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发明之初，照相机虽身大体重，携带不便，成像速度也不佳，但很快便被施用于战地的影像采集，并催生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比如为业界所熟悉的费利斯·比托，这位被称为战地摄影先驱的英国摄影家，早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就应英军之邀，随军北上，沿途留下了一大批包括战争场景与各地景观在内的影像纪录。其中流布最广的战地照片，是他所拍摄的被英军攻占后的天津大沽炮台，成为晚清王朝腐败屈辱的写照，被收入了各种版本的历史图集与教科书中。

需要说明的是，比托当年并非是军中的专职摄影师或记者，而是被临时征召而来，战争一结束他就离开军队，继续打理他的“照相”生意去了。军中配备专职摄影记者，还是后来的事情。

本辑刊出的《日俄战争的稀见影像》，包括即将由本社出版的《日俄战争——日本与欧美记者东亚争霸之写真》里面的所有照片，则皆为专职的随军记者所拍摄，其中的主体照片更是日军大本营写真班的职务所为。从1860年费利斯·比托的单枪匹马到1904年的“写真班”，足以见出“战地摄影”的演变与发展。

更有甚者，又过了差不多四十年，在二战的中缅印战场上，美军仅在一个作战方向上即配备了一个专职的“照相连”（见本辑《活跃于中缅印战区的照相连》），留下了数万张的战场纪录。不难想象，在摄影已然数字化的今天，假如再有战事发生，参战的乃至被裹挟于征战之中的，将人人都有机会成为战地的“摄影记者”了……     

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巧合的是，本辑刊出的这两组与战地摄影有关的图文，都与历史上的日本有关。前之“写真班”再现了日本处于军国主义鼎盛时期对外扩张的“丰功伟烈”，后之“照相连”定格的则是其军国主义迷梦的破灭。

这，恐怕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也是自古以来那些穷兵黩武、奉行军国主义国家的必然下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