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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交替之际的“斯文”
2024-01-04 14:02:30 作者:冯克力 热度:612℃ 收藏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新政权对城市的接管随即全面展开。

还在入城以前,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即对文化部门的接管做出指示,他再三强调:“对文化接管要慎重,尊重文化界,要斯斯文文地对待他们。”(见王涵《1949年徐悲鸿与江丰的会面》)

从作者王涵的叙述可知,负责接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艾青、江丰等人,严格执行了叶剑英的上述指示,对校长徐悲鸿以下的文教人员相敬如宾,投之以李,端的是在“斯斯文文”地开展工作。而徐悲鸿们也报之以桃,全面配合新政权的接管,徐悲鸿并诚心反省道“我虽然提倡写实主义二十余年,但未能接近劳苦大众”。今后的方向,“都以毛泽东先生的文艺政策为依据,以工农兵为题材的主体”。不久,徐悲鸿被推选为出席“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代表,出访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会中闻知南京被解放军攻克,群情激昂,参会者纷纷与中国代表相拥庆贺。受此感染,徐悲鸿回国后创作了巨幅中国画《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此作画风一改,主题鲜明,“也是他发自肺腑地为新中国诞生奋袂欢呼的献礼作品”。

几乎是在同时,踊跃向新中国的“献礼”之举,也发生在一艘从香港悄然开出的简陋客轮上。(见朱相如《取道烟台的“知北游”》)船上的“乘客”,悉为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秘密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在被浪漫地冠以“知北游”的六天航程中,这些才高八斗、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们,诗兴大发,生生把一次风险四伏的海上航行,变成了一台高端赛诗会。他们怀着美好的憧憬,满腔豪情,去拥抱行将诞生的新中国。他们或抒情,或言志,或歌颂……显见地,在这次迎向新中国的航行中,这些一向斯斯文文的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大革命时曾经在党的宋云彬,此时更不会拿自己当外人,针对正在举行中的国共和平谈判,直言献策道:“大军应作渡江计,国是岂容筑室谋。” 

说到“斯文”,还要提到一位“小人物”——王桂浑。当然,说他是小人物,乃是与上面那些赫赫名士们相比。(见王泽群《在母亲的怀抱里》)王桂浑早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辗转各地,一直默默从事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出任青岛李村师范学校校长。1949年春青岛解放,王桂浑被任命为青岛市文化教育局第一副局长,旋升任分署后的文化局局长。

无论王桂浑后来的经历怎样,也都不妨把那时对他的重用,看作是新政权对其“斯文”的某种礼遇吧。

 

(第148辑书末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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