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忠中学是抗战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

1943年3月3日，自忠中学正式创办于河南省邓县（现邓州市），为附设于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子弟中学。学校最初取名“七七中学”，后为纪念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的张自忠将军，更名为自忠中学。这所开办于抗战后期的中学，由传奇将军张克侠领导建校，后来也因张克侠在淮海战役率部起义而解散停办，存在了近六年的时间，培养了约六百名学生。

自忠中学的创立、办学等一些史事，至今尚不为世人详知。因有缘结识参与创办学校的苏濯溪先生的后人，又经多方查访与搜寻史料，使这段艰辛办学的史迹逐渐清晰。苏濯溪是自忠中学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该校唯一一位见证学校从开办到解散全过程的人。撰写此文，既为历史存证，更为致敬先贤。

邓县建校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保定相继沦陷，正在河北省立农学院就读的苏濯溪被迫中止学业。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纷纷结伴南下参加救亡，苏濯溪忍痛告别了双亲、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与几个同学自保定出发，徒步数百里绕过石家庄，再乘火车到达河南郑州。经同乡介绍，流亡在外的苏濯溪参加了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这是一个为适应抗战需要而成立的民众救亡团体，主要服务于对日作战伤亡的军人，同时也救助难民。

 

苏濯溪在自忠中学时。

 

抗日战争使国共两党的阋墙之争，变为共同抵御外侮。国民政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计，积极兴办教育，为国家造就人才，积聚生力。自1937年底起，教育部陆续设立了一批国立中学，专为接收流亡失学的青少年学生。除此，公立或私立创办的中学也普遍建立起来，自忠中学正是为了因应抗日救亡需要创办的。

自忠中学建校时，抗战已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战局也趋于相对稳定。邓县是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后方基地，为解决随军子女及当地子弟入学读书，总司令冯治安遂委派时任本军参谋长的张克侠将军，负责开办一所子弟中学。张克侠早于1929年秘密加入中共，并由周恩来批准成为特别党员，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张克侠受命开办中学时，便在选聘教职人员方面做了精心布局。

办校之初，张克侠聘请了在教育界享有盛誉的杨绳武具体负责筹建工作。作为保定同仁学校的创办者，杨绳武与教育改革家，如陶行知、晏阳初等人均有交谊，与张克侠都曾在北京汇文中学读过书。他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有民主爱国的思想，与第三十三集团军有着良好的关系，曾协助该集团军开办过子弟小学，是创办学校最合适的人选。聘任杨绳武，既可以为冯治安所接受，又可以将国民党色彩浓厚的人摈弃在外，张克侠可谓用心良苦。杨绳武在接受委托后，便把军人服务部的同工，如苏濯溪、郝树荣、刘锡九等具有左翼思想的人吸收进来，作为骨干力量参与创办学校。办校之初所聘用的教师人员，以进步人士为取用对象，有中共地下党员加入其中。这使这所附设于国民党军队的学校，从一开始就注入了“红色基因”。

 

1947年春高二级第一班（商丘，身后是壮志亭）。

 

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经费，皆由政府拨给。自忠中学虽在河南省教育厅备案为“河南私立自忠中学”，但吃穿由第三十三集团军按士兵标准供给，师生一律发给军粮、军服，教师家属也计口授粮，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则承担学校的办公经费和教师的薪水。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师生待遇算是相对丰厚的。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挂名校长并兼董事长，校董有张克侠、何基沣、孟绍濂、刘振三、李宝善等军方人士与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总干事肖洄千。杨绳武任副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建校不久，苏濯溪便接替因故离校的郝树荣，担任了教务主任，后任训育主任。1947年末，杨绳武离校，苏濯溪与赵庆辉全面负责起了学校的工作。

 

第一班部分同学合影（1948年春季）。

 

战火弦歌

自忠中学于1943年春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主要来自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军人子弟以及当地的民众子弟。招收条件须具备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但军人子弟来自各地，且受抗战的恶劣环境影响，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经入学考试，将合格的学生编为第一班，计54名；未合格但成绩较好的学生编为第二班，计24名，做必要的文化补习。其余学生则编为高小班，升级后再学习中学课程。学校教学与教育部颁布的课程和学制相一致。学校开办时曾制订教育要点：一是陶冶学生健全品格，加强忠勇牺牲精神之培植；二是培养学生自动与自治的能力；三是启发学生劳动意识，锻炼生产技能；四是实施军事管理，养成迅速确切严肃之风度。在以后的教育实践中，又将办学宗旨进行了系统具体的细化。

学校的最高行政组织为校务执行委员会，下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陆续成立了以学生为主的自治组织，如经济委员会、学习委员会、课室委员会、康乐委员会等。各委员会定期选举，不连任，每个学生均有锻炼的机会。办校的第一年仅设立初中部，规模也比较小，但开展教学方面正规完备，这主要得益于校长杨绳武与教职员们的悉心筹划。在战争环境下，杨绳武结合自己在保定同仁中学的办学实践与探索，倡导和吸收了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杨绳武身体力行，尽管校务繁忙，他还兼着英语和音乐教学，其他的学校领导也分别兼有课程。

 

女同学合影（1948年）。

 

迁校商丘后部分教职员合影，后排左一为校长杨绳武（1947年5月自忠堂门前）。

 

学校职员王儒林在《教学特点珍忆》文中忆及富有特色的课外活动：“训导处办的《三日广播》是一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其内容是向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每周六按班级召开生活检讨会，使学生自觉遵守学校纪律。训育主任先是祁鹿鸣，后为苏濯溪，他们对学生所犯错误主要是讲清道理，分析不改正的危害性，使学生心悦诚服，知错改过。”这些细节可以体现“教、学、做合一”理念的落地生根。建校当年，学校分批组织学生帮助当地农民收割小麦；派部分师生赴南漳慰问前线官兵并演出自排的节目，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斗志。特别是学校招收驻地贫寒家庭的子弟入学读书，拉近了军队与民众的关系。

学校最初设于西操场村被废弃的一座宅院。它曾因这户人家惨遭横祸家败人亡而被称为“鬼宅”，经过一番改造加固、清理粉刷后，校舍里的琅琅书声又使它恢复了生机。师生们在紧张的课业之余，开展了许多寓教于乐的活动。由师生共同参加的“自中剧团”“合唱团”最为活跃且受到欢迎，他们排练演出的既有《刑》《雷雨》《夜店》等著名话剧，也有来自延安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此外还自编自演了许多活报剧。学生中的文艺骨干刘萤回忆：“1946年冬季，学校排演了宋之的创作的话剧《刑》。为演好这部话剧，以教务主任苏濯溪为领导的校剧团，集中了全校师生擅长表演的充任，苏担任总导演并出演了官僚地主这一重要角色。1947年元旦，一连演出两场，深受好评。”富有才艺的苏濯溪有时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是开展文娱活动的中坚。在特殊的环境中，他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

 

实习工厂的木工科

 

1944年11月，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张克侠（1943年9月任职）来校视察，在讲话时提出办学的目标，勉励师生立志“为人类谋平等幸福”而工作和学习。杨绳武大为激赏，决定以此作为自忠中学的“校训”，随后又有了以此为主题的《自忠中学校歌》：“忠勇牺牲，坦白又诚恳。是非要明了，学习要认真。韧性的战斗，不知休息也不怕艰辛！为人类谋平等幸福，我们永远向前进！”校歌由祁鹿鸣作词，杨绳武谱曲。从此，激昂铿锵的旋律便响彻校园，也终生回荡于师生们的心头。

学校开办不久，苏濯溪也盼来了个人的喜庆之事。分别六年之久的妻子偕长子苏悦，从老家保定秘密南下，辗转千里，穿越战区，一家人终于在邓县团聚了。战乱中的亲人别离尤为牵肠挂肚，苏家来之不易的团聚给艰辛的日子带来了欢乐与温馨。但安定的生活并未持久，1944年4月发起的豫中会战失利，自忠中学开始了第一次逃难，西迁至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淅川县李官桥。学校雇用牛车运输教学设备、生活用具，教职员工和学生均徒步转移。苏濯溪的长子苏悦曾经回忆起这次充满历险的童年经历：“逃难队伍在学校组织下井然有序，为数不多的几户家属，跟在女生队伍后面行动。一路上爬山过河，昼夜不停。一次要过河，水不深但流速很急，简易渡桥是木板搭起的，只能单人通行。母亲拉着我一前一后在桥上挪动，当走到桥中间，母亲向水中望去便觉头晕目眩，随之失足落水，我也被拉到了河里。”好在众人援手相救，化险为夷。全校师生于5月13日抵达李官桥，被安顿在一座颇具规模的寺庙里，稍作休整即行复课，琅琅书声又响起。这期间，恰逢麦收季节，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害，师生们便帮助村民抢收麦子，扑灭蝗虫。直到8月初，中学才回到原址。

 

暑期补习班教职员合影（1948年8月商丘）

 

1945年春，日军再次进攻豫西南，进占南阳，自忠中学仓促转移。3月下旬，学校刚到李官桥落脚，空袭的敌机就尾随而至。为避免学生伤亡，校长杨绳武决定分批向界山进发，行李等物被弃置于丹江岸边。师生日夜兼程渡过丹江、襄河，进入鄂西北山区。为了减缓劳顿与紧张，师生互相鼓舞，一路唱着歌曲，喊着口号，响彻崇山峻岭。此次逃难学校财物损失巨大，个人行李被褥丢失殆尽。张克侠获知学校抵达湖北竹山驻地，除发去慰问函电，还安排集团军总部军需部门运去了军用被褥、夏装等生活用品。

学校一路逃亡，教学用具大多丢失。面对困难，师生毫不气馁，用竹子自制了蘸水笔，捡来石头做成砚台，用乡下唯一能买到的草纸装订成作业本。生活与教学环境也极为恶劣，师生及家属分散借住于学校附近的村庄，上课既无教室也无桌椅，只能露天席地而坐。但这一切没有稍减学生的求知热情，读书声始终回荡于蓝天绿地之间，他们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驻地附近有一处规模不小的寺院，负责学校总务的老师去借了一些桌椅，他发现寺庙的方丈很喜欢苏濯溪家里刚满一岁的小儿子，想出了一个拉近关系的“妙招”，便对苏家说：“就叫你家小二认他做‘干爹’吧，让和尚高兴高兴。”方丈大为欢喜，特意买来一个银项圈，还备了一桌素席，宴请学校领导和苏濯溪全家人。自此，学校遇到什么困难，寺庙总能鼎力相助。直到抗战胜利，学校才于当年9月返回邓县。数千里风雨颠沛，弦歌不辍，几次迁徙师生饱尝苦辛，却砥砺了他们不屈的意志和报国的信念。

“同流”不污

苏濯溪晚年回忆说：“自忠中学的成立、发展，直至最后解散，都是在一种特殊条件、特殊环境和特殊人物领导下产生的。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风风雨雨的历程，从复杂、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人，很难想象自忠中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张克侠将军的特殊身份与领导建校时的巧妙布局，以及平时对师生们的关心和保护，是学校得以发展的关键。

张克侠在晚年写过一份《关于“自忠中学”的说明》，并交由中组部备案存档。这份书面材料记述了创办学校的缘由、经过以及办学宗旨。他说：“自忠中学的学制和课程，同当时国民党地区的中学完全一样，但是校内充满了民主空气，教师讲课不受任何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阅读进步书报，唱革命歌曲，演抗日话剧，出壁报，开晚会。”自忠中学设有“自忠堂”，将张自忠将军的“十四条特长”定为“自忠精神”，书写悬挂于内。在商丘校园，建起了一座“壮志亭”，对师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以激励进取之志。

 

学生自办《实践双刊》

 

自忠中学在教书育人中的“革命色彩”浓厚，引起了该集团军上层某些守旧人士的疑忌，也让国民党党部人员感到惶恐不安，试图以“党化教育”对师生施加影响。他们还明里暗里地对进步教师进行调查和打压，让有“共产党嫌疑”的教师不安于位。但在张克侠与学校领导层的巧妙周旋下，不仅保证了进步师生的安全，还排斥了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活动。

由于历史的原因，冯治安等人对自忠中学所起的正面作用甚少提及，一直为人讳言。从还原历史真实的角度，若没有冯治安给予的必要支持，其为人行事的宽容，则很难想象学校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生存发展。冯治安戎马倥偬之中，也曾亲临学校视察，并偕张自忠的女儿到校看望师生。何基沣、孟绍濂、李宝善等将军，对学校也很关心和支持，时常帮助解决困难。该部的老底子是西北军，为国民党非嫡系军队，大多数将领的党派成见不深，与国民党嫡系部队和国民党党部人员存在某些利益之争，这些客观因素，也是促成自忠中学“红色基因”生根发芽的有利环境。

自忠中学迁至湖北竹山期间，学校指派苏濯溪和教师张景明赴重庆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去军人服务部总部领取教学用品、课本，二是委托陶行知先生为自忠中学聘请教师。两人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徒步行进数百里，方在长江岸边的奉节县城，登上去重庆的江轮。苏濯溪在重庆拜访了仰慕已久的陶行知，还前去观摩了陶先生开办的育才学校，学习办学经验。陶行知推荐了教师杨一凡、肖远淑；苏濯溪又持集团军干训班教官牛斗（中共地下党员）亲笔信，去中央大学找到了即将毕业的赵庆辉，赵庆辉又介绍了刘美云。他们先后起程前往自忠中学任教，苏濯溪后知杨一凡、赵庆辉、刘美云均为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5月，学校迁往商丘得以稳定后，赵庆辉又陆续从上海、南京等地聘请了不少进步教师。

 

学校篮球队

 

由于战争环境的严酷，学校不断迁徙，加之国共斗争的复杂性，教职员队伍有相当大的流动性。自忠中学在六年中先后聘请了八十余名教职员，其中就有中共地下工作者二十多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渠道来校任教，也无横向关联，只与相应的中共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这些肩负秘密使命的地下党员，在自忠中学时间或长或短，但彼此的心照不宣，相互合作、信任和支持，特别是与杨绳武、苏濯溪等进步人士的“心有灵犀”，使中共的活动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

周旋脱身

日本宣布投降后，自忠中学师生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大山里的两河口村。尚在重庆的苏濯溪和张景明，得知学校师生已于9月初启程，随干训班回迁邓县。办妥学校的事务，两人即直接赴邓县与师生会合。战火蹂躏后的邓县西操场村面目全非，入冬前，学校便迁至河南临颍，这里成为师生们的又一处临时落脚点。1945年12月初的一天，苏濯溪被叫到张克侠的住处，将军仔细询问了学校授课的情况，又对他说：“已经在商丘找到了一处新校址，今后固定下来，也不再随干训班移动了，以利于学校的发展和教学。”这处原由日伪军占用的公房，设施较为齐备，经过一番准备，次年5月学校迁至商丘西关小校场，成为自忠中学校史上留驻最久的一处校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即着手整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整编为第三绥靖区，后由商丘移驻徐州、临城等地，张克侠出任副司令官。商丘则由第二十六集团军编成的第六绥靖区接防。换防时，张克侠对学校安全及教学做了审慎安排。他以“三绥”司令部和司令官冯治安的名义，给移驻商丘的“六绥”司令官周喦发去公函，恳请给予学校关照。同时指示学校加挂“第三绥靖区附设自忠中学”校牌，并增加门岗。在国共两党关系尚未破局时，学校开展的进步活动，即已引起注意。国共内战爆发，加上先后有数批师生前往解放区，一时流言纷传。驻商丘特务人员加大了对自忠中学的监控。一次，一个来路不明的军人突然闯进学校，提出查看教职员花名册，追问有没有张华棠、肖长杰两个人，说要和他们谈话。学校答复说他俩请假回乡未归，随即通知二人当夜离校，以避遭敌抓捕。

整编后的“三绥”对学校补助经费也出现了捉襟见肘，时常拖欠，并传出了拟解散学校的传言。心力交瘁的杨绳武，于1947年底请假去天津，此后因多种因素未能返回学校。

杨绳武离校后，学校顿失支柱，张克侠及时给予了书面指示：学校暂由苏濯溪、赵庆辉两人负责，日常工作由校务执行委员会集体领导进行。受命于风雨如晦之际，苏濯溪与自忠中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商丘学校大门（1946年5月至1948年10月）。

 

1948年春，商丘附近的中共地方武装的活动日渐频繁。一天，苏濯溪与王耀华以了解战情为名，去“六绥”司令部面见周喦，周喦已离商丘，副司令官区寿年接见了他们。苏濯溪问及目前局势和学校安全，对自忠中学心存顾忌的区寿年不置可否，说：“安全问题很难讲，除非去问刘伯承，他若不来攻打就安全。”6月中旬，豫东战役打响，学校大部分校舍被国民党战车第一团征用，不得不提前放假。又因频频发生教师、学生赴解放区事件，为“三绥”高层恼怒，便有人向冯治安进言称学校有共产党操纵，遂派驻一名高级参议“监校”。此时，商丘的几所中学已受到特务机关的严密监控，如省立商丘中学、归德中学等学校先后被搜查，并抓捕了多名进步教师。苏濯溪与赵庆辉配合默契，为防止特务的“突然袭击”，将进步书刊、文件转移隐藏起来，还巧妙地借助驻校高参的身份保护学生，与敌周旋。1943年3月入校的三班学生刘钊在《母校在斗争中发展》一文中回忆：“驻商丘县的‘六绥’特务机关曾数次冲入学校，指名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祁鹿鸣、张华棠、任彝玺、肖长杰等，这些同志都在苏濯溪先生的巧妙安排下脱离险境。”

 

实习工厂缝纫科的女生

 

淮海战役前夕，中原地区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三绥”从学校及子弟安全角度考虑，下令南迁江苏省句容。这期间，又有多批学生离校奔赴解放区，一时流言再起。苏濯溪和赵庆辉经过斟酌，请示张克侠，遂决定按“三绥”的命令迁校，客观上起到了消除冯治安等人对张克侠及学校的戒备和疑忌。迁校有关事宜，冯治安有意绕开张克侠，委托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利用所部撤离开封，派人到校督促南迁。刘汝明不仅安排军用专列输送师生，还沿途提供了饮食等方面的周全保障，因此虽匆忙南迁，比起抗战时期的逃亡要顺利了许多。

1948年10月底，自忠中学被迫迁往句容桥头镇，虽远离了烽火连天的战地，但更大的考验正等待着自忠中学师生。师生刚刚安顿下来，即传来张克侠、何基沣等人率部于11月8日在战场起义的消息。学校不仅立刻陷于孤立无援境地，而且随即收到了勒令解散学校的通知。在国民党尚未派人来校向师生“训示”之前，苏濯溪与赵庆辉决定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召集全体学生，由学生会负责人张弘讲一讲“形势与前途”。张弘对同学们说，这是全体同学的最后一次集会，现时局突变，学校即将解散，希望大家按照校歌中讲的“是非要明了”的教导去应对，前途的选择要慎重，要果断。很快，冯治安派人接管学校并遣散校工学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迁来句容桥头镇的许多师生，冲破重重阻碍，通过不同途径奔向了解放区。

1949年2月，苏濯溪也有惊无险地辗转到达济南，经短期休整，被安排在山东省教育厅工作，后派往汶上县第一中学支援教育，再调往泰安筹建泰安第二中学，任学校教务主任。

苏濯溪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个人遭受磨难，他的“自中生涯”成为压在身上的“历史问题”，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度过了数年“牛棚”生涯。“文革”结束后，张克侠不仅给苏濯溪去信慰问，还给泰安二中党委亲笔写了信，出具相关证明，澄清历史。苏濯溪平反复职后，继续发挥余热，并在市政协担任职务。1998年5月，部分自中校友在商丘参加自忠中学建校55周年纪念会，有当年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教师，在座谈时提议说：“当年，苏先生是无党派人士，起到了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为革命做了贡献，我们今天到会的师生有责任帮助苏先生还历史本来面貌，使他能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会后，许多校友联名或单独给苏濯溪致信，表达愿望。随后，苏濯溪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年年底，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获准加入了党组织。

2003年11月10日，九十高龄的苏濯溪于泰安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