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应该是一个明亮的上午。远山秀媚，梅州城金山顶图书馆掩映在树木中。一群少年在此合影。分头，衬衣，西裤，还有墨镜。他们青春，洋气，我看了都羡慕。

那是1953年，合影的是中华街秋官第(即振威将军第)的颜家兄弟们，都是十四世亨字辈，共一个太公，即清末的颜守正，城中有名的大善人。

民国遗风而接新中国气象，这幅梦幻般的银盐作品满足了我对父辈对家乡的所有想象。太美了，说起来，我们现在哪有这样的派头呢!

图1 梅州青年合影。摄于1953年。右起依次为：颜亮亨、颜吉亨、颜运亨、颜永亨（蹲者）、颜谋亨。左一疑为颜接亨，一说为邻居邓填元。

这幅已经漫漶的合影(图1)，让我感叹国家与青年的朝气，更感触于拍摄之后，大浪淘沙，兄弟们各自的命运，迅速在海内外浮沉展开。

我感叹呵，这么鲜活的世界远去了。

我最熟悉的基亨伯父不在此幅照片上，但梅州到底是侨乡，家族留下的老照片还有不少，我看到了基伯童年时的照片。

如果说上一幅有牛奶般的质地，此幅(图2)的技巧更让我这个专家惊叹。孩童们平均分布得宜，黑位水平够足，非常凝重。

是的，一群孩童，竟然有不同一般的气质。毕竟他们来自传承两百多年的城中世家，哪怕此时已然破落。

我一眼看出左一就是基伯(颜基亨)，后来他老了也是如照片中瘦如竹竿，人淡如菊的。照片中都是他亲兄弟姐妹们，除了中间那位，是他家朋友的儿子忠古(现生活于南非)，当时寄养在他家。左二是我珍秀姑妈(现居广州)，右二是谋亨叔(现居中国香港)，右一是远秀姑妈(嫁到毛里求斯，已逝)。

这一幅大约摄于抗战末期的照片上的孩童们，后来基本上全是大学生。虽然当时国家有难，但客家人文脉不断。

照片中其实还少了我父亲。基伯与我父亲亮亨，也许是秋官第中，如意堂下，最好的兄弟。我父亲现在告诉我，他曾一人生活在祖屋，那时只有基伯家让他来吃白饭。因为我爷爷在20世纪30年代就和另几位兄弟下南洋了，一直下到非洲毛里求斯国。

图2 20世纪40年代，秋官第兄弟姐妹的合影。左起依次为：颜基亨（后以一东字行）、颜珍秀、颜忠古、颜谋亨、颜远秀。

1947年，我亲伯父接亨也到了次毛里求斯国，跟我爷爷过活。一间小店，生意也不好，接伯还去照相馆当了学徒。

1952年，我奶奶也要出国与爷爷会合，要带父亲出去。父亲给老师写信，表示自己作为新中国的少年不出国。结果校方把他的信贴了出来，那就真出不去了。临上车时，父亲躲起来了，跑到一家面馆——“我在那里吃face(面)，吃得very饱”。奶奶等不到她儿子，托人找到后，我父亲也只是挥手说个再见，没有安慰的话。奶奶只好抹泪远去。

这一别，三十年。

父亲如此爱国，与基伯有关。他们相差仅半岁，如同亲兄弟。父亲说，过年那天，基伯就会搞来狮子，他执头，父亲执尾，跟上几个小弟兄，逢店就去贺，基伯手从狮子口中伸出，抓人家贡品桌上的香肠。过年嘛，店家总会给两个钱物。这是他们度过贫穷生活的一个办法。

基伯又是颜屋第一个看《毛泽东选集》的人，还曾弄来著者的像，像是给老屋注入了光辉。父亲最难忘的是，他们参加抗美援朝演剧队，扮演角色到松口等村镇做宣传。父亲扮地主，基伯扮特务，很受欢迎。

图3 20世纪40年代末，颜亮亨与其兄颜接亨（左）、其姐颜豪秀（后去台湾）。

图4 梅州革命青年。左二为颜亮亨。

这张老照片(图4)，说明了他们那种革命兄弟情。1951年的这一天，一群少年居然很有雅兴，拍下了“胜利归来”。左二为我父亲，右一很像基伯，但父亲认为不是，他也记不得其他人了，也不记得为何要拍这照片。可怜父亲鞋也没有。

父亲的革命意识，还与尤亨伯有关(与父亲是同一太公)。1948年末，尤伯高中没读完，“投共”去了。几个月后，回到了老屋。父亲当时十三岁，说“共产”不好，尤伯脱口而出：反动派!这可是新词儿。

父亲还有两位异姓好友，朱玉生、李腾杞。三人仿桃园三结义。那两位进了颜府，也管我奶奶叫阿妈。1952年，朱伯伯下印尼去了。这一别，就是四十来年。朱伯伯出洋后，跟潮经叔(我爷爷辈)学摄影，然后为乡民拍照。客家人出南洋，大多有成，90年代归来，已成富豪。朱伯伯令我叫其伯父，他讲起印尼华人，那是另一部史诗，不多提了。

父亲没走，他哥哥又想回新中国。奶奶后来常骂父亲：“你不跟我走，你哥又硬要回唐山(指祖国)!否则兄弟齐心，我和你爸何至于那么惨!”

当时，接伯觉得新中国光芒万丈。他到了外洋，也不好混，然后在1953年，他回国了。作为爱国青年，新政府不会亏待的，先让他进北京“华侨补校”，后他又考进北京工业学校学习。

那是他春风得意时，作为一个照相师，回到家乡的时候，很想拍点什么。我推测，他和众兄弟来到金山顶图书馆，拍了前面那张美妙的合影(图1)。

父亲回忆，这幅照片中左一一副华侨的派头，可能是接伯。接伯确实也是刚归国的华侨。那意气风发，几十年后我们都能感觉到。当然，贵亨叔却说那不是他，说接伯当年比这位还漂亮哩!

据贵叔现在回忆，有一年接伯暑假回家，他讲了一件有趣的事。说有一天，经过天安门广场，后面有两位中学生模样的女生，拖着长长的毛辫子，脚步匆匆，很快就超过了接伯。超过他时，两条辫子往后面一甩，刚好把他插在上衣口袋的一支钢笔给钩走了，钢笔就挽在毛辫子上。

那时，接伯刚回国不久，不太会讲普通话，叫了几次那两位小姐：“同志，同志!”但她们就是不回头。他加快了脚步，走到她们面前，用手比画让她们停下。她们以为是坏人，想高声呼喊，被接伯制止了，说：“同志，你的毛辫子把我的钢笔钩走了。”普通话不大标准，好不容易才比画清楚。女学生拿起辫子一看，果然挽着一支笔，不好意思地把笔取下来还给了他，并道了歉说：“不好意思，对不起!”说完，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父亲说，还有一件事。接伯回国旅行，走到杭州西湖，听见一位姑娘说客家话。于是上前搭话，竟然是梅州城中通好的长辈女儿，也是回国赶考的毛里求斯华侨。事情就这么巧，这位吴小姐就成了接伯的女友。然而参加高考时，接伯信心不足，只考上了中专，吴小姐考取北京外国语学院学德语。接伯自觉地位有了差别，也就分手了。吴小姐后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我常想，他们在西湖边偶遇的场景，实在有点美好，那是新的中国，新中国的新青年。

一切看起来那么顺利。1956年，接伯被安排在河北邯郸工作，还读起中国人民大学函授班。

而1954年，基伯与他姐珍秀两人一同考取河南开封师院地理科。这是颜府最早的两位当代大学生。他们这些南方人怎么适应河南的，我不知道。有天我突然问：您那时生在足球之乡，踢不踢球?基伯一笑：少时都是赤脚踢，到了开封，入学即进校队了。基伯一直瘦如竹竿，很难想象他会踢球。

图5 缅甸华侨颜然经与自己和朋友的孩子合影。右一忠古，右二颜谋亨。

我记得基伯家有一张老照片(图5)上有一位穿西装的男子，英气逼人。那就是他们的父亲——华侨颜然经。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又过一年，即1955年，我父亲考取华中师院中文系。自从乾隆年间颜屋考中两位武进士(两位军门均名列客家诗人)之后，这是颜屋的文化高光时刻了。当然，二百年来，一定有更多没得到功名的人才。比如我爷爷钦经和叔公耿经，他们是毛里求斯华侨，在家信里展示了惊人的诗才，尤其是后者，新旧诗都行，80年代写给我们兄弟俩的明信片上，总会有一首诗。从他的白话诗文里，我们感觉到了未曾体验过的汉语之美。而他们只是小商人而已。

父亲是秋官第最后一位诗人。进校之后，1957年，见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父亲一激动便来了首长诗，还是歌行体——《大桥行》。写好后投稿，竟然刊登在《羊城晚报》头版，次日香港《大公报》转载，火了一把。得稿费四十元，用其中两元请同学们吃了馆子。一个月后，接伯从邯郸来，父亲又请他美美地吃了一顿。我能想象，少年时期吃不饱饭的他们，该是多么开心。

这一年，也是“知识分子的春天”。父亲也“放炮”了，怀着一腔热诚，给党起草了一封信，还与要好的同学赵三秋推敲了一下。信的内容自然是向党提建议，中间有一条是取消共青团，因为造成了等级意识。这信寄团中央转党中央。结果，此信真的得到中办批转，转到湖北省委，省委领导又加了批示，于是这事就大了。

当时组织上照顾父亲是华侨家属，暗定他为“中右”。而赵伯伯，一个大学生，“顶替”我父亲成为第一批“右派”。他是长沙人。年老后见他，依然皮肤白皙，个子瘦高，当年也应是相当英俊潇洒的。

1959年，父亲被分配到湖北西部宜昌县工作。赵伯伯受石声淮教授(钱锺书妹夫)等关照，在学校奶牛场工读三年，然后作为“摘帽右派”被分配到更西的湖北利川县。

诗人总是天真于政治。1960年，父亲在斗争意识极强的分乡中学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因是帮彭德怀说话，虽然他并非党员。8月，他被下放到县农场，其实就是集中全县“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人员的劳改场。他们分为四队，父亲所在队里有彭兰生、王先富等我后来也知道的人。

彭兰生伯伯是退伍军人，转业到宜昌做教师。他怎么成“右派”的，父亲到现在也不知道。只知道当时听人说，他太敢说了。父亲说，当时大家是不会问别人的问题的。

说起彭伯伯，父亲最难忘的是当时他目睹了一个事件。彭伯伯有天写了一个请假条，说爱人就在附近，身子有病，想去探望一下。

农场管他们的领导看了，不准，同时将请假条扔在地上。

“你可以不给我假，但不能扔我的假条!给我捡起来!”彭伯伯竟然发火了。

“你这‘右派分子’也太猖狂了!”那个领导被激怒了。

彭伯伯接话，这一句才精彩：

“‘右派’也是人，而人是有尊严的!”

我能想象彭伯伯的天门口音，是怎样震动了农场。“强项!”父亲这样形容对彭伯伯的最初印象。两边人劝，那领导才骂咧咧地叫着“我迟早要收拾你”走了，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变色龙一样。

书生一怒，也可地动山摇。父亲何尝不是。

这一波浪潮过后，彭伯伯后来到三斗坪小学工作，父亲到了三斗坪中学工作，两人自然成了好友。

图6 1963年婚后不久，父亲颜亮亨与母亲郑必珍于后来的三峡坝址中堡岛合影。

生活就是这样，错过了十五的月亮，但十六的月亮更圆。

劳动一年，父亲恢复工作，然后有了妻小，度过了一生中快乐平静的几年。不过，1966年来了，有“案底”与海外关系的父亲，一下子又首当其冲了。在县里的批判大会被批斗后，父亲与彭伯伯一同劳动。彭伯伯这样回忆：

有次给县礼堂建设打夯，大家有气无力，因为祸从口出，不敢唱，不敢喊，没号子就打不好。正无计时，突然听到圆润响亮的号子声，原来是全县挂了牌的颜亮亨先生在领唱毛泽东主席诗词——

“钟山——哎——风雨哟，起苍黄，百万那——哟喂子嗬哟——雄师哎，嗨呀，过大江……”

大家投去赞许的目光。劳动有了成效。

那年头会多，父亲开会时丢了把折扇，扇骨上有他的手书“×××万岁”。次日，扇子出现了，不过上面的字变成了“×××坏”。

虽然审来审去，并不能肯定是他写的，但我父亲终于还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因为照顾侨眷，罪名前面加了个定语：“划而不戴的”。

多年以后，他回想起神秘的扇子事件，竟然说不能肯定是不是他写了那四个字。也许是人改的，也许真是自己写了。其实父亲至今思维敏捷，记忆力不错。我想，小说《1984》的著名一幕，主人公真诚地相信手有六个指头，这样的事，就这样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了。

三斗坪。这个光辉的名字，三峡大坝坝址所在，从来都是大江奔流，风云际会。在这里，著名教师颜亮亨那是无人不晓的。我的童年也给裹在他的风云里。

彭伯伯在，王先富也来了。他们是好友，彭伯伯还有一位同屋老师李有森叔叔，李叔叔很快也成为父亲的至交。这是艰难岁月里的一群好友。

回到学校，书是不能教了，就与老“棚友”王先富一块，在学校打杂，种菜喂猪。

那十来年里，赵伯伯也在利川安了家。1968年初，他与夫人携着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赵世龙，回乡探亲。在宜昌转船时，向三斗坪中学挂了个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人厉声喝道：“你是何人，找颜亮亨何事，准备干什么……”吓得赵伯伯赶紧扔下电话走了。

二十多天后，宜昌来了两名外调干部。赵伯伯果断承认是他打的电话，十年不见的老同学嘛!来人查不出有什么串联意图，警告了事。

父亲正式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是1969年。1968年1月，父亲深感前景难测，竟动了回乡探亲的念头。好在当时形势有一点缓冲，他竟然被批准了。这样，两口子携着长子——四岁的颜文斗，辗转费了不少劲，回到了秋官第。此时距离家已经十来年了。

父亲一家人在梅州的只有接伯了。他1961年调回广东，在汕头人民银行工作，后调回到梅州，在梅江报社任会计。此时接伯已有两个孩子，也是很穷，夫妻月收入六十多元，比我父母亲还少二十。兄弟十二年未见了，接伯从厨房拿出两小块猪肉，指着小的说，这是年三十吃的，指着大的说，这是大年初一吃的。

接伯是位有见识的人，本来兄弟俩家事国事，文章诗歌，都是无所不谈的，然而父亲不敢透露自己的处境。1960年那次因苦闷给接伯的长信，已经让他兄长震惊，责他要谨言慎行，早日进步，现在如果告知新的苦难实情，那是更吓人了。

父亲又去朱玉生伯父家。当然，父亲穷得照样是空手上门。朱伯的父亲很热情，说朱伯在印尼发展得很好，回来了几次，坐的都是日本飞机呢!问父亲近况，父亲只好又假言以告。

回到武汉，父亲突发奇想，要去河南探望基伯与珍秀姑。他与他们感情上等于亲兄亲姐，也许以后难得一见了。于是父亲让正怀着我的母亲带着孩子先行回家，自己一人来到河南。

基伯在荥阳县马固中学教书。未料基伯不易找到，他正在受审查，被短暂关过。父亲好不容易才在该县印刷厂找到躲着的他。比起诗人性子的父亲，基伯是位老实人，又是读理科的，怎么也被难了呢?

因为“特嫌”。原来，基伯是读地理的，野外考察拍了些照片，连同与接伯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底片，寄到了香港八叔(我得叫八叔公)开的照相馆冲洗。这就麻烦了，小将们疑惑为什么要寄到香港冲，而那合影的接亨又是归侨，这就里通外国了……

兄弟俩都大难当头，只是相对安慰了一下。次日父亲便赶往兰考。到了兰考火车站，看到要饭的，其中一位唱着：“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

父亲一阵难受。找到兰考一中，与珍姑见了面。珍姑说焦裕禄的女儿是她的学生，焦本人也来开过家长会的，为人和气，没有架子。珍姑六岁的女儿张慧带着我父亲来到了焦墓，父亲恭敬地三鞠躬。

道生一，还生二，还生三。

父亲没想到的是，此后不久，接伯竟也出事了。

与意气风发的父亲不同，接伯是长得敦厚，人也老实。不料被单位陷以错账，罪名是“私挪公款，支持派仗”，竟然坐牢一年，此后又在“牛棚”劳动五年。其实接伯只是会计，做事都是上级的指示。

由此，颜屋作为知识分子的三兄弟，都成了另类人士。而此时，不论是远去印尼的朱伯，还是在毛里求斯的五个亨字辈兄弟(全部是在该国出生，我的一位伯父四位叔叔)，正以华人特有的奋斗精神，在通往富裕的道路上努力。

父亲被宣判后，就离开学校，到暮阳村劳动。其间1970年“一打三反”，父亲与彭兰生、王先富这三位十来年前的“棚友”，竟然再度成为三斗坪学区三个“反派”。彭伯伯的故事精彩，他自述“两番加冠，鱼肉于革保之间，六秋饲豕，蒙冤因顶峰之罪”。

原来，父亲有次下山，在码头遇到彭伯伯，谈起林彪的顶峰论。两个人看法自然一致。不料有次开会，彭伯伯说漏了嘴，说出与颜老师一起探讨“顶峰论”的事情，于是，竟致发回天门当农民了。

他回忆说，除了他们这些人，还常有农村的通奸者。有次大家叫骂那失足妇女，彭伯伯忍不住说了同情的话，没想到一转眼，那失足妇女高喊道：“打倒‘右派分子’彭兰生!”

一次，彭伯伯被允许参加一个学习会。校方向新来的年轻英语教师介绍同事，到了他这儿，竟是用英文说：“He is right。”

那英语老师会意了。彭伯伯虽是语文老师，此时却轻蔑地说：“你们说错了，right是形容词，应该加er，才变成名词，才是‘右派’!”

那两人愕然。

父亲劳动的地方都很有意思，比如暮阳就在《水经注》里提到的黄牛岩上，石牌村则是抗战史上石牌保卫战的胡琏将军指挥部。这两个地方我实地考察过，一直都穷，尤其是暮阳，名字好听而已，穷得房顶都多是石片，连瓦都没有，高山深渊，取水也是个问题。

父亲在暮阳，那是不见米，不见油，白天干重体力活，晚上睡在柴草上。曾一同在学校小溪边担水种菜的王先富老师，后来也到了暮阳改造。

1976年，历史正在剧变。父亲当时已被允许回到学校。年尾的一天，传来一个噩耗：王先富这位湖南人——我不能确定是该叫伯伯还是叔叔——死了。劳动时，从坎上摔下了悬崖。

限于身份，父亲不能前往帮忙。据去了的老师们说，王老师粉身碎骨。父亲做了一首诗怀念，中有两句：

“身无双飞翼，失神望暮阳。”

我很能想象父亲呆呆地立在操场上怀念故友的样子。我觉得这两句诗真是好诗，看似平常，但解史可助解诗，它是多么惊心动魄啊!“暮阳”一词，本有诗意，有谁知道这诗意隐含血泪呢!

李有森叔叔胆子大，他帮着收尸回来，从口袋中掏出一件东西给父亲看：“我还找到了王先富的眼珠子。”

王先富的妻子从湖南走来，老实巴交，碍于王先富的身份，也谈不上赔偿，什么都没要就走了。

父亲和彭伯伯对此事总是感叹：“他倒在了黎明前啊!”

黎明很快就到来了。

母亲设法团聚，调到了离宜昌市区不远的土门中学。调令下达，正好是毛主席去世那天。父亲去了一看，发现彭兰生也在这里。彭伯伯四年前被打回老家自食其力，现在看来恢复政策了。彭伯伯笑着说：“三斗坪的造反派说我们有不解之缘，这不，又到一起了。”父亲也设法调了去。

又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我家与海外的亲戚也联系上了。计算器、手表、自动伞，尤其是海外来信上花哨的邮票，让校内外的人很是惊奇。父亲从来是敢试新鲜事物的，他穿上了西装，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颜老师的衣服背后给剪了一刀!”

过了几年，我也读初一了，对在初中工作的彭伯伯有了直观的印象。他们一家生活在池塘下方的坎子上，阴暗潮湿。彭伯伯总是穿个背心，摇个棕扇，白白的脸上总在流汗。他不像我父亲那样斯文，感觉总在斥责老婆孩子。他的天门口音，总是让我感到紧张，与湿热的湖北天气，与难忍的贫穷生活联系在一起。他叫孩子名字的声音至今让我记忆如新，“宅余!宅余!”“宅”字他发音为“策”。天门口音，如同唱歌，尾音拉得老长。

为什么叫宅余这么怪异的名字?现在想来，应该是取陶令公“方宅十余亩”吧!彭伯伯诗也不错的，不过，这一代知识分子，哪可能如陶令公那样，归园田居，置身政治之外呢?

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因为是华侨家属，并未被停发工资，所以只赔偿了抄家的经济损失八十元。彭伯伯获得改正，得了历年扣发的工资，不过才七百元。也是此年，赵三秋伯伯收到华中师院来函：通知“右派”改正，请转达所在单位。

父亲平反后，仅两个月，就收到通知：当选为宜昌县政协委员。真是一朝翻身了。一年后父亲又进阶为政协常委，父母也调到县城，不提。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吧——算起来，是第二次春天。

同年，梅州为接伯平反。平反后，他立马设法找到已定居香港的基伯父亲然经，以其子名义，于1980年举家迁往香港。他再度成为华侨，当时已五十了。好一个人生大回旋!后来他对我说，刚去时的工作，就是扛煤气罐，一层又一层楼往上扛。后来才到“三江国货有限公司”任会计。那时刚开放，国货兴盛了几年，我家也常有了印有“三江国货”字样的塑料袋子用，很是洋气。

1985年，父亲入了党。家兄文斗曾对我多次笑着回忆：“父亲入党后，很严肃地开了个家庭会议，宣布‘我入党了’，今后要更加努力工作，你这个大儿子要多管家里的事。”父亲写信给香港的接伯，接伯回信说：“入党也好，可以进一步证明，过去几十年整你是整错了。”

赵三秋伯伯的经历也差不多。他也入党了。入党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他自我介绍：“我，赵三秋，昔日的‘右派’，现在的中共党员!”

图7 1990年1月，四位“棚友”在颜文斗婚礼上留影。左起依次为：彭兰生、曾庆顺、颜亮亨、望熙文。

八十年代，中国的大时代。

1985年，赵三秋举家调回长沙。到此时他已在利川二十三年。他常吟诵刘禹锡的诗句：“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也是1985年，基伯举家调回广东，在黄埔区的广州第八十七中学当教导主任。

那些年，广东开始领中国风气之先。我家也终于与海内外亲人频繁接上了头。我此时才开始真正见到所有的伯伯们，当然，还有毛里求斯回来一见的祖母。我从此开始习惯于一个广东家族的所有，包括交流的困难。老一辈普通话很差，或者不会，海外的更不会。一桌宴席上，我们常常需要译员，我的半吊子英语，竟然都是用在了家宴之上。

广东是中国的希望，是父辈的故土，在接伯、基伯的鼓励下，父亲开始想调回来，有意思的是，身为湖北人的母亲，也义无反顾——她总是说，湖北整得我们这么苦，走!

八十七中是广州最偏远的五类学校，是最差的一级中学。有趣的是，几任校长是梅州人，客家人也可能只能在郊区形成自己的天地了吧!1988年，经基伯努力运作，曾瑞天校长见到父母亲，很是欣赏，准备接收。宜昌县方面也心怀愧疚，设法开了绿灯。于是，在临近暮年之际，父亲举家迁往黄埔。彭兰生伯伯送别直送到了飞机前。

父亲和基伯这对少年好兄弟，老来竟然在同一所学校工作了。我也才有机会，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与几于传说中的颜家亲人们见面。

基伯我是第一次见。他很瘦，也显得精干，说话嘛，客家普通话非常轻柔，穿着白衬衣，有一些仙气。他确实是个好人。父亲说，有一天，他拉父亲出校，去探望一位发烧住院的学生，加以勉励。那学生很是感激，后来也成了该校老师。他也爱他的地理学，曾与珍姑父、植物学教授张金泉先生等下去考察植物，我还跟过他们在梅县阴那山踏勘过一次。

接伯，我的亲伯父，也是首次见。基伯若风中细柳，接伯则稳若泰山，敦实而又声音浑厚，有大哥之范。见我是当记者的，他跟我谈相机，用客家普通话和我聊，声音糯糯的，说他用过“勃朗尼卡”，香港叫“碧浪之家”。他是位行家。

他虽不怎么写诗，但在新世纪初，我父亲再去暮阳故地并作长诗后，却写过一篇文章，评我父亲的诗，题目叫《从〈大桥行〉到〈暮阳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转变历程》，可见虽去了香港，但还不忘大陆语境。

1990年，大学毕业生工作是难找的，我得到广州才行。

此前一年多，我向往着去《现代人报》实习。接伯间接决定了我的人生，他要我找他的“棚友”、广东电视台的作家张木桂先生。张伯伯说，好说，就写了一个条子，给他待过的另一个“牛棚”的“棚友”易征先生——《现代人报》的总编、当年陈布雷死后国民政府“新文胆”易君左之子。我就这样进了上一辈的“棚友圈”。1990年，我终于在《现代人报》开始了新闻生涯。

1993年的一天，一位瘦高的年轻人来到八十七中我家。原来是赵三秋伯伯的公子赵世龙，南来广州找工作。我们很谈得来，我介绍他加入了《现代人报》。1994年，赵伯伯来广州看他，我也才第一次见到赵伯，老人家也是同基伯一样瘦高白净，不同的是，言语间有湖南人的霸气。世龙后来又进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这兄弟疾恶如仇，成为中国有名的社会调查记者。

“当年老赵替我当上‘右派’，现在我儿子助他儿子成名，也算还了一点旧账了。”父亲这样说过。

1998年，华师老同学回校集会。父亲首次当众向赵三秋伯伯道歉。赵伯伯说：“那都是时代的错。”一时两人抱头痛哭起来。

有意思的是，带头整他们的同学也在座，那人也道歉。

“我们一家都要感谢基伯。”父亲常常这样说。其实岂止我们这一家。基伯帮我父母调动过来，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的是，他这一举动，我看有“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效果。此话怎讲?这是因为我父母来了，在湖北宜昌县已经工作的家兄颜文斗，便常被母亲催促南来。那时广东是中国的磁石，但我哥在宜昌已结婚生女，谈何容易。到了世纪之末，机会来了。

图8 颜亮亨与赵三秋（右）在老同学聚会上相聚，两人相拥涕下。

父亲在华师的同学还有一位苏成权(图8左二)，也是广东人，也是分配到了宜昌下属的秭归县。同父亲、赵伯一样，娶了湖北女子，生长子胡盛华(从母姓)。我与胡盛华自少便如兄弟。20世纪90年代，胡盛华因我家调到广州而辞职南下，跟着广东诗人黎明鹏做些小生意。他们盛邀家兄南下创业，于是我哥下决心辞职，南来广州，三位好汉立足城中村，创立了一个新的行业：出租公寓。

这一事业急剧扩展。我哥不停地向家乡要人，于是我绝大多数表兄弟来了。彭兰生伯伯之子彭宅余也来了。家兄做事，颇有宋江聚义的感觉，利益均沾，见者有份，如此谁都想来，于是个个来个“投名状”，渐有数百上千，深入广深城中村，为数十万外来工提供住宿，湖北老家几个镇也因此富了起来。

这一功德，基伯是源头，我父亲是第二源头——不仅儿子南下，他同学之子胡盛华也是关键人物。

我们的父辈，这些天南海北的知识分子，以广东为圆心，决定了我们这一代的命运。第二代人的紧密，是罕见的。

图9 约1996年，前游击队员、曾经的少尉尤伯坐在秋官第观音厅。

新旧世纪之交，也许是父辈们最快乐的时候，大家退休了，孩子也自立了。父亲与基伯，两位好兄弟常一起出游。这在当年又何曾敢想?有一次，他们一群八十七中同事，坐火车走兰州，转青海入拉萨。运动健将一般的父亲，突然高原反应了，不得不飞返广州。而基伯这根竹竿，却牢牢地插在高原上。

我大感意外。可能我父亲好烟酒，而基伯没任何不良嗜好?

他们回来后，基伯照常三天两头往我家跑。这次我送他出小区，问他此事，他只说了一句：“我宁愿死在去西藏的路上。”

这个温和的老先生让我刮目相看。其实我真不了解他，他的内心绝不平淡。

他和父亲不同，没那么有激情，没什么诗文传世，几篇地理学论文，估计也难与大家相比。但是，我觉得他和父亲做了一项真正的重要的学术工作，可属于史学。我认为，家族史才是国之正史，正如我的伯父列传，也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写照一般。世纪之初，作为留在大陆的颜屋两位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其他叔伯一道，开始修家谱。

我家虽处于宗族之风很盛的广东，但没有家谱。修近三百年以来没有过的族谱，这工作我也向往的。说起来，也与我有点关系。1996年左右，我曾回到秋官第，那时刚爱好摄影，不免拍下祖居、祖坟，算第一次较好的纪实专题。尤伯一家，是唯一常住在秋官第的人，在如意堂，这位老游击队员爱谈的是我们的世系，从到梅州始祖历山公开始，他一一能说出十多代的祖宗名字，我也就记下来。

我当时确实看到了光。我写下了这些，甚至根据郡望(陋巷)与堂号(鲁国)，来到山东曲阜颜府，但怎么也无法通过行辈将我们与颜回世系联系起来。

这都写了文章发表在《焦点》杂志上，也成了修谱的参考。

图10 2004年，族谱编委于振威将军第大门前合影。前右二接亨，右三尤亨；二排右四基亨，居中亮亨。

图11 接伯，1999年在香港寓所。

革命一代，现在成了宗族事务的先锋，这很有趣。家兄对此总是一耸肩，潇洒地说：“大家都要找组织啊!”

这次修谱，最重要的学术课题，是搞清一世祖从何而来。基伯率大家根据只言片语，从广东到江西、湖南、福建，总之在五岭南北往返，发现、比对、考证。其中历史渐渐清晰，发现的惊喜纷至沓来，常有山重水复之困境，却总有柳暗花明之惊喜。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学术传奇。层层剥离，最后发现了一世祖又名文端公，与广东颜姓第一豪门连平颜氏(三代五督抚，与英国打马尾海战的总督颜伯焘即其一)一世祖文厚公实为兄弟。如此，两个广东客家最重要的颜氏世家竟然是兄弟家，他们的上一世，正是福建龙岩韩坑颜氏的四世祖宗华公。就像每个客家家族的传说一样，有一位祖宗，会将子孙驱往各地，自立门户，再建纲常。这一位祖宗厉害，后代文臣武将都齐全了。

而福建，正是所有客家人的故乡中转站，如同北方洪洞。于是大家又访龙岩颜氏，这可能是三百年后第一次回家报告。福建的祖谱不仅再次证明了连平与梅州的一世祖兄弟关系，也接续上了前面数十代，证明我们来自庐陵，一直上溯到真卿公，也就是说，来自山东琅琊，再上始祖就是颜回了。

基伯住的离我们大约两站路。我还记得那些时候，他几乎每天都来与父亲商量，考证，订正，看样，他总是手里握着一叠纸张，红光满面。我也深受感染，以至于印象中的他，永远停留在那一张笑脸。

2004年重阳节，振威将军第三百多后人聚会，族谱正式发放。盛世修谱，基伯当了首功。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接伯等来自港台地区，强叔等来自毛里求斯等国外，尤伯当时也健在，还有他们上一辈的长辈也有回来。这是百年盛事，我受命在屋顶拍了全族合影。基伯遗憾他的几个孩子没能来，特地找人将孩子们的影像做了上去。

新世纪开始的十几年里，是中国的上升期，诸事平稳而不用多说，但有一个节点得说。大约是2006年，在黄埔那间老式的泰丰酒楼里，父亲迎来了他的两位朋友。彭兰生、赵三秋，这两位相互从未见过的“右派”，因我父亲，也因我父亲造就的他们的儿子都到了广州的机缘，坐到了一起。赵公子世龙和我作陪。也许还有李有森叔叔，他的公子也跟着我哥干，于是他也常来了。忘了基伯是不是在座。

在我心里，他们仨让我想起“岁寒三友(右)”。

后来彭伯伯的儿子又回宜昌发展。我们就没再见面了。

图12 约2008年，彭兰生、颜亮亨夫妇相聚于广州颜文斗寓所。

我作为一个城市白领，总是不知忙些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顾不上老人，一晃多年过去，我们才知道，和他们谈得太少。然后会偶然发现，他们迅速老去。

接伯常来广州看父亲，变成父亲常去香港看哥哥。渐渐接伯坐上轮椅了。然后，2018年，接伯去世了。我也参加了葬礼。那是一个小楼，钻石山殡仪馆。香港道士，那专业，那斯文，尤其是道袍质量真好，真是仙衣飘飘那种，让我印象很深，香港到底还是不一样。接伯一生虽然戏剧化般艰难，但总算给子女安排了一个好地方吧!

基伯一开始，总是自己坐个车来见父亲。一周总有一两回，却很少留下用饭。他是一位体谅兄弟的人。渐渐地，也要保姆陪过来才行了，后来要坐车，扶着过来了。再后来，说话也很少了，来兄弟家坐而无语。前几年住进老人院，可是我没去看他。直到在广州殡仪馆再见。终年八十六岁。

2022年5月14日夜，颜基亨先生在广州仙逝;才过了几个小时，5月15日，我叫了一辈子伯伯的彭兰生先生，在湖北去世。

他们并不相关，但于我而言——鲁迅说，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现在感觉一块儿倒了。我已过半百，可以以文章送走伯父们了，不管是有血缘的，还是没血缘的。

同接伯一样，基伯的告别礼人很少，只有十来个人。基伯留下的遗言，是要埋在祖坟旁边。一位知识分子，在中国南北都生活过，最后还是想回到祖宗身边。

那坟我熟悉，我们一块儿去过。但这愿望很难实现，现在地权早已不是个人的了。但若实现，他也许是半数漂泊谋生直到海外的颜家人中，唯一死归故乡的人。父亲说，他百年后也想这样。

真不知道彭伯伯晚年怎么过的，前几年还听说他女儿因车祸去世了，真是天地不仁哪!他与基伯并不认识，但他们几于同日去世，却触动我的心弦：伯父们的时代远去了!

前些年，父亲每次回去湖北，都要见彭伯伯。彭伯伯总会说起当年，愤愤不平。在生命最后的那一刻，这位强项的人，应该是死不瞑目啊!

他是九十三岁。仁者寿。

死后其子宅余寄来老人的诗集。我看到里面有顾准式的光芒。

我写这文章，其实也是自罚。他们都很看重我，但我欠他们一句话。作为一个总是在历史文化语境中品评时事人物的写作者，我应该对他们说：“您是很杰出的人。您就是历史，也对得住历史，做人与为文，都不虚此生。我们会写下你们的历史。”

他们或能安慰一下啊!

父亲亨字辈中排第六，前五位已过世。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基本远离。我熟悉的伯父伯伯们，只有朱玉生伯父、赵三秋伯伯，还在。祝他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