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祖父大宅院里，除大姑姑马彣在杭州外，我们第一次见到祖母郑心如，大叔马蒙以及马彰、马彬和马彦三位姑姑。三代同堂，相聚欢乐而热闹。我们参观了祖父“老学斋”的藏书室，一万八千余种近三万卷藏书让我们大开眼界，但我们小孩只翻看了几本带绣像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线装书。这些藏书以后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收购。祖父和祖母很喜欢我们，送给我们每人一块手表，当时手表可算是奢侈品了。

马蒙叔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参军抗日，战后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长达十八年。他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和香港翻译学会两个爱国学术团体的主要创立者之一。不少外国的外交官都是他的汉语学生。蒙叔为人正直厚道，谦和低调，兼具东方君子和西方绅士的素养和风度，在香港学术界和上流社会人缘好、朋友多。蒙叔还热心帮助内地亲友解决不少困难和问题。他具有纯洁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受父亲影响，他也参加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有关新中国的工作，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爱国爱港人士，曾多次受到国务院罗青长副秘书长接见。

图1 全家福。1949年12月摄于香港祖父宅前。第一排左起依次为：马蒙之女马捷芳、马秦芳；第二排左起依次为：马重芳、马津芳、笔者、马豫之妻商亦勇；第三排左起依次为：四姑马彦、马蒙之妻黄文秀、马鉴、祖母郑心如、母亲翁景素、三姑马彬；第四排左起依次为：马咸、马临、马豫、马蒙。

二叔马豫是空军轰炸机驾驶员，他在台湾时，常来我们家，他反对内战，脱离空军来到香港，后参加两航起义回到新中国，参加民航和空军的工作。他是新中国航空物理探矿的开拓者，对大庆油田的发现有重大贡献，“当时由机长马豫，领航员杨宏量等人组成机组……完成测量面积约二十万平方公里……利用这些资料并结合地质钻探工作，指出现今为大庆油田等一系列油气聚集带，从而否定了中国贫油论”（《当代中国的民航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1981年中美首次通航，马豫是中国航空公司驻旧金山办事处经理。

小叔马临1952年赴英留学，五年后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德才兼备，1978年至1987年两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1985年又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兼任该委员会中区旗、区徽图案评选委员会主任。1982年6月5日邓小平接见马临，听取香港回归的意见，陪同接见的还有廖承志。临叔对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尽心竭力贡献良多。此外，他还是香港著名爱国企业家邵逸夫先生众多项教育卫生项目捐赠资金的主要执行人。逸夫先生二十年间共向内地六千多个项目捐赠四十七亿港元，其中重大项目临叔都参与建设，力促顺利完成。马临也是全国政协委员。

图2 1949年12月，我们一家在香港祖父家门前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笔者、津芳、重芳；后排左起依次为：父亲、母亲。

图3 马蒙教授和他的研究生。摄于香港大学。

在离开香港前，父母还在左翼书店买了一些港版进步书刊，我阅读过其中两本，其中一本是苏新（曾任全国政协委员）著《愤怒的台湾》，另一本是《北京人物志》（因年代久远，书名可能不准确，作者也记不清了）。读第一本书，我知道了台湾历史和近况，这本书提到美军侵吞黄金案，但对此事的记述多有差错。第二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少年报》以“我长大了做什么”为题，向小读者征文，北京市小学生孟克勤荣获第一名，北京市市长在颐和园接见他予以鼓励。小学生竟能成为“人物”，我感到很新奇，想不到一年以后我和孟克勤相遇，成为高小和初中同班同学，而且志趣相投，成为终身挚友。

1949年12月23日，母亲带我们三兄弟乘捷胜轮从香港返回内地，这艘三千吨的客轮在海上行驶了九天到达天津市，调查部天津办事处吴同志上船迎接。母亲向他汇报工作后，我们免检出关，入住姨妈翁心蕙家。

到达解放区，感到特别安全、轻松和兴奋。在天津的十余天，姨妈教我们学唱了多首革命歌曲，这些流行的“红歌”，歌词充满革命精神，鼓舞人心，富含教育意义，歌曲雄壮有力，很容易记住，一学就会，至今仍记忆犹新。姨妈家没有收音机，也没有订报纸，这些革命歌曲就是我们人生第一堂革命教育课。“……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的光芒。”“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呀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当牛羊。老百姓呀管村庄，讲民主呀爱地方，大家快活喜洋洋。”我们幼稚纯洁的心灵很快就接受了民主、自由、平等和劳动是追求的理想，是革命的目的，反之独裁、专制压迫剥削是我们反对的，是革命的对象。人生观、价值观就这样建立起来。

图4 马蒙叔婶与笔者全家合影。1984年6月摄于北京贵宾楼饭店。左起依次为：婶郑慧瑛、马蒙、笔者之子马捷、笔者、笔者妻项立成。

图5 邵逸夫先生首次向国家教委捐赠。这是仪式现场。讲话者为邵逸夫，右侧为马临。

四祖父马衡是我们全家人最敬爱的长辈，他不但品德高尚，学养深厚，为人公正，待人友善，而且思想与时俱进，热烈拥护共产党新中国革命事业，赞赏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四祖父敬重翁文灏，两人工作联系颇多，他乐见马翁两家联姻，对待我们特别亲切，对我们入学、办理户口、搬家劳务都热情相助。

父母经常去看望四祖父，有时也带我们兄弟或我一人同行。到北京不久后就是春节，我们除夕和春节都是在四祖父家过的，这是我们兄弟第一次见到四祖父。四祖父家在东城区小雅宝胡同48号，院子很大，院内走廊靠墙处摆放着很多石碑和石刻。其中一个约四十厘米高的石制大耳朵，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是南京栖霞山“南朝四百八十寺”一个石佛遗留的残件，当时这宏伟的石佛应当有两三层楼高。客厅挂着徐悲鸿画的四祖父肖像。院内还有一栋两层小楼，二层四间房间收藏文物和书籍。四祖父家保存了许多本十位子女幼时的读物，我们经常借阅这些民国版书籍。除阅读外，四祖父还把我们带入故宫博物院。作为院长，他常赠送我们故宫博物院免费参观券，这些参观券都不是单张，而是多张合订为小册子的，我们常和同学一起去参观。那时故宫游人不多，我们可以按东、西、中路分次细看。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青铜馆和钟表馆。三千年前商周时代的青铜重器体形巨大，造型精美，还铸有文字，真不愧是国宝重器。钟表馆陈列有许多二三百年前欧洲各国制造的时钟，这些“西洋奇器”可以借助弹簧力或重力运行，还能自动报时并使钟内的小人、小动物或门户等自动运行表演，观众无不啧啧称奇。钟表馆还定时开动表演，看到这些，我们在感到欧洲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停滞而痛心。这使得我们养成了参观博物馆学习文史和科技知识的兴趣。

图6 四祖父马衡晚年像

近年出版的《马衡日记：1948—1955》，以四十二万字较详细地记录了解放前后四祖父人生最后六年的工作、生活和与亲友的交往情况。从日记可以看到，我们家是和四祖父交往最多的亲戚。日记中四祖父不记录随大人来家做客的未成年人名字，只有我和重芳两人例外，我的名字出现得最多。在四祖父去世前三个月，他住在医院治疗肺癌，我独自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做的鱼去看望，日记记曰“胃纳仍滞，庆芳送鱼来”。一个多月后的春节，“咸侄偕景素、庆芳来拜节”。想不到这就是我和慈爱长辈的永别了。四祖父对我关爱有加，是对我影响教育最多的祖辈及亲人。《马衡日记》多处翔实记录了我们家的有关事宜，打下了时空“印章”。

1950年1月初我们来到北京市，暂住在协和医院东夹道1号三舅翁心植家中。当时三舅还是主治医生，收入不高，结婚生子后经济较困难。三舅的老师和领导、中央人民医院院长钟惠澜（1901—1987，内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动将自己的房产无偿借给三舅居住了数年，足见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慷慨大度和对青年英才的培养关怀。三周后，我们又迁至东四北七条（魏家胡同）。《马衡日记》记载：“一月廿七日（星五）晴。景素己借居于东四七条马姓家，嘱为其证明身份备报户口。”房主马先生是三舅的好友，是经营制革业的企业家。其祖先为大营造商，曾承包晚清颐和园修建工程，获利不菲，还用与颐和园相同的建材为自己在东四建造园林式豪宅。我们借住的院子只是豪宅被后人分割后的一部分，院子里有假山、水池、长廊、花木，就像“大观园”。马先生未婚，居住在院内后建的一栋西式小洋楼里，室内有暖气、卫生设备和花砖地，我们住在他已不使用的原建中式客厅。客厅为正方形，总面积有七八十平方米。北侧有两间隔开的耳房，每间十余平方米，是待客的小餐厅和小卧室。室内配备的都是讲究的红木家具。客厅中挂着翁同龢书写的对联，当时电影《清宫秘史》正在热映，我们从电影中知道翁是晚清著名的正直大臣。宽广的客厅成了我们的游乐场地，在一个太师椅坐垫下面，还翻找到几本老式连环画小人书，让我们意外惊喜。借住两个月后，我们租住到西四北头条礼路胡同19号。《马衡日记》载：“三月十六日（星四）。晴。……午间景素来，言已觅得新居于西四礼路胡同廿□号，商偕玉襄（马衡家男工）搬运杂物，允之。”

图7 翁心植全家合影。1949年8月20日摄于北京。照片背面题曰：“全家图一张赠咸哥大姐惠存弟心植荷平率子一九四九.八.廿”。此照1949年9月由父亲带到台北。

经四祖父马衡介绍，我们三兄弟作为插班生考试进入孔德学校，大哥六年级，我俩四年级。该校建于1918年，设有小学部和中学部，还曾经策划建立大学部而未果。创办者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马衡、钱玄同、马廉等人都是北大教授，很多北大教员如周作人、刘半农、徐悲鸿、黎锦晖、杨晦、冯至等都曾兼职授课。蔡元培曾担任校长，马廉曾任总务长兼图书馆主任，主持日常校务，为学校收集了不少珍贵的古籍文物，其中以汇集大量戏曲和曲艺演出抄本的“车王府曲本”及清皇室玉牒最为著名。学生也多是北大职工子弟，这里像是一所“北大附中”。该校还曾开展中法交流，引领教育进步，成为民国教育的一枝奇葩。我们入校时，孔德已度过了全盛时期，校领导沈令扬和钱秉雄是沈尹默和钱玄同之子，二人都有很高的学历和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我的北京师大附中同窗中有四位孔德校友，他们都很优秀：海锦涛（曾任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鞠庆祺（曾任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张洪宇（北京华文学院教授）、陈伟兴（企业家）。我们都是好朋友。

半年以后，我们三兄弟分别从孔德高小和初小毕业，大哥考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我俩考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简称“北师附小”，现名北京师范大学京师附小），该校是始建于1883年的名校。校舍是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教学设施一般，但教育水平一流，作家王蒙、李陀（孟克勤）、导演陈凯歌都曾是本校毕业生。除李陀外，同学王今忠、何光皓（何安生，何长工之长子）、魏道峻、陆宁、周中心都是我的发小、终身好友，我们兄弟努力学习，追求进步，都担任过少先队中队长。

北师附小当时没有图书馆，所幸文津街的老北京图书馆离我家不远，只有两站路，他们暑假在院子里开设了露天儿童阅览园。这家图书馆主楼为大屋顶琉璃瓦，犹如宫殿，院子里嘉木芳草，像是公园，但阅览园内多是连环画小人书，不能满足我们的阅读要求。附小两年我们在家认真阅读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是革命干部的必读书。我看的是东北新华书店出版的延安原版本，上、中两册约四十万字，全景式地写出了从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观点合理，语言通俗，叙述简明，很吸引人，我们首次接触生动的中国大历史长卷，看得津津有味。记得那时我常常向家里保姆刘妈要三分钱，去买二两酸枣，这是最便宜耐吃的水果，边吃边看，十分享受。因为年纪太小，对书中“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观点并不十分理解，但对岳飞、文天祥、魏徴、班超、张骞、屈原、杜甫等爱国军事家、政治家、探险家、文学家极为敬仰。这是人生第一次阅读经典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图8 1950年10月，母亲与三兄弟合影于北京。后右为笔者。翌年5月，母亲担任北医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秘书，直至退休。

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金日成的部队先胜后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直逼鸭绿江畔。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举国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少先队员也同仇敌忾，唱起老师教我们的歌曲：“小朋友，小朋友，大家拉起手，团结在一起，勇敢向前走。举起我们的拳头来，要把美帝打趴下。打死他，打死他，不打死他不放手！”虽是儿歌，但战斗性超强，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开口便能唱。我们少先队员在队日中糊火柴盒，将得到的工钱捐献出来购买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中国少年报》记者还来学校采访此事。我给志愿军叔叔写过不少慰问信，还很幸运地接到志愿军叔叔吕文俊的回信，与他互通书信成为朋友。志愿军回国后，他进入北京中央团校学习，我们高兴地见了面。他是一位体格魁梧、军人气概十足的解放军大尉军官，驻地在江苏。

其间还有一个必须提到的事件，因为这件事情启迪我时时刻刻都要“分辨真伪，防止受骗”。北师附小请了一位志愿军给全校师生作“亲历朝鲜战争”的报告，他在台上讲了许多“故事”，说志愿军抓了美军的俘虏，当场枪毙，这一细节引起我和几个同学的注意。报告结束后，我们问老师：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不虐待俘虏”，志愿军怎么会枪毙俘虏呢？老师不好回答，含糊地说，可能是因为志愿军战士太气愤了吧。我们仍然不解，过了些日子，弄清楚了。原来做报告的“志愿军”是假的，他是一个政治骗子，已经被捕法办了。真相大白后，老师还表扬了我们“警惕性高”。这件事和老舍先生根据真实案件编写的话剧《西望长安》很相似，只是政治骗子大小不同。

1951年3月，我的堂外祖父翁文灏先生拒绝了台湾“襄理政务”的高官利诱和外国公司的高薪聘请，毅然以“战犯”戴罪之身，回归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他原是蜚声中外的地质学家，是我国地质学、地震学、地理学、地图学的开创者之一，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战时生产局局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他恪尽职守，清正廉洁，对战时艰难条件下的工业内迁和生产卓有贡献。爱子翁心翰血洒碧空光荣牺牲，他成为全中国职位最高的抗日烈属。抗战胜利后，他又五次上书蒋介石，“原为对日抗战而参加政府工作，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坚决请辞各项官职，只担任中国石油公司负责人，要为贫油的祖国献石油，显示了高风亮节，一时人望达到顶峰，有“国宝”之美誉。1948年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提名翁文灏为“行政院长”。蒋介石看中的是翁的科学家背景。他没有派系纠葛，工作勤奋，行政能力强，特别是翁在国内外声望高，形象好，可以为政府的不良形象遮丑，而且蒋对翁曾有“救命之恩”和“知遇之恩”，便于控制。在蒋恳请劝导下，翁勉为其难就任“行政院长”。任职期间，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军事经济都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民心丧尽，在懊悔自责的心情下，半年后坚决辞职。新中国成立后，翁文灏了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为新中国建设和国家统一大业做了有益工作。

图9 1965年，翁文灏与家人合影于北京。后立者为三子心鹤（1919—2005，高级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之妻陆国琦，前左为长孙翁维民（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1988年移居澳大利亚，创业成功后出售公司，游历世界一百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了《纵贯非洲四万里》《寻访失落的世界》等三本颇受好评的游记）。

父亲1949年底从港返台坚持地下工作，但工作环境日趋严峻和困难。家务女工翁嫂名叫翁马秋，从名字中有马又有翁来看，好像和我们家很有缘分。事情确也如此，从1945年开始她一直在我家工作，相处融洽，有如一家人。她多少也感觉到父亲的工作性质。后来她发现家门口附近经常有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出没，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心中有数不动声色，知道被特务盯上了。继老胡先期撤离台湾后，父亲以赴港探亲为由申请离台，得到批准后即抛却家私，轻装成功撤离台北市到达香港。父亲1951年回到北京后立刻抽时向去看望四祖父马衡，带去香港祖父的问候和信息。《马衡日记》记载：“四月十九日（星四）十四日。阴，时雨时晴晚雨雹……寿同夫妇在家相候，即留饭”。父亲年底去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参加土改运动。《马衡日记》记载：“十二月九日（星期）十一日。晴，咸侄来，彼亦参加土改工作，将以明日赴武汉、所参加者为十八团，易名吴立”。父亲半年后，即1952年6月返回北京，带回一些鲜荔枝。我们第一次品这种香甜多汁的岭南佳果，感觉可称其为“百果之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2年7月，父亲又经历一次惊险且火药味十足的事件——澳门“关闸事件”。澳门葡萄牙殖民政府敌视新中国，在进入澳门半岛唯一的陆路口岸拱北关闸，葡军多次越界向我方军人挑衅，7月25日下午竟向我方开枪放炮，引发武装冲突，在冲突的六天时间内，葡方向我方共发射子弹两万余发、炮弹五百余发，我方给予了有力还击，并封锁关闸通道，断绝了澳门生活物资来源。在葡方主动求和、书面道歉、赔偿损失后，事件得以平息。四祖父在7月9日的日记中有：“咸侄自天津回，将以明日赴广州。闻五弟（马鉴——笔者注）将再度施手术，殊可念也。”父亲7月10日南下广州去港澳工作，后来在乘公交车前往澳门时，在拱北关闸突遭到葡军开枪射击，司机为躲避枪弹，竟放弃驾驶，伏倒在车厢内。在这危险时刻，父亲急忙跑到驾驶座位，担任临时司机，冒着枪弹纷射的危险，掉转车头，将汽车开回我方，全车乘客安然无恙。

图10 2018年9月1日，笔者与李陀等老同学合影于北京骏马国际酒店。左起依次为：黄友文、笔者、李陀、陆宁、周中心、刘宜生、项立成。

我俩小学毕业后都被学校保送到名校北京师大附中，同时被保送的小学同学还有孟克勤、王今中、何安生（何光皓）、周中心、魏道峻、宋国平等十余位同学。9月3日父亲带我俩去看望四祖父并汇报学习情况。当时四祖父正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冲击，停职在家等待分配工作。四祖父坦然对待运动，利用空闲时间在家整理汉石经，撰写《汉石经集存》书稿，并在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课。四祖父听了我俩的汇报，很高兴，还表扬了我们。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整理《仪礼》《春秋》《论语》毕。咸侄偕其二子重芳、庆芳来，二子孪生聪明才智相著，同入少年儿童队，今年在小学同校同班，毕业又同被保送师大附中，肄业学行皆在水平线以上，亦一时佳话也。”

新中国成立后，四祖父一直受到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总理和文化部领导信任，“三反运动”初期马衡不但担任领导故宫博物院运动的“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节委会”）的主任委员，而且在1951年12月17日“文物局召开扩大会，通过局节约检查委员会名单，余（《马衡日记》中自称）被推为主任委员”。但到1952年2月28日运动形势徒然大变，因“公安部得报告故宫分子复杂，据密报有反动分子阴谋纵火”。故宫职工五百余人停止工作专搞运动，集中于公安部两所干部学校，不得回家。四个多月后，马衡和其骨干团队朱家溍、王世襄等人都没有被查出问题，被允许待分配。但朱、王等七名中层干部在7月又同时被公安局逮捕，关押至1954年4月1日，因实在查不出问题，才被无罪释放，但均被故宫除名。马衡在等待了五个月后被免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保留了原先兼任的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简称“文整会”）主任委员职务。这个单位主管全国古建筑保护修缮，有职工三十余人。四祖父的行政工作大为减轻，在人生最后两年，对古建筑保护和学术工作努力做出了更多贡献。历史证明，马衡和朱家溍、王世襄人品道德清白、学术水平专精、身后文物捐献丰厚，都是优秀的“故宫人”、文博大师泰斗！

奔波海峡两岸和香港，辗转四处（校）求学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1955年初中毕业后，我和重芳同时被保送直升本校高中。1958年高中毕业后又共同考取当年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工程热物理专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