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我大学毕业以后先是分配在一所中学当教师。因为我是台湾籍，政府原来想把我培养成台湾籍干部，所以没有多久，把我调到一个区〈杨浦区〉一个街道〈眉州街道〉当干部，让我从基层工作做起，叫我负责那里的青年工作。当时街道的青年工作是指一批没有考取学校，又没有工作的青年，不能让他们閒散在社会上，容易学坏，做坏事。我负责的能够街道〈社区〉这些社会青年特别多，当时杨浦区政府把我们这个区作为试点，区里也派专门干部来协作我们工作，我们把这批青年组织起来，学习时事政治，提高他们觉悟，有时还组织他们参加劳动，有去工厂劳动，有去郊区农村劳动，还搞一些文艺活动，确实效果比较好。但后来政府提出要动员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那时新疆还很落后，有大批土地还没有开垦，所以动员去新疆是工作的重点。我们那个街道干部全体出动。按照当时是政策，除独生子女以外，有两个以上子女又没有工作、又没有在校读书，都要挨家动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是1954年驻新疆的部队主办的,刚开始是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解决部队的生活,后来扩大生产要几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去增援。所以当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也派人来协助组织动员工作，当时大部分青年因为经过学习觉悟比较高，也比较听话，很多人报名。当然也有怕艰苦不肯报名，或者家长不让去的，有些通过我们做了工作也报名了。当时杨浦区有十六个街道，我负责的这个街道报名的人比较多，所以后来由我负责带队去新疆，每个街道都派一专职干部参加，他们被称中队长，而我被指令为大队长，我们在火车站集合排着长长的队伍上了火车。火车上达到水泄不通的地步，人多的不可想象，座椅上、座椅间、桌子上、走道上、行李架上、卫生间到处是人，有的甚至钻到了座椅下，那种情况是现在的人怎么也不可想象的。
因为我要去的地方在新疆南部〈叫南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火车要四天三夜,到了乌鲁木齐还要坐卡车四五天，道路坑坑洼洼，风沙弥漫，经过的地方不是沙漠就是用土堆起的矮房。刚开始这些青年斗志昂扬，在车上还唱着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后来也感到迷茫。行车的路上有几个站点，有部队的同志欢迎，安排用餐，晚上经过的地方都住招待所。到了那里确实是一片沙漠荒地。我在城市住惯，第一次看到那么荒凉的地方。还算好，当地已经给大家盖起简单的平房。我们几个专职干部和当地干部配合很快把这批青年都安置好。我们耐心和这些青年做思想工作。叫安心工作，他们努力锻炼，将来会有好的前途。我们几个专职干部把青年都安置好后两三天我们就回上海了。
回来以后我们接下来的工作，还是要把剩下的青年组织起来，根据当时的政策，身体好的，可以工作的要给他们落实工作单位。为了让这些青年尽量早点工作，我们专职干部要去走访一些工厂、企业，了解他们是否需要员工，需要多少人，然后回来按照青年的条件顺序给予安排。工作单位有好有坏，分配好的单位，当然很高兴，分配不好的有些不肯去，有的大吵大闹，我们还得耐心做工作。总之当时政府都是为这些青年好，想法和做法都是对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把这些都搞乱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的。这篇文章由江青和张春桥策划，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该文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个人的崇拜现象也逐步发展，四人帮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一直延续至1976年10月，使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那时上海几所大学、中学受北京的影响，课也不上了，整天贴标语、撒传单，“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很多地方都组织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向党政机关夺取权利，很多领导干部被揪斗，有的被殴打，他们对知识份子、有功之臣任意怀疑，任意扣上“反革命，叛徒、走资派”，当时上海整个都乱了，还出现打砸抢。
我当时只是街道小小的干部，也被批斗，起先是被街道的社会青年批斗，因为那时被动员去新疆的那批青年很多都趁机逃回上海，他们到我们街道办事处来闹，把我押到会场质问我为什么把他们骗到新疆，我和他们理论，说：“这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我是按照上级领导的部署开展动员工作，我没有错，我没有骗你们，也没有强迫你们”后来他们还押着我要去见区的领导、市的领导。那时区的机关大楼和市的机关大楼都瘫痪了，要找领导也找不到，他们又把我押到火车站准备去北京找中央领导，但火车站有军队把守，不让他们冲进爬火车。他们就在火车站大厅静坐，一定要区或者市里的领导出面，解决问题。他们这样闹其实就是想把户口和人调回上海。尽管我多次劝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还不肯罢休，在火车站有三天不让我走，而他们说是全体静坐，其实有些轮流回家，有的也感到这样闹不会有结果，回家不来了，后来区里市里也确实来人，一起劝说，劝他们先回去，有什么问题以后慢慢商量。这样他们才逐步劝回去。我在火车站被他们押着坐了三天三夜，只简单吃麵包馒头，喝点水，但还算好，没有被打，听说有些街道负责社会青年工作的干部被袋上高帽子，被绑着游街，有的被殴打。
到后来越来越乱，在市的机关干部、区的机关干部，甚至街道机关干部都分成两派，一派叫造反派，另一派叫保守派，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一些主要领导和历史有问题的、被怀疑对像的。造反派知道那时我父亲被审查，我是从台湾过来的，当然把我也作为怀疑对象，有一次造反派发动居民群衆把我们几个所谓被打倒对象,有街道党委书记于海友和我们几个主要干部<党政工团的负责人>押在沪东工人文化宫会场台上，按着头，被批斗。后来还要我们交代写检查。他们弄了几天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后来按上级指示把我们这批被批斗的人下放到农村〈崇明岛东风农场〉去劳动。我们在杨浦区所有被怀疑的机关干部包括当时的区委书记张敬标和几个主要领导都集中在那里劳动。那里条件非常艰苦，要在崇明岛北面荒滩围垦土地，种庄稼，我那时年纪轻28岁，无所谓，作为一种锻炼，但有些老干部，年纪很大照样要到田里劳动，我很可怜他们。我在农村劳动了一年多，那时上海秩序已经不那么乱了，学校也逐步走上正规了。那时的政府已经控制局势，我的上级领导审查了我的历史，没有发现问题，又知道我是师范学院毕业的，而当时要恢复学校上课秩序，学校有些老师被打倒还没有被“解放”，所以急需要教师，所以就把我调到杨浦区一所中学。所以我是在崇明劳动的机关干部中最早离开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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