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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的少女时代
2020-08-28 16:23:17 作者:齐晓芳 热度:3487℃ 收藏

 

1960年仲夏,陕西蓝田北岭一孔窑洞的土炕上,二姐呱呱坠地。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生产队分给每人的粮食根本填不平饿瘪的肚子,地里、沟里、土坡上,只要是没有毒的野草、树叶都成了人们充饥的美食,公路两旁的杨树皮槐树皮也都被人们剥得精光,煮着吃掉了。父亲在西安工作,工资微薄,就是想买几斤黑市粮,在城里竟也寻不到。家里每日的吃食,是母亲放工后赶到沟里坡上弄回来的刺蓟(大蓟)等“野菜”和得之不易的榆树皮。就这些还得先紧着祖母、小姑、大姐吃,自己时常饥肠辘辘地去上工。

所以,二姐虽是足月生,却仅有三斤重,实实在在是一个低体重儿。几十年后母亲回忆,刚出生的二姐,太阳穴和眼窝吸成深坑,面颊没一点儿肉,肋子一根一根,骨节细细长长,尤其是二姐浑身上下裹着一层绿沫沫儿,哪里是个人娃儿,活活一个小骷髅,叫人既心疼又害怕。在农家土炕的篾席上,由接生婆手里的大剪刀剪断脐带的二姐,没进行一分钟Apgar评分(阿氏评分、新生儿评分),没有复杂的仪器监护,没有吸氧,没有科学的护理,后来也没有足够的奶水吃,没有奶粉炼乳,连面糊糊都是奢望。

二姐就这样,在特殊的天时里,在“低标准”的喂养中,开始了人生。后来她身高不足一米六,矮于众姊妹,和这先天不足及后天困窘有很大关系。“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二姐的饥寒远不是三分。那时家里有两面窑可以安身,但在1962年一面窑洞因霖雨倒塌,剩下一面窑,一时住不下全家人,年轻的父母面临诸多困难,愁不堪言。直到1963年,生产队派出劳力为家里打了墙,1964年在窑前盖起了两间厦房,一家人终有了安身之所。1964年市场上能买到包谷了,父亲可以买回些议价粮,国家也给些救济粮,日子也就一天天过来了。

二姐从记事起,就到坡里拾柴,沟里放羊,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十岁时,二姐背起母亲给她缝的碎花布小书包,到大队小学上学了。我们村是个小村子,四户人家,离学校有五里多路。二姐每天跟着上四年级的大姐,以及伙伴们上学去。书声琅琅的校园,给二姐带来了快乐。学校每个年级一个班,学生三十多人。二姐学习好,多次被选为班长和三好学生。二年级时,胸前别上了“红小兵”的牌子——红色塑料的牌子上印着“铧咀坪小学”“红小兵”等字。

那时家里生活有了改善,每天可以喝上包谷糁了。一年到头,家里也会给每个娃花上四块八毛钱,买两节布做一身新衣裳穿。布鞋也是一年做一双,大脚趾常会很快就把鞋戳出个洞来,母亲会不厌其烦给补起来,一双鞋一年要补许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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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0年3月13日,二姐在临潼华清池。

 

虽然年纪不大,劳动却是第一必修课。每年夏忙,全大队六个生产队,学校给每队指派一名本队的教师,带领队上的学生去收割后的地里拾麦。拾的麦上交生产队,可以替家里挣工分。拾的如果是纯麦梢儿(麦穗),三斤半一个工分;带麦秆儿,五斤一个工分。在家里,也有任务:扫地、拾掇屋和抬水。抬水是大活重要活,村子远离大村,不通电,吃水要到沟底一处“冒眼”(泉水)去挑,大人来回一趟要半个多小时。那时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整日在地里劳动,祖母也年逾花甲,三姐和哥哥更小,所以抬水就是大姐二姐的事。上午放学后抬一桶,晌午放学后抬四桶,两个人起先抬多半桶,慢慢可以抬一桶,回程中要歇几次,除过一个“转弯”有几米长的平路,其余都是坡坡路,歇肩时要用一块石头将桶支稳。途中水总要漫衍出去些,一桶水抬回家常常成了多半桶。有时快要到家了,脚下一绊一滑,水桶一倒,全泼了,只得重新下沟去抬。

二姐上初中时,我一岁。父亲的工资是三十五块钱,母亲积极参加劳动,家里的日子仍紧巴巴的。为了能喂饱六个娃的肚子,母亲会不时掮(关中方言读jiQn)上一口袋面粉,搭车去“河北”(渭河以北)换包谷面、包谷糁,一斤麦面可以换两斤包谷面或包谷糁。队里分产时,也是母亲最落寞的时候,因为只她一人挣工分,所以什么都分得少。劳力多的人家,麦装几麻袋,我们只一细口袋;人家红苕、萝卜几老笼,我们只半老笼;包谷秆、麦秸人家几大堆,我们只一小堆,且常轮到最后。然后母亲推着车子,一群娃跟着回家来。有的年份年终结算时,我们家反而欠队里两百多元钱。

这样的境况下,二姐自觉懂得为家分忧。割草交队饲养室,按斤两算工分。暑假里,二姐就和伙伴们去割草。二姐人瘦小,但手脚麻利,安分,选中一块草地不挪窝子,“刷、刷、刷”就是一大把,捆好放一边,大半晌就能割一大老笼(八十多斤)或一轻便车子(手推独轮车,一百多斤)。一个暑假,她能挣四十多个工分。那时男劳力一天也就一个工分,女劳力只七分五个工(一个工分值三毛五分钱,年景好时五毛钱)。

另一“开源”门路,是在假期里挖药材。村子周围的沟坡梁崖上,有的是远志、柴胡、黄芩等。母亲嫌天热,不要二姐去。等母亲上工走后,二姐收拾好屋子,给祖母做好饭等她吃毕后,提上笼偷着去。追一阵子,就追上几个挖药的铁搭档:小利、小品、亚娃、省省。为了挖到质优的药,他们会跑十里路,到北边赵湾梁上去,那儿的柴胡、黄芩等都是老根,又粗又长。药挖回来,将柴胡根剪下晾干,砸远志取根肉晒干,将黄芩根晒干后放笼中,放几个小圆青石,再轻轻摇晃,撞去根外头一层粗皮,再将金黄色的余根晾干。还有种叫“血统”(发音如此。学名应为“血藤”——编者注)的药,根是血红色的。

家门前的园子里有十几棵祖母种下的大杏树,每年杏熟了,村里人都来吃,留下一地的杏核。大姐二姐就把杏核收集起来,因为杏仁可以卖钱。砸杏仁是一件累活,大姐把杏核给弟妹们一人分一堆儿,一人一把洋锤一块砖,圪蹴(蹲)那儿成晌地砸杏核,叮叮咚咚,经常蹲得腿都麻了。等砖头上梭形的小坑布满,装杏仁的黄书包也“饱”了。看着书包里一颗颗饱满干净的杏仁,大家脸上都是笑。

药材积攒多了,二姐就和伙伴们大包小包地背着,步行到十几里外的县药材门市部去卖。卖了钱,不舍得花一分买吃买喝。回来路过县蔬菜公司,看那菜蔬真是诱人,拣人家买剩下品相不太好降价处理的茄子、洋柿子、黄瓜、辣子买一些,再背回家。路上渴得不行了,趴在路边浇地的机井边,喝一肚子凉水。有次二姐和三姐去卖药,回来时经过县土产门市部,恰巧柜台上一个浅黄的瓷盆子,因有一条璺(wIn,裂痕),由一块钱折价两毛钱处理,两人高兴地买下来,轮流背着这个有五六斤重的盆子,欢天喜地回到家。母亲把盆子拿去花五毛钱箍了,这个盆用了三十多年还好好的。

那时上学费用不贵,每学期小学一块五,初中两块五,高中六块。姐姐们挖药、砸杏仁的钱,足够几人交学杂费了。可是为了挣这些钱,二姐也遭过罪。一年暑假挖药,受热得了“鹅口疮”,口腔甚至咽部和扁桃体都生了溃疡,说不出话。祖母带着去了西安,父亲赶紧送到儿童医院。医生看后训斥他:你们真是胆大,这病再迟来两天,娃可就危险了。在西安治病期间,祖母心疼二姐,每天领着她,从父亲的未央路食堂走到土门十字去坐电车。这路电车的司机中,有村里答民和淑叶两口子,坐他们的车不让买票。祖母把二姐搁车最前头,二姐看着街景,一高兴,就忘了嘴里的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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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0年12月8日,二姐(前)和伙伴在村前沟沿,后为小利。

 

二姐病好后,祖母带她回家,路过东侯村祖母的外甥鸿道伯伯家,又在那里住了半个月。东侯村地处灞河川道,庄稼以豌豆为主。二姐没事时,拿一个搪瓷缸子,去捡人家收豌豆时遗在路上的豌豆粒,拿回伯伯家煮豌豆面吃。那个暑假,用二姐的话说,“因祸得福”,美美地快活了一个假期。

两年的初中生活很快结束,其时升高中靠学校推荐,二姐顺利升入洩湖中学。二姐把她的所有书本,背到公社供销合作社,卖了八毛五分钱,舍不得花,就地在合作社买了一个“火条”笼(秦岭山中一种红色藤条编成,比竹笼结实),背回家。这粪笼用了有七八年。

洩湖中学是普通中学,离家、离县城都有二三十里路。上学要住校,一间宿舍(两间房)上下两层大通铺,可住下全班女生。二姐周末回家一次,搭汽车车费一毛钱,舍不得,来回都是步行。好在同路有一大帮子同学,也不孤单。礼拜天,二姐早早吃过晌午饭,背上馍布袋,一路叫上凯迎、小利、容珍等同学,汇集成六个人的大队伍,说说笑笑的,二十多里路走起来洒洒落落,一点不累。二姐的同学们,不论岭上还是灞河川道的,从家拿的馍都是金黄的纯包谷面馍,冷了又硬又糙。母亲给二姐蒸的是麦面和包谷面做成的“两搅馍”,好吃多了,常被同学们“瓜分”。除从家拿馍,还往学校食堂交面粉、包谷糁,换成粮票。早、晚喝包谷糁糁,泡上带的冷馍,中饭是二两粮二分钱的汤面。川道的同学书霞和二姐是知交,她喜欢吃二姐的“两搅馍”,当二姐断顿后,书霞会不时请二姐去她在学校近旁的家里去改善伙食,吃顿米饭。书霞的父亲是村里的干部,家里情况挺好,她怕嫂子知道了不喜欢,就把米饭和菜扣在碗里,偷偷放到锅下的箅子上,等二姐去时,饭还是热的。

十八九岁正是爱美的年龄,可那时却难得有新衣服穿。开始二姐穿了大姐的绿中长布裤子,同学们都羡慕:到底人家爸爸在外头工作,穿这么好的衣裳。后来大姐收回裤子,二姐又穿起自己的灰卡其布裤子,裤子屁股磨破了,母亲给补了两块大圆补丁,一块是新布,一块是旧布,颜色一深一浅,同学们才不说什么了。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但这所乡村高中校园里,并不怎么抓学习,学生也是随波逐流,大家经常说:“念书有啥用啊,不学数理化,只要有个好爸。”学生们经常要去学校农场劳动,或去条件艰苦的村子“支农”。记得一次去支农,帮一个村里平整土地,干活的场面很热闹,每个班一面红旗,大喇叭随时广播各班的进度,大家争先恐后,干劲十足。二姐由于会包疙瘩儿(饺子),就在灶上帮灶。做饭的水要下到村前的深沟里去取,两个同学抬一桶,一趟得一小时。除劳动外,女同学最热衷的事,是纳袜底儿、纳鞋底儿、勾线网子。袜底花样繁多,简直美不胜收;线网子有盖茶盘的、盖被子、盖桌子的,很是好看。二姐当时没鞋底纳,向隔壁大妈要了五双鞋底,二姐带到学校,一针一线纳完,“手艺”练了出来,大妈说比她都纳得好。

本来1978年年底二姐高中毕业,但上面通知要再上半年。在1979年的半年里,学校格外重视教学了,学习抓得特别紧,无奈荒废了两年时间的学生们,已经力不从心,无从学起。最终,全年级两个文科班近一百人,只考上了一个岭上的女生。邻村的郭小利补习了一年,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毕业后,二姐在大队编织组(设在大队小学院内)干了两年多,主要生产用于外贸出口的坐垫和门帘。用包谷壳儿(关中方言,指玉米外衣)编成长辫,再用针线团起来,就是坐垫;缠起来,做成各式各样的穗子,用针线串起来,就是门帘。其中若嵌入蓝、红二色的花样,就更漂亮了。二姐是编织组的技术员,上面有了新花样,由二姐到公社学回来再教给其他人。编织组干活计件挣工资,活儿可带回家去做。晚上在煤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和二姐一起,做活一直到深夜,这样二姐一个月可挣到五十多块钱——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九口之家,算是一笔很丰厚的收入了。

秋忙后,二姐也和邻居小利去收包谷壳儿,八分钱一斤收来,一毛钱一斤交给编织组,挣一点辛苦钱。两人带上两个馍、一个大麻袋,一大早出发,走得远时天麻麻黑才能回家。一次二姐到更北边的深岭上去收,有家人一听是半岭上的,非常热情,又是端来开水,又是要留吃饭,原来她家娃子(儿子)“年龄大得很很,还没订下媳妇”,想让二姐在下边给她娃说个媳妇。二姐问她娃多大,她说:“实在不好意思给你说啊,我娃都七岁啦!”

后来父亲给二姐在西安找了份工作,在西安北郊皮件厂做“北京兜”的内壳。那时的北京兜,就像现在的名牌皮包,背着出门很是体面,年轻女孩照相时都要挎在肩上的。不过皮件厂不管吃住,二姐住在北大街安远饭馆父亲处,步行上下班,走得快也要半个小时。中午吃饭在皮件厂食堂,一毛六分钱一碗汤面,干一晌活下来,一顿要吃两碗汤面,还需再吃一个自带的馍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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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1年2月16日,二姐(前右)和编织组的工友们在大队小学教室前。身后为布景(教室的条麻石台阶清晰可辨)。

 

二姐在皮件厂待了两个月就不干了。因为有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有三站路),一个高个子男人“跟踪”她,她走快那人也走得快,她走慢那人也走得慢,二姐吓坏了,于是辞工回家。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二姐要为即将的结婚做嫁妆了。

二姐在大队编织组时,经一个高中同学的姐姐的婆婆介绍,开始了自己的婚姻大事。那时一门亲事要经过很多程序,这些程序一个都不能少,并且都要严肃认真对待。正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仪式中,一个女孩子,走向一个陌生的男人,走向自己真正的生活。

见面。男方是介绍人娘家门中的侄儿,初中文化,有一兄一姊一弟一妹,其父是村支书。他家地处灞河川道,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离岭上我们家有十来里路。

首先是初步见面。大姐陪着二姐,跟随媒人去了他家。进了家门,坐下后,其父先来说话,问这问那的好半天,大约是看口齿是否清楚,二姐很镇静,一一回答。说了半天话,快到饭时,大姐、二姐起身告辞,他们家里热情留饭,只得留下来吃饭,饭是其嫂擀的硬扎扎的碱面。也见到了他——中等个子,浓眉大眼,白白净净的。后来三姐一看到他,记起来两年前她和小二姐三岁的我哥哥用轻便车子推了一口袋包谷,去这个村子磨糁糁(那时我们村及周围村子没有电磨子),在他村油坊(兼磨坊)做活的就是他,当时腰里勒着草绳,衣服上油腻腻的。他母亲待人很热情,当时还邀请三姐和哥哥去家里喝水。

初步见面约两个月后,他父亲和对方媒人来到我家——也就是说,他们家同意这门亲事——定下了正式见面的日子。

川道的人向来因地理条件优越爱笑话岭上人,他们料定见面这一天,凡我们家去的人,保准是“一人一双新布鞋”。事实上当时也的确如此,岭上人出门、走亲戚都很郑重,会穿上平日舍不得穿的新衣服,当然也包括新布鞋。何况这次是给二姐见面,更要注意形象,每人真就准备好了新布鞋。然而见面的前夜,下了一夜雨,路上泥泞,新布鞋是不能穿了。于是去的伯母、母亲、小姑和大姐,穿着雨靴,二姐穿了一双篮网球鞋,让川道人的预言落了空。

正式见面,他家给了二姐“四样礼”:一身衣裳(格格白的确良撮口衫子、中长布裤子)、一双袜子、一双布鞋和一个北京兜。

订婚,也叫下帖。二姐订婚在见面一年后。

订婚先扯布。扯布一般在订婚的前一天,地点在县城。如果赶上个好日子,县城的商店里会有很多扯布的人,一律是女方在前边选,男方跟后面付钱,所买的东西可能各个不同,然而人们的表情言语却家家相似。有从很偏远地方来的,女方自己不知道买什么布好,于是就跟在别家后面,看人家买什么,自己就跟着买什么。

扯布那天,二姐叫了高中同学书霞、大姐、大姐的高中同学亚维和三姐作陪,他家出动了他、他哥、媒人等也是五人,他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正好一辆驮一个人,去了县城。事先说好扯两百元的布,结果只扯了一百多元,有两米四的红色、天蓝色涤纶、卡其布各一节(一米二就可做一件衫子),等等,满满一包袱。

订婚当天,在他家举行订婚仪式,其实就是吃一顿饭。为了“声势”大,家里发动亲邻,共去了五席客(一席八人),在他们村引起了“轰动”。第二天,他们家要送布,并送彩礼。其时,如果男方各方面条件都好,彩礼官价二百四十元;倘若男方有女方“谈嫌”的,彩礼就得三百六十元。彩礼送来,女方家要回男方十元。他家的彩礼,自然是二百四十元。他家送布、送彩礼,来了两席人。那天吃的是臊子面和炒菜。我们家给准新女婿的回礼是一身衣裳、一双布鞋、一双袜子、十五个鸡蛋。

结婚。1984年元月21日(癸亥年腊月十九日)二姐结婚。结婚前,仍要扯一次布,不过这次扯的布,比订婚那次要档次高、样数多些,因为也许婚后几年都没指望再买新衣、新布了,尤其是嫁到弟兄多的家庭。在县城买了几身成衣后,二姐叫上好友西婷,去了西安,买了纯毛毛线、双喇叭收音机(六十元,很大,上四节电池,在以后很长时间里,都是村里最好的收音机)、门帘等,花了三百元。

结婚当日一大早,媒人、新女婿、陪女婿的、抬箱子和花架子的,一伙人就来了。家里一边请他们坐席吃饭,一边收拾布置嫁妆。

二姐的嫁妆,有木箱一对儿,内装以前扯布所得的布料、衣服等。被子四床、床单八个(三个洋布单子、四个家织的粗布单子、一个塑料单子),这些都用红毛线捆在箱盖上。花架子(又叫十络格)上,摆放大小物件,计有:收音机、钟表、两个门帘、两个电壶和洋瓷盆子、塑料盆子、甩子(拂尘)、刷子、伞各一个,以及雪绷镜(其上印着一对鸟儿,搁桌上,是日后的“梳妆台”)。此外,二姐给婆婆、姑姑、大姑姐、嫂子及二姐夫每人布鞋各一双,并袜垫儿一双(直接衬在鞋里面),给公公、大哥的西式枕头各一个,给小姑子尼龙袜子一双,给小叔子皮带一条。

这些东西中,除由婆家出资在县城、西安买的以外,钟表、电壶等都是二姐几年做活攒的钱买的,其他如布鞋、袜垫儿等针线活,是二姐出嫁前一针一线做成的——这些东西摆在花架子上,村子里的人都会参观、品评,看这个新媳妇的针线活手艺咋样,也就知道你能行不能行。

另外,家里要给二姐买一对“长命碗”——小的细花瓷碗和两双筷子。二姐夫家来的陪女婿的,带一方新手帕把碗筷包起,提回去,当晚两人吃馄饨用。还要买两个镜子,去婆家的路上,二姐、二姐夫一人手里提一个,起到避邪的作用。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木梳盒,也叫馄饨盒。二姐的木梳盒,是花五块钱买大姐的。木梳盒分两层,上层放木梳,下层装馄饨——也就是捏得很小,如小指肚大的饺子,按两人的年龄,一岁一个。木梳盒由当时十七岁的哥哥提着,到二姐夫家,他家须郑重地接过这个盒子,同时给提盒子的人一个大红包。哥哥最终得到了五元钱的红包。临到二姐要出门时,母亲还要给二姐一锭“坠腰钱”——用红纸缠裹起来的九十九个一分钱硬币。

一切准备停当,两个新人拜过高堂后,娶亲的队伍就可以出发了。这时是新女婿最紧张的时候。村里的孩子和门里、近邻的姐妹嫂子们要“耍女婿”,将新郎抹成大花脸。此时,陪女婿的就要奋力挡着护着,但最终会和新女婿一起被抹得有红是白。闹完了,抬箱子和花架子的精壮小伙子们把收音机开得震天响,一路听着广播,说说笑笑往回走。然后是两个新人,陪女婿的、送闺女的几人。再后面,就是娘家亲戚组成的送亲大军(一般都是男客,女客则留下来吃饭),浩浩荡荡,我们又去了五席客。

当天,他们家来的一个“硬女”的,带来八个硬盘馍、八个大礼馍(这礼是不用回的)。无怪乎人们常叹:养女一场,最后只落得十六个馍。父亲和母亲那天并不去亲家,而是留在家里招呼客人。等客人散尽,庭院复静下来,父母面对着十六个馍,不知道是什么心情。想要再见到二姐,得是两天以后他们回门来时了。

而在二姐夫家,热闹隆重婚礼中的二姐,则永远告别了自己的少女时代,为人妇,而为人母,开始了一个农村妇女真正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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