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志艺术馆收藏有一册日本人拍摄的“济南惨案”影集。

日本出兵他国作战时，军部都要派“写真班”全程随军拍摄。这本记录“济南惨案”的相册，应是当年写真班留下的。

对照历史档案，解读里面的一帧帧图片，自可对那场惨案有更直观的了解。

民国史上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1979年版的《辞海》缩印本的相关条目是这样写的：

济南惨案 也叫“五三惨案”。1928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5月1日，蒋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蒋下令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造成惨案。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耳、鼻，最后与十七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矛盾，1929年日军撤出济南。

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大辞典》的“五·三事件”词条，表述如下：

五·三事件 又称“济南惨案”。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惨案。1928年4月5日，蒋介石联合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北伐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等北洋军阀。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当北洋军阀部队节节败退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就地”保护侨民，出兵山东，于4月25日开进济南。5月3日，日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发动进攻。蒋介石严令中国军队不准还击，命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京津。日军侵略者乘机在济南进行血腥屠杀，中国军民死伤达万人。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员蔡公时被割掉耳、鼻，其他16名外交人员亦同遭杀害。该事件反映了蒋介石的媚日政策。

关于惨案发生的时代背景，我们有必要依据历史档案重新做一梳理。

1926年夏，在苏联的鼎力支持下，割据广东的国民党政权即国民政府（简称“国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发动了旨在推翻北京中央政府的“北伐战争”。“北伐”至第二年，国共决裂，国民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前方继续“北伐”而后方大力“剿共”。至1928年开春，国民革命军（曾称“党军”，时称“北伐军”）前锋已经进逼山东。蒋介石从南京赶赴徐州设行营，抵近指挥。

在当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下野数月的蒋介石复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军总司令，稍后又被国民党中央指定为以党治国体制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复兼中央军官学校校长，妥妥地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实权人物。在收买了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和晋军首领阎锡山之后，国民革命军实力大增，扩充为三个集团军，蒋亲兼第一集团军司令，冯、阎分任第二、第三集团军司令，三路大军共六七十万人合力向北京政府军发起猛攻。至4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即蒋氏亲自指挥的所谓“中央军”，已攻入鲁省境内，相继夺取了台儿庄、临城、滕县、日照等地，与当面之敌张宗昌所部展开激战。

北京政府时为奉系军政集团所把持，奉系首脑张作霖以安国军政府大元帅的名义代行国家元首职权，张氏将北京政府所辖的各派系武装合编为“安国军”。张宗昌有一堆头衔——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方面军军团长、直鲁联军总司令、山东省督办并“节制直隶军务”。这个高大威猛的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大汉曾亲赴鲁南前线指挥作战，但终不敌北伐军，不得不下令后撤至泰安，指望以泰山天险阻遏敌军对省城济南的进攻。

对中国南北内战，各国均持中立态度。对两方军队的称呼，他们既不随北京政府称国民革命军为“党军”，也不随南京政府称北京政府军为“北洋军”，而是以“南军”“北军”称呼两方的军队。

眼见得“南军”就要攻打省城，“北军”随时可能撤防，各国对一路上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南军”自然高度关注起来。

就在上一年的3月24日，“北军”撤离南京后，发生过士兵洗劫外国使馆、教堂及住宅，杀害殴伤外国公民的恶性排外事件，被杀者包括英国驻宁领事馆官员二人、卫兵一人，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三名法国传教士、一名意大利传教士和一名日本领事馆卫兵等九人，另有美国领事馆官员等多人被殴伤，遭洗劫处更是多达一百五十一所。尽管蒋介石矢口否认打劫者为本军士兵，但是，停泊在长江上的英、美炮艇，还是依美国领事所请，向南京下关的北伐军驻地发炮百余发，毙伤中国军民近百人。此即震惊一时的“南京惨案”。事件发生一年以后，即1928年3月，该案以南京政府向受损各国赔礼道歉并赔偿外侨的损失，并依外国关于惩凶的要求“通缉”了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共产党人）；英、美则分别对“不得已的炮击事件”表示“遗憾”而终结。
“南京惨案”尘埃落定仅一个月，眼见得“南军”攻打山东省城在即，而“北军”随时可能撤走，日本人异常惊悚。

因日德战争后日本曾强行接收青岛暨胶济铁路及沿线的经营特权长达八年之久（1914—1922），所以，当时，青岛已有超过两万日侨居住，济南也有约两千名日侨集中居住在商埠、胶济铁路沿线和博山煤矿等地。

4月16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和代理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遂向本国外务省告急，吁请派兵山东，保护侨民。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亦于本日致电日本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向军部发出同样的请求。

未经对方国家政府的邀请，即筹划派军队强行进入他国“护侨”，这种霸权主义的思维，是自中日甲午战争后在日本朝野形成的习惯性思维。果然，得到奏报后，4月19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与铃木庄六联袂觐见了昭和天皇，奏请出兵山东“护侨”。内阁与军部的奏请得到了天皇的批准。随即，田中召集内阁临时会议，通过了日军出兵的决议。铃木则向驻熊本的第六师团（亦称熊本师团）司令官福田彦助中将发布出兵令，令其亲率所部五千人立即从门司港出发，强行登陆青岛；另令驻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新井龟太郎立即派遣三个中队向济南开拔。

当日，获悉此讯的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急电北京外交部，请求外交部长罗文干对日军出兵山东一事提出严重抗议。

4月20日，以小泉慕次中佐为指挥官的四百六十名日军自天津乘列车抵达济南。尽管城里有张大帅（张宗昌）的督办公署和山东省政府公署，有为数众多的直鲁联军营房，但众目睽睽，无人出面阻止日军的横行。驻扎伊始，小泉即通报中方：日军抵达济南，只为保护本国侨民，对于南北两军，本军将“严守中立”。

本日，在东京，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奉命转告日本政府：务望从速取消派兵，以敦邦交。

还是这一天，不敢阻挡日军进驻的张宗昌和山东省省长林宪祖联名致电北京国务院与外交部，“请就近向驻京日使提出抗议”。

相比于被讨伐的“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北京政府，高举“反帝”大旗的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更为强烈——当天，南京政府外交部就将“严重抗议书”送达日本驻宁领事馆，要求日方“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发”。

但是，对中国南北政府异口同声的抗议，东京只是授意驻北京和南京的军事武官前往两个政府说明出兵护侨的理由，却并未中止既定的计划。

几个小时以后，即4月21日上午，日本海军先遣舰“球磨丸”“古鹰丸”“对马丸”相继驶入青岛港。

因未得到北京政府的事先通知，驻青岛的中华民国海军副司令兼海军第一舰队（渤海舰队）司令沈鸿烈和青岛市政府官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友邦”的六百六十名海军陆战队官兵轻车熟路地进驻了日本居留团为他们提供的房舍里。沈氏早年留学日本，可与日人直接语言交流。

图1 1928年4月21日，第一批入侵中国山东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六百六十余名官兵抵达青岛港。

日德战争后，日军曾强占青岛八年，招引大批日本国民来青岛创业与谋生，并建起了日本中学和女子中学等公共建筑。所以，撤走六年之后重返青岛，日本军部对青岛之市情，颇为了解。

见日军悍然入侵山东已成事实，4月23日，蒋介石委任早年留学日本的战地政务委员蔡公时兼战地外交处主任。当日，蔡氏即致函各国领事，声明：国民革命军对战地各友邦侨民将尽力保护。随后，蔡氏即启程前往济南，准备与日方进行外交斡旋。

同一天，南京党、政、军各机关与各民众团体代表举行了反日出兵山东大会，通过了《警告日本民众书》《告日田中内阁书》《告世界民众书》，并组成“首都各界民众团体反日出兵山东委员会”。

随后，广东、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等国府控制地区，竞相组织了“反日出兵山东委员会”，吁请国府与民众“向着山东目标勇猛做去”（河南省会开封“山东革命同志救鲁期成会”通电语）。

图2 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在青岛大港登陆。立于队列之前的军旗小队，护卫的是其联队（约等于中国军队的团）的军旗。日军视军旗为灵魂，不进入行军与作战状态，军旗是不展开的。

图3 青岛的日本侨民被组织起来到码头欢迎“皇军”的到来。图中穿长袍者和乱跑的孩子应为附近前来围观的中国百姓。

图4 日本侨民在车站为日军送行。拉扯长纸条是日本人送别的仪式，以示对登舟车而远行者的依依不舍之情。

4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在宁召开，会议通过了《告世界民众书》和《告日本国民书》，呼吁国际社会给中国以正义之援助、日本国民遏止田中内阁之行动。蒋介石于本日向进入山东之第一集团军各军团及军政治部主任下令：“我军到达胶济路后，须切实保护外侨，并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早年曾在东京振武学校留学的蒋氏，比他在南京的同事和麾下的部将更清楚日军的实力。

4月25日自清晨7时起，日本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一千六百余人在福田师团长和斋藤旅团长的统率下，分乘三舰抵达青岛港。

在码头上，每艘入侵中国的军舰都受到了日本侨民的狂热欢迎。

当天下午1时，第十一旅团旅团长斋藤浏少将即率步兵第十三联队六百余人由青岛大港站登车前往济南。

作为入侵山东的最高指挥官，师团长福田中将则率千余日军暂留青岛，并张贴了措辞严厉的布告：

“支那”时局急变，战祸将及山东，本军警备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负责保护日侨生命财产，若有累及日侨情事，立即严办，决不宽贷！

对日军的一意孤行，南京政府于26日向日本政府发出第二次严重抗议。

然而，一如前次，东京依旧未作回应。

就在这一天，斋藤统辖的六百多名日军已经抵达济南。

形势愈发险恶。

然而，相当一部分国府统辖地区的人们高估了国民革命军的实力。他们看到的只是“北伐军”对“北洋军”的频频告捷的战报，而对“东洋鬼子”的军国主义体制和实战能力毫无所知。

图5 日军抵达济南站。

图6 日军开进济南城，看似波澜不惊，中国居民与日侨一道在路边旁观，哪知道数日后这支军队会把济南城变成尸横街巷的人间地狱。

南京特别市政府于27日通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各省党部、省政府及全国各机关、团体、报馆，声言：“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力，来对付他们（日本）。我们相信在现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时代，只有用实力去制裁他们的暴行。我们更相信军阀与帝国主义在最近的将来，要同时宣告覆灭。”

一时间，同日，在国民党驻东京分部的指使下，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子组织了“中国国民党留日士官学校反日出兵归国团”，首批五十余人当天离开东京启程返国。第二天，在东京的中国人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出兵中国，并于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结果，七十多人遭日本警方逮捕。其中一位被捕者是千叶步兵学校的留学生，叫宋希濂，后来成为抗日名将和国共内战时的“华中剿共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最终于1949年深秋在四川大渡河被解放军所俘，1959年获特赦，成为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文史专员。此题外话。

4月28日，约一千五百名日军陆续从青岛到达济南，随即自定防界，将日本领事馆、日本人开设的正金银行和济南医院三处定为警备区域，禁止华人通行，其中正金银行成为日军司令部的驻地。
斋藤以“大日本国驻济南警备司令部司令官”的名义发出布告，宣称：本军负责保护胶济路及其沿线，南北两军任何一方闯入其界限内者，一律解除武装。

同日，被国民革命军收编的鲁南土匪刘桂棠（绰号“刘黑七”）炸毁了胶济铁路明水站附近的权庄段，致使胶济铁路中断。

福田闻报，急派日军第四十七联队从青岛急赴鲁中的张店，以“护矿”之名，驻扎下来。

至此，日军已经控制了胶济铁路全线。

图7 一条被日军强行设置路障的街巷。

图8 日军在济南擅自设立了三个禁区，禁止中国南北双方的军人通行，并严查每个经过禁区的平民，以防有化装成平民的军队密探混入其中。

4月30日，蒋介石驻节兖州。对于日军擅自侵占济南并设防一事，这位下野期间访问过日本，并与田中义一首相会谈过的总司令乐观地对报馆记者表示：“据日人所称，出兵目的在于保护日侨，决不妨碍国民革命军之军事行动。不但山东如此，将来东三省方面亦如此。如日兵不干涉我军行动最佳；万一干涉我军行动，引起我全国人民之愤恨，则我军亦不得不取相当之对付。”

不过，为防事态恶化，蒋介石还是派出了其密友张群，秘密出使东京，以求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晤。

5月1日，蒋氏进驻刚被国民革命军攻陷的泰安城。随后，即得到前方报告：张宗昌率鲁省军政要员及麾下数万官兵经黄河铁桥撤往北方。于是，他踌躇满志地电告国府主席谭延闿：本日完全克复济南。

当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分左、中、右三路进入济南。

5月2日上午9时，蒋氏如愿进入济南的山东督办公署。此时，大楼门前的大牌子已经被国民革命军士兵们换成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自此，济南有了两个新的司令部，一个是中国人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个是日本人擅设的“济南警备司令部”。

图9 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手持青天白日旗进入济南。路过的村庄，有几个农民蹲在路边平静地旁观。对当地人而言，这支南方来的“革命军队”和刚刚撤走的“反动军队”无甚区别。但对日本人而言，这支“南军”的装备与军容，与日军相差得实在太远。

在张宗昌的偌大办公室里，蒋介石召集军以上军官会议，委任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总司令部高级参谋马登瀛为济南市公安局局长。

方振武就任后，立即约见日军司令官斋藤，声明本人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请日军即日撤除警戒。斋藤允诺。

同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也赶到济南。黄郛与张群都是蒋介石留日时的好友，他俩也因熟知日本国情并与日本某些军政人员有交情而被国民党内的政敌斥为“亲日派”。

5月3日，即惨案发生的当日清早，日本驻济南代理总领事西田畊一带领日军宪兵司令拜会了蒋介石，表示日军今晚将撤离济南，他们代表福田彦助中将特来向贵军总司令辞行。

不料，仅过了约一小时，在日军擅设的禁区内，确切地说，在济南基督医院门外，中日两军突起冲突，枪声顿时响成一片！顷刻间，血肉横飞，尸体满街！

过后按中方的表述，有第四十军（贺耀祖兼军长）一伤兵被送往医院治疗时被日兵所阻，因语言不通，日军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中国士兵及夫役各一人。日方的表述则是中国“南军”士兵强闯日本警戒区并率先开枪打死日本士兵，日军随即开枪还击，并将医院包围，搜捕逃入其中的中国军人。

图10 千余名国民革命军官兵未进入战斗状态，即被日军解除了武装并遭羁押。

图11 为了增援入侵济南的日本陆军，日本军部将隶属朝鲜军的航空队调到济南参战。朝鲜军是日本驻朝鲜半岛的派遣军，彼时朝鲜已被迫与日本“合邦”。

随后，驻扎在附近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开枪互射。一时枪林弹雨，双方均有伤亡。据贺耀祖晚年回忆文章，福田曾派参谋佐佐木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涉，称遭“南军”挑衅进攻，要求停火。

蒋介石闻报，一方面下令城外国民革命军于下午5时前离开济南，绕道北上；一方面派员通知日军司令官福田彦助，请其约束部下。

但是，事态已不可控！福田非但没有约束部下，反倒令日军将开火的“南军”部队全部缴械。

随后，还没来得及与日军摆开阵式激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千余人，就成了对方的第一批战俘，被日军全部捆缚并关押起来。

国府外长黄郛急赴日军司令部交涉。日本人迫令其在承认冲突由中国士兵挑起的文件上签字，被黄所拒。按中方的记载，日军竟将其扣押长达十八小时之久！

就在黄郛陷入苦境之时，日军于当天下午占领了济南邮政局、电报局，炸毁了军用电台，守台的官兵全部阵亡。

当晚，有日兵经过交涉署前时倒毙。中方过后称此人为流弹所击中，非故意射杀。但23时许，小队日军强行进入交涉署，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署内外交人员、勤务员、杂役全部捆缚。在蔡氏愤然以日语抗议时，日军竟将蔡等十七人全部杀害！

此即震惊一时的“济南（五三）惨案”。

再说东京方面。

闻福田彦助所报，参谋本部当天即回复命令：

决由内地（日本本土）尽量增兵。此时须采取断然措施。

参谋本部决定由国内派遣第三师团（名古屋师团）及一个铁道兵部队，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拨出一个混成旅团，驻朝鲜半岛的朝鲜军派出一个航空中队，增援济南日军。

当日，日军第六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司令部、第十五联队及炮兵中队自青岛开赴济南增援。

尚在国内的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第二十三联队立即启程，借道青岛，前往济南。

东京方面的过激反应源自对“南军”兵力的估量。当时，进入济南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三路部队已有四个师约六万人，而城外尚有更多的部队在集结；而济南城里的日军只有一千余人。一旦蒋氏决意不惜牺牲与日军死磕，陷入重围的福田部队绝难幸存！

然而，日本人显然高估了蒋介石的抗日决心。对蒋氏而言，打下山东后，一鼓作气攻入北京，推翻奉系军政府，才是“党国”当下最紧要的目标。他不会被日军在济南的暴行缠住前进的步伐。用他事后给各军的电令语，即“勿以一朝之愤而乱大谋”。

5月4日，天尚未亮，蒋介石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前往与日军约定的交涉地点津浦铁路济南站与日本参谋长黑田周一会晤。

自不待言，得军部授权后，福田愈发骄横起来。黑田传达的福田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一、济南商埠不许中国军人通过；二、胶济与津浦铁路不许运兵；三、中国军队一律撤离济南二十里之外。

图12 日本记者拍下的本国侨民仓皇避难的写真。但是，对更多的中国平民的逃难惨状，他们视而不见。

熊式辉以事关重大，须请示总司令为辞，于清晨5时返回总司令部。

就在蒋介石犹豫如何回复时，济南城区又响起了枪炮声。这一天的第一枪是何方射出的？笔者未见中方史料记载，白纸黑字的只有中方“死伤军民十九人”。

蒋介石向国府电报了日军在济南的暴行经过。想不到的是，日军飞机竟飞抵总司令部上空投掷了几颗炸弹，炸死警卫数人，炸伤军官数人。万幸的是，正在大楼里的蒋介石安然无恙。

福田派一名高级参谋前来拜会蒋介石，称“昨日之事，乃部下冲突，发生了误会”，希望事态“不再扩大”。蒋氏立即表示赞同“勿使冲突扩大”，还希望日军不再乱放枪炮。

身心交瘁的黄郛急电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电令在济日军先行停火，以正当手续解决问题。

北京政府外交部也于本日向日本驻华使馆提交了抗议书。

这一天，英、美驻济南领事相携而行，前往日军与国军司令部斡旋双方停火。

还是这一天，济南各界组织了“五三惨案外交后援会”，负责调查惨案真相。

经各方的努力，至当天黄昏，城内的枪炮声总算稀落下来，但在城外，从西关到北关，日军仍在鸣枪与投掷炸弹。

当晚，蒋介石与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商议后，决定总司令部和国民革命军主力退出济南，留两个团共三千余人在济南城内维持治安，并防范日军寻衅；城内外大军分五路渡黄河继续“北伐”。当晚，蒋氏即密令城外各部队渡河北进。

5月5日上午，蒋介石与黄郛等人退至济南郊外的党家庄，并函告福田彦助，盼其下令“停止特殊行动，维持两国睦谊”。同时，蒋派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分别致函英、美两国驻济南总领事，通告本军已退出济南，仅留少数部队维持治安，此后一切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如因战事受到损害，应由日本负完全责任。

本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知国府向日本严重交涉济案，并下令：一周内，国府、中央政治会议、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的一切集会，均静默三分钟，为蔡公时等殉国者志哀。

因济南“光复”，国府所辖各地均举行了庆祝大会，“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的通电说得很解气：对日经济绝交；电请蒋介石驱逐日兵出境。安徽芜湖各界联席会议的决议最严厉：与日本断绝国交，宣布开战！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当然知道中日之间的国情与军情的巨大差距，所以，他们只能以一纸《告友邦民众书》向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各国舆论通报济南惨案的经过，吁请各国人民作出公道的评判。如此而已。

5月7日下午，日军侵华最高长官福田彦助派员给蒋介石送达最后通牒，要求在12小时内，一、严厉惩罚相关的高级将领；二、解除与日军对抗过的部队武装；三、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撤离、济南及胶济铁路两侧沿线二十里；五、开放张辛庄兵营。

此时，蒋介石已经把他的总司令部撤至泰安火车站。收到福田的最后通牒后，当晚8时，蒋拟定了六项对案，派熊式辉与罗家伦星夜返回济南与福田交涉。为表示诚意，蒋还以“贺耀祖未遵军令回避日军”为由，下令免除贺氏第三军团长兼第四十军军长本兼各职。5月3日与日军发生冲突的部队，正是第四十军的士兵。

同时，蒋氏急电已抵东京的张群，迅与日本首相田中会晤，表明“如经查明其曲在我，愿向日本道歉；中日间一切问题都可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的意愿。

5月8日上午，熊式辉、罗家伦与福田谈判。福田以通牒时间已逾12小时为由，拒不接受蒋氏的对案，悍然表示：“本司令官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本军）要求。”

随后，罗家伦即向留守济南的第四十一军旅长苏宗辙和第一军团长李延年转达蒋总司令的命令：尽卫戍之责任，不得向日军进攻；如日本军来攻，必须死守，并予以重大打击；未奉退却命令，不得撤出济南。

后来的战局证明，国民革命军留守的三千余人，不敌只有半数左右的日军。

一个月后的6月7日，“济案后援会”在南京报告了死伤人数：死亡3625人，受伤1455人，财产损失约2600万元。死亡者，主要是军人。也就是说，当时留守济南的大多数国民革命军官兵，都死在了日军的枪弹之下。

这一天，张群自东京发回了与田中首相的会晤结果：日方不袒奉（奉系），如国民党“北伐”成功，日本将助中国统一；为保护胶济路和济南侨民不得已出兵，求谅解；军事由福田负责，外交由两国外交当局办理；双方万勿扩大事态，增加纷争。

图13 日本人倒也拍下了战乱中的中国平民的镜头，但那是在日军擅自设立的禁区之外的中国难民，人们不得不接受侵略者施舍的粥食。从铁丝网外人们的破衣烂衫上可窥知日军的暴行给中国民众带来的苦难。

显然，日本政府无力约束军部的意志，更无能管束前方军事长官的行动。 

翌日，张群启航返国。

事态已经无可挽回！

福田得到军部的授命：为保护本国侨民及维持“皇军”之威严，现地派遣军可自行采取独断行动。所以，在送走蒋介石的两位使者后，他下令对“南军”发动总攻击，令当面之敌一小时内缴械离城。

图14 5月9日，日军发起对留守济南的两支部队的猛攻。照片上注有“济南城攻击 百发百中 六师团野炮队奋战”的文字。

图15 昔日的古老城门，转瞬被日军的炮火摧毁。

图16 5月11日，日军举行了占领济南的入城式。

已得蒋总司令密令的国民革命军的两个团，自然不会听从日寇的指令，于是，战火骤起。装备精良的日军开炮轰击济南驻军营地，致各城门因落弹而起火，城门周边千余人家惨遭火灾。

战火既起，玉石俱焚。无论中国百姓，还是日本侨民，都身陷枪林弹雨之中和民族仇恨之地，只好各自奔命。

得到增援的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围攻城里的国民革命军，一路出城占领了新城兵工厂，炸毁了黄河铁桥。

下午，日军迫近党家庄，袭击了在此休整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

已探知日本政府底牌的蒋介石下令国民革命军撤离党家庄，避免了与日军在城外的更大规模的交战。

5月9日，日军旅团长斋藤亲率所部以重炮猛攻济南西城门，与国民革命军李延年团展开激战。那一天，中方军民伤亡惨重，海右古城大遭毁坏。

5月9日，济南红十字会、济南总商会的代表向双方请求停战，但未得应允。

至当天晚间，团长李延年终于等来了总司令部的来电：暂行让步，退出济南，不留一兵一卒。

岂料，李团退出济南城后，又遭日军机枪扫射，数百人伤亡在撤退途中，而未及撤出者及众多伤员则多在日后惨遭日军屠杀。

图17 日军占领济南全城后，四处追捕被怀疑更换了平民衣装的国民革命军官兵，这些人后来均遭杀害。

5月10日，日军继续炮轰已经没有国民革命军的济南城。

是日，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徐州行营主任何成濬几经跋涉，终于进城见到了日军司令官福田和日本领事吉田，表示福田所提五个条件均已兑现，请求停火。但骄横的福田却又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在日军撤退前，须将与日军对抗的三个军团的官兵全体解除武装；对肇事军官处以极刑，如不接受他的要求，此后将不再接受蒋总司令的代表。何氏以条件过于苛刻而未敢接受，遂返回兖州向蒋介石复命。

本日，日本外务省宣布向中国济南增派第三师团，原因是“济南事态恶化，以现有兵力而期保护侨民于万全，不但为不可得，且连终青岛与济南之胶济铁路随所被毁，有难期确保交通之现状”。同时，日本将向长江及华南方面增派巡洋舰、驱逐舰若干，以防万一。

5月11日，侵占济南的日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同日，斋藤以日本警备司令官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告示”。

本日，五百余日军由青岛分别驻守胶济铁路各站，其中胶济铁路中部的张店、周村各驻军一营。驻守博山的日军司令岩仓正雄发布告称：南北两军不得“侵入”博山及周边二十里以内地区，违者一律解除武装。

图18 国民革命军避开济南后，日军继续占领济南，直至翌年春天才奉令撤离回国。图为在济南城内横行的日军装甲车。

日军在济南的暴行，不光惹怒了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民众，也激怒了北京军政府的统治者和要人们。

5月9日，即“五三惨案”发生后的第六天，张作霖即电召他最信任的安国军总参议兼第四方面军军团长杨宇霆和其长子、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到京，讨论停战息争事。当晚，张作霖即发出停战通电。随后，张氏开始筹备撤回关外。

还是在这一天，山东泰安籍的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在失利于鲁西战役后，擅离职守，回到天津，致电山东济宁籍的国务总理潘复，主动提出辞职弃战。其电报曰：“南（方）曰讨共，北（方）曰讨赤，宗旨既同，争于何有？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兹已到津，前线军事，不能负责”。

人心所向，可窥一斑。

5月14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联合提案，决定蒋介石正式谢罪、严惩贺耀祖、赔偿日本军民损失等五项条件。

同日，日本参谋总长铃木电令福田：若“南军”承认五项条件，则准许其通过济南。

至此，日军在济南的暴行终于消停。

5月18日，日军第三师团二千多人撤离济南，开赴天津。

5月23日，国府通令全国（实为国府统辖区），6月8日一律下半旗为“济南惨案”死难者志哀。

5月24日，日军第三师团安满钦一师团长在青岛发表宣言，宣称：中国南北两军不得在青岛、烟台、龙口、大沽、秦皇岛领海各二十里内交战；南北两军应退出青岛及胶济铁路两侧二十里以外地区，前项地区内不得有排日及宣传有关之一切举动，以“保护日侨”。

随后，驻守潍县的直鲁联军只得退出，任由日军进占。

图19 日军士兵捧着阵亡者的骨灰盒返回青岛。据日文史料，日军在济南死亡二十六人，负伤一百五十七人。

5月28日，走出“济南惨案”困境之后的蒋介石，下令对安国军全线总攻击。

6月3日凌晨，张作霖率安国军军政高官乘专列离京返奉。众所周知，翌日凌晨5时许，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擅自安排工兵在沈阳城外皇姑屯铁桥处炸毁张的专列，张氏不久即毙命于宅中。北京政府覆亡矣。

“皇姑屯事件”四天之后，即6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率先进入北京。国民革命军“北伐”大功告成，国民党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

但是，中日之间关于“济南惨案”（日称“济南事件”）的谈判却迟迟未有结果。直到进入1929年，因国民党已经底定大陆，日本政府才决定妥协。

图20 胶济铁路济南站被日军强占作野战医院。

图21 撤离中国前，日军在青岛神社前举行了列队式。

图22 在青岛大港，众多日侨和部分青岛市民（后排穿深色衣服者）欢送日军回国。

1月23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回国述职的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面授机宜，令其作为全权谈判代表抵达南京，与国府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谈判。经多次谈判，3月28日上午，双方签定声明，曰“济案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国交益臻敦厚”。当天下午，南京和东京同时发表声明，两国决定：一、日军两个月内无条件从山东撤军；二、“济案”的责任及赔偿问题，由双方组织调查委员会，赴济南调查后再定处理办法。

尘埃落定。

从1928年4月末，至1929年5月上旬，日军占据济南整整一年。

青岛神社，青岛人称“日本大庙”，是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后（1914—1922），在日侨集中居住的小鲍岛（地名）山上修建的日式寺庙，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青岛民众捣毁，此地只余“大庙山”的地名为老青岛人所称呼。

日军撤离后，国府曾在泰安城立“五三惨案纪念碑”，国府任命的山东省政府曾令本省各县公学设立“济南惨案纪念碑”。

至今，每逢5月3日，济南市都要鸣响警报，以提醒人们，以史为鉴，勿忘国耻。

 

（云志艺术馆提供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