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厌倦了热带微风,阳光照进我的眼睛；哦，上帝，一阵刺痛的风，气氛热烈而急切……”这低吟来自20世纪30年代，来自行驶于武汉段长江上的名为HMS Gnat的巡逻舰，来自于舰上一名自称厌倦东方、渴望回到西方的船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武汉之繁华兴旺曾为世界瞩目。1861年，汉口开埠。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中日之战已箭在弦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影像中的市井众生依旧迂缓，沉默，坚韧……

影像里的武汉，一如既往地繁华喧嚣着，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太阳依旧耀眼，可在某个街道拐角，又不知道藏着多少忧伤和希望。

20世纪30年代的武汉街景，在影像里栩栩如生。一幅摄于租界的照片，闯入眼帘的一座连一座的西方建筑虽然只有四五层高，但是底座异常墩实。租界的大街，如此宽敞，如此平坦，人来人往，车来车往。人力车夫奔跑起来，风在耳边呼呼地响，和着他粗重的喘息。车上的人或流连于街景，或盘算着自己的事情，甚或民国时代，风气初开，车上的人叼根雪茄，扶扶礼帽，对肩边的女人做出绅士的微笑……车上车下既是两个阶层，更是两个时代。

19世纪末，当时的清朝重臣洋务派的首领之一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照片里的这座奥略楼就是张之洞离任之后，当地的门生故旧及百姓对他的“去后之思慕”，以此纪念张在湖北的政绩和功德。张之洞本意谦虚婉拒，但在北京写来的信中又道：“点缀名胜、眺望江山，大是佳事。”因此，工程继续。后来，张之洞借用《晋书·刘弘传》中“恢宏奥略，镇绥南海”的语意，亲书匾额“奥略楼”悬于其上，算是圆满了这段佳话。本名风度楼也因此改为奥略楼。1955年，修建长江大桥时奥略楼被拆除

如果说，影像里的街景仿佛是舞台灯光照耀下不时显露的华美和沧桑，那，船员摄取的老百姓的日常才是这出戏的本真。张爱玲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如此，20世纪30年代这几帧旧照，因为录取了人生那“安稳的一面”而具有了永恒的意味……

街头林立的商铺，角角落落都透着烟火气、热闹劲，沿江逶迤的灯火啊，似乎从不曾熄灭过……将街头的、江边的某一家，某一人录进来，这位摄影者将许多镜头对向了“车下的世界”：

有些人在太阳下懒洋洋地守着生意：卖草鞋和水烟的摊位前，一位老太太突出于画面中间，她凄苦的面庞，满脸的皱纹，苦茶般耐人寻味的眼神——多么中国！她没有丝毫的时代感，她仿佛一直站立在那里。而她身旁戴着草帽的男人们也是如此，没有人能惊醒他们……

老武汉人、当代作家方方在《行云流水的武汉》中写道：“是长江使这座城市充满了一股天然的雄浑大气。这股大气，或多或少冲淡了武汉的土俗，它甚至使得生长于此的武汉人也充满阳刚。他们豪放而直爽，说话高声武气，颇有北方人的气韵……是长江使武汉这座城市的胸襟变得深厚和宽广；是长江给武汉的文化注入了品位。”从镜头里江边劳作的各色身影中，武汉人彼时的风貌依稀可见。

那些豪放直爽的武汉人在照片里也出现了：看长江边辛苦劳作的五个汉子，一顿午餐，再平常不过。他们有的背对着镜头，埋头吃饭。有的看到了相机，没有警觉与恓惶。高个子肤色黧黑，打着光背，爽朗地笑着，抿着的嘴似乎也遮不住他的笑声。精干的小个子一定是个“头儿”了，虽然筷子夹着一条鱼，并不忙吃饭，眼神坚定，若有所思地看着镜头，也看着今天的我们。无论多么清苦艰辛，这些硬朗的中国男人们，让人看到希望一直扎根于长江之畔，扎根于20世纪30年代的武汉。

看过这些照片，寻常的街景，百姓的日常，令人无比感叹。人，在历史中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八十多年前，这些被压平了放进照片的人们，似乎还一直活着。人活一世，回头一看，也许只是长江奔流时带走的那片秋叶……那位船员写道：“图标上遥远的地方，没有你真正停留的地方，我受够了小鸡，从罐子里出来的食物，东方不是一个可以涉足的地区……我讨厌瘙痒、皮肤病，蚊虫、害虫和苍蝇……但我听到西方的呼唤，让我留在欧美……”他那么渴望逃离，一个时刻渴望逃离的人却被命运短暂地安放在这里。

他，一个莽撞的见者，将20世纪30年代的武汉气息就这样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