼看待，他们知道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我们家和邻居几户人家关系都很亲密，如住在对面的张家，是印尼爱国华侨，他们祖籍是金门，我和他们家的小儿子叫张惠海最要好，经常一起玩，他父亲会讲闽南话，经常来我家和我父亲讲闽南话，他母亲是印尼人，刚来上海不会讲中国话，但很快也学会了，她也经常来我家找我母亲聊聊，还经常送来她自己做的印尼点心。张惠海游泳非常好，他经常参加游泳比赛并且得奖，我也曾经和他一起去游泳。在弄堂里还有几个和我同龄人，如宋林山、仲顺雨等，我和张惠海等经常到宋林山家打牌玩游戏。张惠海后来去香港定居了,几年前我去香港还见到他。
我读中学也非常愉快，也在四川北路上叫粤东中学，后来叫四川中学，虽然不算大，不算有名，但学校除了上课以外，活动很多，当时学校都要派高年级的学生到我们低年级的学生担任中队辅导员<一个班级的少先队员是一个中队>，担任我们中队的辅导员叫杨国昌，他带领我们学军事操练，步兵爬行前进、海军手旗，还组织军乐队，学生的军乐队是打鼓和吹笛子，大家穿制服。那时节日经常有游行，我们军乐队上街很威风。我还参加过篮球队，我们同学自己组织的，我们取名“青峰”，虽然我球打得不好，总当替补队员，但我们的队出去比赛经常得胜。我还被推荐参加市里学生划船队，那时黄浦江的船不多，能够让我们在江上划船。那时我有几个同学非常要好，如陈远亮、朱龙森、徐富定等，那时我们家比较大，楼下有客厅，同学经常到我们家聚会。陈远亮家也比较大,他一个人住，父母都在香港,平时有住在隔壁的阿姨照顾.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去他家，唱歌、打牌，有时每人烧个拿手菜，围在一起吃。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和一些同学的联系。因为我们这些当时这所学校毕业的校友拼入《上海木棉校友会》有时校友聚会总回忆当时快乐的情景，每年上海木棉校友会总要聚会一次，每次聚会和经常拿着当时拍的老照片，大家传着看。当年的中队的辅导员杨国昌后来虽然定局在加拿大，但他也每年总回上海参加校友会的聚会，他坐在当年他们班级的学友餐桌上，但总到我们餐桌上敬酒，一起回忆当年的情景。我现在还保存当时的一些初中的老照片。去年我们聚会后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难忘同窗情”这篇文章被刊登在《上海木棉校友会》的刊物上。文章这样写：“2010年10月16日我们又一次参加了木棉校友会的校庆活动，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虽然我们能够联系到的原初三<12>班的同学不多才18个人，但除了一个已经去世，一个去国外探亲和两个请假，也来了14人，从湖北沙市来上海探亲的吕诚嗣也参加了，陈远亮同学曾经三次中风，这次也由夫人陪同参加。吕诚嗣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老同学聚会，他变得很多人都认不出了,。同学见面，嘘寒问暖，互道别情，回忆母校生活，共叙友情……。也参加木棉校友会活动的杨国昌同志也来和我们敬酒了，他是我们初中时的中队辅导员，那时他是高三班的，他现在已经定居在加拿大，前几次木棉校友会的校庆活动他也都赶来参加，他坐在原他们班上校友那桌，但他每次都到我们这桌和我们敬酒，他对我们这些老同学是很有感情的.
有几位同学带来了旧时照片和前几次聚会的照片，大家互相传阅着，欢笑着……此情此景，把我们的思路一下子带回到了50多年前那段难忘的岁月。我们57届初中时原是粤东中学后来改四川中学，我们在这三年过得很愉快，因为除了读书学习以外，我们参加很多活动，有参加军乐队<吹笛、打鼓>、有参加军训<学士兵爬行前进、学海军手旗>、有参加蓝球队出去参加比赛、有参加划船俱乐部的训练......。这时有一同学翻阅木棉校友会颁发的《木棉校友会通讯录》，看到有个叫吴三民的地址、电话，大家想这会不会就是原来我们班上的吴三民同学，马上有人按上面的电话打去，可惜对方说没有这人。大家提议按这线索找去会有结果的。我们在座的同学选了黄士良为我们这组新一任的负责人，大家感觉他很热心，每次活动他总是给大家拍照，印好后发给每人，每次木棉校友会的校庆活动，他总是统计参加的人数，事先为我们报名付费。那天我们聊得还不过瘾，因为会场人太多，声音太杂，大家商量决定趁吕诚嗣还在上海，在他回去之前再聚一次。所以我们在第六天10月22日我们又相聚在四川北路的白夏宾馆四楼王家小菜餐厅。这天大家惊喜的发现吴三民也来了。原来那天看到有个叫吴三民的地址、电话，虽然电话没有打通，黄士良回家后又按上面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寄去，留了他家的电话，吴三民收到信马上给黄士良打电话，这样才联系上的。原来《木棉校友会通讯录》的地址是对的，电话后来改了。《木棉校友会通讯录》怎么会有吴三民的名字呢？她向我们解释，原来她妹妹也是四川中学毕业的，所以有一次她妹妹接到通知要参加木棉校友会校庆活动叫她也一起去，她去了在签到簿签了名，后来又留了地址电话。因为那次去没有认出我们班上同学，所以10月16日的活动她也就没有参加了。她也感到很高兴能够在阔别50多年见到我们这些同学。她谈了这50多年的人生经历，去了外地一直工作到退休回上海......。聚会快结束时黄士良提议大家去母校旧址看看，拍个照，大家都同意。因为很近走过去一会就到了。不过，现在很难找，要不是黄士良曾经找过，大家是找不到的，原来学校校门就在四川北路上的弄堂走进去，现在外面已经盖了大楼，要从大楼旁边的小巷进去,走两个弯,进个小门。大家到里面看到学校比以前小很多，现在改叫上海宏教学院，不过大家都认出我们读书时的那幢教学大楼还在，我们原来的教室还是教室。有的同学指着前面说：“以前前面有一条小河，有一座小桥，走过去是高中部”，还有同学回忆以前左边有一间小卖部，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很热闹。相见时难别亦难，大家依依不舍，最后同学们合影留念，共祝身体健康，生活更美好，日后再相聚！”
我1957年初中毕业考进高中是比较好的中学，叫北郊中学，学校老师和同学对我也很好。他们也知道我是台湾人，老师有意培养我，一开始就让我当班干部，后来又当团委委员〈我早已入团，青年团是青年的进步组织〉。我是管文艺的，组织文体活动。这所学校有几项体育专项在全市中学生比赛经常得奖，是比较有名。学校每年都要开运动会，我也经常参加组织活动。我以前长跑耐力不行，我同班同学陈万远长跑比较好，他住在我家附近，我下决心每天去学校不骑自行车，而约他用跑步，化了半个多小时跑到学校，后来我也能够参加三千米的长跑比赛。学校附近有个公园叫虹口公园,后来改鲁迅公园,因为鲁迅的遗体迁在公园里,里面设有鲁迅纪念馆.这个公园后来也成了上海有名的旅游景点.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就经常去这公园玩.现在还保存当年的一些照片，有一些高中同学现在我们还保持联系，如邓达平，施文德、罗伟民、顾昌祺……等。2008年和2009年我们老同学都举行聚会，老同学张履中都写了报道，在北郊中学的《校友通讯》刊登，他是这样写的：“2008年12月25日，正值母校隆重举办111周年庆典之际，我们61届两个班级共43位校友于上午10时，在刚落成的新晏沪楼底层华丽的大厅内举行聚会。聚会开始前就出现了欢声笑语、令人激动的场面，大家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几位同学：有从杭州赶来的画家邓达平同学、有从加拿大回国赴会的医生颜维川同学、更有阔别40多年的原重庆市邮电局副局长顾昌琪同学……正在美国华盛顿探亲的张士平同学打来越洋电话向与会同学问好，并热烈祝贺母校111周年华诞！会议由台籍林友彦同学主持，他风趣活泼、谈笑风生的主持风格给聚会增添了热烈欢快的气氛！中午两个班级假座红城阁酒家共进午餐。同窗老友，欢聚一堂，互通近况，互祝健康。宴会气氛之浓烈，同窗情谊之深厚，实在难以言表！宴席后，许多同学出自对母校的怀念——昔日田野风光的校园变成今日有11层楼的现代化教学大楼；也出自对人生岁月的感叹——昔日生气勃勃的英华青年变成年迈的花甲老者；更怀念许多言传身教的优秀老师以及旧日同窗，大家在席散后仍在母校留连忘返，聚谈一个多小时后，才在互道珍重、明春再见声中依依惜别！”。2009年，我们老同学还组织去杭州游览，回来后张履中又写了报道：“2009年9月20—23日金风送爽的日子里，我们终于假“湖光山影、婀娜多姿”的旅游胜地——位于西湖近旁的杭州空勤疗养院，圆满实现了同学们多年的夙愿，聚集到国内外18位同学及老师亲切聚会并开展旅游活动。尤其是与原高三（1）班班主任洪始老师夫妇及杭州顾祥云老师的欢聚相见，更让人振奋不已！虽然活动头三天，一直是“雨声沙沙”，但丝毫未能减退由怀念母校、感激恩师、同窗友谊所激起的旅游热情。我们游览了充满“野趣横生”和“自然生态”的位于乌龟潭永福桥的永福楼茶庄等景点；瑰丽稀有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租船畅游了波光粼粼的西湖；漫步发光绮丽的柳浪闻莺等景区；还参观了闻名遐迩的园林古建筑民宅瑰宝——胡雪岩故居。更令人难忘的是同学们饶有兴趣地拜访了画家邓达平同学的居舍，那富有艺术氛围的画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餐后，我们回到这座令人神往的树木葱茏、环境幽雅的园林式疗养院里，进行聚谈和放声歌唱！大家忆旧谈今，畅叙同窗友谊；谈论自己曲折坎坷的经历；回忆洪始等老师当年执着、认真和严谨的教学风范；兴致勃勃地回首往年的轶闻趣事；倾听几位医生同学讲解有关保健益身知识。为交谈助兴，同学还相互点唱歌曲，同学们被朱以明同学甜美的女声独唱和陈丕千同学浑厚的低音独唱所陶醉。白天，旅游途中，不时出现男同学争帮女同学提箱拎包的动人情景，晚上，则是热闹非凡、欢声歌唱、举杯祝福、热情握手、互留倩影等一幕幕令人感动的场景。难道不正是体现同学们重逢开怀笑，同窗友谊深，欢聚相关爱的深情厚谊吗？回忆是美好的，但久别重逢之际的时光更美好！我们热烈盼望有更多同学相聚到我们中来的一天，一起重温48年前那美好的旧梦！最后，要对不辞辛劳组织这次活动的林友彦、邓达平、金素珍、陈丕千和罗伟民等同学表示深深的感谢！……”
去年我们在北郊中学还举行61届高中毕业纪念活动，我们原来的班主任洪始老师和原来学校的团委书记李荧老师等都来参加。50年岁月的流逝，同学们已分散在各地，且都已是花甲老人。但为了一个“情”字，大家都珍惜这一难得相聚的机会，获悉这一纪念聚会后，纷纷从杭州、北京、重庆、广州等地准时来沪赴约。纪念活动是我主持的，同学代表顾昌祺、黄婷也作了温馨和感激母校之情的发言。会上，向母校献了一枚“61届高中毕业50周年纪念”的铜牌，著名画家邓达平同学还在来沪赴会之前赶画了一幅《松竹长青》画作献给母校。聚会热烈活泼，同学们谈笑风生，亲密无间，流露出一个共同的心声：対母校老师的辛勤耕耘无不由衷地感激，是老师无私的哺育，潜移默化的教诲，才培育出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
前面我回忆高中学校生活，我再回忆高中毕业后的情况。在考大学时，艺术类总是先考，那时我妹妹是初中毕业，她也喜欢艺术，她去考上海戏剧学院预科〈那时有预科班〉，而我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结果，我妹妹考取了，我没有考取。因为我初试录取后，复试要去看电影，写影评。我找不到放映电影的地方，等到找到电影已经结束了。我妹妹读了两年预科后升本科，毕业后在北京成了著名的话剧演员
我后来考取了上海师范学院〈现在的华东师大〉，当时考进大学是住在学校的，不用缴学费住宿费，是国家培养的。但是当时国家刚好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买什么东西都要用票，粮食也是定量的，在学校也不能吃得太饱，所以每星期回家一次，我妈妈总是给我们烧好吃的，给我们补补营养。回学校还给我带做好的炒肉酱。那时我们都穿着都很朴素，零用钱也很少化，我比较专心读书，空馀时间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我当时还是喜欢文艺，还参加学校的业余话剧队。在大学里很多人都自己埋头苦读，或者干自己的私活，所以同学之间感情不深，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是两个老同学贺海峰和程庆康。贺海峰，听说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侄女，毛泽覃的女儿，但她从来没有对外说，我曾经去过她家，在上海五原路。她曾经是某街道的党委书记。后来听说嫁给陈锡联的儿子。她和我通过电话，后来就失去联系。程庆康在学校同班里年龄最大，毕业后在中国银行党委工作，我曾经去找过他，后来彼此也没有再联系。我曾经问过中学的老同学，他们很多也是大学同学感情不深，不来往，和中学老同学经常来往。我也是这样。回忆过去看看老照片也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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