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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跳“龙门”
2018-09-28 11:19:38 作者:罗明威 热度:2229℃ 收藏

我生逢特殊的年代,势必会有特殊的人生经历。我在高中毕业后,便被裹挟到上山下乡的热潮里,于1969年3月从上海下放到云南边疆农村插队。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先后在澜沧拉祜族山寨和思茅郊区农村,从开山放炮烧石灰到下田耕地插秧……十八般武艺,全都尝试过。皮肤被高原紫外线晒黑,手上长老茧,虽拼命干活分表现争工分,但由于贫穷落后的现状,仍然填不饱肚子……理想的失落,前途的渺茫,使我和绝大多数知青一样,坠入无奈迷茫的痛苦中。

令人百思不解的“文革”仍然在进行中,上山下乡运动还在持续,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现状和前途紧密相关。哪怕你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适当的机遇,你是无法改变困境的。有句话说得对: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所谓“有准备”,指的就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具有与环境抗争的能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各种技能……否则,命运之神永远不会垂青于你。

在下乡一年半之后,我终于等来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遇!由于我在学生时代爱好文艺,受过一段时间的声乐训练,个人的嗓音天赋也不错,下乡后也经常练习唱歌唱样板戏,所以被思茅群艺馆选上,参加了几个月的业余宣传队。这样,无意中就名声在外了。当时正逢大演革命样板戏的高潮,文艺单位要增添新人,甚至解放军各部队也要招收文艺兵……我的机遇之神翩翩而至。在1970年11月的某天,我突然接到南屏公社的电话,叫我赶紧去一趟!到了公社党委办公室,一张通知书摊在我面前,大意是当年某月某日带着户口迁移证和粮油关系证明,去思茅军分区革命样板戏学习班报到!我顿时发懵了:这究竟是什么事啊?上调?当兵?跳出农门?……不可能!按照当时的知青政策规定,下乡不满两年的知青是不允许改变身份离开农村的。但是,那张纸上明明盖着两个鲜红的大印——思茅专区革命委员会(相当于如今的地级市政府),还有思茅军分区政治部的大印!还说要转移户口和粮油关系!管它三七二十一,去就去!我半信半疑地在公社办理了有关手续后,按照指定的日期前往思茅军分区报到。

住进了军分区招待所,我意外地遇见另两名上海知青——吹笛子的张基光和拉手风琴的潘元平,他们俩正好就是先前思茅镇业余宣传队的老伙伴呀!我们正聊得热闹时,几个军人陪同一位年约五十岁胖胖的首长模样的人进屋了,经介绍他就是军分区毛副政委(后来才知道,他原为总政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是著名电影《英雄儿女》的编剧毛峰!因为在“文革”中该影片被指责为“大毒草”,而被下放到思茅军分区任职)。毛副政委一点也没有大干部和名人的架子,挨个儿跟我们握握手,亲切地开口道:“既来之,则安之。小伙子们,别紧张,亮一亮自己拿手的吧!”专业考核开始了,张基光吹了一曲笛子独奏,潘元平拉了一首手风琴独奏,我则独唱了一首歌。表演者忐忑不安,聆听者心中有数。乐器声唱歌声完毕,随从的军分区宣传队战士和毛副政委,都笑呵呵地鼓了掌。毛副政委慈祥地点点头说:“行啊!你们就在招待所休息一两天,空闲时多和他们宣传队的同志交流交流,等待政审结果。”随后他跟我们三人握手告别,我们则去宣传队宿舍参观军旅生活。

隔了一天之后,等来了最终结果:三取一!张基光出身于“红五类”家庭,业务考核和政审合格,顺利地招兵入伍,穿上令人羡慕的绿军装。我和潘元平虽然业务考核通过,但是由于家庭出身非“红五类”,而被刷下!眼看着幸运天使翩翩而降的关头,却突然飞离而去,犹如一瓢冰水浇在头顶,我和小潘简直从头凉到了脚跟,整个人都呆如木鸡。前来通知我们的军务科长见到我们的尴尬状,便笑了笑安慰说:“小罗,小潘,别沮丧嘛!毛副政委说了,你们俩都是文艺人才,有用武之地。”接着递给我们一张介绍信,上面盖着军分区政治部的大红印。原来是叫我们去思茅专区文艺宣传队报到!灰头土脸的我们,就像落水的人一样,望见一根救命的稻草,赶紧牢牢抓住。我心里明白:当时正值“文革”动乱时期,地方党委和政府被造反派斗得乱了套,所以中央作出“三支两军”的部署,由部队派出各级干部担任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地方干部任副职。毛主席说:“全国人民要学习解放军!”一言定乾坤,军代表在当时最有权威。他们点燃了我和小潘挣扎着“跳龙门”的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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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春节,思茅文工团歌舞队深入孟连某边防哨所,为解放军指导员演出民族歌舞。

 

手持“尚方宝剑”般的介绍信,踏进专宣队的驻地——思茅城新大街旁边的专区商业局宿舍。接待我们的军代表叫岳队长,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现役军人(据说他在部队的职务是副连长)。他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加入队伍,说这支新建的文艺团体正在招兵买马,从思茅各个单位和老的滇剧团和花灯剧团里选调了部分文艺骨干。还经过地革委领导班子讨论,决定抽调少数上海知青文艺人才补充不足。除了我和小潘外,还有三名知青比我们早来几天。岳队长叮嘱道:“千万要珍惜啊!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据说为了抽调知青,领导们以响应大演革命样板戏的号召为理由,冒着违反知青下乡政策的风险,打擦边球,最后拍板的。可见边疆地区对于人才的渴求。我们五名知青被定为文艺学员级,月工资18元,户口转为城镇人口。身份瞬间变成干部编制,属于地革委政治部宣传组直辖,吃上了“皇粮”……就这样,我们几个知青终于逃离“农门”,跳进了“龙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巨变可把我乐坏了,好像老鼠掉进米缸里!仔细想想,当时百分之九十九的插队知青还在农村苦苦挣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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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夏天,作者在大地震后新建的文工团驻地门前留影。

 

1970年11月,就像做梦一般,我在专宣队开始了一段文艺工作者的生涯。那时我们每人发给一套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六七十人的团队,分为歌舞队、戏剧队、乐队和一个舞台美术组,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岳队长和另外两名现役军人加一名地方干部担任领导。每天早晨,随着广播喇叭里的起床号声一响,在岳队长巡视的急促口哨声中,专宣队员们一骨碌爬起来。大家以军人的速度洗漱完毕,拿着饭盒去食堂吃早餐。8点整,就进入附近的红旗会堂开始练功。舞蹈队员齐刷刷跟着编导的口令和音乐,拉腿筋、踮脚尖、旋转、“探海翻身”……直练到一身臭汗方可稍事休息。戏剧队员跟着指导老师走台步、跑圆场、拿大顶、翻跟斗、练云手……也是个个气喘吁吁,不达目的不罢休。我们声乐演员在琴房里,由上海音乐学院六十年代毕业的哈尼族阿普老师指导,反复练习怎样控制气息、如何调节共鸣腔、如何咬字发声……直练得头昏脑涨,疲劳嘶哑。每天我们同样要接受舞台形体训练,适当参加一些舞蹈队戏剧队的基本功训练项目。我们几个知青不敢怠慢偷懒,绝不会落后于别人,自己要争口气。何况我们在农村已练就了吃苦耐劳的本领,这点苦算什么?逐渐地领导和同事们认可了我们这批学员,并且在各自的行当里也能独当一面!大约又过了一年,专宣队陆续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水利兵团里,又招来三十多名北京、上海、四川知青和少数民族学员,扩展为一百二十人的团体。此时正式更名为“思茅地区文工团”,定为县团级单位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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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文工团赴中老边境的勐腊县尚勇,为出国筑路部队(代号5支队)慰问演出,在雷锋团参观时的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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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思茅文工团戏剧队深入西双版纳傣族村寨,为老百姓演出现代京剧《杜鹃山》片段。

 

思茅文工团渐渐在云南省内小有名气,专业素质和表演水平更上一层楼。我们数次参加省里的革命样板戏调演和民族歌舞会演,都获得一等奖。还先后排演了京剧《沙家浜》《海港》《杜鹃山》全剧,在省里首次排演钢琴伴唱《红灯记》——由上海知青姜志辛主奏钢琴,我担任李玉和角色,北京知青陶丽明主演李铁梅,为知青们增光添彩。文工团除了在思茅城里的日常演出和参加省里的会演外,每年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去下属九个县巡回演出。特别是逢年过节要深入边防部队前沿哨所慰问解放军指战员。另外还承担去国防公路慰问筑路工人,深入边疆少数民族村寨演出的艰巨任务……此刻,文工团便打着“思茅地区革命委员会兼思茅军分区春节慰问团”的旗号,常常两三个月游荡在外,一辆大客车外加一辆装服装道具灯光的大卡车,在尘土飞扬的红土公路上飞驰,打一枪换个地方,疲劳不堪地赶场子。我们去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西双版纳三县的驻地,澜沧、西盟、勐腊、孟连边防部队营地,最远到勐腊中国老挝交界处慰问沈阳军区所属的“雷锋团”出国部队(当时他们在老挝帮助建设九号战略公路)。甚至为了一个中缅边境阵地的三十几名战士能看到节目,我们组织二十来人的“乌兰牧骑”式的小分队,黄昏出发,由全副武装的几名战士护送,翻山越岭步行两三个小时(由于不通公路),天黑到达立即演出。完毕后星夜兼程赶回住地,还险些遭到境外国民党残军的伏击……

青春是美好而短暂的,我在思茅文工团虽然只工作了六年时间,后来恢复高考进大学,毕业后改行当了中学英语教师,但是泥脚杆知青“跳龙门”的奇特经历,和那段起步于舞台生涯的日日夜夜,恍若发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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