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我的父亲徐承杰，1911年生于江西龙南。他一生勤奋好学，爱岗敬业，救死扶伤，默默工作了六十个春秋。

父亲自幼聪颖，悟性高。幼年由祖父教读《三字经》和唐诗。上学后，他将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抄在课本的扉页上，作为学习的座右铭以鞭策自己。赣州圣教小学为教会所办，校长是位严厉的英国牧师。与当时一般学校不同，该校增设了英语教学。父亲对英语颇感兴趣，白天学过的单词和课文，晚上睡觉时都要默默背诵一遍。放假回到家，在基督教会任牧师的祖父有时会请外籍牧师来家检查和辅导父亲的英语学习。小学毕业后，工资微薄的祖父未让父亲升学。父亲便买回《中学英文语法教科书》《英汉模范字典》等书籍，在家一边帮兄长放牛，一边坚持英语学习。这一坚持在他有生之年便再也不曾停歇。

父亲十六岁时，祖父送他去邻县信丰存真诊所学医。学医是父亲从小就有的愿望，他高兴之余却又潸然泪下。祖母生前罹患结核病，当时是不治之症。看见他母亲病得瘦骨嶙峋，父亲从小便立志长大了要当医生，治好母亲的病。小学五年级时的一天，他从学校一位外籍女牧师口中得知母亲病故的噩耗。当时龙南至赣州不通公路，回家要走四天，山路崎岖多险道，祖父未让父亲回家奔丧。此时愿望已成遗憾，父亲决心努力学医，将来去救治像他母亲一样被病魔折磨的人。

 

图1 父母结婚照。摄于1938年。

 

诊所郑医师是广东人，原为福建上杭福音医院医师。他于1920年到赣南行医，是这一地区的西医第一人。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在先生的指教下，父亲刻苦看书学习，医学知识渐渐长进。1934年父亲开办西医诊所，成为信丰县最早的几位西医之一。1952年，父亲任乡卫生所所长，同年调任县医院医疗股长，1966年任乡（公社）中心卫生院院长。

身为医师，父亲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尽职尽责。日寇侵犯家乡那年，一位青年不幸被日寇刺刀捅穿胸部。当时父母正在山中躲藏，老乡找来，父亲背起药箱便走，丢下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孩子——一不小心我大姐走失，幸好后来在难民中找到。父亲天天去给伤者打针换药，还给家贫的他减免了不少医药费，直至伤者奇迹般痊愈。“文革”中的一天，医院抬来一农妇，她腹部被牛角豁开一个大口子，肠子流出腹外，人已经昏迷，情势很危急。父亲和另一位医师立即为患者施行手术。对父亲而言，这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在“造反派”为所欲为的疯狂年代，万一患者不治，身为“走资派”的父亲其下场不堪设想。我问过父亲，为何不将病人转送上级医院？父亲说，若当时不立即动手术，病人可能就没有生存希望了。身陷逆境的父亲，心里想到的首先是病人。
父亲是工作狂，在医院一直都在住院部负责危重病人的救治。无论是下班还是休假期间，父亲总是以工作为第一要务，总爱往病房跑。尤其是他任公社卫生院院长时，他一人负责住院部的医疗工作，还经常去门诊坐诊。每天晚上都要去病房查看病人和书写病历，若遇到有危重病人，他则会通宵达旦地工作，次日依然照常上班。

 

图2 父母与祖父、大伯家合影。摄于1938年。

 

1976年，六十五岁的父亲早已过了退休年龄，有关部门动员他再干几年，父亲欣然同意。由于子女的反对（那时子女可顶编，我家尚有几位“知青”在农村），父亲才去补办了退休手续。受县卫生局的邀请，父亲先后去了几所公社中心医院代班，月薪仅21元（只发给退休差额）。有人说父亲傻，我知道，父亲看重的是他一生所挚爱的医疗事业。代班数年，父亲依旧不分昼夜地在病房忙碌，很是辛苦。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年已古稀的父亲辞职回到家里，但仍闲不住，开设了一家诊所。我知道，父亲依然离不开他所挚爱的医疗事业。

父亲一生没什么嗜好，唯爱读书。书籍是促使他医术不断精湛的良师益友。看书似乎成了他的生活习惯和人生乐趣。父亲一生节俭，唯购书不惜“重金”。所购医书学科广泛，如《内科学》《妇科学》《实用儿科学》《实地解剖学》《临床生化》《药理学》……除非卧病在床，在家时他几乎无一日不看书、不写笔记。“文革”时父亲受到某“造反派”头头的迫害，戴高帽、挂黑牌、交代“罪行”……身心备受煎熬。每当批判会结束，父亲回到房间便埋头书本，屈辱与痛苦全都抛之脑后，书籍伴他熬过了那段非人的岁月。他还买回不少中草药书籍认真研读，还上山采挖中草药并应用于临床。如他用接骨金栗兰、白花蛇舌草等一些中草药治疗急性阑尾周围脓肿、急性盆腔蜂窝织炎等一系列病例，疗效确切，病人接受治疗后都能痊愈出院。

 

  图3 父亲开诊所时留影。摄于1939年。       

 

 图4 母亲在乡卫生院工作时留影。摄于1952年。

 

退休后父亲有更多的时间阅读书籍。他买回一些医书、医学资料卡片和不少英语书籍，如《英语非谓语动词》《英汉医学略语词典》《新英汉词典》《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兴致勃勃地学习。还尝试着将《托尔斯泰短篇轶事集》译成中文，以自娱自乐。20世纪90年代，父亲数十年如一日看书学习的事迹被人写成散文《夕阳》《老翁嗜书》，分别发表在《江西卫生报》和《健康报》上。

父亲八十三岁时因患腿疾，诊所停业，结束了他长达六十年的医疗生涯。歇业后父亲依然天天捧着医书“学而时习之”。他常站在阳台上望着下面的街道发愣。母亲说，父亲还想找地方开诊所。风烛残年，父亲依然割舍不了他一生所挚爱的医疗事业。

 

图5 父母与儿女的合影。摄于1952年。

 

图6 “文革”中的父亲。摄于1968年。

 

母 亲

我母亲何嘉琍，坚强、豁达、乐观。她原名钟惠兰，1922年生于广州。她两岁时丧父（父亲是教师），被香港李姓人家收养。七岁时外婆改嫁，将母亲接回。继外公是当时六十六军一何姓副旅长（后来为师长）。母亲在广州职中读书时活泼好学，是校女篮年龄最小的队员，很受李校长的喜爱，她给母亲取名卡妮。解放后，母亲思念恩师李校长，按卡妮谐音更名为嘉琍。

1952年母亲参加县妇幼接生员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在乡卫生院工作。那时产妇多，母亲经常不分昼夜地出诊接生，很是辛苦。有位三胞胎产妇，头胎是产妇家人接生的，生下来就死了；二、三胎是母亲接生的，安然无恙。产妇家贫，母亲送给两个婴儿一些衣物。有趣的是，后来得知这小哥俩竟是我高中同学的弟弟。

有一天母亲休假回来，带给我一件她亲手缝制的白衬衣。我很高兴，这是我上学后得到的第一件白衬衣。之前无论冬夏，我穿的多是蓝色中山装。我的第二件白衬衣，是母亲辞职后用父亲撂在家里很久不穿的旧白大褂缝制的。布料依旧很薄，没穿多久肩上便破了个孔。不久父亲知道了，他说工作服是公物，不能私用，并去医院按新价赔了钱。我相册里有张儿时的照片，身上穿的正是母亲为我缝制的白衬衣，它伴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每当看见它，我便想起父母。母亲的爱给了我无限的温暖，父亲的爱教导我要清清白白做人。

 

图7 父母与儿女、外孙的合影。摄于1966年。

 

1956年，三十四岁的母亲已是九个孩子的妈。最大的刚上高中，最小的则牙牙学语。无奈，母亲只好辞职回家照顾孩子。回到家无论粗活重活，母亲什么都干。她以母亲的坚韧与伟大，养育了她的十个孩子（两年后幺妹出生）。母亲在医院附近和郊外开荒种菜，曾种出一个四十五斤重的大南瓜。她去建筑工地挑砖，下乡给铁器社挑木炭，还经常随街邻去远山砍柴。上初中一年级时，我随母亲去砍柴，那是难忘的一天。起五更，天微亮就出发。出入柴山要穿过一人高的茅草地，大家不说话，只顾用石块敲打着柴刀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说是为了驱虎。我紧紧跟着母亲，心里很害怕。最难熬的是回家的路，曲曲弯弯似乎没个尽头。虽然途中母亲为我分担了一些柴，但觉得肩上的担子还是越来越重，压得我紧咬着牙，走不远便停下歇息。烈日炎炎，口渴难忍。如此走走停停，日落西山才回到家，其中的苦与累，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体会到。退职后母亲在街道女工组做过缝纫工，干过粮油代售员和银行储蓄代办员，当过街道干部和镇办企业会计，还下放农村干过田头农活和乡村接生员。“文革”时父亲工资减半，母亲瞒着家人悄悄去医院卖血……母亲一生坎坷，但她坚强乐观，豁达开朗，像一株小草经历风雨，无论扎根何处都能顽强生长。

少小离家老大回。20世纪80年代，母亲随老乡回了趟阔别半个世纪的故乡广州。时过境迁，外婆家于解放前夕已离开大陆，杳无音讯。其实，母亲思念外婆，外婆也在牵挂着母亲。1998年我从台湾一老兵（外公老乡）的复信中得知，外婆家住香港九龙，外婆于20世纪80年代末病故。生前，外婆曾托他在写往大陆的家书中探听母亲的消息。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亲人近在咫尺却隔如天涯，有生之年不能再见一面。

 

图8 父母于武汉长江大桥留影。摄于1977年。

 

像父亲一样，母亲也爱看书学习。尤其晚年，她也几乎没有一天不看书报。在她心脏病发去世的前一天，她还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坐在家中看报刊。母亲年少时爱写作，还在校刊里发表过文章。我读过她学生时期写的一首诗，表达了在音乐室里的欢乐和对前途的迷茫彷徨。父亲年少时也爱写作，他的《为来的魂儿》发表在当年《真光》杂志，得稿酬15枚银元。父母都爱好音乐。儿时我最爱听父亲用口琴吹奏《渔光曲》，他吹奏出的“复音”似人在一边吟唱，一边轻轻打着节拍，很动听。母亲爱唱《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她年轻时唱，年老了还在唱；欢乐时唱，忧伤时也唱。20世纪70年代母亲落实政策即将返城，她很高兴，去赶集的路上，我心生一计，说：“没人会唱这首歌：咪多索咪……”刚唱完，母亲便亮开了喉咙：“您是灯塔，照亮了黎明前的海洋；您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歌声伴着笑声在山风里荡漾。若时光倒流，那该多好！

 

图9 父母与儿女、外孙的合影。摄于1981年。

 

图10 父母与儿女的合影。摄于1996年。

 

父母一生勤奋好学的执着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在“政治是统帅”的年代，受继外公影响，我们都未能进入大学，但都凭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中级技术职称。我们中有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也有美术家、书法家、摄影家协会会员，年近古稀仍笔耕不辍，发表和出版不少作品。父母的孙辈也勤奋好学，有两位公费留学，分别获得博士、博士后学位。
父母相濡以沫六十二年，养育了十个子女。2000年八十九岁的父亲安静地走了，四年后八十二岁的母亲也离开了我们。他们安息在当年父亲曾放牛牧马的桃江畔的青山坡上。每当清明天空飘洒着“泪滴”，我们便乘车前往，寄托我们的哀思，久久不愿离去。

父母的音容笑貌永远伴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