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英国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拉菲尔·塞缪尔为代表的一些史学家力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日常生活和民众的经历上来,试图从个人与时代的交织中呈现历史。这一颇具开创性的研究路径,不仅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历史书写,同时也催生了影像对历史研究的介入。对此,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有过论述。
为什么偏偏是影像(照片)与“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能够一拍即合?想来是因为在以往留下的影像里,不仅有大量民众日常生活的直观记录,巨细无遗,而且这些影像更承载了当事者的丰赡记忆,天然地成了“自下而上历史学”的绝好史料,并取之不竭。
说到影像对当事者种种记忆的承载,我们不妨以常见的家藏老照片为例。很少有人没有翻看自家影集的经验:伴随着照片一张张翻过,从其所定格的信息里,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个坐姿,抑或一个饰物,一种发型,一件衣服……都能唤起不尽的回忆,许多尘封多年、已然忘却的陈年往事,每每透过照片中的蛛丝马迹,活灵活现,纷至沓来。
毋宁说,照片是最灵验的记忆催化剂。
在本辑姚亦锋的《童年里的乡村野草花》里,作者结合几张家藏老照片,回忆了“文革”中举家从南京下放苏北农村的经历。以一个少年的体验与观察,对当年的城乡差别、农村的经济政治生态以及农耕文明下的自然风貌,都有细致的记述,留下了一段宝贵的见证。
唐佩云则通过一张结婚照,讲述了一介草民在时代皱褶里的悲欢离合(见本辑《结婚照背后的故事》)。在相濡以沫的丈夫辞世多年后,已年过古稀的她在文末写道:“看着照片里的两个年轻人,我眼泪怎么也止不住,耳边又回响起当时摄影师的招呼声:‘这位男同志,站近点,再近点,对,对……我数一、二、三,笑!’”
一张看似寻常的新婚合影,几乎凝聚了当事者一生的记忆与悲欢!
像姚亦锋、唐佩云们这样的回忆,在《老照片》里可谓比比皆是。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影像与记忆,并非仅仅是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它们无形中也在“自下而上”地,不断丰富并形塑着我们的历史叙事,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