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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姐弟仨
2021-08-04 10:57:03 作者:潘加宁 口述 陈 杰 整理 热度:1469℃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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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们姐弟仨的第一张合影。摄于1951年的杭州。当时我六岁,妹妹四岁,弟弟两岁。

 

我们三姐弟出生的时候,父母以我们出生地的大江大河来命名他们的孩子。我是老大,1946年出生于重庆,取名加宁(谐音嘉陵,意为出生于嘉陵江畔),妹妹1948年生于南京,取名扬子(南京位于长江畔,长江又名扬子江,后来因为扬子太像日本人的名字,改名力力,因她脸上有一粒一粒小红点),弟弟1950年出生于杭州,取名之江(杭州在钱塘江畔,钱塘江又名之江)。图1是我们姐弟仨的第一张合影,摄于1951年的杭州,当年我六岁,妹妹四岁,弟弟两岁。从穿着来看,我们比一般家庭的孩子都要穿得好,可见我们家当时的生活条件,即使在城市里也是属于中等以上的。

我父亲潘祖襄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官宦人家,曾祖潘寅是咸丰年间的刑部左侍郎,祖父潘次风当过湖北襄阳知府。父亲上面有三个哥哥,均毕业于国内名校。初中毕业后,父亲于1933年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他的同班同学中有程开甲,2013年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高中毕业后,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当时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清华大学已南迁到云南昆明,跟同样南迁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称西南联合大学。父亲于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商学院读书,1943年毕业。当时梅贻琦校长决定派联大1942届和1943届三、四年级外语系学生共三百名参军服役两年。刚从商学系毕业的父亲放弃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毅然报名参了军,他被派往昆明美军总部担任翻译,一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这一段经历,成了他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挨整和写检查的缘由。

我母亲盛昭华是孤儿,抗战期间,她随难民流落到昆明,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进入云南玉溪卫校学习。1940年,在联大青年夏令营活动中,与父亲相识。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20日,父母在重庆结婚。大约1947年,父亲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部工作,当时全家都迁到了南京,妹妹就出生在南京。1948年,父亲在其三哥的安排下到了香港。解放前夕他坚持返回杭州,进浙江省交通厅工作。解放后,父亲仍留在省交通厅,担任省交通厅交通运输股股长。我们一家住在杭州柴园弄。父亲工作很忙,但我们家庭生活还是很安逸的。

宁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1951年的“三反”运动中,父亲从最初的“打虎队队长”被打成“大老虎”,并被判刑五年。后来证明是被他人诬告,所谓“严重问题”纯属子虚乌有,在关了十八个月后被无罪释放,但还是留下了一个“不起诉处分”的处分。父亲被抓以后,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母亲必须出去寻找工作才能养活全家,但三个小孩谁来管呢?只好忍痛送人抚养或照看。那时候,齐家是我们住在南板巷的老邻居,齐家夫妇为人正直,他们也没有小孩。母亲跪在地上求齐家夫妇收养我们,齐家夫妇说三个人只能领养一个,母亲说随便哪一个,齐家就领养了我,并每月给我家十元人民币。因齐家父母都有工作,他们就叫了一个保姆照看我,接送我上下学。我在齐家读了幼儿班和小学一年级。妹妹当时被送回了绍兴老家,由大伯父抚养,但妹妹在绍兴老家又哭又闹,一天到晚吵着要妈妈,不到一个月只好接她回来,和弟弟一起,请一个专为别人洗衣的马家照看。马家是穷苦人家,马家女人靠洗衣服养活自家的两个孩子,同时兼顾照看弟妹,也是够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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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父亲缺席的“全家福”。

 

母亲因为学过医,不久被安置到杭州市劳动局下属的医务室工作,平时经常要下工地服务,工作很忙,但她一边工作,一边仍不停地为父亲的事申诉。一次,她去乔司劳改农场看望父亲,父亲让她下次来带一张全家福给他。于是母亲把我们姐弟叫回来,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父亲缺席的“全家福”(图2)。照片上,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孩子们稚嫩的脸上却比较严肃,虽然他们尚不清楚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家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之一。

1953年,父亲被无罪释放,之后把我接回了家。一家人重新生活在一起,可是随后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过了没几年,厄运降临到母亲头上。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母亲被打成“右派”,随后下放到余杭县的东塘农村,接受劳动改造。1958年,就在母亲发配农村劳动几个月后,正在外出差的父亲被单位召回,被动员下乡,当时说是去劳动锻炼一阵子,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就回来。父亲找大哥来商量了半天,两个老实人决定,一定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克服困难去农村,当时单位还张贴红榜表示欢送。于是父亲带着三个小孩从杭州来到余杭县塘栖农村。

我们坐了一夜的船,第二天早上船到塘栖。接着坐船到了塘栖镇郊的李家桥,当时塘南公社各大队都摇了船来接城里来的“五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这些人都被农民领走了,最后就剩下我们家。怎么会多出一家呢?原来我们家并不属于“五类分子”,所以上面也没有档案(二十年后,弟弟去查过档案,确实没有父亲下放的档案记载),单位说下来就下来了。当时,孤林大队还有一条空船,一位公社干部说,那就到孤林去吧。这样全家就被带到了孤林。船到孤林,天已经黑了。孤林共来了五户人家,事先都已安置,我们家属于额外的,无处安顿。这时出来一个农民,看我爸也是个老实人,就说住我们家吧,这个人叫胡万珍。我们后来也搬过多处住处,基本上都住在当地农民家的偏房里。

令人感到可怕的是,到了农村就被当作“五类分子”看待了,再也无处说理,当地人说,你不是“五类分子”,怎么会下放到农村来呢?虽然爸爸不断去单位讨说法,但事情一直无法解决。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所谓当过美军翻译的“历史问题”被不断地深挖,不断地被加码。就这样,回城成了遥遥无期的奢望,我们全家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居住下来,一待就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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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全家福。摄于1961年4月6日。那年我十六岁,妹妹十四岁,弟弟十二岁。

 

图3摄于1961年4月6日,那年我十六岁,妹妹十四岁,弟弟十二岁。拍照是父亲的提议。父亲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就学会了拍照、冲印和放大技术,他留下了很多那个时期的照片,他喜欢拍照。父亲说,很久没有拍过照片了。于是我们全家每人都换上了新衣,一起坐了大半天的船,来到塘栖镇上的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当时我已经考入塘栖中学,读初二。我佩戴着校徽,校徽上写“杭州塘栖中学”六个字。我读初中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一个月交五斤粮食到学校,这也是父母千方百计省下来的,所以那时候饿肚子是常事。

这年的下半年,妹妹也小学毕业了,虽然她成绩很好,可是因为一些问题,未能顺利进入初中学习。当时陈启道老师介绍妹妹给塘栖中学袁宝珠老师家当小保姆,主要是抱小孩,洗尿布,晚上就和我睡在学校的寝室里。妹妹做事很尽心,寒冷的冬天,她在河滩上敲破冰层洗尿布,手冻得像红萝卜。袁老师对陈启道老师说,这个女孩真会做事,叫她管小孩我很放心。因为妹妹还想再考初中,所以做了一个学期不做了,第二年她考进了塘栖中学。弟弟那个时候读小学,那时的小学,学生只读半天书,还有半天要回家割羊草。

1962年,母亲“右派分子”摘帽,按当时的政策,母亲可以回杭州,但由于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母亲说,要苦苦在一起,一家人坚决不分开。母亲当时是有工资的,每月37.5元,而父亲什么待遇也没有了,他像农民一样,脱了皮鞋下地,什么农活都学着干。父亲干一天活,只拿一半的工分,一年到头,还要透支,甚至还要倒贴钱给队里,才能分到口粮。我们全家基本上靠母亲的工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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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姐弟仨合影,也是在塘栖照相馆拍的。摄于1966年。当年我二十一岁,妹妹十九岁,弟弟十七岁。

 

图4摄于1966年,也是在塘栖照相馆拍的。当年我二十一岁,妹妹十九岁,弟弟十七岁。先说说我自己,我1962年初中毕业以后,考进了杭州青年中学,因经济困难,未能就读。后来爸爸有个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一个同学,帮我联系去长乐林校读书,虽然林校伙食是全免的,但那时家里只有十元钱,我想把十元钱拿走,当了路费,但弟妹就不能在塘栖中学读书了,想了好长时间,我对父母说放弃吧,这十元钱可让弟妹去读书。这样,我就在家劳动了一年。1964年,我当上了孤林大队的民办教师,因为当时像我这样有初中学历的在农村还是很少。我很喜欢教书,一心一意地想做好这个工作。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个月后,还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等原因,上面领导说不能担任民办教师,被清退回家。当时是陈旭东老师无奈地告诉了我这件事,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得痛苦和绝望。这样过了一个月后,大队领导说,让潘加宁来当耕读小学的老师吧。耕读小学实际上就是扫盲班,就是晚上给大龄男女上课,主要是识字教学,白天学生和老师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上一个晚上课只记一个工分,大约值七分钱。从我家到学校里有一里多路,四周没有一户人家,晚上上完课回来,在梅树林下走,没有路灯,只看到树下摆放的棺材,阴森森的,可吓人了!我每次经过都大声唱歌,壮自己的胆子。有时棺材里还发出尸体的臭气,我只有屏住气快步经过。而且棺材里的死人我都认识,他们在世时同我讲话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响起……那些年,我就一直当着夜校的扫盲老师。扫盲老师其实没有教师身份,但我喜欢教书这个职业,一直坚守着心中的信念,我渴望能当上一个真正的老师。

再说我妹妹。照片中的她当时已经是塘南公社红星大队的民办教师了。妹妹当老师的经历也颇多曲折,她初中毕业后也回家了,没有工作。有一次,当地的小学缺少老师,校长知道我教学工作认真,就带信来让我去学校代课。当时妈妈同我商量:“加宁,你妹妹再没有工作要发疯了。她那么要强的人,一天到晚在家抄毛主席语录,你一定要照顾她。你会摇纱织布,你让给她去教书吧。”这样妹妹就替我去当了代课教师。

妹妹先去龙船坞小学教书,可是只教了一天就被辞退了。村里的书记说,潘力力成分不好,怎么能在学校教书?当天夜里,妹妹悄悄地回到家里。妈妈问:“你怎么回家了?”妹妹哭着说:“人家不要我教了,我白天回来,怕被人看见难为情。我只好半夜三更回家。”

后来孤林小学陈旭东老师生病叫她去临时代课,正巧那天校长吴兆发来听课,对妹妹的教学能力留下很好的印象,说她上课小孩管得牢,字也写得漂亮。后来学期结束放假了,吴校长就推荐妹妹下学期去塘栖北面的邵家坝教书,教了一个学期又调她到西介河、塘北村等小学教书。1969年,父亲又成了批斗对象,妹妹也不能再继续教书了,她去跨塘桥砖瓦厂做工,掼砖头。塘北村人看见了,回去告诉校长。校长说,塘北村要这位好老师,让潘力力把户口迁到塘北村来,不吃孤林村的粮食,孤林村也就不能再叫她回去了。后来妹妹就把户口迁到了塘北郑家埭。

照片中的弟弟已经十七虚岁了。弟弟人很聪明,接受能力很强,他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可是一生中最好的学习时光却被耽误了。他在孤林庙里的小学读到三年级,转到长山桥小学直接读五年级。1961年小学毕业,他考取了塘栖中学,初中只读了半年,因为家里没有钱就退学了,回到家里参加劳动。当时农村人说: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这三件事弟弟都做过。弟弟十五六岁时学打铁,师傅叫老孙。当时学徒只管吃饭,没有工钱。打铁很费体力,他年纪小没力气。磨豆腐是跟田畈心的青田和尚学的,磨豆腐三更天就要起床,年轻人真受不了。这两件事都半途而废了。倒是划船,他练了一身好技术。在塘栖水乡,劳动、出行都少不了船。划船去城里运肥料,去镇上交公粮,去乌镇、嘉兴赶集卖甘蔗,生产队里摇船的活,总少不了他。到1966年,弟弟已经成为农活上的一把好手。去河港里捻河泥,还有养水草、洗白麻,他样样农活都拿得起。弟弟是个求知欲非常强的人,记性非常好,可是那个时候适合他读的书实在太少了,父亲从城里带来的那一箱书,如《杜工部全集》《雷雨》《原野》及《萌芽》期刊等已经被他翻烂了。公社发到大队里的马列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书,平时堆在大队部的角落里没人看,他也看得津津有味。比较重要的《人民日报》社论,他到现在都能大段背出来。当然,他有很多知识都是父亲教给他的。因此,在农村的同龄人中,他属于见多识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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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姐弟仨摄于1979年的杭州。

 

时光飞逝,十多年过去了。图5是三姐弟摄于1979年的杭州。我们三姐弟穿的都是白色的确良衬衫,这在当时是最时髦的。我们三人的境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照片中的我三十四岁了,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由于我一心想当个老师,父亲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你只有嫁个贫下中农才有可能当成老师。1969年,我嫁给了塘南姚家坝一复员军人,对方是贫农出身。丈夫一家兄弟五人,我嫁过去时,家里的房子连门也没有,做饭都配不齐碗。结婚以后的五年,我在塘南中心小学分校南湖小学(地址在姚家埭徐家坞红顶山上)任“赤脚老师”(只记工分,没有民办教师的资格),每天只拿到男教师的一半工分,是大队给的,到生产队还得扣除一分工分,因为口粮是在生产队拿的。1974年,我才转为民办教师。那时有农忙假,我要参加“三熟制”夏收夏种劳动——割大麦、交公粮、收菜籽、养蚕等。暑假期间要参加“双抢”(抢收抢种),收割早稻、种下晚稻,与时间赛跑,劳动强度很大。国庆期间放假正好收割络麻。像我这样的,各种农活一样也不少,所以照片上的我,看上去又黑又疲劳。

照片中的妹妹看上去要比我精神得多。她那时已结婚回杭城,在浙江省电力设计院工作。她回城的经历也颇多曲折。妹妹是个很要强的人,她从来没有向命运屈服过。她在学校读书时,表现很积极,她很早就入了团,是余杭县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代表。她不甘心在农村过一辈子,所以她一直到1977年三十岁时才结婚,这个年龄结婚在当时的农村极为罕见。妹夫是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比妹妹大八岁。妹妹的婚事是孟宝铭一家张罗的。孟宝铭是1964年驻孤林村的社教工作队队长,他当时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带了一个工作队到孤林村搞“社教”。工作队有十几个人,大多是大学生。工作队进驻孤林村,查到我爸的案子是个冤案,孟宝铭是个正直的人,认为我爸这案子怎么能这样办呢?于是通过公社宣布潘祖襄不是“五类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把我们一家拉了出来,村里人看我们的眼光都不同了。后来,孟宝铭夫妇一直关心着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我们两家也一直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孟宝铭夫妇把妹妹视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给她张罗婚事,并从他们家里出门婚嫁,还为妹妹调回城里做了很多努力。妹妹结婚以后,仍在塘北小学教书,过了一年多,才调回杭州。

弟弟的变化是最大的。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弟弟决心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他虽然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爱学习,人又聪明,语文、历史成绩一直很好,特别是临考复习阶段父亲给了他很多复习指导,所以他是当年塘南公社唯一高考成绩上线的考生。不过当年高校录取政审这一关很严,加上学校志愿填得太高,弟弟当年未被录取。县里派人让他去塘栖中学代课,教高复班学生历史课。

1977年,母亲的历史问题率先得到解决,上面有政策,母亲回城复职了,但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个时候,国家政策允许父母可以提前退休让在农村的孩子顶职回城,于是母亲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让弟弟顶职回到了杭州,弟弟就这样进入了杭州市下城区卫生防疫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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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姐弟仨于1986年在杭州武林新村妹妹家楼下的合影。

 

图6是我们三姐弟于1986年在杭州武林新村妹妹家楼下的合影。1986年,对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那年,我在当了十年“赤脚老师”和十三年民办教师后,被转为公办教师,能和男老师一样同工同酬了,而且能按月发工资了,不用担心拖欠。1987年,我连加了两级工资,收入也增加了,生活在一天天地好起来。我从1983年调到塘南中心小学后,就一直在这所学校里工作,我每年都担任低段年级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还担任了塘南乡低段年级教研组长。几乎每个学期都要上公开课。我训练学生的说话能力和口算能力,取得了不少成绩,得到同行的肯定。我对学生关心爱护,获得了县“爱生积极分子”称号。

1986年,我妹妹潘力力在省电力设计院行政科工作,她工作能力很强,受到单位领导的肯定。1984年起她就读省级机关在职业余大学附设高中(夜校),1987年正式取得高中学历,后被转为国家干部。

1986年,弟弟已经是杭州广播电台的新闻部主任了。1978年弟弟在防疫站工作半年以后,后来调到下城区政府工作。在工作之余,开始了他如饥如渴的学习生活,他似乎要把少年时期失去的学习时光全部都恶补回来。工作以后,他因为超出报考年龄,不能再参加高考,但求学的道路并未就此中断。1980年9月,杭州市下城区教师进修学院办起了业余大学中文科(夜校),他第一时间去报考,并被录取。一大批像他这样被“文革”十年耽误了学习的大龄青年进入夜大学习。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向报社投稿。仅在夜大的头两年,他就在省市报刊上表了一百多篇新闻报道。他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学习。后来夜大曾经历停办的风险,弟弟非常焦急,给《杭州日报》写了一份内参《这棵幼苗不能扼杀》,呼吁让夜大学生继续读下去。这件事引起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的注意,她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关于候补中年知识分子的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夜大也得以继续办下去。

1984年,杭州人民广播电台公开向社会招聘记者,弟弟以优异成绩考取,很快在工作岗位上崭露头角。

这期间,最令人痛惜的是父亲的去世。1980年初,在子女们的多次申诉下,父亲终被落实政策,由浙江省交通厅退休,并得到妥善安置。1981年,父亲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杭州城。回城后,他返聘参与《浙江交通史》的编写,同时给拱墅区职工业余学校讲课,帮助青年补习英语。1983年,杭州市总工会让他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疗养,并补发高级知识分子证书。他非常兴奋,感觉重新拥有了几十年来失去的尊严,由于过于激动,引发心肌梗死,不幸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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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这张照片是1996年在妹妹家拍的,当年我五十一岁,妹妹四十九岁,弟弟四十七岁。

 

十年过去了。图7是1996年在妹妹家拍的,当年我五十一岁,妹妹四十九岁,弟弟四十七岁。1996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那一年我中师函授毕业了,经过三年的学习,我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中等师范专业的毕业文凭。1999年我评上了小学高级老师。

1996年,妹妹仍在省电力设计院工作,而弟弟潘之江已经调往深圳了。我们三人中,弟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他在杭州广播电台工作的六年中,取得了大学文凭,入了党,评上了中级职称。1990年初,去了省委办公厅工作。1993年3月到7月,任职于海南长江实业集团。1993年12月调入深圳,先后担任深圳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新闻频道总监。1996年深圳广播电台在《早新闻》节目中开设了“广播快评”栏目,弟弟为这个栏目写过三百余篇广播快评,他写的广播快评都在千字左右,从选材、思考到行文、成稿通常在半个小时左右,这个节目为观众所喜爱。后来精选九十九篇以《敢问理在何方》为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小时候母亲说我们仨像一根藤上的三朵小花,成年时我们像一根藤上的三个苦瓜,老了就变成了一根藤上的三个甜瓜。我们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见证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领略到阳光熙暖和岁月静好。回想我们姐弟仨,无论在过去怎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不曾放弃过心中的理想。我们都在农村干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我们一刻也没有放松过看书、学习。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人向前走的力量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人有了信念和追求,才能忍受艰苦、适应环境,才能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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