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利莎，原名赵芙蓉，我的姥爷是北洋时期的山东督军张怀芝，爷爷赵荣华也是北洋时期山东黄县（今龙口）的著名军阀，曾被授予上将军衔。1951年9月17日，我出生于济南万竹园张氏祖宅。张怀芝有五房太太，我母亲张淑静是三房夫人所生；我父亲赵雨亭，又名赵化霖。我有一兄一弟一妹，可是我从来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过。姥爷有十几个孩子，他除了在济南万竹园有房产，还在天津马厂道购置有洋房。姥爷后来带部分家人去天津定居，一家人分为两处，因此我家到底有多少人，我有多少表兄弟姐妹，我真不清楚，特别是解放后，房产收归国有，家人各奔东西，自顾不暇，互不来往，不通音信，更不知彼此具体情况。

图1 我的姥爷张怀芝

 

我的姥爷祖籍山东东阿县皋上村，生于1862年，幼年家贫，生活困窘，一家人住在地窖里。他的父亲为了改变门庭，苦力支撑他读书，他曾就读于同乡马家村贡生杨克典老先生处，后因家境实在困难，几次想辍学，但杨老先生几次劝学并免去学费，姥爷才得以接受了四年私塾教育，粗识文字。之后便辍学在家务农。据说有一年腊月二十八，快过年了，家里揭不开锅，奉父母之命，姥爷去他舅舅家借粮，但舅舅瞧不起这个穷外甥，说他年纪轻轻，一身力气却不能养家糊口，便给了他一斗黑豆打发了事。按当地的说法，黑豆是驱鬼辟邪之物——舅舅把他当鬼一样往外撵。这件事给姥爷极大的刺激。

回家后，姥爷决定外出闯荡。于是，姥爷经人介绍到军队养马场当了七年马夫。由于他粗识文字，且用功好学，闲暇时常读《步兵操典》等军事著作。1890年被举荐到天津紫竹林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1895年，姥爷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表现突出，又由于某种机缘受到袁世凯的赏识，被编入北洋新建陆军任左翼炮兵第三营山炮队队官。1900年庚子国难，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姥爷率部督战，扼制联军行动，因其护驾有功而得到赏赐和重用。1901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编练北洋常备军，委任姥爷为常备军第一镇第一协统领。1905年，北洋军会操，姥爷任南军暂编第四混成协统领官，此时，北洋新军扩编为六个镇，姥爷升任北洋陆军第五镇统制、天津总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为镇压革命，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上台后，任命姥爷为帮办直隶防务兼天津镇总兵、帮办山东防务大臣、安徽巡抚等。袁世凯称帝后，姥爷被封为一等男爵。1916年，姥爷由察哈尔都统调署“济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7月改为山东督军，10月兼署山东省长，手握军政大权。袁世凯死后，他改投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参与军阀混战。1924年，在直奉战争中，姥爷任职的直系战败，他随之去职，不愿再在军阀混战中相互倾轧，急流勇退。

姥爷任山东督军兼省长时，就在济南趵突泉边、剪子巷以南购地四十余亩，耗巨资历时十年兴建了私人宅邸。这就是万竹园，又称张家大院。据说，万竹园始建于元代，几百年间几经兴废，到20世纪初已经废弃成菜园子了。姥爷买下这块地后，征募大江南北的能工巧匠，建成了一组江南园林与北方庭院相糅合而成的建筑群。园内有白云泉、望水泉、东高泉等名泉。整个园子占地一万两千平方米，有三套院子、十三个庭院、一百八十六间房屋，还有五桥四亭一花园。

1951年9月17日，我生于万竹园内，至今依然记得当年生我时的院落和房间。解放前，像我们这样的官宦人家，佣人、仆人、保姆是少不了的，而我从襁褓之中开始就是由保姆带的。她叫王春凤，本来是我的专职保姆，后来成了我的养母。大约1953年，我父母去天津定居，不知为什么，带走了我哥哥，没带走我，把我留给王春凤做了女儿，我也随之姓王。父母没有带上我，可能也有他们的苦衷吧。最初，我叫她王妈，久而久之，我就把姓去掉，改叫妈了。王妈是济南长清人，丈夫去世得早，也没孩子，在我家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了，从我懂事起，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她脾气不好，我平时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有时被笤帚打。

我出生后不久，张家就把万竹园交给了政府，工作队随之进驻万竹园。从此，万竹园不再是张家财产，家人也各奔东西，自寻住处。当时，父母、王妈和我兄妹搬到花墙子街附近的哑巴胡同。1953年，我和王妈搬到大板桥，最后定居在国货商场（又叫劝业场）。从小街坊都认识我，叫我小王妮，也知道我是张怀芝的外孙女。由于家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王妈依靠糊火柴盒、砸石子、纺线等赚取微薄的收入以支撑生活。我从五六岁就开始干家务活，稍大些帮王妈干活挣钱。家庭实在困难，我还不到十五岁就辍学到街道生产组干活，一个月挣二十块钱。我每个月只留一元钱的零用钱，其余全交给王妈。1968年，我正式参加工作，到济南织布厂（后改名为国棉六厂）当工人，因为出身不好，受到歧视，脏活累活都让我去干。那时正值响应“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各单位都有挖防空干道的任务，都是抽调年轻力壮的男同志去，而厂里却派我参加。1970年，济南市革委会组织各单位包段疏浚小清河，这是又脏又累的体力活，需要长期站立在冰凉的泥水中，根本不适合女性干。这种活派我去，其实就是变相的劳动改造。即便是在车间干活，也是让我和那些所谓的“走资派”、资本家以及“黑五类”一起，把我视为另类。

图2 1955年，父母去青海前夕，特意到济南看我。这是兄妹合影，左一是我。

1955年，父母及哥哥、弟弟和妹妹全家从天津被移民至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务农。1960年，母亲从青海来济南，想把我领回去，但王妈提出要一千元抚养费。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而父母此时生活极度困难，上哪去找一千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1955年父母临去青海前，曾带着我哥哥、弟弟和妹妹到济南看我，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照了一张合影（图2）。这张照片时隔五十多年，至2008年我才第一次看到。从此以后，我和父母双亲、兄弟妹妹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虽然从小我就和父母不在一起生活，但毕竟血浓于水，亲情还在，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们。

1979年，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一直珍藏着，见到信如同见到慈祥的父亲一样。

蓉儿：

你好！很久未给你去信，但是逢年过年总是在想念你，总是想去看望你。可是，我和你妈妈都患了慢性病，我是高血压、冠心病，你妈是气管炎，行动很不方便，去看你的希望恐难实现。今你七舅回济探亲，他回来时，你是否能请探亲假来青海一次，以便我们全家团聚最好。你随你七舅来一趟吧，如你不来，我们见面的希望很难设想。别不多字，并问女婿好。他能同你一起来，全家都在盼望能实现。我们的详情，你七舅可能跟你说。你的哥哥、弟弟、妹妹都希望你来一趟。

父亲

1979年5月21日晚

看到这封信，我很难过，没想到父母身体多灾多病，生活过得那么艰难。可是，日思夜想他们的女儿无法前去，一是孩子太小离不开我，二是当时的交通条件落后，带着孩子前往遥远的青海不可想象，因此这一次和父亲团聚的梦想未能实现。次年6月27日，刚六十岁的母亲因病去世，我错过了和母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真是追悔莫及，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1984年，父亲又给我来了一封信，读信后，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年龄越来越大，又没有了母亲的照顾，生活越来越困难。

利莎儿、贤婿：

你们好！在日夜思念之际收到你的来信，使我百感交集，有说不完的话，在这里一言难尽。看信后，我领情了。久盼到故地一游，但事不遂人愿，见到你的信后，我喜不自禁。我游济的愿望有可能实现，可近年家境有变，其他暂不谈，经济上有重重困难，前往济南的路费一事，暂无法筹备，还需你们援助，我即可动身。家中一切都好，其他不多谈。
祝全家幸福！

父亲赵雨亭

2月7日

20世纪80年代，青海地区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特别是互助土族自治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更加落后。更何况父亲年老体弱又多病，全靠哥哥在家务农那点收入，而且哥哥还有老婆孩子，父亲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不然他不会来信问我要钱做路费的。收到信后，我立即给父亲寄去五十元钱，期盼父亲尽快来济南。但事与愿违，限于客观原因，终未能成行。1986年，父亲因病去世，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三十多年间，几次可能的见面都错失了。愿父母的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这个不孝之女吧！

2008年，我终于有了机会，在表哥的陪伴下去青海给父母上坟。临行前，我特意去万竹园进门假山处挖了一点土、拣了一块石头带去，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万竹园是他们的根。

图3 我的爷爷赵荣华

 

从小，我生长在姥爷家，稍大些跟养母生活，对爷爷一家十分陌生，只知道爷爷叫赵荣华，具体情况是在友人的帮助下，从网络中查到的。爷爷赵荣华生于1873年，行伍出身，原为大军阀姜桂题部属，后归黎天才部，又转归吴佩孚部。1893年，二十岁时进入毅军当兵。1909年任江防军统领。辛亥革命后，投入镇江都督林述庆部，1912年任第九师三十六团团长。1913年至1918年，跟随师长黎天才分别在江南留鄂军、陆军第十一师和第九师担任团长。1918年，第九师改编为两个混成旅，赵荣华因反抗师长黎天才独立护法行动并解救张联升有功，升任陆军第十八混成旅旅长。1923年，任援川军（总司令王汝勤）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责。6月兵败后退回重庆，12月6日因作战不力免职调京。1926年，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营务处（处长张福来）副处长，后兼任营务处执法队队长，不久部队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回乡闲居，后迁居天津。1937年，赵荣华在天津法租界病逝，终年五十四岁。从简历可以看出，爷爷虽不如姥爷地位显赫，但也曾是风云人物，不然姥爷张怀芝怎么会和他联姻呢？

我的父亲赵雨亭，原名赵化霖，生于1921年8月19日，1949年考入黄埔军校在大陆最后一期。经查，应为二十四期。黄埔军校从成立起，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广州黄埔、南京、成都和台湾凤山。父亲考入的第二十四期是成都黄埔军校，时间从1935年10月到1949年12月，同时在洛阳、武汉、广州、昆明、南宁等地设有分校。1949年12月，往届未分配和第二十四期入伍生在迁徙途中，经大邑一带被解放军打散后又在成都被收容。紧接着，成都解放，黄埔军校在大陆宣告结束。因我生得晚，又未和父亲一起生活，且父亲也从未跟我讲过他这段历史，因此父亲考上的是成都本校还是其他地方的分校，都不得而知。老一辈人都已过世，而我们这辈人也无人了解父亲的那段历史，但我猜想，父亲大概考上后也未正式上过课，学校就解散了。无论如何，父亲是安全的，人身是自由的，这从父亲和母亲的一张很有特色的“结婚证”可以得知。1950年2月，父亲在天津和母亲举行了婚礼，之后不久回到济南万竹园老宅。

2008年，我到青海探亲时，兄嫂热情接待了我。哥哥给了我许多老照片，还有父母的结婚证书，都是我第一次见到，十分珍贵，十几年来我一直珍藏，对万竹园的童年记忆，对姥爷、父母、舅舅和姨妈的记忆，也全都在这些老照片里。我生得晚，没有经历过万竹园之前的岁月，有些事只能从照片留下的影像里去回忆，去猜想。

图4 母亲年轻时

图5 父亲年老时

 

图4是母亲年轻时的倩影，那么漂亮，虽经岁月沉淀，但亲切感依然扑面而来。图5是父亲晚年的照片，面容苍老，清瘦，大约是1986年他去世前拍摄的，虽然穿戴整洁，但一看便知是为了照相而精心准备的。看着苍老的父亲，我心中五味杂陈。

图6 舅舅舅妈结婚合影。左侧伴娘是我母亲。

图7 民国年间，家人在万竹园合影。

 

图6是舅舅结婚时的照片，但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一年拍的了。从场面看，那时的张家还是十分富有的，大概是在万竹园内，一对新人喜气洋洋，左边的伴娘就是我母亲。图7是家人们在万竹园内拍的合影。从中可以看出，园内的风光与当下有很大的不同。原来的万竹园规模比现在大不少，20世纪80年代初万竹园开放前，曾有不法商人以开发的名义，破坏拆除了万竹园南部的部分建筑，被当时的社会舆论和群众自发的保护所阻止，才被迫停工，但如今的万竹园已经小了不少。

图8 小时候的我

图9 我的哥哥

 

图8骑着小三轮车的小姑娘就是我。图9胖嘟嘟的小男孩是我的哥哥。

图10 1953年，父母赴天津前合影。

图11 我（左一）和表姐表哥合影。摄于1969年11月。

 

图10是1953年父母去天津前的合影。图11是1969年11月，我和表哥表姐的合影。表哥表姐是我姥爷的嫡系孙子和孙女。

图12 父母的结婚证

 

此外，我还带回了父母的结婚证书（图12），这样的结婚证书我是第一次见，大红缎子封面上四个烫金大字“伉俪证书”，里边内容也十分精致，最上面是“锦绣前程”四个字，背景装饰是并蒂莲、比翼鸟等图案，寓意“幸福美满”。文字内容有：“山东省东阿县人，年二十九岁，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九日卯时生；山东省黄县人，年三十岁，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午时生。今由李鸿藻、庞富明先生介绍谨于中华民国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下午四时在天津举行婚礼，恭请张筱堂先生证婚，佳偶天成，良缘永缔，情敦伉俪，愿相敬之如宾，祥叶螽麟，定克昌于厥后，同心同德，宜室宜家，永结鸾俦，载明鸳鸯之谱，此证。结婚人：张淑静、赵雨亭；证婚人：张筱堂；介绍人：李鸿藻、庞富明；主婚人：张明真、赵扬榴明。中华民国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此外，各人名下都盖有名章。这件结婚证书不同于以后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的款式内容，时间上比1950年5月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要早，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婚姻法尚未颁布，婚姻登记也就无法可依，所以我才猜想这件结婚证书不是政府所颁发，而是类似民间承认的婚书之类的文件，而且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一应俱全，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关于落款时间，我有些疑问。1950年2月，天津早已解放，新中国成立也已四个多月，但为什么在公元纪年之上还写有“中华民国”字样呢？或许新中国刚成立，那些老派人还习惯于称中华民国吧！另外，主婚人张明真、赵扬榴明肯定是父母的长辈，可是他们到底是父母的什么人呢？不得而知。

1976年，我二十五岁时和本厂同事岳本华结婚。岳本华比我大三岁，是从桓台农村来济南顶替退休的父亲来厂工作的。我找老岳，图的是他出身贫农，老实、忠厚、本分，想通过和他结婚，改变我的命运，让我的孩子不再沾上出身不好的污点。可是，厄运总和我过不去，我们结婚二十二年后，一向身体很好的老岳突然查出患白血病，住院几个月，花费七八万元，终于还是不治去世。那年是1998年，老岳五十岁，我四十七岁，小女儿才十二岁，还在上小学。老岳患病前的几年，济南国棉六厂破产重组，我和老岳双双下岗，为了抚养孩子，我干家政钟点工，老岳会修自行车，就在家门口摆了个修车摊，每天挣个十元八元的，勉强度日。老岳这一病，让本就不宽裕的日子雪上加霜，药费、住院费都是借的，厂里一分钱也不给报销。老岳去世后给我留下了六万多元的债务，但我天生要强，眼泪哭干后，还是咬紧牙把孩子抚养大。那时，我一人同时打三份工，靠微薄的收入勉强把这个家撑下去，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真是一言难尽。如今，老岳去世二十多年了，他住院的单据还在我手里，多年来找过厂里，也找过有关部门，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再说我姥爷张怀芝，他于1933年10月10日在天津病逝，享年七十二岁，灵柩运回原籍东阿县皋上村，葬于张氏祖茔。三十多年后，“文革”爆发，姥爷的墓和祖先的墓均被挖掘破坏，姥爷的墓碑也不见了踪影，只剩几个碑座，两通卧碑，祖先的墓碑、碑帽和墓前的供桌也被盗，墓园被毁，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多年后，形势好转，后人们花了一万多元修复了坟墓，补全了那些丢失的碑刻。2009年，我回东阿为姥爷扫墓，这时姥爷的墓已经被整修一新。同去的人有我的舅舅、姨妈、表哥、表姐等十余人，祭扫后，我们在墓前合影留念。

“文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清除极左流毒，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对许多近代史上的名人的评价趋于公正。姥爷对故乡有很深的感情，他幼年时上学不多，深知教育的重要，所以在皋上村独资兴办了私立完小，共四栋二十八间房舍，定名为“张氏小学”，招收附近村庄穷人家的孩子免费入学读书，并置有学田若干，用其收入补充学校经费。即便是日本侵华时期，学校也未停课。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改为完小和联中。此外，1920年姥爷还捐资重修了皋上村静乐寺，从天津运来金身泥塑菩萨。

时光如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无论是姥爷、爷爷这些名人，还是父亲、母亲这些普通人，都走进了历史。如今我也年近古稀，孩子也都成家立业，子孙满堂，苦尽甘来，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姥爷的历史问题再也不是压在我头上的政治包袱，社会上再也没有人歧视我，我也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