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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北师大女附中(下)
2020-12-04 10:27:10 作者:徐礼娴 热度:2140℃ 收藏

 

毛主席给女附中学生批日记

1957年秋天,高中生活开始了。

记得是初三最后一年的三八妇女节,班主任谢蕴慧老师站上讲台,说的第一句话是:“祝贺全班同学——三八妇女节快乐!”大家听了“妇女”二字,感觉太过别扭,竟然异口同声地一致嚷叫:“我们不是妇女!”还有人嚷说:“我们不当妇女!”谢先生哭笑不得地看着我们。

唉!我们都不情愿地长大了。当我们从少年迈步成长为青年,初中三年与高中三年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我们一生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

1957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我们都是些单纯幼稚的中学生,根本不能了解阶级斗争对我们的意义。政治大浪席卷而来,全社会和女附中完全被卷入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女附中有十二名老师被打成“右派”。我们熟知的李宁先生的爱人是“右派”,班主任谢蕴慧先生的爱人是“右派”,女附中出色的语文教师、学生极为崇拜的丁斐若先生也是“右派”。丁先生是著名诗人、翻译家肖三的侄女,肖三翻译了最初的《共产党宣言》《国际歌》。我们无比崇拜的英雄董存瑞的饰演者演员张良,竟也成了“右派”。

化学教研室洪绍麟老师被打为“右派”后下放至苦寒的边远地区,妻子与他离婚,并带走儿子,从此不得相见。平反后,他虽然回到女附中教课,因再婚的妻子没文化,性格暴躁,常常吵架动手,洪老师常常苦闷地抽烟喝酒,后得癌症不治而去。

政治大浪席卷而来,再好的学生也不能以学习为主业了。我们参加“双反运动”(反浪费,反保守)、红专交心思想运动、总路线宣传、“大跃进”、整团运动、打麻雀运动、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庆典操练游行、沿街夹道欢迎外宾、“五一”和“十一”游园活动,等等。老师们就更忙了,除了指导学生的思想教育、劳动教育等,更要忙自己的教改、自我交心写材料、狠挖个人主义一闪念,等等。

女附中有个教授俄语课的老师马新云,是鲁迅先生的儿媳妇,上下班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来去风驰电掣。这是女附中所有老师和学生里唯一的一辆摩托,让人侧目而视,特别扎眼。学生们纷纷议论,说这是资产阶级化的动向,急得马老师一个劲儿地向大家解释:这是她先生周海婴用普通自行车改装的。周海婴是个钻研机械原理的专家。马老师家里有四个儿女还有年老的婆婆许广平,家务劳动琐碎劳累,没请保姆,周海婴心疼瘦弱的妻子,便自己动手改装成这辆省时省力的摩托,和资产阶级享乐作风根本扯不上。这件事,也就悄悄地过去了。不料几年后,这辆组装的摩托车还是出了麻烦,被一个高三的“小将”蛮横地抢走了。

也是在1957年的秋天,女附中高三学生的一篇日记偶然传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主席的大女儿李敏,高我们几级,当时是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她和林晓霖一样,都是在苏联儿童保育院长大的孩子,接回国后,李敏说着打嘟噜般的中国话,在生人面前很害羞,是个憨厚实在的人。她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困难重重,夏天经常看见她穿着蓝色衣裙,坐在操场的篮球架下背诵课文,她学习比别人更加刻苦,人也温厚谦虚。同学们都很喜欢她。

一天下午,高三团支部组织到北京郊区参加劳动,去菜地捆大白菜叶子。忽然狂风大作,下起雨来,班上的王桂芹有一本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的日记,她担心被淋湿,顺手放在了地边的自行车把上的书包里。自行车恰是李敏骑来的。暴风雨里急急收工,李敏无意间把王桂芹的劳动心得日记带回中南海家里,被父亲看见了。

王桂芹的老家在河北阜平太行山区,每年暑假都回山区干半个月的活,记下的劳动日记风趣生动,是真实的劳动体会。主席一篇篇顺手翻看,颇有兴味,边看边写批语,修改错别字,万把字的日记,主席在三十多处画了圈,一个圈的,两个圈的,画三个圈的地方多达十九处。最后主席用铅笔写了两行批语:“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除去批语,还有给两个女儿的话,写的是让李敏、李讷必须看日记两遍。最重要的是,毛主席在日记的开篇首页,发出了指示:“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1958年,这篇日记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后来又成为中学语文教材,规定中学生作为课文学习。

毛主席的亲切关怀,让女附中上上下下热血沸腾起来了。学校责无旁贷地掀起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高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程安排有:女附中带头白手起家搞起了校办工厂,如酒精厂、硫酸厂(但北京市委说没有原料供应,中途流产);校内劳动发展到与附近工厂挂钩,到西城低压电力厂、强生电器厂、广播事业局的工厂参加劳动,与厂方订立了劳动合同。后来,广播事业局的部分车间迁入我校,同学像工人一样,分班参加劳动,我们都学会了给电视机生产精密零件。

1958年“大跃进”开始,学校积极响应。我们在老师带领下,到顺义县深翻土地,为赶进度,分片包干搞起竞赛,个个手握沉重的铁锨,玩起命来:一片片深深翻起的泥土,没过了膝盖,眼看土质都变成了浅黄色,还不罢休。没干两天,女孩子病倒一半以上,不得不送回学校。我们得不到表扬也罢,竟然遭到老农民的激烈反对:“你们这些学生,把生土都翻上来了,种下粮食不长,到了秋天,大家吃什么?”

胡志涛校长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头脑清醒,看见学生丢盔卸甲败兵似的回到学校,她冷静地改变了方针,从此不让我们再去农村,改让我们在学校东楼后边开辟的农业劳动园地大搞深翻土地,还在地里种了小麦、蔬菜。至于秋天有没有收成,就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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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胡志涛

 

大炼钢铁开始了,学校动员学生到郊区挖来胶泥砌高炉,在宽广的操场上安装鼓风机,遍布土高炉群。顿时,大操场上黑烟滚滚,煤渣四溢。高三毕业班,日夜不眠,晚上炼钢,白天照常上课,许多同学过度疲乏,累得趴在桌上睡觉。其他班级夜晚轮流值班,累了,干脆就睡在炉子旁边。我们心中充满新鲜的自豪感!可不知占了学生多少学习时间,浪费了多少优质燃料,炼出的都是一块块一堆堆板结的铁疙瘩。老师判断:不像钢,还是铁。

上级领导却要女附中总结先进经验,四处推广。女附中领导心知肚明,不愿献丑,只能软磨拖延,再三地修改经验,最后不了了之。

那些年,在庆祝“五一”“十一”的全市大型艺术体操活动里,绝对少不了女附中的集体表演。1959年逢建国十周年大庆,是个隆重的盛典,决定在首都召开第一次全国运动会,毛泽东主席及很多政要都会出席典礼。女附中的艺术体操自然要承担开幕式的亮点。彩排的关键时刻,偏偏有些人出了情况,跟不上音乐节拍,脚下乱了节奏,影响了队伍的美观,被点名批评。骄傲的女附中群体,自感奇耻大辱,回到学校竟都痛哭起来。这点芝麻粒儿大的小事,传扬开去,惊动了中央领导。一天,大家正集合在操场上紧张排练,不想贺龙、陈毅出现了,他们是专门给大家鼓劲儿来的。两位元帅风趣地一唱一和,称赞女附中的体操图案清晰,步伐一致,整齐划一,表演精彩。听到他们的现场鼓励,女孩子们群情激愤,斗志昂扬,高喊: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决心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排练好这场艺术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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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首届全运会开幕式的盛大举行,也有我们的功劳。

 

这场表演,果然在全运会盛典上获得交口称赞和雷动的掌声,女附中又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尽风头。

这一学年,我们的学习成绩普遍下降,高二某班的外语成绩四十五人中有三十二人不及格,另一班也有二十二人不及格。还有的同学,三门功课都不及格。一个班上有如此众多的同学参加补考,这在女附中的历史里,是从没有过的。

几十年过去,如今老迈的我竭力回忆,竟然丁点儿都想不起来高中三年里我们在课堂里学了什么,同桌是谁,同学之间发生过什么趣事,班上有啥动人故事。

 

母亲逝去了

就在我忙着上街迎候苏联贵宾伏罗希洛夫的紧张时刻,接纳老妈住院的西四牌楼人民医院传来消息,医院正在搞“双反运动”,通知我们立即将病人接出医院,回家休养。

我和老爸都慌了手脚。老妈已经在医院住了三年,高位截瘫病人是无法恢复健康的,理应早就出院了。老妈的骨科病房里住有二十多个残疾病人:突遇车祸的、掉进井里的、摔伤难愈的……都是人生突遇意外引发的命运逆转,个个生不如死,拖累着家人,消耗着财富,都是无解的生存难题。这往往引发出诀别生命的绝望和轻生,病房里竟有过量服安眠药的和割腕大出血的情况发生。而五十多岁的母亲读过女子师范学堂,这一生起起落落,经历过太多的人生变故,是个有思想的知识女性。病房里她常给大家讲故事:《红楼梦》的无常悲欢、《西游记》的苦难跋涉以及《太上感应篇》的今生来世、因果报应,等等。她用家长里短的日常道理,将大家个人的苦难纠结化解消弭。病房里逐渐安静下来。医生和护理人员因之对十八床的老太太,生出许多信赖与依靠。恰逢北京各大医院接治了一批受伤致残的朝鲜少年儿童,妈妈被医院转至国际友人住的特等病房,陪护一个高位截瘫的朝鲜姑娘,为她舒心解忧,还教她钩织编结的谋生手段。

几年里,母亲成了医院不可多得的有用之才,得到各方面的器重与照应,与母亲感情甚好的是位四十多岁的女护士长,她有个和我同龄的女儿,她很羡慕我能在女附中读书。我对母亲一直是很依恋的,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我都会在下午课余时间从位于西单的学校跑步去位于西四的医院看望母亲。我坚信:母亲只要能见到我,每天就会快乐,只要她快乐了,就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偷问胖胖的护士长:妈妈的病,能治好吗?啥时能下地?护士长总是友善地回答我:快了快了,等你考上个好大学,她会高兴的,自然就会出现奇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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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年轻时的母亲

 

严寒的冬天,我光脚穿棉鞋,不懂得买袜子,也不懂得戴围巾、戴口罩。每天光着头、光着脚来看妈妈,护士长就偷偷地把袜子、口罩、棉手套塞在我的书包里,妈妈都看在眼里,心里感激,手里干活,加紧给医生和护士们钩桌布、书包和帽子,回报大家的恩情。医生和护士都是善良单纯的人,对我们一家人的遭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

在医院的安排下,妈妈住了三年院。出院时,除去医药费,她的护理费、床位费,甚至三年的饭费全部被免除。

安排妈妈出院居家,生活又是一番天翻地覆。城里的家是早就没有了,老爸在卢沟桥农场的村子里,他在养鸡的宿舍旁租了一间廉价的老乡存粮的库房,把老妈安置在内,白天他去鸡舍上班,早晚回来照管母亲的吃喝拉撒,清理小便大解。妈妈住的库房里的耗子个个拖着长尾巴,大白天公然出来啃噬妈妈的馒头干粮;院子里禽畜粪便、脏水垃圾招来的绿头蝇子,嗡嗡地爬满了妈妈的早饭晚饭。老爸无奈,只好把食物都装在篮子里,吊在仓房的房梁上。骤然变换的农舍环境和医院的无菌病房天差地别,妈妈终因吃不洁食物患了急性中毒性痢疾,在出院三个月后,再次被送进西四牌楼人民医院抢救。

那天下午,全校师生集合在大礼堂听总路线的报告,广播器里忽然传出催促我去传达室接母亲病危的电话,班长陈小凤不顾一切,跟着我跑到医院。

妈妈在急症室里躺着,人已昏迷,脸色煞白,枯瘦,颧骨凸起,没了模样,身子下面都是污秽的粪便。我大哭着摇动妈妈,妈妈没有反应。陈小凤冷静地跑出医院,买来大包草纸,帮我翻转妈妈的身体,擦拭粪污,粪污止不住地从妈妈的身体里流出,妈妈身体逐渐僵硬冷去,她没有能跟我说一句话,没能给我留下任何嘱咐,默默地走了!守在她旁边的是我和我的同学。

陈小凤是生活班长,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为人忠厚诚恳,谁有困难,她都会站出来帮忙。平时不爱说话,就爱钻图书馆,是个有思想的女孩子,在学校各项繁杂琐碎的运动中,她是班主任的帮手,也是大家的依靠。

小凤是我初中到高中的同班同学,从小孩子牵手到少年、青年,六年里混在一起嬉笑长大,互相的存在如同每天接触的空气阳光和水。可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她爹妈是干啥的,而且也不需要去知道。只记得初中开学时,她穿着育英小学统一的花点衣裙的校服,安静而羞涩地站在队伍里,鼻梁上架着副小眼镜,那时戴眼镜的小姑娘还很少,所以挺招人稀罕,并注意到她。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世态炎凉、高低尊贵、处世冷暖,我才知晓小凤的父亲是新华社的领导干部,姥爷在延安时期曾任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

母亲临终,父亲已处于政治运动的颠簸里,没有自由了。

那天,小凤紧紧握住我冰凉的手,责无旁贷地站在母亲面前,帮我冷静地处理后事,助我度过生命里最黑暗、最沉重的悲哀。那时,她还是个孩子,最多是我的班长。这份厚重的情谊藏在我心里,几十年里,我会无缘无故地流出感恩的泪水!

 

为什么我是另类?

1958年,校方按出身成分将学生划分为三类:出身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的为一类;出身职员教员家庭的为二类;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和五类分子出身的为三类。

1958年,老校长苏灵扬被调走,接替她的新校长同样是个和蔼亲切的人,也是位领导夫人,常常到班上听课,关心大家的衣食住行。某次,我趴在桌上写作业,新校长来到班上看望大家,对几个干部子弟问长问短,发出感慨:“我们这些革命家庭出身的孩子,明显是比社会上的那些子弟单纯得多。”这句表态,像钉子般直扎进我的心窝。我羞愧地埋下头,忽然觉得自己很耻辱。我终于伤心地明白了:原来,我不是女附中单纯的好孩子,我被划入的是另类。

我和大家同受一样的教育,同样获得女附中奖励的学习优良奖章。家庭变故后,国家供养着我,同学们伸出臂膀帮助着我。当我生病孤独地躺在宿舍而不能参加元旦晚会时,同学们轮流背着我赶到热闹的会场……

我是个要强的人,现在我更要努力地前进了!因为我明确了我必须面对我的家庭:父亲早年在“一战”欧洲战场做过英法军队的翻译;与我家往来密切的亲朋故旧,像晏阳初、林语堂、盛成等,都是当时被认为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父亲和他们有着说不清道不明撇不清的关系;父亲又曾是国民党政府盐务机构的高级官员。我怎能说自己不是另类。我必须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必须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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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年轻时的父亲

 

学年结束时,学校给学生的操行评级分出了三等:优、良、中。我自然只能是个三等“中”,我入团的要求,从此泡汤。

50年代末期,女附中将学生分类划等的举动,应该说还是温和与冷静的,学校对此并没有公开展示,没有引起大家的对峙与攀比,也就没有严重伤害学生的心灵。少年人同室成长,日积月累的深厚情谊纯洁而善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污染与摧残。

在我家庭的悲情变故里,同学和老师们都无私地帮助过我。除陈小凤,学习班长郎樱长期帮我补课与长谈,抚慰我的哀伤,数学尖子薛文叙主动给我讲解落下的课程,高三语文课老师吴芝圃将我的作文屡屡当作范文,在班上讲评诵读,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学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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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我们的数学老师王明夏正在辅导功课。

 

最让我感怀的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中秋佳节,学校下午早早放假,让大家回家团圆,知我无处可去,蒋定粤请我去她家过节。

蒋定粤是广东人,大眼睛,高额头,气质超凡,是个美丽出众的女孩,尤其是那只古希腊美女型的鼻子,配着深沉的眼窝,越发显得挺拔而有魅力。她父亲是抗日名将蒋光鼐将军,哥哥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她也喜欢油画,热情地把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的“秋日盛景”一张张装在镜框里,挂满了我们教室的四周。

蒋定粤还喜欢演戏,高一过年时,我们班排出了英语话剧《水晶鞋》,她饰演男主角英俊帅气的王子,穿着高筒大皮靴,顿时挺拔威武起来。赵莉娜饰演娇小玲珑的灰姑娘,姜琲饰贵妇人,我是剧里又丑又恶又刁又坏的大姐姐。
由于我同样喜爱文学艺术,很快和蒋定粤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中秋节那天,蒋家的孩子和大人请来的客人都围在厅里的大台子上打乒乓球,等着吃团圆饭。老父亲在一旁观战,说笑加油,轻松热闹。我强烈感觉到,她家有一种开放民主的自由气氛。那天无论是父亲的客人还是孩子的客人,一律围坐在一张大长桌子上吃饭,两代人海阔天空地问答聊天,毫无拘束。

在饭桌上,我仍是小心翼翼地拘谨着,肃然起敬地注视着席间的各位长辈。蒋光鼐将军与我对席而坐,我仔细端详着他,他是个瘦小精悍的老爷爷,解放后任新中国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挨在他身边坐着的平头老爷爷,是他的亲密战友蔡廷锴将军。这两位载入史册的英雄,此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像邻家长辈一样,亲热地向我问长问短,紧张得我诚惶诚恐,受宠若惊,胡乱地回答着他们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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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高三同学们集体出游。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候蒋定粤的家庭已深陷痛苦,大哥蒋建国被美院划成“右派”,下放西北苦寒地带。他是个很有天分的画家,与我的丈夫邓家驹曾同在美院一班学习。

我在女附中大家庭的温暖里,很快走出母亲过世的忧伤,赶跑出身等级划分在内心的阴霾,我已经长大了,经历过不少人间苦难,我清楚地知晓:所有的生存难题,必须自己去正视,自己去面对、扛起。

我很快地振作起一贯的奋斗精神,情绪不坏地走进高三学年。是啊,不可懈怠、蹉跎,我们马上就要中学毕业了。

 

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高三学年开始了,教室前面贴出了大标语:“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我们斗志昂扬地唱起:“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高考气氛明显地紧张起来,我们每天想的都是复习功课,考上理想的大学。当然,老师说了,每个人也要准备好服从国家的需要。

我从小是被妈妈看护长大的,妈妈的爱好就是我的教育环境:妈妈爱看闲书,我也偷她的书看;妈妈爱听戏、看电影,从小我被背着、抱着进出戏园子、电影院。在北京、上海、连云港、武汉、天津时,我常常去听京剧名角“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的经典剧目;我见识过名旦尚小云穿着女人时装,以胖大男人身躯,扮演妖娆女人的文明戏;在天津民主戏院,我欣赏过十六七岁的新凤霞演出蹦蹦戏(俗称评戏),水灵灵的小姑娘,穿着透明的仙女戏装,被铁丝吊着从天幕上悬下来,晃在半空里飞荡。

回到家里,我余兴不减,偷出妈妈的化妆品,满脸涂得七紫八花,拆了缎子被面,披在身上扭捏作态,咿咿呀呀,唱啊,扭啊,美得要命,过瘾极了。妈妈在一旁看书习字,笑吟吟的,从不管束我的兴妖作怪。上学后,不管是幼稚园、小学还是中学,我都是舞台灯光下的积极分子,唱歌、跳舞、演剧,甚至是演讲,我都能聚敛激情,投入角色,豪情万丈,嗓门极大地吸引住观众。爸爸妈妈平淡地对我做出评价:十足的人来疯!

我高三年级的同桌是叶向真。这是个机灵幽默的女孩子,生性快乐,与我志同道合,相处默契,她的气场强大,无形地潜移默化着我报考大学的志愿方向。高中分班,叶向真和我选学的都是英语语种,巧遇成同班,我和她同样长得瘦高个儿,胳膊长腿长,她穿在身上的校服,我错穿在身上,竟然比自己的校服都合身熨帖。如今,我们相邻比肩成为同桌。

其实在初中时,我就知道叶向真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她引起我的注意,更是因为她的开放爽朗,脾气随和,一双圆圆的黑亮眼,灵动活跃,点子多。女附中很多课外活动都有她的忘情投入。她爱打篮球,虽然个头不算矮,但在篮球场上就不显高了,靠她的灵巧多变,成为一个进攻高手!她有架墨绿色的袖珍手风琴,背在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身上,玲珑好看。这架手风琴被她长年搁置在教室后面,谁爱拉谁拉,结果她们初一三班的女孩子,有一半人都学会了拉手风琴。

向真最喜爱的是演话剧。她演过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人物向秀丽,而最成功的还是女扮男装演一名男记者,她夸张地穿了一套花格子呢西装,戴鸭舌帽,背照相机,一招一式,一言一笑,浑身上下都是戏。后来她被推选为女附中的话剧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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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徐鲁西

 

当年女附中的话剧团,可谓人才济济。学姐王好为是女附中话剧团的老团长,人长得漂亮且机敏,后来她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80年代,由她导演的电影《瞧这一家子》,红遍中国,家喻户晓,使她一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著名导演。紧接着的是叶向真(笔名凌子),她拍的电影《原野》禁播多年,开禁后,立即获得中国电影百花奖和国际赞誉,后来拍的《风吹唢呐声》也获得国内外影坛的一致好评。

高三的课程相当紧张,但我的旁边偏偏坐了位话剧团团长,天天花言巧语地动员我参加话剧团,勾出了我日益膨胀起来的表演欲。响应号召,我们经常演出自编自导的时事活报剧。女附中没有男学生,男角色只能靠女扮男装。叶向真一下子就瞄准了我的麻秆儿形象,苦口婆心要我登台出洋相。

在中学前几年,由于家事羁绊多,我几乎没有时间参加学校的任何业余活动。自妈妈去世后,自由时间很多,登上舞台表演,也是我自幼痴迷的事。我很快就顺从地加入了话剧团,以后活报剧里凡是高瘦丑陋的形象,几乎都由我一人包揽。我一开口,用尖利的女高音代替美帝开口,引出不男不女不伦不类巨大反差的丑态,果然逗得观众哈哈大笑,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每次大幕闭合,叶同桌都兴奋地抱着我在舞台上飞旋。

到高三报考志愿的关键时刻,我按照妈妈生前的愿望报考了北京大学新闻系。谁想,却有一个巨大的诱惑出现在面前。高三阶段,学校将我们分为理科班、文科班,当时话剧团里的高三学生几乎都报考了艺术院校,足有十几个人,学校爱才,又成立了投考艺术院校的艺术班,请来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为我们做考前辅导。话剧团的熟人都聚在了一个班上,她们极力鼓动我投考艺术院校,其实我是早存此心,只不过不敢行动。

妈妈死后,管束我疼爱我的亲戚都站了出来,我那些姨母、婶母多在晚清出生,满脑子还是皇权时代的荣辱观念,听说我要投考戏剧院校,老太太们联合起来对我指责不已:一个姑娘家家的混到舞台上,又哭又笑,蹦蹦跳跳,做个千人指万人看的戏子,徐家都跟着一起丢人。

就在我万分纠结焦虑时,跟我一样在舞台上扮演高瘦丑陋角色的同学曹年裕,给我指出了一条路。她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戏文系是戏剧学院新设立的学科,学的是戏剧创作与戏剧评论,与我嗜爱文学的志向相投。这打消了长辈们对我站在舞台上丢人现眼的顾虑。关键是,我的决定得到了老爸的支持,老爸对我是极其溺爱的,他一向思维宽广、为人豁达,在家庭落难的几年,我的吃苦耐劳,让他对我更有信心了。

我如愿地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然而,1960届的高考是讲究成分的,我们那届许多成绩优秀的同学都不能如愿进入大学。如初中班班长刘彬媛,成绩优秀,但出身不好,又在高中的红专辩论会上提出过不同观点,被学校录入档案,致使高考后,她久久接不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年这样的优秀学生,升不了大学实在可惜,北京市匆匆忙忙成立了师专和工农师范学院,收留了这些人。

庆幸的是,我意外躲过了,顺利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事后我渐渐得知,当年戏剧学院是面向社会招生,报考的有高中学生,也有社会青年,考生成分很是复杂,像我这样单纯的中学毕业生,家长有历史问题不清的瑕疵,也许就不算什么了。

我的六年中学生活,叙述至此,告一段落了。记得女作家林海音说过:我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更是在爱里长大的。在我六年的中学生活里,我曾贫穷得吃不饱肚子,我差点被父辈友人资助读书,但是女附中始终紧紧拥抱住我,让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衣食无忧,茁壮成长。在学识与思想的哺育里,成长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女性,诚实有为地活在这个历经磨难、浮躁复杂的人世。

在我生命里不能忘记的是:女附中从老师到同学,给了我所有的人性之爱和人世间的美好情感,温暖着我,鼓励着我,让我孤寂悲戚的心灵从没有受过丝毫创伤,让我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今天心中仍然充溢着饱满的阳光与理想,努力奋斗如初。
我感恩母校,亲爱的师大女附中!感恩她慈母般海深山重的恩情!(全文完)

 

(注:本文的叙述参考了女附中同学王桂芹、吉敬容的日记。尤其敬佩吉敬容坚持几十年写日记的毅力,使这一段回忆有了真实宝贵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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