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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们
2023-05-12 14:12:56 作者:颜长江 热度:2021℃ 收藏

那应该是一个明亮的上午。远山秀媚,梅州城金山顶图书馆掩映在树木中。一群少年在此合影。分头,衬衣,西裤,还有墨镜。他们青春,洋气,我看了都羡慕。

那是1953年,合影的是中华街秋官第(即振威将军第)的颜家兄弟们,都是十四世亨字辈,共一个太公,即清末的颜守正,城中有名的大善人。

民国遗风而接新中国气象,这幅梦幻般的银盐作品满足了我对父辈对家乡的所有想象。太美了,说起来,我们现在哪有这样的派头呢!

图1 梅州青年合影。摄于1953年。右起依次为:颜亮亨、颜吉亨、颜运亨、颜永亨(蹲者)、颜谋亨。左一疑为颜接亨,一说为邻居邓填元。

这幅已经漫漶的合影(图1),让我感叹国家与青年的朝气,更感触于拍摄之后,大浪淘沙,兄弟们各自的命运,迅速在海内外浮沉展开。

我感叹呵,这么鲜活的世界远去了。

我最熟悉的基亨伯父不在此幅照片上,但梅州到底是侨乡,家族留下的老照片还有不少,我看到了基伯童年时的照片。

如果说上一幅有牛奶般的质地,此幅(图2)的技巧更让我这个专家惊叹。孩童们平均分布得宜,黑位水平够足,非常凝重。

是的,一群孩童,竟然有不同一般的气质。毕竟他们来自传承两百多年的城中世家,哪怕此时已然破落。

我一眼看出左一就是基伯(颜基亨),后来他老了也是如照片中瘦如竹竿,人淡如菊的。照片中都是他亲兄弟姐妹们,除了中间那位,是他家朋友的儿子忠古(现生活于南非),当时寄养在他家。左二是我珍秀姑妈(现居广州),右二是谋亨叔(现居中国香港),右一是远秀姑妈(嫁到毛里求斯,已逝)。

这一幅大约摄于抗战末期的照片上的孩童们,后来基本上全是大学生。虽然当时国家有难,但客家人文脉不断。

照片中其实还少了我父亲。基伯与我父亲亮亨,也许是秋官第中,如意堂下,最好的兄弟。我父亲现在告诉我,他曾一人生活在祖屋,那时只有基伯家让他来吃白饭。因为我爷爷在20世纪30年代就和另几位兄弟下南洋了,一直下到非洲毛里求斯国。

图2 20世纪40年代,秋官第兄弟姐妹的合影。左起依次为:颜基亨(后以一东字行)、颜珍秀、颜忠古、颜谋亨、颜远秀。

1947年,我亲伯父接亨也到了次毛里求斯国,跟我爷爷过活。一间小店,生意也不好,接伯还去照相馆当了学徒。

1952年,我奶奶也要出国与爷爷会合,要带父亲出去。父亲给老师写信,表示自己作为新中国的少年不出国。结果校方把他的信贴了出来,那就真出不去了。临上车时,父亲躲起来了,跑到一家面馆——“我在那里吃face(面),吃得very饱”。奶奶等不到她儿子,托人找到后,我父亲也只是挥手说个再见,没有安慰的话。奶奶只好抹泪远去。

这一别,三十年。

父亲如此爱国,与基伯有关。他们相差仅半岁,如同亲兄弟。父亲说,过年那天,基伯就会搞来狮子,他执头,父亲执尾,跟上几个小弟兄,逢店就去贺,基伯手从狮子口中伸出,抓人家贡品桌上的香肠。过年嘛,店家总会给两个钱物。这是他们度过贫穷生活的一个办法。

基伯又是颜屋第一个看《毛泽东选集》的人,还曾弄来著者的像,像是给老屋注入了光辉。父亲最难忘的是,他们参加抗美援朝演剧队,扮演角色到松口等村镇做宣传。父亲扮地主,基伯扮特务,很受欢迎。

图3 20世纪40年代末,颜亮亨与其兄颜接亨(左)、其姐颜豪秀(后去台湾)。

图4 梅州革命青年。左二为颜亮亨。

这张老照片(图4),说明了他们那种革命兄弟情。1951年的这一天,一群少年居然很有雅兴,拍下了“胜利归来”。左二为我父亲,右一很像基伯,但父亲认为不是,他也记不得其他人了,也不记得为何要拍这照片。可怜父亲鞋也没有。

父亲的革命意识,还与尤亨伯有关(与父亲是同一太公)。1948年末,尤伯高中没读完,“投共”去了。几个月后,回到了老屋。父亲当时十三岁,说“共产”不好,尤伯脱口而出:反动派!这可是新词儿。

父亲还有两位异姓好友,朱玉生、李腾杞。三人仿桃园三结义。那两位进了颜府,也管我奶奶叫阿妈。1952年,朱伯伯下印尼去了。这一别,就是四十来年。朱伯伯出洋后,跟潮经叔(我爷爷辈)学摄影,然后为乡民拍照。客家人出南洋,大多有成,90年代归来,已成富豪。朱伯伯令我叫其伯父,他讲起印尼华人,那是另一部史诗,不多提了。

父亲没走,他哥哥又想回新中国。奶奶后来常骂父亲:“你不跟我走,你哥又硬要回唐山(指祖国)!否则兄弟齐心,我和你爸何至于那么惨!”

当时,接伯觉得新中国光芒万丈。他到了外洋,也不好混,然后在1953年,他回国了。作为爱国青年,新政府不会亏待的,先让他进北京“华侨补校”,后他又考进北京工业学校学习。

那是他春风得意时,作为一个照相师,回到家乡的时候,很想拍点什么。我推测,他和众兄弟来到金山顶图书馆,拍了前面那张美妙的合影(图1)。

父亲回忆,这幅照片中左一一副华侨的派头,可能是接伯。接伯确实也是刚归国的华侨。那意气风发,几十年后我们都能感觉到。当然,贵亨叔却说那不是他,说接伯当年比这位还漂亮哩!

据贵叔现在回忆,有一年接伯暑假回家,他讲了一件有趣的事。说有一天,经过天安门广场,后面有两位中学生模样的女生,拖着长长的毛辫子,脚步匆匆,很快就超过了接伯。超过他时,两条辫子往后面一甩,刚好把他插在上衣口袋的一支钢笔给钩走了,钢笔就挽在毛辫子上。

那时,接伯刚回国不久,不太会讲普通话,叫了几次那两位小姐:“同志,同志!”但她们就是不回头。他加快了脚步,走到她们面前,用手比画让她们停下。她们以为是坏人,想高声呼喊,被接伯制止了,说:“同志,你的毛辫子把我的钢笔钩走了。”普通话不大标准,好不容易才比画清楚。女学生拿起辫子一看,果然挽着一支笔,不好意思地把笔取下来还给了他,并道了歉说:“不好意思,对不起!”说完,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父亲说,还有一件事。接伯回国旅行,走到杭州西湖,听见一位姑娘说客家话。于是上前搭话,竟然是梅州城中通好的长辈女儿,也是回国赶考的毛里求斯华侨。事情就这么巧,这位吴小姐就成了接伯的女友。然而参加高考时,接伯信心不足,只考上了中专,吴小姐考取北京外国语学院学德语。接伯自觉地位有了差别,也就分手了。吴小姐后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我常想,他们在西湖边偶遇的场景,实在有点美好,那是新的中国,新中国的新青年。

一切看起来那么顺利。1956年,接伯被安排在河北邯郸工作,还读起中国人民大学函授班。

而1954年,基伯与他姐珍秀两人一同考取河南开封师院地理科。这是颜府最早的两位当代大学生。他们这些南方人怎么适应河南的,我不知道。有天我突然问:您那时生在足球之乡,踢不踢球?基伯一笑:少时都是赤脚踢,到了开封,入学即进校队了。基伯一直瘦如竹竿,很难想象他会踢球。

图5 缅甸华侨颜然经与自己和朋友的孩子合影。右一忠古,右二颜谋亨。

我记得基伯家有一张老照片(图5)上有一位穿西装的男子,英气逼人。那就是他们的父亲——华侨颜然经。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又过一年,即1955年,我父亲考取华中师院中文系。自从乾隆年间颜屋考中两位武进士(两位军门均名列客家诗人)之后,这是颜屋的文化高光时刻了。当然,二百年来,一定有更多没得到功名的人才。比如我爷爷钦经和叔公耿经,他们是毛里求斯华侨,在家信里展示了惊人的诗才,尤其是后者,新旧诗都行,80年代写给我们兄弟俩的明信片上,总会有一首诗。从他的白话诗文里,我们感觉到了未曾体验过的汉语之美。而他们只是小商人而已。

父亲是秋官第最后一位诗人。进校之后,1957年,见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父亲一激动便来了首长诗,还是歌行体——《大桥行》。写好后投稿,竟然刊登在《羊城晚报》头版,次日香港《大公报》转载,火了一把。得稿费四十元,用其中两元请同学们吃了馆子。一个月后,接伯从邯郸来,父亲又请他美美地吃了一顿。我能想象,少年时期吃不饱饭的他们,该是多么开心。

这一年,也是“知识分子的春天”。父亲也“放炮”了,怀着一腔热诚,给党起草了一封信,还与要好的同学赵三秋推敲了一下。信的内容自然是向党提建议,中间有一条是取消共青团,因为造成了等级意识。这信寄团中央转党中央。结果,此信真的得到中办批转,转到湖北省委,省委领导又加了批示,于是这事就大了。

当时组织上照顾父亲是华侨家属,暗定他为“中右”。而赵伯伯,一个大学生,“顶替”我父亲成为第一批“右派”。他是长沙人。年老后见他,依然皮肤白皙,个子瘦高,当年也应是相当英俊潇洒的。

1959年,父亲被分配到湖北西部宜昌县工作。赵伯伯受石声淮教授(钱锺书妹夫)等关照,在学校奶牛场工读三年,然后作为“摘帽右派”被分配到更西的湖北利川县。

诗人总是天真于政治。1960年,父亲在斗争意识极强的分乡中学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因是帮彭德怀说话,虽然他并非党员。8月,他被下放到县农场,其实就是集中全县“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人员的劳改场。他们分为四队,父亲所在队里有彭兰生、王先富等我后来也知道的人。

彭兰生伯伯是退伍军人,转业到宜昌做教师。他怎么成“右派”的,父亲到现在也不知道。只知道当时听人说,他太敢说了。父亲说,当时大家是不会问别人的问题的。

说起彭伯伯,父亲最难忘的是当时他目睹了一个事件。彭伯伯有天写了一个请假条,说爱人就在附近,身子有病,想去探望一下。

农场管他们的领导看了,不准,同时将请假条扔在地上。

“你可以不给我假,但不能扔我的假条!给我捡起来!”彭伯伯竟然发火了。

“你这‘右派分子’也太猖狂了!”那个领导被激怒了。

彭伯伯接话,这一句才精彩:

“‘右派’也是人,而人是有尊严的!”

我能想象彭伯伯的天门口音,是怎样震动了农场。“强项!”父亲这样形容对彭伯伯的最初印象。两边人劝,那领导才骂咧咧地叫着“我迟早要收拾你”走了,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变色龙一样。

书生一怒,也可地动山摇。父亲何尝不是。

这一波浪潮过后,彭伯伯后来到三斗坪小学工作,父亲到了三斗坪中学工作,两人自然成了好友。

图6 1963年婚后不久,父亲颜亮亨与母亲郑必珍于后来的三峡坝址中堡岛合影。

生活就是这样,错过了十五的月亮,但十六的月亮更圆。

劳动一年,父亲恢复工作,然后有了妻小,度过了一生中快乐平静的几年。不过,1966年来了,有“案底”与海外关系的父亲,一下子又首当其冲了。在县里的批判大会被批斗后,父亲与彭伯伯一同劳动。彭伯伯这样回忆:

有次给县礼堂建设打夯,大家有气无力,因为祸从口出,不敢唱,不敢喊,没号子就打不好。正无计时,突然听到圆润响亮的号子声,原来是全县挂了牌的颜亮亨先生在领唱毛泽东主席诗词——

“钟山——哎——风雨哟,起苍黄,百万那——哟喂子嗬哟——雄师哎,嗨呀,过大江……”

大家投去赞许的目光。劳动有了成效。

那年头会多,父亲开会时丢了把折扇,扇骨上有他的手书“×××万岁”。次日,扇子出现了,不过上面的字变成了“×××坏”。

虽然审来审去,并不能肯定是他写的,但我父亲终于还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因为照顾侨眷,罪名前面加了个定语:“划而不戴的”。

多年以后,他回想起神秘的扇子事件,竟然说不能肯定是不是他写了那四个字。也许是人改的,也许真是自己写了。其实父亲至今思维敏捷,记忆力不错。我想,小说《1984》的著名一幕,主人公真诚地相信手有六个指头,这样的事,就这样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了。

三斗坪。这个光辉的名字,三峡大坝坝址所在,从来都是大江奔流,风云际会。在这里,著名教师颜亮亨那是无人不晓的。我的童年也给裹在他的风云里。

彭伯伯在,王先富也来了。他们是好友,彭伯伯还有一位同屋老师李有森叔叔,李叔叔很快也成为父亲的至交。这是艰难岁月里的一群好友。

回到学校,书是不能教了,就与老“棚友”王先富一块,在学校打杂,种菜喂猪。

那十来年里,赵伯伯也在利川安了家。1968年初,他与夫人携着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赵世龙,回乡探亲。在宜昌转船时,向三斗坪中学挂了个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人厉声喝道:“你是何人,找颜亮亨何事,准备干什么……”吓得赵伯伯赶紧扔下电话走了。

二十多天后,宜昌来了两名外调干部。赵伯伯果断承认是他打的电话,十年不见的老同学嘛!来人查不出有什么串联意图,警告了事。

父亲正式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是1969年。1968年1月,父亲深感前景难测,竟动了回乡探亲的念头。好在当时形势有一点缓冲,他竟然被批准了。这样,两口子携着长子——四岁的颜文斗,辗转费了不少劲,回到了秋官第。此时距离家已经十来年了。

父亲一家人在梅州的只有接伯了。他1961年调回广东,在汕头人民银行工作,后调回到梅州,在梅江报社任会计。此时接伯已有两个孩子,也是很穷,夫妻月收入六十多元,比我父母亲还少二十。兄弟十二年未见了,接伯从厨房拿出两小块猪肉,指着小的说,这是年三十吃的,指着大的说,这是大年初一吃的。

接伯是位有见识的人,本来兄弟俩家事国事,文章诗歌,都是无所不谈的,然而父亲不敢透露自己的处境。1960年那次因苦闷给接伯的长信,已经让他兄长震惊,责他要谨言慎行,早日进步,现在如果告知新的苦难实情,那是更吓人了。

父亲又去朱玉生伯父家。当然,父亲穷得照样是空手上门。朱伯的父亲很热情,说朱伯在印尼发展得很好,回来了几次,坐的都是日本飞机呢!问父亲近况,父亲只好又假言以告。

回到武汉,父亲突发奇想,要去河南探望基伯与珍秀姑。他与他们感情上等于亲兄亲姐,也许以后难得一见了。于是父亲让正怀着我的母亲带着孩子先行回家,自己一人来到河南。

基伯在荥阳县马固中学教书。未料基伯不易找到,他正在受审查,被短暂关过。父亲好不容易才在该县印刷厂找到躲着的他。比起诗人性子的父亲,基伯是位老实人,又是读理科的,怎么也被难了呢?

因为“特嫌”。原来,基伯是读地理的,野外考察拍了些照片,连同与接伯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底片,寄到了香港八叔(我得叫八叔公)开的照相馆冲洗。这就麻烦了,小将们疑惑为什么要寄到香港冲,而那合影的接亨又是归侨,这就里通外国了……

兄弟俩都大难当头,只是相对安慰了一下。次日父亲便赶往兰考。到了兰考火车站,看到要饭的,其中一位唱着:“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

父亲一阵难受。找到兰考一中,与珍姑见了面。珍姑说焦裕禄的女儿是她的学生,焦本人也来开过家长会的,为人和气,没有架子。珍姑六岁的女儿张慧带着我父亲来到了焦墓,父亲恭敬地三鞠躬。

道生一,还生二,还生三。

父亲没想到的是,此后不久,接伯竟也出事了。

与意气风发的父亲不同,接伯是长得敦厚,人也老实。不料被单位陷以错账,罪名是“私挪公款,支持派仗”,竟然坐牢一年,此后又在“牛棚”劳动五年。其实接伯只是会计,做事都是上级的指示。

由此,颜屋作为知识分子的三兄弟,都成了另类人士。而此时,不论是远去印尼的朱伯,还是在毛里求斯的五个亨字辈兄弟(全部是在该国出生,我的一位伯父四位叔叔),正以华人特有的奋斗精神,在通往富裕的道路上努力。

父亲被宣判后,就离开学校,到暮阳村劳动。其间1970年“一打三反”,父亲与彭兰生、王先富这三位十来年前的“棚友”,竟然再度成为三斗坪学区三个“反派”。彭伯伯的故事精彩,他自述“两番加冠,鱼肉于革保之间,六秋饲豕,蒙冤因顶峰之罪”。

原来,父亲有次下山,在码头遇到彭伯伯,谈起林彪的顶峰论。两个人看法自然一致。不料有次开会,彭伯伯说漏了嘴,说出与颜老师一起探讨“顶峰论”的事情,于是,竟致发回天门当农民了。

他回忆说,除了他们这些人,还常有农村的通奸者。有次大家叫骂那失足妇女,彭伯伯忍不住说了同情的话,没想到一转眼,那失足妇女高喊道:“打倒‘右派分子’彭兰生!”

一次,彭伯伯被允许参加一个学习会。校方向新来的年轻英语教师介绍同事,到了他这儿,竟是用英文说:“He is right。”

那英语老师会意了。彭伯伯虽是语文老师,此时却轻蔑地说:“你们说错了,right是形容词,应该加er,才变成名词,才是‘右派’!”

那两人愕然。

父亲劳动的地方都很有意思,比如暮阳就在《水经注》里提到的黄牛岩上,石牌村则是抗战史上石牌保卫战的胡琏将军指挥部。这两个地方我实地考察过,一直都穷,尤其是暮阳,名字好听而已,穷得房顶都多是石片,连瓦都没有,高山深渊,取水也是个问题。

父亲在暮阳,那是不见米,不见油,白天干重体力活,晚上睡在柴草上。曾一同在学校小溪边担水种菜的王先富老师,后来也到了暮阳改造。

1976年,历史正在剧变。父亲当时已被允许回到学校。年尾的一天,传来一个噩耗:王先富这位湖南人——我不能确定是该叫伯伯还是叔叔——死了。劳动时,从坎上摔下了悬崖。

限于身份,父亲不能前往帮忙。据去了的老师们说,王老师粉身碎骨。父亲做了一首诗怀念,中有两句:

“身无双飞翼,失神望暮阳。”

我很能想象父亲呆呆地立在操场上怀念故友的样子。我觉得这两句诗真是好诗,看似平常,但解史可助解诗,它是多么惊心动魄啊!“暮阳”一词,本有诗意,有谁知道这诗意隐含血泪呢!

李有森叔叔胆子大,他帮着收尸回来,从口袋中掏出一件东西给父亲看:“我还找到了王先富的眼珠子。”

王先富的妻子从湖南走来,老实巴交,碍于王先富的身份,也谈不上赔偿,什么都没要就走了。

父亲和彭伯伯对此事总是感叹:“他倒在了黎明前啊!”

黎明很快就到来了。

母亲设法团聚,调到了离宜昌市区不远的土门中学。调令下达,正好是毛主席去世那天。父亲去了一看,发现彭兰生也在这里。彭伯伯四年前被打回老家自食其力,现在看来恢复政策了。彭伯伯笑着说:“三斗坪的造反派说我们有不解之缘,这不,又到一起了。”父亲也设法调了去。

又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我家与海外的亲戚也联系上了。计算器、手表、自动伞,尤其是海外来信上花哨的邮票,让校内外的人很是惊奇。父亲从来是敢试新鲜事物的,他穿上了西装,人们在他背后指指点点:“颜老师的衣服背后给剪了一刀!”

过了几年,我也读初一了,对在初中工作的彭伯伯有了直观的印象。他们一家生活在池塘下方的坎子上,阴暗潮湿。彭伯伯总是穿个背心,摇个棕扇,白白的脸上总在流汗。他不像我父亲那样斯文,感觉总在斥责老婆孩子。他的天门口音,总是让我感到紧张,与湿热的湖北天气,与难忍的贫穷生活联系在一起。他叫孩子名字的声音至今让我记忆如新,“宅余!宅余!”“宅”字他发音为“策”。天门口音,如同唱歌,尾音拉得老长。

为什么叫宅余这么怪异的名字?现在想来,应该是取陶令公“方宅十余亩”吧!彭伯伯诗也不错的,不过,这一代知识分子,哪可能如陶令公那样,归园田居,置身政治之外呢?

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因为是华侨家属,并未被停发工资,所以只赔偿了抄家的经济损失八十元。彭伯伯获得改正,得了历年扣发的工资,不过才七百元。也是此年,赵三秋伯伯收到华中师院来函:通知“右派”改正,请转达所在单位。

父亲平反后,仅两个月,就收到通知:当选为宜昌县政协委员。真是一朝翻身了。一年后父亲又进阶为政协常委,父母也调到县城,不提。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吧——算起来,是第二次春天。

同年,梅州为接伯平反。平反后,他立马设法找到已定居香港的基伯父亲然经,以其子名义,于1980年举家迁往香港。他再度成为华侨,当时已五十了。好一个人生大回旋!后来他对我说,刚去时的工作,就是扛煤气罐,一层又一层楼往上扛。后来才到“三江国货有限公司”任会计。那时刚开放,国货兴盛了几年,我家也常有了印有“三江国货”字样的塑料袋子用,很是洋气。

1985年,父亲入了党。家兄文斗曾对我多次笑着回忆:“父亲入党后,很严肃地开了个家庭会议,宣布‘我入党了’,今后要更加努力工作,你这个大儿子要多管家里的事。”父亲写信给香港的接伯,接伯回信说:“入党也好,可以进一步证明,过去几十年整你是整错了。”

赵三秋伯伯的经历也差不多。他也入党了。入党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他自我介绍:“我,赵三秋,昔日的‘右派’,现在的中共党员!”

图7 1990年1月,四位“棚友”在颜文斗婚礼上留影。左起依次为:彭兰生、曾庆顺、颜亮亨、望熙文。

八十年代,中国的大时代。

1985年,赵三秋举家调回长沙。到此时他已在利川二十三年。他常吟诵刘禹锡的诗句:“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也是1985年,基伯举家调回广东,在黄埔区的广州第八十七中学当教导主任。

那些年,广东开始领中国风气之先。我家也终于与海内外亲人频繁接上了头。我此时才开始真正见到所有的伯伯们,当然,还有毛里求斯回来一见的祖母。我从此开始习惯于一个广东家族的所有,包括交流的困难。老一辈普通话很差,或者不会,海外的更不会。一桌宴席上,我们常常需要译员,我的半吊子英语,竟然都是用在了家宴之上。

广东是中国的希望,是父辈的故土,在接伯、基伯的鼓励下,父亲开始想调回来,有意思的是,身为湖北人的母亲,也义无反顾——她总是说,湖北整得我们这么苦,走!

八十七中是广州最偏远的五类学校,是最差的一级中学。有趣的是,几任校长是梅州人,客家人也可能只能在郊区形成自己的天地了吧!1988年,经基伯努力运作,曾瑞天校长见到父母亲,很是欣赏,准备接收。宜昌县方面也心怀愧疚,设法开了绿灯。于是,在临近暮年之际,父亲举家迁往黄埔。彭兰生伯伯送别直送到了飞机前。

父亲和基伯这对少年好兄弟,老来竟然在同一所学校工作了。我也才有机会,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与几于传说中的颜家亲人们见面。

基伯我是第一次见。他很瘦,也显得精干,说话嘛,客家普通话非常轻柔,穿着白衬衣,有一些仙气。他确实是个好人。父亲说,有一天,他拉父亲出校,去探望一位发烧住院的学生,加以勉励。那学生很是感激,后来也成了该校老师。他也爱他的地理学,曾与珍姑父、植物学教授张金泉先生等下去考察植物,我还跟过他们在梅县阴那山踏勘过一次。

接伯,我的亲伯父,也是首次见。基伯若风中细柳,接伯则稳若泰山,敦实而又声音浑厚,有大哥之范。见我是当记者的,他跟我谈相机,用客家普通话和我聊,声音糯糯的,说他用过“勃朗尼卡”,香港叫“碧浪之家”。他是位行家。

他虽不怎么写诗,但在新世纪初,我父亲再去暮阳故地并作长诗后,却写过一篇文章,评我父亲的诗,题目叫《从〈大桥行〉到〈暮阳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转变历程》,可见虽去了香港,但还不忘大陆语境。

1990年,大学毕业生工作是难找的,我得到广州才行。

此前一年多,我向往着去《现代人报》实习。接伯间接决定了我的人生,他要我找他的“棚友”、广东电视台的作家张木桂先生。张伯伯说,好说,就写了一个条子,给他待过的另一个“牛棚”的“棚友”易征先生——《现代人报》的总编、当年陈布雷死后国民政府“新文胆”易君左之子。我就这样进了上一辈的“棚友圈”。1990年,我终于在《现代人报》开始了新闻生涯。

1993年的一天,一位瘦高的年轻人来到八十七中我家。原来是赵三秋伯伯的公子赵世龙,南来广州找工作。我们很谈得来,我介绍他加入了《现代人报》。1994年,赵伯伯来广州看他,我也才第一次见到赵伯,老人家也是同基伯一样瘦高白净,不同的是,言语间有湖南人的霸气。世龙后来又进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这兄弟疾恶如仇,成为中国有名的社会调查记者。

“当年老赵替我当上‘右派’,现在我儿子助他儿子成名,也算还了一点旧账了。”父亲这样说过。

1998年,华师老同学回校集会。父亲首次当众向赵三秋伯伯道歉。赵伯伯说:“那都是时代的错。”一时两人抱头痛哭起来。

有意思的是,带头整他们的同学也在座,那人也道歉。

“我们一家都要感谢基伯。”父亲常常这样说。其实岂止我们这一家。基伯帮我父母调动过来,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的是,他这一举动,我看有“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效果。此话怎讲?这是因为我父母来了,在湖北宜昌县已经工作的家兄颜文斗,便常被母亲催促南来。那时广东是中国的磁石,但我哥在宜昌已结婚生女,谈何容易。到了世纪之末,机会来了。

图8 颜亮亨与赵三秋(右)在老同学聚会上相聚,两人相拥涕下。

父亲在华师的同学还有一位苏成权(图8左二),也是广东人,也是分配到了宜昌下属的秭归县。同父亲、赵伯一样,娶了湖北女子,生长子胡盛华(从母姓)。我与胡盛华自少便如兄弟。20世纪90年代,胡盛华因我家调到广州而辞职南下,跟着广东诗人黎明鹏做些小生意。他们盛邀家兄南下创业,于是我哥下决心辞职,南来广州,三位好汉立足城中村,创立了一个新的行业:出租公寓。

这一事业急剧扩展。我哥不停地向家乡要人,于是我绝大多数表兄弟来了。彭兰生伯伯之子彭宅余也来了。家兄做事,颇有宋江聚义的感觉,利益均沾,见者有份,如此谁都想来,于是个个来个“投名状”,渐有数百上千,深入广深城中村,为数十万外来工提供住宿,湖北老家几个镇也因此富了起来。

这一功德,基伯是源头,我父亲是第二源头——不仅儿子南下,他同学之子胡盛华也是关键人物。

我们的父辈,这些天南海北的知识分子,以广东为圆心,决定了我们这一代的命运。第二代人的紧密,是罕见的。

图9 约1996年,前游击队员、曾经的少尉尤伯坐在秋官第观音厅。

新旧世纪之交,也许是父辈们最快乐的时候,大家退休了,孩子也自立了。父亲与基伯,两位好兄弟常一起出游。这在当年又何曾敢想?有一次,他们一群八十七中同事,坐火车走兰州,转青海入拉萨。运动健将一般的父亲,突然高原反应了,不得不飞返广州。而基伯这根竹竿,却牢牢地插在高原上。

我大感意外。可能我父亲好烟酒,而基伯没任何不良嗜好?

他们回来后,基伯照常三天两头往我家跑。这次我送他出小区,问他此事,他只说了一句:“我宁愿死在去西藏的路上。”

这个温和的老先生让我刮目相看。其实我真不了解他,他的内心绝不平淡。

他和父亲不同,没那么有激情,没什么诗文传世,几篇地理学论文,估计也难与大家相比。但是,我觉得他和父亲做了一项真正的重要的学术工作,可属于史学。我认为,家族史才是国之正史,正如我的伯父列传,也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写照一般。世纪之初,作为留在大陆的颜屋两位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其他叔伯一道,开始修家谱。

我家虽处于宗族之风很盛的广东,但没有家谱。修近三百年以来没有过的族谱,这工作我也向往的。说起来,也与我有点关系。1996年左右,我曾回到秋官第,那时刚爱好摄影,不免拍下祖居、祖坟,算第一次较好的纪实专题。尤伯一家,是唯一常住在秋官第的人,在如意堂,这位老游击队员爱谈的是我们的世系,从到梅州始祖历山公开始,他一一能说出十多代的祖宗名字,我也就记下来。

我当时确实看到了光。我写下了这些,甚至根据郡望(陋巷)与堂号(鲁国),来到山东曲阜颜府,但怎么也无法通过行辈将我们与颜回世系联系起来。

这都写了文章发表在《焦点》杂志上,也成了修谱的参考。

图10 2004年,族谱编委于振威将军第大门前合影。前右二接亨,右三尤亨;二排右四基亨,居中亮亨。

图11 接伯,1999年在香港寓所。

革命一代,现在成了宗族事务的先锋,这很有趣。家兄对此总是一耸肩,潇洒地说:“大家都要找组织啊!”

这次修谱,最重要的学术课题,是搞清一世祖从何而来。基伯率大家根据只言片语,从广东到江西、湖南、福建,总之在五岭南北往返,发现、比对、考证。其中历史渐渐清晰,发现的惊喜纷至沓来,常有山重水复之困境,却总有柳暗花明之惊喜。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学术传奇。层层剥离,最后发现了一世祖又名文端公,与广东颜姓第一豪门连平颜氏(三代五督抚,与英国打马尾海战的总督颜伯焘即其一)一世祖文厚公实为兄弟。如此,两个广东客家最重要的颜氏世家竟然是兄弟家,他们的上一世,正是福建龙岩韩坑颜氏的四世祖宗华公。就像每个客家家族的传说一样,有一位祖宗,会将子孙驱往各地,自立门户,再建纲常。这一位祖宗厉害,后代文臣武将都齐全了。

而福建,正是所有客家人的故乡中转站,如同北方洪洞。于是大家又访龙岩颜氏,这可能是三百年后第一次回家报告。福建的祖谱不仅再次证明了连平与梅州的一世祖兄弟关系,也接续上了前面数十代,证明我们来自庐陵,一直上溯到真卿公,也就是说,来自山东琅琊,再上始祖就是颜回了。

基伯住的离我们大约两站路。我还记得那些时候,他几乎每天都来与父亲商量,考证,订正,看样,他总是手里握着一叠纸张,红光满面。我也深受感染,以至于印象中的他,永远停留在那一张笑脸。

2004年重阳节,振威将军第三百多后人聚会,族谱正式发放。盛世修谱,基伯当了首功。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接伯等来自港台地区,强叔等来自毛里求斯等国外,尤伯当时也健在,还有他们上一辈的长辈也有回来。这是百年盛事,我受命在屋顶拍了全族合影。基伯遗憾他的几个孩子没能来,特地找人将孩子们的影像做了上去。

新世纪开始的十几年里,是中国的上升期,诸事平稳而不用多说,但有一个节点得说。大约是2006年,在黄埔那间老式的泰丰酒楼里,父亲迎来了他的两位朋友。彭兰生、赵三秋,这两位相互从未见过的“右派”,因我父亲,也因我父亲造就的他们的儿子都到了广州的机缘,坐到了一起。赵公子世龙和我作陪。也许还有李有森叔叔,他的公子也跟着我哥干,于是他也常来了。忘了基伯是不是在座。

在我心里,他们仨让我想起“岁寒三友(右)”。

后来彭伯伯的儿子又回宜昌发展。我们就没再见面了。

图12 约2008年,彭兰生、颜亮亨夫妇相聚于广州颜文斗寓所。

我作为一个城市白领,总是不知忙些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顾不上老人,一晃多年过去,我们才知道,和他们谈得太少。然后会偶然发现,他们迅速老去。

接伯常来广州看父亲,变成父亲常去香港看哥哥。渐渐接伯坐上轮椅了。然后,2018年,接伯去世了。我也参加了葬礼。那是一个小楼,钻石山殡仪馆。香港道士,那专业,那斯文,尤其是道袍质量真好,真是仙衣飘飘那种,让我印象很深,香港到底还是不一样。接伯一生虽然戏剧化般艰难,但总算给子女安排了一个好地方吧!

基伯一开始,总是自己坐个车来见父亲。一周总有一两回,却很少留下用饭。他是一位体谅兄弟的人。渐渐地,也要保姆陪过来才行了,后来要坐车,扶着过来了。再后来,说话也很少了,来兄弟家坐而无语。前几年住进老人院,可是我没去看他。直到在广州殡仪馆再见。终年八十六岁。

2022年5月14日夜,颜基亨先生在广州仙逝;才过了几个小时,5月15日,我叫了一辈子伯伯的彭兰生先生,在湖北去世。

他们并不相关,但于我而言——鲁迅说,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现在感觉一块儿倒了。我已过半百,可以以文章送走伯父们了,不管是有血缘的,还是没血缘的。

同接伯一样,基伯的告别礼人很少,只有十来个人。基伯留下的遗言,是要埋在祖坟旁边。一位知识分子,在中国南北都生活过,最后还是想回到祖宗身边。

那坟我熟悉,我们一块儿去过。但这愿望很难实现,现在地权早已不是个人的了。但若实现,他也许是半数漂泊谋生直到海外的颜家人中,唯一死归故乡的人。父亲说,他百年后也想这样。

真不知道彭伯伯晚年怎么过的,前几年还听说他女儿因车祸去世了,真是天地不仁哪!他与基伯并不认识,但他们几于同日去世,却触动我的心弦:伯父们的时代远去了!

前些年,父亲每次回去湖北,都要见彭伯伯。彭伯伯总会说起当年,愤愤不平。在生命最后的那一刻,这位强项的人,应该是死不瞑目啊!

他是九十三岁。仁者寿。

死后其子宅余寄来老人的诗集。我看到里面有顾准式的光芒。

我写这文章,其实也是自罚。他们都很看重我,但我欠他们一句话。作为一个总是在历史文化语境中品评时事人物的写作者,我应该对他们说:“您是很杰出的人。您就是历史,也对得住历史,做人与为文,都不虚此生。我们会写下你们的历史。”

他们或能安慰一下啊!

父亲亨字辈中排第六,前五位已过世。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基本远离。我熟悉的伯父伯伯们,只有朱玉生伯父、赵三秋伯伯,还在。祝他们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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