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记忆里半个多世纪前的江南小城。

在我读中学的年月，有多个寒暑假是在父母亲工作的医院里度过的。自1958年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于是有关医院的印象在我的脑际便尘封起来。有时觉得那医院离我已很遥远，像一缕浮云，会随时随风轻散；有时那浮云又慢慢聚集起来，成了一朵硕大的云，堵在面前，让你轻易绕不过去，那些点滴的往事会慢慢浮出，在眼前搅动。

这座创建于1935年的医院规模不大，前面是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带有民国风情的西式小楼，作门诊室用，后面是座住院楼兼作员工宿舍，再往后隔着篱笆便是一条大河和无际的农田。每当假期从学校回到医院，走进父母亲的宿舍，推开窗户，河面上的微风习习吹来，田野的景色尽收眼底，读书的疲劳和校园的喧闹顷刻都抛在脑后。

很喜欢那座西式小楼的点滴诗意，红灰砖、拱门窗，加上阳台上欧式的铁丝花纹和古典的罗马立柱，无不述说着曾经的华丽。但医院里没有我的同龄伙伴，住久了闷得慌。待到和几位护士相熟了，心中才觉得玉兰树荫下的小楼多了一层深意。她们唤我为“小鬼头”，父亲要我称她们为“大姐姐”，而我觉得有点别扭，干脆没大没小，径呼其名。

 

图1 父亲摄于1935年

 

她们是20世纪50年代初来自姑苏城的一批护校毕业生，说一口清脆、细软的吴语，那声音像带着清晨的露水和白兰花的香气。在美丽被刻意淡化和模糊的那个年代，女性的着装不作兴显露，尽管封闭，在她们身上依然充满端庄的神韵，散发出另类的幽香。若和她们一起走在小城的石板路上，直觉能把街市人们的目光吸引过来。

传统的教育使她们都有着南丁格尔所说的“一颗同情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一身洁净的白工作服和戴在眉梢上的帽子足以让人把她们和圣洁联想在一起。她们几乎每天都站着工作，脚穿白色的工作鞋，手端白色的治疗盘，轻盈地来回于病人和诊疗室之间。数十年来，每想起她们，总觉得这是医院里一道难忘而感人的风景。

每个到医院就诊的病人，在拿到医生开出的处方后，无一例外地要去药房里取药。联想到现时医院里在药房窗口前的排队、叫号以及向面无笑容的药剂师提些简单的问题都会遭到不耐烦的对待时，我就会想起当年在小城医院药房里工作的红（化名）。

 

图2 红摄于1956年

 

在文盲还十分普遍的年月里，遇到许多不识字的患者，我常看见红会站起身来耐心地拿着装药的小纸袋，用朴素、形象的言语嘱咐如何按时服药，直至病人明白为止。她让病人感到温暖，感到满足，觉得自己病体的康复就好像含在她的嘴里。医者的几句体贴入微的言语，常会给病人埋下战胜疾病的信心，这种信心有时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奇效。

在少年人的目光中，红是一位眉清目秀，言语、穿着都很得体的女性。但她更在意自己的业务。一天，我看见在她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压着许多记有药品化学结构式的说明书。

“能看懂吗？”红问我。

“还没有学过。”

“待你学了《有机化学》后就明白了。”

自那以后，我知道她在准备报考大学，这是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的最初年月。连续两年的报考红都未能如愿。如果首次高考的失利，红觉得可能是成绩的缘故，那么第二年的再次落榜，红疑惑了：凭借着毅力和勤奋，红深信自己的成绩和水平。

在得知自己被筛选在大学校门外的真正原因是父母亲于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政审不合格后，红并不因自己无望跨入高校的大门而灰心，她将夙愿转托给了自己的新婚丈夫，一位刚转业的军人。红的丈夫已是大龄青年，他没有辜负期望，一年后，圆了红所期望的梦。此后，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未来，红用微薄的工资支撑着丈夫的五年寒窗。

 

图3 蓝摄于1956年

 

过去了的岁月常常能洗亮人身上许多可爱的地方。

一次我生病发烧，父亲给我开了针药，并带我到注射室去找蓝（化名）。我抬起臀肌，只感到她用手指绷紧皮肤，轻捶一下，分散了我的注意力，针头却已快速刺入，丝毫没有以往的痛感，这是刚推广的“无痛注射法”。回想起当年蓝注射动作的轻盈、敏捷，被她注射的那种感觉，会让少年人感到腼腆，也感到温暖。

每到周末，医院里常有舞会，许多外单位的男性青年会慕名前来参加。蓝长得好看，圆脸、丰腴，是频繁被人邀请的舞伴。看着她满场飞扬的舞姿，前进后退，左旋右转，或疾或徐，忽起忽伏，让人羡慕不已。她尝试带着我，让我很快地就迈出了舞步，于是我便成了她的铁杆小舞伴。有时当舞曲刚刚响起，为躲避那些被她认为讨厌的邀请，蓝就会拉着我早早地滑进舞池。

我有意无意地发现在蓝的桌子抽屉里总是有本书，得闲时就翻阅一下。爱读书，这对一个忙得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的人是很难得的。她坐在那间属于她的，其实是注射室的屋子里看书的表情很专注，也很动人。父母亲不让我在上班的时间里去小楼。持少年本能的我，有一种难以言语的心理，会悄不作声地从注射室门前走过，就为了看她一眼。她会看什么书呢？医学类？文学类？我猜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渐渐地注入我的心脉。

一天傍晚，蓝拿了一本书推荐给我，让我喜出望外。这是国内刚出版不久的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不朽名著《牛虻》。书中的主人公亚瑟是个有信仰的青年，然而欺骗、陷害和误会使他远走他乡。十三年后，亚瑟重返家乡，此时他容貌可怕，甚至让曾经的爱人琼玛都认不出他，然而为民族独立的信仰坚韧不拔。最后，亚瑟被处死刑。刑场上，他从容不迫，慷慨就义。而把亚瑟送上刑场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生父、红衣主教蒙泰尼里。

我几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牛虻那忠贞不渝的追求，不可调和的仇恨，以及感人肺腑的情感，在一个中学生的心灵里便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之后，蓝和我多次议论过亚瑟、琼玛和蒙泰尼里三者的信仰和情感。后来我在大学里又观看了苏联的同名电影，当看到影片的结尾处，琼玛在含泪读着亚瑟临刑前写给她的长信时，我体察到这是一个行将死去的人在憧憬他的幻想，也真实地感到人性在光怪陆离的世事中有着非凡的意义。

数十年来，每想到《牛虻》这本书以及这部电影，我总会联想到最初将此书推荐给我的蓝，也自然地想到：蓝很会读书。

 

图4 母亲摄于20世纪30年代末

 

一次偶然的机会，蓝让我看她珍藏的相册。在翻到一张放大了的、身穿西便服的男性照片时，她那美丽的脸庞泛起微微的红晕。我明白这是她的未婚夫，是一位在东北牡丹江医院工作的医生。照片上的他，英俊潇洒，再回望她，我想到了“佳偶天成”这个词语。

看多了文学小说，常会感叹艰深怪诞的情节。其实，艰深怪诞的不是文学家的臆造，而是人的命运。

1957年我刚进大学后不久，“反右”把我的父亲划入另册。从此花时已去，梦里多愁。我再也没回过医院，往日视我如小弟弟的大姐姐们以及树荫下的那座风情小楼便成了我的记忆。

后来是母亲告诉我一些有关红和蓝的情况。

在那个年代，由于红的出身背景，被造反派无休止地批斗，红因不堪受辱而自尽了。更令人寒心的是，她在外地工作的丈夫，为表白“站稳立场”，拒绝回医院为红料理后事。这噩耗让我少年时对她的尊爱之情一下子翻回心头，我的心收缩得像石头。一颗无名的天际小星，年纪未过中年，就这样陨落了，如此凄惨，如此悲凉。每当翻开相册，看见红在小城医院里送我的那张清秀的照片，背面还写着“给义亨小弟弟”，我便心酸不已，似有凉风在心底穿越。

蓝和未婚夫在小城办理结婚登记后不久，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者自称是牡丹江的一位女性，信上扬言自己和蓝的爱人有染，要蓝放弃和爱人的关系。这正值她准备调往牡丹江工作之际。之后，无奈于无法澄清的事实，无奈于双方领导的劝解，她只得远离小城去牡丹江工作。听母亲说，她后来的生活不尽人意。每当联想到她离开江南小城远去北国，半个多世纪前在医院舞会上常放的那支哀怨的慢步舞曲《昭君怨》就似在我耳际回响，如歌般地回响着……

在我平淡无奇的过去里，许多人和事都像过眼云烟似的消逝了，但每想起红与蓝——我少年时代的忘年交，总会唤回我的少年和她们的青春，那温馨和惋惜的情绪也始终封存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