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新政权对城市的接管随即全面展开。

还在入城以前，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即对文化部门的接管做出指示，他再三强调：“对文化接管要慎重，尊重文化界，要斯斯文文地对待他们。”（见王涵《1949年徐悲鸿与江丰的会面》）

从作者王涵的叙述可知，负责接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艾青、江丰等人，严格执行了叶剑英的上述指示，对校长徐悲鸿以下的文教人员相敬如宾，投之以李，端的是在“斯斯文文”地开展工作。而徐悲鸿们也报之以桃，全面配合新政权的接管，徐悲鸿并诚心反省道“我虽然提倡写实主义二十余年，但未能接近劳苦大众”。今后的方向，“都以毛泽东先生的文艺政策为依据，以工农兵为题材的主体”。不久，徐悲鸿被推选为出席“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代表，出访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会中闻知南京被解放军攻克，群情激昂，参会者纷纷与中国代表相拥庆贺。受此感染，徐悲鸿回国后创作了巨幅中国画《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此作画风一改，主题鲜明，“也是他发自肺腑地为新中国诞生奋袂欢呼的献礼作品”。

几乎是在同时，踊跃向新中国的“献礼”之举，也发生在一艘从香港悄然开出的简陋客轮上。（见朱相如《取道烟台的“知北游”》）船上的“乘客”，悉为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秘密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在被浪漫地冠以“知北游”的六天航程中，这些才高八斗、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们，诗兴大发，生生把一次风险四伏的海上航行，变成了一台高端赛诗会。他们怀着美好的憧憬，满腔豪情，去拥抱行将诞生的新中国。他们或抒情，或言志，或歌颂……显见地，在这次迎向新中国的航行中，这些一向斯斯文文的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大革命时曾经在党的宋云彬，此时更不会拿自己当外人，针对正在举行中的国共和平谈判，直言献策道：“大军应作渡江计，国是岂容筑室谋。” 

说到“斯文”，还要提到一位“小人物”——王桂浑。当然，说他是小人物，乃是与上面那些赫赫名士们相比。（见王泽群《在母亲的怀抱里》）王桂浑早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辗转各地，一直默默从事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出任青岛李村师范学校校长。1949年春青岛解放，王桂浑被任命为青岛市文化教育局第一副局长，旋升任分署后的文化局局长。

无论王桂浑后来的经历怎样，也都不妨把那时对他的重用，看作是新政权对其“斯文”的某种礼遇吧。

（第148辑书末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