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逢特殊的年代，势必会有特殊的人生经历。我在高中毕业后，便被裹挟到上山下乡的热潮里，于1969年3月从上海下放到云南边疆农村插队。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先后在澜沧拉祜族山寨和思茅郊区农村，从开山放炮烧石灰到下田耕地插秧……十八般武艺，全都尝试过。皮肤被高原紫外线晒黑，手上长老茧，虽拼命干活分表现争工分，但由于贫穷落后的现状，仍然填不饱肚子……理想的失落，前途的渺茫，使我和绝大多数知青一样，坠入无奈迷茫的痛苦中。

令人百思不解的“文革”仍然在进行中，上山下乡运动还在持续，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现状和前途紧密相关。哪怕你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适当的机遇，你是无法改变困境的。有句话说得对：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所谓“有准备”，指的就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具有与环境抗争的能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各种技能……否则，命运之神永远不会垂青于你。

在下乡一年半之后，我终于等来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遇！由于我在学生时代爱好文艺，受过一段时间的声乐训练，个人的嗓音天赋也不错，下乡后也经常练习唱歌唱样板戏，所以被思茅群艺馆选上，参加了几个月的业余宣传队。这样，无意中就名声在外了。当时正逢大演革命样板戏的高潮，文艺单位要增添新人，甚至解放军各部队也要招收文艺兵……我的机遇之神翩翩而至。在1970年11月的某天，我突然接到南屏公社的电话，叫我赶紧去一趟！到了公社党委办公室，一张通知书摊在我面前，大意是当年某月某日带着户口迁移证和粮油关系证明，去思茅军分区革命样板戏学习班报到！我顿时发懵了：这究竟是什么事啊？上调？当兵？跳出农门？……不可能！按照当时的知青政策规定，下乡不满两年的知青是不允许改变身份离开农村的。但是，那张纸上明明盖着两个鲜红的大印——思茅专区革命委员会（相当于如今的地级市政府），还有思茅军分区政治部的大印！还说要转移户口和粮油关系！管它三七二十一，去就去！我半信半疑地在公社办理了有关手续后，按照指定的日期前往思茅军分区报到。

住进了军分区招待所，我意外地遇见另两名上海知青——吹笛子的张基光和拉手风琴的潘元平，他们俩正好就是先前思茅镇业余宣传队的老伙伴呀！我们正聊得热闹时，几个军人陪同一位年约五十岁胖胖的首长模样的人进屋了，经介绍他就是军分区毛副政委（后来才知道，他原为总政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是著名电影《英雄儿女》的编剧毛峰！因为在“文革”中该影片被指责为“大毒草”，而被下放到思茅军分区任职）。毛副政委一点也没有大干部和名人的架子，挨个儿跟我们握握手，亲切地开口道：“既来之，则安之。小伙子们，别紧张，亮一亮自己拿手的吧！”专业考核开始了，张基光吹了一曲笛子独奏，潘元平拉了一首手风琴独奏，我则独唱了一首歌。表演者忐忑不安，聆听者心中有数。乐器声唱歌声完毕，随从的军分区宣传队战士和毛副政委，都笑呵呵地鼓了掌。毛副政委慈祥地点点头说：“行啊！你们就在招待所休息一两天，空闲时多和他们宣传队的同志交流交流，等待政审结果。”随后他跟我们三人握手告别，我们则去宣传队宿舍参观军旅生活。

隔了一天之后，等来了最终结果：三取一！张基光出身于“红五类”家庭，业务考核和政审合格，顺利地招兵入伍，穿上令人羡慕的绿军装。我和潘元平虽然业务考核通过，但是由于家庭出身非“红五类”，而被刷下！眼看着幸运天使翩翩而降的关头，却突然飞离而去，犹如一瓢冰水浇在头顶，我和小潘简直从头凉到了脚跟，整个人都呆如木鸡。前来通知我们的军务科长见到我们的尴尬状，便笑了笑安慰说：“小罗，小潘，别沮丧嘛！毛副政委说了，你们俩都是文艺人才，有用武之地。”接着递给我们一张介绍信，上面盖着军分区政治部的大红印。原来是叫我们去思茅专区文艺宣传队报到！灰头土脸的我们，就像落水的人一样，望见一根救命的稻草，赶紧牢牢抓住。我心里明白：当时正值“文革”动乱时期，地方党委和政府被造反派斗得乱了套，所以中央作出“三支两军”的部署，由部队派出各级干部担任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地方干部任副职。毛主席说：“全国人民要学习解放军！”一言定乾坤，军代表在当时最有权威。他们点燃了我和小潘挣扎着“跳龙门”的希望之火！

1974年春节，思茅文工团歌舞队深入孟连某边防哨所，为解放军指导员演出民族歌舞。

手持“尚方宝剑”般的介绍信，踏进专宣队的驻地——思茅城新大街旁边的专区商业局宿舍。接待我们的军代表叫岳队长，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现役军人（据说他在部队的职务是副连长）。他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加入队伍，说这支新建的文艺团体正在招兵买马，从思茅各个单位和老的滇剧团和花灯剧团里选调了部分文艺骨干。还经过地革委领导班子讨论，决定抽调少数上海知青文艺人才补充不足。除了我和小潘外，还有三名知青比我们早来几天。岳队长叮嘱道：“千万要珍惜啊！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据说为了抽调知青，领导们以响应大演革命样板戏的号召为理由，冒着违反知青下乡政策的风险，打擦边球，最后拍板的。可见边疆地区对于人才的渴求。我们五名知青被定为文艺学员级，月工资18元，户口转为城镇人口。身份瞬间变成干部编制，属于地革委政治部宣传组直辖，吃上了“皇粮”……就这样，我们几个知青终于逃离“农门”，跳进了“龙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巨变可把我乐坏了，好像老鼠掉进米缸里！仔细想想，当时百分之九十九的插队知青还在农村苦苦挣扎呢。

1973年夏天，作者在大地震后新建的文工团驻地门前留影。

1970年11月，就像做梦一般，我在专宣队开始了一段文艺工作者的生涯。那时我们每人发给一套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六七十人的团队，分为歌舞队、戏剧队、乐队和一个舞台美术组，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岳队长和另外两名现役军人加一名地方干部担任领导。每天早晨，随着广播喇叭里的起床号声一响，在岳队长巡视的急促口哨声中，专宣队员们一骨碌爬起来。大家以军人的速度洗漱完毕，拿着饭盒去食堂吃早餐。8点整，就进入附近的红旗会堂开始练功。舞蹈队员齐刷刷跟着编导的口令和音乐，拉腿筋、踮脚尖、旋转、“探海翻身”……直练到一身臭汗方可稍事休息。戏剧队员跟着指导老师走台步、跑圆场、拿大顶、翻跟斗、练云手……也是个个气喘吁吁，不达目的不罢休。我们声乐演员在琴房里，由上海音乐学院六十年代毕业的哈尼族阿普老师指导，反复练习怎样控制气息、如何调节共鸣腔、如何咬字发声……直练得头昏脑涨，疲劳嘶哑。每天我们同样要接受舞台形体训练，适当参加一些舞蹈队戏剧队的基本功训练项目。我们几个知青不敢怠慢偷懒，绝不会落后于别人，自己要争口气。何况我们在农村已练就了吃苦耐劳的本领，这点苦算什么？逐渐地领导和同事们认可了我们这批学员，并且在各自的行当里也能独当一面！大约又过了一年，专宣队陆续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水利兵团里，又招来三十多名北京、上海、四川知青和少数民族学员，扩展为一百二十人的团体。此时正式更名为“思茅地区文工团”，定为县团级单位编制。

1973年2月，文工团赴中老边境的勐腊县尚勇，为出国筑路部队（代号5支队）慰问演出，在雷锋团参观时的集体合影。

1973年秋天，思茅文工团戏剧队深入西双版纳傣族村寨，为老百姓演出现代京剧《杜鹃山》片段。

思茅文工团渐渐在云南省内小有名气，专业素质和表演水平更上一层楼。我们数次参加省里的革命样板戏调演和民族歌舞会演，都获得一等奖。还先后排演了京剧《沙家浜》《海港》《杜鹃山》全剧，在省里首次排演钢琴伴唱《红灯记》——由上海知青姜志辛主奏钢琴，我担任李玉和角色，北京知青陶丽明主演李铁梅，为知青们增光添彩。文工团除了在思茅城里的日常演出和参加省里的会演外，每年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去下属九个县巡回演出。特别是逢年过节要深入边防部队前沿哨所慰问解放军指战员。另外还承担去国防公路慰问筑路工人，深入边疆少数民族村寨演出的艰巨任务……此刻，文工团便打着“思茅地区革命委员会兼思茅军分区春节慰问团”的旗号，常常两三个月游荡在外，一辆大客车外加一辆装服装道具灯光的大卡车，在尘土飞扬的红土公路上飞驰，打一枪换个地方，疲劳不堪地赶场子。我们去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西双版纳三县的驻地，澜沧、西盟、勐腊、孟连边防部队营地，最远到勐腊中国老挝交界处慰问沈阳军区所属的“雷锋团”出国部队（当时他们在老挝帮助建设九号战略公路）。甚至为了一个中缅边境阵地的三十几名战士能看到节目，我们组织二十来人的“乌兰牧骑”式的小分队，黄昏出发，由全副武装的几名战士护送，翻山越岭步行两三个小时（由于不通公路），天黑到达立即演出。完毕后星夜兼程赶回住地，还险些遭到境外国民党残军的伏击……

青春是美好而短暂的，我在思茅文工团虽然只工作了六年时间，后来恢复高考进大学，毕业后改行当了中学英语教师，但是泥脚杆知青“跳龙门”的奇特经历，和那段起步于舞台生涯的日日夜夜，恍若发生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