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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水和月(上)——我的童年
2024-01-04 10:03:23 作者:马庆芳 热度:655℃ 收藏

人到暮年常会回忆和总结自己的人生。生于1940年的我和我的孪生兄弟,回顾过去八十余年的经历,感到童年(1940年至1952年小学毕业)对我们一生的成长、学习、工作和生活非常重要。

我们的童年,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年代。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只经过短暂的和平,就发生了全面内战,即解放战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6月又爆发了朝鲜战争,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这鼎革之变中,每个人都面临政治立场和人生方向的选择,而处于懵懂的儿童只能跟从父母的选择。父亲马咸当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反对独裁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拥护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此,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回首童年跟随父亲的行踪和岁月,重庆—上海—天津—台湾—香港—北京,真是八千里路水和月:长江顺流东下,东海南北奔波,轮船水路波涛汹涌,海峡两岸风云变幻。

父亲马咸(1909—1973),字寿同,与母亲翁景素(1912—1978)于1934年在天津结婚。当时父亲已在日本国立东京商科大学经济系毕业。该校创立于1875年,现名一桥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稳居日本前列,在法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具有日本顶尖实力”。父亲性格耿直,学习努力,办事认真,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外语能力,除精通日语,还兼通英语和法语。母亲南开中学毕业后,曾短期在之江大学英语系旁听学习,还在天津荣通进出口商行工作了一年。1937年父亲编译出版了《货币与物价》和《法币讲话》,受到社会重视,许多大学将其列为参考教材,抗战胜利后两本书都第二次印刷发行。父母亲都出身宁波名门望族。祖父马鉴(1899—1959)和他的四位兄弟马裕藻(1878—1945)、马衡(1881—1955)、马准(1886—1943)、马廉(1889—1935)都是北京大学文史教授,并称“北大五马”。母亲家族的翁文灏(1889—1971)、翁文波(1912—1994)、翁心梓和翁心植(1919—2012)都是著名科学家。外祖父翁文澜是天津名医。

图1 1934年笔者父母婚礼照。前排左三翁景素、左四马咸、左五翁心(翁景素二弟,1949年后任天津大学力学教授);后排左二翁文澜、左三吕复(1879—1955,革命家、教育家、法学家,辛亥革命后任国会议员,参加护国、护法与国共合作等革命活动,曾任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察哈尔省、河北省政府副主席,是马衡和马鉴的朋友)。

图2 马咸著作书影。右为《货币与物价》1937年初版封面,左为《法币讲话》1937年初版的影印本版权页。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父亲到陪都重庆政府审计署工作。母亲因怀孕行动不便,从南京到天津娘家生产,翌年3月生下大哥马津芳。休养两个月后留下孩子,从天津乘船到上海,再转道香港、越南,历时三个月到达重庆。

我们兄弟生于重庆,因地得名。重芳先出世五分钟,是为兄。两人出生时体重很轻,分别只有四磅和三磅半(当时体重计量都是用外国产品,只标英制单位),体弱多病,加之战时药品特别匮乏,父母把我们养大很不容易。2014年堂叔马泰还对我说:“抗战时期我从北平沦陷区到重庆,给你们带来进口药,这药对治病很有效。”

抗战时期我们虽是学龄前幼儿,理解能力和记忆力都很差,但已有初步的是非观念,明白抗日爱国的道理。有些印象特别深的场景,像照片一样存在于脑海中,终生不忘。列举如下:

一、父母带我们躲防空洞。昏暗电灯光下,约两米宽的走道,两侧窄窄的木条凳上坐满了市民,不高的洞顶和石壁潮湿得可以滴下水珠,这是1943年重庆凿山建成的防空洞。虽然阴暗、狭小、潮湿、憋闷,但防轰炸安全性好。

二、重庆的电影院。只记得一次看电影,影院中排列着木条做的长靠背椅,放映的是二战欧洲战场空战纪录片,看到英国蚊式战斗机击落德军战机时,观众无不拍手称快。蚊式战斗机这名称能引发孩子的兴趣,所以留下深刻记忆。

图3 1938年4月,翁文澜与马津芳于天津。翁文澜(1895—1983)毕业于天津海军医学堂,法国波尔多大学医学博士,天津名医。

图4 1938年4月,母亲与大哥马津芳于天津。

三、在重庆成渝长途汽车站迎接祖父马鉴。我俩出生后,父亲打电报向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祖父报喜,恰巧祖父家院内花盆有野鸟下了两个鸟蛋,祖父引为吉兆,十分高兴。1941年12月25日,日寇占领香港,铁蹄下香港居民食不果腹,许多在香港的内地文化人吃饭住宿一时难以解决。祖父热心相助,住宅成了临时收容所。左翼作家萧红病逝后,丈夫端木蕻良和友人骆宾基(他是萧红的仰慕者,在萧红临终前细心护理,1946年还撰写出版了《萧红小传》)两位东北左翼作家将骨灰收入两个素色古董罐内,其一埋在浅水湾海边,端木带着另一罐住在祖父家中。祖父拒绝伪职,化装转道澳门返回大陆,1942年11月就任成都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3年祖父到重庆办事,父亲带我们去车站迎接,看到长途车只是一辆卡车,祖父坐在驾驶室,竟没有车门,感到很奇怪,所以印象很深。

四、1945年6月,三舅翁心植从贵阳青年远征军调到重庆寸滩第一后方医院,他是一等军医佐(相当上尉)。三舅来我家看望父母,我俩正在门外玩耍,看见这位年轻帅气的军官舅舅来家,特别兴奋。三舅和父母八年没有见面了,重逢更是欣喜。三舅后来是著名大内科专家,特别长于呼吸内科,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由于对戒烟工作的重要贡献,他获得了“中国控烟之父”的美誉。

五、抗日战争胜利庆祝活动。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威力空前的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对日发动总攻击。10日日本即向美、中、英、苏发出乞降外交照会,抗日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当天晚上陪都重庆市民彻夜狂欢庆祝胜利。那天晚饭后,父亲在“卫生间”(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内有水缸、洗脸盆、澡盆和木制马桶)一面洗澡,一面给我们两兄弟讲《西游记》故事,忽听外面锣鼓声和鞭炮声大作,惊天动地。父亲草草洗完澡,带我们上街,只见街上人潮如涌,有的敲锣打鼓,有的点放爆竹,有的高呼口号,有的传看各报印发的日本投降号外。父亲也买了一些鞭炮,交给年轻人燃放。狂欢直至深夜,场面极为热烈感人,为我生平所仅见。

图5 1940年8月16日,母亲和重芳、笔者于重庆。

图6 1943年,重芳(左)与笔者于重庆。

图7 1946年1月,母亲和重芳(左)、笔者在汉口德明饭店。

抗战胜利后,生活立刻发生了大变化。父亲突然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处代处长,10月上旬随公署长官陈仪上将、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中将去台北接收台湾省。由于台湾曾被日本侵占,国民政府规定台湾省行政机构不同于其他省行政机构实行的省长委员制。立法院制定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行政长官独揽大权,官阶为特任,直接指挥秘书长和九个处长(秘书处、民政处、教育处、财政处、农林处、工矿处、交通处、警务处、会计处)。秘书长及各处处长皆为简任官(相当于司局级)。父亲是无党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官场素人,怎么突然被任命为简任官?大概是接收台湾,急需大量干部的缘故吧。抗战胜利前一年,陈仪为接收台湾,组织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但仅办完第一期,培养了一百二十名学员,日本就投降了。陈仪感到干部不够,遂在重庆各机关吸收通日语的各类专业干部,父亲正好满足条件。父亲说:“秘书处长工作很忙,每天最晚离开长官公署的总是我和葛秘书长。”秘书处位居九大处之首,权力较大。父亲说:“当时用我的名片是可以封房子的。”父亲只是代处长,第二年就调任更适合他专业的工作,担任了台湾银行行长。

父亲离开重庆后,母亲计划去天津接大哥马津芳并看望外祖父和外祖母,然后去台湾全家团圆。因为抗战时来四川的众多外省人都急于返乡,出川交通一时极为繁忙,我们直到12月才买到去汉口的轮船票。上船时母亲在我们胳臂上各系了一条细布带,她牵着布带另一端,防止小孩乱跑失足落水。船到汉口,母亲带我们出码头时,看到接客的人群中有人打着“迎接翁院长侄女”的牌子,这大概是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翁文灏(母亲的堂伯父)的下属主动来接我们的,这是旧社会官场的陋习。来人把我们送到汉口德明饭店,这是法国商人1919年建的一家高级饭店。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汉口为终点站,法商为迎接此地蕴含的巨大商机而投资兴建,“德明”即英语“终点站”(TERMINUS)的音译。很长时期,德明饭店都是武汉市最豪华最著名的饭店。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是中南地区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1954年更名为江汉饭店,对外营业。初次进入这富丽堂皇的建筑,处处都让我们两个小孩感到新奇,特别是卫生间内的抽水马桶和带有冷热水龙头的脸盆。

图8 1946年4月17日,外祖父生日合影。外祖父为“避寿”,在天津某饭店订房间全家庆生。前排左起依次为:外祖母陈文贞、翁婉萱(翁心蕙女儿)、重芳、翁文澜、笔者、翁景素;后排左起依次为:姨妈翁心蕙、大舅翁心桐、津芳。

从武汉换船到达上海,住在六外祖父翁文漪(1907—1978)家中。他是外祖父的六弟,是一位能干的化学工程师,曾任“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先生创办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总工程师,该公司产品改变了进口“洋火”对中国火柴市场的垄断。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特种火柴、人造草、泡沫塑料隔热材料及“红双喜”乒乓球的研制工作中都有重要贡献。上海最吸引我们的是小人书摊,虽然那时的连环画小人书只有武侠一种,但我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1946年2月乘中和轮离开上海到达秦皇岛,又转乘火车到达天津,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家在天津法租界居仁里一号,是一栋三层带地下室的小洋楼,一层是外祖父的诊室,二、三层是居室。外祖父有私家汽车,生活富裕。我俩则入浙江小学上一年级。在天津的半年是难得的“和平”时期,虽然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局部战事频发,但双方还在谈判,全国人民对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充满期待和希望。暑假母亲带我们去河北昌黎农场休息。当时大舅翁心桐是中央农业试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技士,兼任这家昌黎农场负责人,大舅老师兼上级沈隽先生也在农场,对我们一家人关爱有加。第一次到农村生活非常新鲜和开心,农村天地广阔,农民辛勤劳动,鸡鸣犬吠,关帝庙中神像生动:中间是红脸关公,左右分立黑脸周苍和白脸关平两员战将。农场生产的优质水果更让我们大饱口福。新中国成立后沈隽是中国园艺学会理事长,大舅曾担任该学会副秘书长,二人都曾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46年9月我们乘船到台湾,住在台北市千岁町(日本侵占时期的地名),其位置在现在罗斯福路二段北侧。宅院有汽车房和很大的花园。花园以各色杜鹃花为主,还有高大的柚子树、棕榈树及一架漂亮的蔷薇花。那时台北自然生态很好,整天都能听到鸟鸣,最多的是白头翁。院子里阴暗的棕榈树下很容易找到蛇蛋,花匠还在院内杀死过两条一米长的蛇。户外街道的排水明沟常年有雨水,工人清理时可以抓到鳝鱼。住宅与台湾大学仅一墙之隔。我们三兄弟都在台北女师附小上学,该校现名台北市立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这所建于1913年的名校“一直拥有辉煌的校誉”,教学质量和学校设备均属一流,有游泳池和很大的健身房。班级的实习老师像大姐姐一样特别喜欢我们双胞胎兄弟,为我俩排演了一个小节目《卖花姑娘》,把我们化妆成小姑娘,在礼堂演出时且舞且唱“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花儿虽美,花儿虽香,没人来买,怎么回去见爹娘”,表现了贫苦人民的生活。表演完后我们匆匆退出舞台,我把花篮中的一些花落在地上,又急忙跑回舞台拣拾,这幼稚行为引起台下观众一片笑声。音乐老师还教我们唱《伏尔加河纤夫曲》,我们拉着报纸做成的船,模仿纤夫边拉边唱。

图9 1946年8月,母亲与大舅在昌黎农场为试种的良种梨称重,大舅在记录数据。

父母在假日常带我们游览台北郊区名胜北投和草山(阳明山)。母亲不工作,有闲暇,多次带我们兄弟乘火车去基隆市,住在父亲留日好友毛一民家,他是基隆市市长,住宅后院就是私家沙滩。

那时海水清洁,母亲喜欢撬开礁石上生长的牡蛎当场生吃。全家还沿台湾西海岸旅行数日,在嘉义关子岭和四重溪泡温泉、赏红叶(圣诞树的红叶),登上台湾南端建于1883年的鹅銮鼻灯塔,感受美丽的宝岛。

二叔马豫(1922—2008)是家中常客,他在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成为空军飞行员。有时他戎装佩枪来家,他那不带子弹的手枪成了我们兄弟最新奇的“玩具”。二叔反对内战,不愿同胞相残,后在祖父和父亲的支持下,脱离军队,到香港参加了两航起义。

我们还有机会参观了台北士林制革厂,当时我们的小叔叔马临(1924—2017)担任该厂厂长。小叔1946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制革专业。这是我们第一次参观近代化工厂的生产和运营,对工业生产有了概念。

台湾光复后,由于国民党专制腐败,接收人员中多有贪官污吏,百姓讽刺这些人“五子登科”,争夺位子。父亲清廉自律,不屑于此。当时日侨离台返日时每人的行李重量有限制,日侨纷纷抛售家私。父亲趁机购买了几百张古典音乐唱片及一些精印的美术名著画册,后来台北广播电台还常来家中借用唱片。台湾很多工厂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光复后很多都未恢复正常生产,百业凋零,就业困难。而官员多是外省人,有些外省人歧视本省人,造成族群矛盾。台湾民众对光复大失所望,不满情绪与日俱增。1947年2月27日,台湾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用枪托击伤贩卖私烟的小贩,向围观群众开枪示警时又击伤一市民,导致其不治身死。第二天台北市民包围专卖局及长官公署抗议和请愿,长官公署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十人,引发了全台二二八起义。国民党政府采取“先剿后抚”策略:3月9日后增派两师军队登陆台湾,残酷开枪镇压起义后,3月17日又派国防部长白崇禧为“台湾宣慰使”,带领蒋经国、冷欣、吴石等高官来台湾,宣布以“宽大为怀的精神”处理善后。陈仪引咎去职,魏道明接任台湾省主席。

在二二八事件当天,女师附小学校老师很早就通告全校学生:社会动乱不安全,劝大家赶快离校回家。我们兄弟平安回家。但父亲傍晚下班乘车回家路上就遇到麻烦,街上游行示威的群众很多,其中少数过激或亲日分子鼓动群众“打阿山”(阿山,是当时台湾本省人对外省人的称呼)。父亲乘坐的小汽车被拦截后,误认为父亲是贪官污吏“阿山”,把父亲拉出汽车,不分青红皂白,当胸就是一拳。所幸群众中有两位认识父亲的台湾友人,见状立刻上前拦住保护了父亲,并向群众解释:“马先生是好人,不是贪官,不要动手!”父亲也用日语向群众对话交流。当时不会说闽南话、客家话和日语的人都会被认为是“阿山”。两位台湾友人陪护父亲一起乘车回到家中,台湾友人还建议父亲用白酒擦抹胸口活血化瘀。在二二八事件中有一些外省来台的公教人员和商人被打伤亡。如果父亲没有两位台湾友人出手相助,可能有严重后果。以后两周台北街道商店闭市,成为死城,且时有枪声。我们都闭门不出。好在水电都正常供应,家中有一大箱存米,院子里的鸡舍养着七八只良种来亨鸡,产蛋可充副食,生活尚能维持。

图10 1947年1月,母亲与重芳(左)、笔者在台北千岁町家门口。

1947年5月至11月,父亲奉派代表台湾银行赴美交涉美军艾文思中校偷盗台湾黄金案。1944年占据台湾的日军为鼓励士兵卖命作战,用一百二十千克黄金铸造了四千枚带有“福”字的金币,但一直存在军中没有使用。1945年,美军驻台湾联络组民政事务主官艾文思中校竟趁台湾光复后事务繁忙之际,瞒上欺下侵吞其中一千九百九十八枚金币(约六十千克),并借工作之便偷运至上海变卖,得赃款十万六千美元。此事在上海败露后,1946年2月陈仪向美军联络组组长顾德理上校询问:日军报告的黄金数量为何与中方收到的数量相差巨大?美方遂展开调查,发现了艾文思的问题。1947年5月艾文思被逮捕,同年11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赃款赃物没收后归还中国政府。罪犯盗卖的金币绝大多数也在上海一些银行银楼寻回。父亲11月从美国返回台北,带回一台具有自动换唱片功能的新式电唱机、一台很漂亮的白色小型电子管收音机和一台大型手提式全波段收音机。这些当时最先进的家用电器,引起了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图11 1947年1月,母亲与重芳(左)、笔者在台北千岁町家门厅。

在二二八事件后,父亲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面目,在国家鼎革之际,选择了共产党。父亲和祖父马鉴、四祖父马衡以及三位叔权马蒙、马豫、马临,原本都是无党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并无更深的了解,但都存一颗爱国爱民之心,怀有追求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自由、富强的希望和理想。父亲有了选择,也有行动,在来台湾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老胡的引领下参加了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父亲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工作履历,生活富裕安定,在台湾、香港地区甚至到国外,比如日本都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但他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宁愿冒生命危险自费闹革命。老胡是父亲留日同学,东北人,身材魁梧,头顶略秃,露出较大的额头。他水性很好,常带我们到附近的淡水河游泳。那时的淡水河很清澈,他游蛙式,戴着眼镜,秃头在水中时隐时现,显得很轻松。老胡常在晚上来家里和父亲谈工作,这时就让我们三兄弟到院子里玩耍,也兼作“哨兵”。我们隔壁邻居是外交部邵司长,他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父亲和他既是一般朋友,又保持必要警惕。邵司长后来辞掉公职,去了香港。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濒临崩溃。蒋介石把台湾作为“反共复国”的基地,把大陆残存的财力军力撤至台湾。解放军也开始为解放台湾做各方面准备工作。当年8月父亲以探望在香港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祖父马鉴为名,经香港潜回北平,向调查部副部长马次青汇报工作。马副部长还在颐和园听鹂馆餐厅宴请父亲。马次青同志曾担任叶剑英的秘书,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免去领导职务,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改正。在这次大陆之行中,父亲还抽空看望了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四祖父马衡,带去祖父的口信。近年出版的《马衡日记(1948—1955)》记载:“九月廿二日(星四)。晴……寿同自台湾来平,五弟(马鉴为马衡五弟——本文作者注)交其赍来一书,已被遗失,但口述而已”。此外,父亲还带礼物去祝贺新婚不久的大舅翁心桐和三舅翁心植。“九月廿七日(星二)。晴,寿同赴津南旋。”

图12 1949年12月17日,离开台湾前一天拍摄的全家福。前排左起依次为:父亲、笔者、母亲;后排左起依次为:津芳、重芳。

我俩从二年级开始喜欢阅读,起初看一些有图的儿童读物,知道盘古氏、神农氏、司马光砸缸救儿童、中美英苏四大强国……以后又看过《木偶奇遇记》《爱丽丝梦游奇境》。三年级以后似懂非懂地看过《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爱的教育》《北欧神话故事》,还看过几本科普书,如《月球旅行》,这是一本科普散文集。再往后就看一些成人阅读的新闻报刊:台湾人李万居办的《新生报》,这份报纸有民主进步色彩,常遭当局打压。时事类杂志《新闻天地》也常翻阅。阅读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启迪思想,有益于提高写作能力。四年级时,重芳写了一篇小文章《傍晚》,感叹民生艰难,发表在《新生报》副刊,得到八元新台币稿费,还受到女师附小教导主任的表扬和鼓励。

1949年8月开始,中共台湾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年底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捕。翌年2月蔡孝乾叛变,之后台湾地下党组织许多人员被捕遇难,几乎全军覆没。此外,由于解放军没有海军和空军,又因“轻敌和急躁”情绪,10月和11月发动的金门岛登陆战役和舟山群岛登步岛登陆战役都没有取得胜利。台湾当局借此扩大宣传,连发“金门大捷”“登步大捷”号外,为低落的民意军心打气。同时加强岛内的独裁和特务统治,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声日有所闻,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在这种形势下,经组织同意,父亲把我们家属先送到香港返回大陆,自己再回台湾坚持工作。12月17日,乘船去香港前一天,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地下工作危险难料,也许这就是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中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几无笑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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