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寓居美国的著名摄影家李振盛先生不幸辞世。痛惜之余,恍然觉得先生用相机定格的那个特殊的年代,随着他的仙逝,又远去了许多。毕竟,振盛先生因为自己留下的这些影像,已然成为那个可怖年代的某种标志性的存在。
久闻振盛先生的大名,但与他有所交集却始自编辑《老照片》。在第一辑《老照片》里,我选用了一组他1965年“四清”时在黑龙江阿城县拍摄的照片,并请山东大学的王学典教授做了一番解读。这组题为《曾有一种“参照”》的图文,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了彼时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见到样书后,振盛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除表达对《老照片》的由衷认同外,还提了个建议,希望摄影者能与解读者在篇首共同署名,只署解读者而不署拍摄者,显得有些厚此薄彼了。他的建议,我们曾认真考虑过,惟《老照片》里刊布的照片,因年代久远,大多已考证不出拍摄者是谁,为求体例的统一,只好作罢,仍沿用了照片的拍摄或提供者在篇末注明的做法。后还专门向振盛先生做了些解释,他倒也理解。
想想“文革”期间,中国各种媒体的摄影记者不知有多少,为什么只有李振盛先生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现场记录?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些直面灾难的影像记录,已远远超出了当时“摄影宣传”的使命与尺度,所以他才没将其存入报社的档案资料,而是冒着相当的风险私下收藏起来。他所做的这一切,从拍摄到收藏,假如没有一种超越当下的自觉,是不可能做到的,他至少是充分意识到了这些现场定格的价值所在。无论对于当下还是历史,李振盛先生此举可谓功德无量。
犹记2013年,拙作《当历史可以观看》出版后,香港中和出版公司有意引进繁体字版,但基于推广的需要,他们打算将书名与封面照片都换一下,还想选已收入书中的李振盛先生拍摄的一张报道阿城县“四清”的照片用在封面上。他们提出,这事最好能取得作者的授权。振盛先生时在美国,我辗转与他联系上。先生听说了,很爽快,说:“我那些照片,你想咋用就咋用……”
今斯人已逝,想先生风采、声情,能不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