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在1966年8月3日晚和我的父亲同时罹难，母亲当时是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我怀念母亲，但对母亲的一生却不大了解。南通教育家曹文麟文集《觉未寮文汇》记有母亲的家庭身世，我还接触到了母亲的自传材料，因就了解的史事略述母亲生平。

 

一

母亲名李怡，字敬仪，生于1912年7月21日。母亲的生父名李桢，字筱湖，号苦李，世籍绍兴，客居江西。外公幼年丧父，苦读成才，精于金石书画，为吴昌硕弟子。1904年，外公应友人之邀，来南通主持翰墨林书局事，两年后与江宁张雪琴结婚，遂安家南通。母亲有姊李愉(巽仪)，有弟其通、其达(李荆)及两妹。

书局薪资微薄，外公常要卖字画补贴家用。家庭开支拮据时，外婆会取出一点首饰要母亲拿去银楼变卖，母亲年幼，往往在银楼附近犹豫良久才鼓起勇气进去，有时她哭着对外婆说不想去，但还是不得不去。对此母亲记忆深刻，在《先母事略》一文中特别提及。

图1 外公李苦李

母亲十三岁入南通女师附小高级部读书。她知道上学机会难得，不仅家境贫寒，还因重男轻女习俗的影响。母亲说，自己能上学，是家里想要她带领弟弟读书。每晚外婆都要母亲带弟弟“温所习，偶怠，即峻责”。母亲说她“每次升学的允许都经人向我父亲劝说”，因此读书尤为刻苦。

母亲小学毕业后，于1927年考入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张謇于1905年创办的南通女师，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师范，在江北首开女子教育风气之先。母亲在女师学习非常努力，“总是想在家庭内做一个好女儿，在校内做一个好学生”。

1929年，母亲家庭遭遇大变故。外公在上海治病时去世，家庭陷于生存困境，靠了朋友的帮助和书局发放的三年恤金，才暂时维持全家生活。母亲姐弟也互相勉励，帮助家庭。李巽仪是沈寿的学生，就到西亭小学教图画，她不幸染上了猩红热，回家后靠外婆照料而病愈，外婆却又病倒。母亲见外婆身体滚烫，就把外婆抱倚在自己怀里，用身体去分散外婆的体热，但外婆还是病逝了，此距外公去世才百日余。外婆的丧事办完，母亲也染上了猩红热，为了不再传染家人，就睡到了医院里，幸而挺过了这一关。此后，母亲家里只有姐弟几人维系支撑，生活费用要精打细算，在学习上则互相督促，更加用功。

1931年母亲十九岁。这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波及南通，南通女师也汇入了救亡浪潮。母亲在女师是师二学生、年级级长，并照例担任女师学生自治会主席。女师学生冲破校方限制，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母亲还作为女师代表参加了南通学生反日会。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母亲说她“这时才开始产生了爱国思想”。30年代的国家民族危机激发了大批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由爱国而走向革命，成为他们人生的必由之路。

图2 李苦李夫人张雪晴与子女合影。左起依次为：淑仪、巽仪、其通、其达、张雪琴、敬仪。

母亲读书期间深受曹文麟(勋阁)的教诲和影响。曹文麟1906年留学日本大学高等师范部，1908年回南通省亲时被张謇挽留于家乡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他与外公李苦李为挚友，在诗词文章、金石书画上互为知音。曹文麟膝下无子，外公将小女儿过继给他，名曹中章。我的外公外婆离世时，母亲姐弟面对家庭变故束手无策，家中一切后事办理，甚至购置敛服等，全靠曹文麟四处奔波，家庭生计也靠他安排。曹文麟学识渊博，是南通师范名师，和顾怡生、顾贶予、徐益修并称“通州四才子”，母亲在女师读书时经常向他请教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他也很喜欢我母亲，辅导她写作文章诗词，母亲感觉又获得了父爱。

1933年初，曹文麟女儿中章因肺病去世。母亲对中章病逝深感悲伤，她多次看望曹文麟，期望减轻他的丧女之痛。曹文麟一向喜爱我母亲的孝悌、文雅和聪慧，郑重地托人要求母亲也给他做义女，母亲欣然答应，曹文麟十分高兴，他撰写《祭李苦李暨张夫人墓文》告知老友：“公子巽仪从孙君议属怡来侍，而怡亦极念君与我昆弟之好，且复敦古昔君子之谊，决然事我夫妇而一无所疑。我安肯负君夺君爱子，乃显旧氏命之曰李怡，而仍其字为敬仪。”

一天，曹文麟询问我母亲是否知道我外婆的家世，母亲说，家里藏有生母张雪琴的父亲张廷英(虎臣)的一些手抄文书。张廷英幼时遭逢战乱，家人遇难，于是投身淮军，征战有年，积功而为军官。曹文麟拿到这些资料，“披览有顷，亦为悚神，戚戚者久之”，感慨之余，动笔写了《清游击衔尽先补用都司兼袭云骑尉世职张公虎臣传》，详述了我母亲的外公的身世。

 

二

1933年7月，母亲在南通女师以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母亲感到不仅可以告慰早逝的父母，也没有辜负义父的期望，毕业后有了职业就能改善家庭经济境况，“对家庭的前途又有了希望”。曹文麟赋诗《怡儿毕校业诗以庆之》：“半分可让如求阙(儿成绩列第二)，甲等非奇已胜常。一纸文书三载绩，赍函记取闰端阳。我借儿才门有耀，儿如我意益舒才。……”他把自己的文稿也托付给了我母亲，希望由她来完成女儿中章编辑父亲文集的遗愿。

母亲毕业后被南通教育局派做女子职业学校代理校长。女子职校为年长失学的女子补习文化和学习刺绣、缝纫技能，有学生七八十人，教师四人。母亲对这份工作充满了热情，当时，为了举办一个展示办学成绩的展览会，母亲惟恐筹备工作考虑不周，写信给义父求教，曹文麟以《怡儿书来谓方计虑所主职业校之展览会甚惧其过劳也》一诗作答：“有智频当繁剧任，正须静气自安神。分工递进寻常事，百辈凭依总揽人。舟车千里失归期，熟晤云山又忆儿。母倘招儿相审顾，为防烦郁更防疲。”对她关怀备至。

那时，曹文麟几乎每天都来职校看望我母亲，和她谈论诗词文章;母亲也在不断接受新思想，她订阅了《生活周刊》，崇拜邹韬奋等人的思想言论，感到他们对腐败政治的批判，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抨击，切中时弊。

图3 1948年，父母亲和两个孩子。

母亲毕业后的生活充满了温馨的亲情和乐趣，曹文麟诗文有不少记载。《怡儿游宁苏沪杭以诗为别》记叙母亲游历江南之事，描绘了绮丽的画面：“大江本属幼时路，今日方亲江与湖。湖有文章山有画，为弘神智辟天郛。……”

《游山杂诗》记叙母亲陪同义父登临狼山的情形：“……登山有杖或言痡，儿数殷殷为我虞。自喜而今腰脚健，还当放鹤问西湖。(登山时，怡儿屡问能行否。自去年春与儿有游湖之约。)……儿随兄弟抠衣去，掠鬓风多塔数层。云脚四瞻天意绿，江流黄影不掀腾。(儿与巽仪、其达登塔。)……”

《元宵携怡儿狼山观烧》记1935年元宵节时，曹文麟偕我母亲及其同学等人至狼山观赏灯火民俗的事，生动描绘了元宵夜的景色，“……儿方邀诸姊，远视落日红。谓是画境界，水波䟳碎红。……圆月在天半，色澹浮于空。万星竞摇动，似与波相汎。儿辈惊所见，诗画难形容。……”

母亲有才女之称，又经曹文麟指点，诗词文章俱佳。她留下的诗词不多，有几首应是当年游历江南时的作品：

晓 起

西园古名胜，晓色扑双眉。

露重蝉鸣涩，云消月落迟。

荷香霏静气，燕影掠轻漪。

曲径幽如许，徘徊清我思。

 

忆江南(三首)

归梦断，凉月欲沉西。古柏窗前如鬼立，老枭屋角学儿啼。此景最凄迷。(初至无锡宿古文昌阁下，中夜梦醒，闻枭声有作)

风景地，难忘北山湾。雨外春江流一线，烟中远岫斗双鬟。渔唱画图间。(春雨如丝，旧游似梦，孤馆兀坐，不觉神往烟霭间也)

挥手去，客路短长亭。残月一钩星数点，马头宿酒未曾醒。回首旧山青。(别李雨萍)

图4 1949年，父母亲和三个孩子。

我们存有30年代母亲画的荷花扇面，并题有小诗：“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护青摇柄;水宫仙子斗红粧，轻步凌波踏明镜。李怡”。

后来，母亲在1962年夏作《游善卷洞四绝句》：“群山拱护径幽深，砥柱当门笑迎人;白象青狮呼欲出，洞天寥廓四时春。悬峦滴乳讶神工，石磴盘旋峭壁通;怪道寒梅千古在，只缘根在雾云中。飞瀑双悬溅断崖，奔流壑底震风雷;还如月黑闻金鼓，万马腾骧列阵来。船行壑底声全寂，灯映巉崖影亦寒;历尽三湾方叹绝，豁然喜见碧天宽。”纯为写景，但“文革”时仍受到批判。

乙亥年(1935)十一月初七日为外婆五十冥诞并逝世六年，母亲和姨妈挈两个弟弟设置了祭筵，母亲写了《先母事略》，载于《通通日报》，文中写到姊妹兄弟俱已成立，“凡此皆母逝时未及豫知，偶一念及，亦为之惊且喜。然于母之生忌，宁能不念母若尚在顾儿辈之献寿欣喜为何如耶?怡不文，何能传吾母，然惧两弟他日或忘母德，谨就所知者述之，顾亦未由显母之生平于万一也。”曹文麟也特地写了长诗告慰其老友李苦李的夫人张雪琴。

 

三

1934年，经顾怡生介绍，母亲和父亲吴天石相识。父亲在南通师范读书时是顾怡生和曹文麟的弟子，后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2年毕业回南通任崇英女中国文教员，旋即被国民党南通县党部以共产党嫌疑罪名逮捕入狱，获保释后由挚友李俊民介绍赴山东教书。父亲在山东常有书信向顾怡生、曹文麟问安、请教，或希望老师有诗文相赠，假期回南通，都要拜见老师。母亲为曹文麟义女，父亲对她十分仰慕。

图5 母亲的义父曹文麟先生（1879—1951）。

母亲和父亲相识后，思想上的进步得到了更多帮助。父亲介绍了很多新书刊给母亲，有《译文》《时事类编》《妇女生活》等杂志，有《静静的顿河》《第四十一》《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文学作品。母亲对阅读苏联译著有了浓厚兴趣，她还阅读鲁迅的著作，对现实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识，眼界也更为开阔，已“初步的注意了国家大事，展开了对革命美丽的幻想”。

母亲和父亲在1935年订婚，次年农历三月完婚，他们租赁掌印巷徐宅王氏屋安了家。这一年，父亲参与顾民元、江上青等编辑出版《写作与阅读》的筹划，以后也为杂志撰稿和做编委。母亲结识了父亲的许多朋友，同时阅读了更多的进步书刊。西安事变发生，母亲对蒋介石被扣感到高兴，但又觉得蒋如果被杀，国家又要陷于战乱。母亲的这一认识是当时许多知识青年不满于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思想反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母亲很兴奋，每天都去看发布的战事号外，关注战局的发展，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上海失守，南通城遭日机轰炸，人们纷纷下乡躲避，母亲这时已有了孩子，于是和家人一起避难于西亭。两个月后，日寇未攻南通，城区各校复课，母亲因代理校长责任所在，又回到南通城，那时职校学生已寥寥无几，母亲一人艰难维持着校务。1938年3月17日，日寇占领南通，国民党专署根本没有依照承诺通知各校，事先逃走了。母亲即避居于南通乡间的陈酒店镇超妙乡。

父亲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和顾民元、马一行、李俊民、史白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接受党的领导，开展抗日宣传，坚持做抗战教育。母亲的弟弟李荆也参加了江北特委开辟南通的工作。母亲在陈酒店镇的家成了党的秘密工作同志往来经过的歇足之处，母亲接触了江北特委许多同志，知道他们在从事抗战工作，热情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不怕麻烦。

母亲为了离奔波于抗战工作的父亲近些，居住在陈酒店镇有两年多，她应当地群众要求，负责教二十几个小学生，使他们不致因战事而辍学，而且也能有些收入维持生活。l938年夏，母亲有了第二个孩子，于是，除了教学，缝衣、烧饭、带孩子等家务事都要自己做。母亲在乡间仍然阅读了父亲带来的很多新书刊，如《西行漫记》《中国的新生》《华北前线》等，对党有了新的认识。

1940年10月，新四军抗日铁流东进，消息传到了闭塞的乡间，母亲感到很振奋，但是这段时间母亲与父亲的联系已隔断，直到有一天父亲回到陈酒店镇家中，母亲才知道了黄桥战役后苏北的抗战新局面，知道了父亲参加接收在北兴桥的旧南通县政府，并任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以及又到马塘任如皋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的情形。

这时，母亲身边只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两个大点的孩子已送回南通家里交由祖母带，就随父亲去了马塘。母亲在马塘的街上“看到枪上挂着红布的新四军”，看到如皋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及工作人员“面目一新的作风，和一贯所见的国民党不同”，感到耳目一新，非常兴奋，她说，“从此我才接触了革命”。

母亲的家安置在马塘乡间，这一带是游击根据地。1941年2月，带在身边的孩子患惊风症夭折，母亲很悲哀，写了悼亡诗《儿殇之次日，即夤夜避乡》：“避兵夤夜又谋迁，遁迹扁舟亦自怜。转幸儿能安息早，流亡锋镝已经年。”母亲因少了孩子和家务事的牵累，于是经县长叶胥朝介绍，到县政府秘书室担任编审，整理资料，从这时开始，她正式参加了抗战与革命。母亲由于对父亲非常挚爱，深受其影响，因此母亲参加革命工作也是一直在追随着父亲所走的道路。

图6 母亲李敬仪摄于1955年。

 

四

在如皋县政府，母亲“亲眼见到一些工作同志的艰苦廉洁的作风，再看到《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对抗战的道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共产党的政策作风，也加深了钦佩”。当时，母亲参加了县政府举行的皖南事变遇难同志追悼会，她对国民党在寇深祸急的抗战艰难时刻背盟反共无比愤慨，对于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深为痛惜，母亲的弟弟李荆皖南事变时在军部教导总队，母亲非常牵挂，幸而他历尽艰辛突围到了苏北(后在1946年11月鲁南泥沟战斗中牺牲)。

1941年底，如皋县政府驻丰利，新四军一师师部也在这里，母亲“亲眼看到师首长们艰苦坚持的精神，很受感动”。因斗争环境紧张，根据地各级政府都在精简，如皋县政府奉命随师部行动，于是决定母亲等怀孕女同志和干部家属都各找关系作掩护“埋伏”。1942年2月初，母亲回到南通城，在我祖母家附近的跃龙桥小学做了代课教师，但她只盼着生了孩子后赶快返回根据地。直到1943年4月，父亲在掘港苴镇托了人进城来接母亲，6月，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苴镇丁陈乡。

父亲这时任如皋中学校长兼文教科长，母亲被安排在如皋中学教初中国文。看到根据地抗战教育、减租减息、民兵建设热火朝天，母亲“精神上痛快极了”，但又“感到自己落伍太多”，“思想上有求进步的渴望”。教学之余，她贪婪地阅读各种书籍报刊，了解时事政治，特别是听了苏中四地委宣传部长夏征农、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作的报告，很受启发，“转变了过去为读书而读书的错误看法，认识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和出路”。

1944年春，日伪对苏中进行“扩展清乡”，如皋中学北撤到了二分区东台鲁灶庙，在那里与东台中学、邱陞中学、栟茶中学等合并组建了苏中二分区联合中学(“二联中”)，顾贶予任校长。母亲在二联中是独立工作，此时父亲已随夏征农赴宝应创办新四军苏中公学，母亲把女儿送回了南通，交由祖母照料，只留两个男孩在身边，使自己能一心扑在教学上，她“在工作上自动地钻研”，感到“在联中各方面都很好，是锻炼独立工作的机会”。

这时，父亲带信给母亲，要她也来苏中公学，不久又派了人来接，9月，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宝应固晋，投入苏中公学火热的大熔炉中。苏中公学是新四军一师的干部学校，大批干部集中在这里进行整风学习，母亲感到，到苏公去是把自己“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母亲被分配在宣教科，她感到苏公处处充满着学习空气，于是向组织上提出了参加在职干部整风的要求。

经过整风学习，母亲被同志们诚意帮助、诚恳批评的态度所感动，去除了在苏公做客的心理和自甘菲薄的思想，认识到“要自觉地参加到革命里面去，不要只逗留在外面，革命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母亲认真撰写了自传，总结了整风的收获，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4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为了教育和培训从南线投奔根据地和新四军的知识青年，1945年11月，苏中公学分校在海安丁家所镇成立，父亲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母亲也随之调到苏公分校，在此后的江海公学、华中公学、华中大学和苏南公学，母亲一直做图书资料、校刊和教务工作。1952年江苏师范学院成立，父亲任院长，母亲也调任江苏师院宣教科长兼政治专修科副主任，从干部教育岗位转到了普通高等教育岗位。

1954年初，父亲到省教育厅工作，母亲调到南京师范学院，先后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和院长办公室主任，1956年任院党委副书记，同时因“任中国革命史课教学好”“工作一贯积极负责”受到省委文教部表扬，后来母亲和父亲还以石友李为笔名编著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故事》。1957年，母亲“为有的干部、教师说过一些客观、公正的话，为此，在‘文革’中被加以包庇右派的罪名”。“由于她和当时马列室的负责同志的正确掌握，我校政治教师中没有划一个‘右派’”。10月，母亲改任教务处长，1960年后再度任院党委副书记。

“文革”初，母亲被打成“黑线”人物，但她极为看重人格和气节，决不违心自污，而以沉默抗争，因此在游街批斗中殒命。1978年5月30日，在父母亲骨灰安放仪式上，老省长惠浴宇当场在悼词中加上了“悲惨遭遇，人间少有”八个字。

母亲是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又汲取了新文化养分的知识女性，她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兢兢业业从事教育工作，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一生短暂、平凡。母亲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