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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造上是个农民
2024-01-04 10:14:37 作者:杨淑品 口述 齐晓芳 整理 热度:616℃ 收藏

我叫杨淑品,1940年生(报户口报成1940年,其实是1939年,以下仍按1940年),陕西省蓝田县人,在地里劳动了一辈子。本来我有四个机会拔出农村,去城里工作生活,却都错过了。想起来,我这辈子,造上(命中注定的意思)是个当农民的命。

第一个机会:父亲在西安工作

我出生时家里六口人:父亲杨大贵、母亲张益贤、大哥杨才娃、大姐杨俊英、二哥杨民才、二姐杨淑兰。大哥是父亲先头的娃,两三岁时他妈去世。大姐是母亲先头在靳家湾的娃,她爸吃大烟,1932年虎烈拉(痢疾旧称)流行时染病去世,带来杨村时四岁。二哥、二姐、我和妹妹,是父母组合后所生。二哥1933年生,二姐1934年生,妹妹杨淑萍1942年出生。

己丑年(1949)正月,记得一家人坐坑上吃花生,忽然来几个人,二哥被拉了壮丁。5月20日(农历四月二十三)刮大风,西安解放。二哥捎口信给母亲,说他在(胡宗南)十八兵团开车。年底听说重庆打了一仗后,就再没他的音信。1951年父亲还在西安登报寻人,没有结果。1970年开始有当年当兵的人从台湾回来探亲。我们去县上统战部,工作人员查了后说,台湾有个陕西村,村里有个杨民才,但是不让给那边打电话。二哥是死是活,也就没人知道了。

父亲1950年去西安,到印刷厂试工,被录用。他干得好,又把上堡子的恩他爷和小沟的立娃也叫去。母亲带着妹妹去西安给几个人做饭,住在青年路印刷厂对门,赁的一间厦子。这时大姐二姐都出门(出嫁)了,我和大哥大嫂在家。

听母亲说,1942年河南遭年馑闹大饥荒,粮食绝收,还发大水,许多人家都叫水给冲了。很多人逃到西安,在城墙打个洞就住下,后来上了户口成了西安人。大哥是个跛子,说不上媳妇,父亲就去河南引回来两个女娃,一个是大嫂羽言,当时十五岁,到屋把头发盘成转转子,就过开日子了。2018年大嫂九十岁时去世。另一个女娃跟了卖豆腐的,活到七十多岁。

大嫂生的头胎是女娃,生下来青蛋蛋,没得活。第二个女子名叫芝芳,两岁多有回给她吃甑糕喝凉水,夜里发烧,白天下凉,烧了俩月。家里人把她放在箩面的木函里,我用纱盖着她。一屋的绿肚子苍蝇,三间才盖的房里气味难闻,担子上落满了蝇子。娃可怜后脑勺研(磨)了个窟窿,蝇子钻进去,生了一坑坑的蛆,我用麦秸枝枝给掏出来,过一时又有了,娃可怜硬叫蝇子给数(盯)死了。娃难受,光叫姑,她妈不管她。我当时七八岁,洗锅都够不着,站个树墩墩上洗。大嫂后来又生了五女一儿。

1951年父母把我也接去西安。我把恩他爷叫伯,他和父亲晚上睡在厂里。我跟房东家女儿改改整天一起耍。看妹妹在青年路女中附小上学,我也闹活要上学。于是把我引到西门跟前的私立知本小学,学校考加减法,我平时看妹妹学习也学了一些,胡乱一答,竟给考上了,开始上学。

西安知本小学在西门里,记得隔壁有个监狱。学校有小学和初中,每个班六十人,主要念语文和数学。当时我是春季生。我在知本小学念了四册或五册课本,还记得学的历史朝代歌:“唐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乱,宋元明清民国至现在。”

1952年6月,村里王务民(西安易俗社演员,演丑角)的妈去城里,给父亲说:“你大女、二女都有病,麦也快黄了,你还不回去!”父亲一听就躁了,当晚给领导说不干了,要回家。连夜卷起行李铺盖,全家到鸡市拐搭上马车,天没明就出发,天黑到了屋。回村不几天,父亲得病,发高烧,死了,才五十一岁。

可惜一家四个人的户口,硬是从西安迁回了杨村。

第二个机会:上学

我和妹妹把学也转回到桥村庙小学。我转学时老师还说:你学得还好,回去要好好念书。我们本来可以转到县里小学,但没人照顾做饭,桥村庙可以跑回家吃饭。桥村庙小学是县里的三完小,县东街小学是一完小,西街小学是二完小。当时小学四年,再念完五、六年级,就是完小毕业。

母亲供给不起俩学生,只能让妹妹上学,我休学在家干活。母亲是个大个子,啥都会,扎花、铰(裁剪)衣裳、拉锯。母亲给周家(仰军他舅家,当时是财东,后来定成分是富农)纳鞋底子,一双五毛钱,挣些钱给妹妹上学。我和母亲一起织布。我六岁学会纺线,一天纺完半斤棉花,五个穗子,才能出门耍一下。

母亲拉扯着我和妹妹,生活实在过不下去,第二年跟了村里四十八岁的单身汉王炳喜。他也是苦命人,他是他妈从山里带出来的,做些小生意,比如夏天卖桃,冬天收鸡到县上到西安去卖(社教后他是贫协主席),挣点辛苦钱。家里情况好些,我又去上学。没多长时间,母亲中风不会说话,睡在了炕上,我只有回家伺候,从此再没有上学。

我边干活边伺候母亲。一天她忽然叫我名字,慢慢会说话了,一年多后完全恢复。她一个人经布,怕我弄乱,不让我近前。布拴到机子上,二姐有娃不能来,叫大姐来织。母亲攒的一点点钱,都给了大姐。织的布给全家做被里子,母亲两个,我两个,妹妹两个。

父亲在世时,家里三间房两间厦子,大哥一家住厦子。大嫂和母亲经常闹活(闹矛盾),住不到一堆儿,他们就搬出去,到东边几里远的东朱寨子、王渠沟里人家废弃的烂窑洞里住下。我还去给他们看过几天娃,窑裂着大缝子,我说这住不成,还是回屋吧,他们不回。

父亲过世后,大哥大嫂就回来分家。大哥没念过书,但是灵醒(聪明),会做假银元,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我们写了二哥的名字,分书上却没有,我问,中间人还说我:“你个毛头女子,胡说啥呢!”给我们娘们三个分了一间房还差三根椽,我们补了他们三根椽的钱,才有一间房住。没多久,大哥就把他后妈和两个亲妹子撵端了——天天噘(骂)我们。没办法住,我们只好把那一间房拆了,盖到了王家的前头。他们很快把那间房补盖了。

妹妹完小毕业,没考上初中。她十六岁时,说媒给大她十岁在华县当兵的妹夫。大姐、二姐,我抱着一岁的大女儿,去兵营看过他。结婚后妹妹也去了部队。后来妹夫转业到铜川三里洞煤矿,妹妹在煤矿做工程预算,妹夫是运输区区长,在地下开小火车。

当时完小毕业能当会计。村里的民权就是桥村庙完小毕业的。我转学回来上的那个班,完小毕业时,几十人连盘端到西安卫校学医。同学里出了几个医生,其余是护士,都在西安的大医院工作。

第三个机会:婚嫁

我十四岁这年,二姐给我说媒,男娃家在陈沟,在西安当通信员,和我同岁,大个子,人才好。我同意,可是母亲不同意,嫌他家只有两间厦子、七亩地,还弟兄三个。母亲一辈子就爱个独子、屋里地多的。后来听说陈沟这个人,把一家子都带去了西安。

第二年,村北边沟对岸上堡子黑山村齐玉亭他妈,提了一笼青杏来家,她和母亲都是五里头村的姑娘,认得。她鼓(缠)着母亲,叫把我给她儿,说她屋有二十多亩地,吃的用的都有。结果去一看,五间宽大院子,两面窑,屋里一个桌子,一个小板凳,泥炕栏,土炕上铺的不是席是纸,两个白线黑线麻麻交的粗布被,和面时面从案板缝子往下漏。屋里真是要啥没啥。

玉亭比我大五岁,当时穿着花背心,苏联大花布做的,那时人都穿这种花花衣裳。人才嘛,比不上陈沟那个男娃。他爸已过世几年了,两个姐出嫁了,妹妹十一岁正上学,他妈是个萝卜脚(小脚)。我不愿意。母亲说好着呢,二十多亩地,受不了罪。我们被大哥撵出来后,家里情况实在太困难,母亲整天介搞磨(劝)我到黑山村来。两家寻了媒人,家里寻的恩他爸,齐家寻的干桥海荣他爸,婚事就定下了。

图1 齐玉亭证件照。时年二十二岁。

订婚礼,说的是三石六斗麦,他妈说迟几年给,最后一斗也没给,只给了少一半的钱一百二十块,还是把牛给卖了才得来的。这一百二十块钱还被大姐借去买地,卖主提前知道第二年转社,就把地卖了,结果买来只收了一料庄稼,就入了社,一百二十块钱买了个光串子。大姐当时还嫌齐家给的少,噘呢。过了几年,大姐给了母亲一个小羊娃,说值二百四十块,就当还钱了。母亲气的,也没法子。

订婚还有两节布——五尺紫红哔叽、五尺青平布。还有两双袜子,两个手帕。袜子和手帕都被大姐拿去了。两节布是铧咀沟和齐家退婚退回来的,先给的是六尺,对方心眼斜,铰去了一尺,害得红布做衫子不够,平布做裤子不够,最后都给弥了布才做的。

齐玉亭十四岁和铧咀沟的英英订婚,英英当时十三岁。二十岁时玉亭去西安工作,他妈去英英家提说要结婚,地里活没人做。英英家不愿意了,告到驻队干部那里要解除婚约,驻队干部调解不开,她家告到县里。齐家母子、大姐去开庭,一堂审结,解除了婚约,退回了两节布(给的布多,只有这两节布没穿)、银镯子、银鱼。跟英英家订婚礼也是三石六斗麦,人家一次就送回去了,平时还经常送麦送米。她家姊妹四个、弟兄三个。

到我结婚,我啥也没问齐家要。齐家给了一丈二白洋布,一部分让母亲染成蓝的做里子,一部分染成黑的做面子,给我做一身棉袄棉裤。母亲买了一包“包包蓝”、一包“包包青”,染得蓝不蓝黑不黑,成了墨色子。要得颜色染好,每样得买两包,一包一毛二分钱。当时玉亭刚去西安工作,在北大街卖元宵,月工资二十七块钱,还要刨掉十二块伙食费。

我十七岁的正月十三,母亲给我和妹妹三十块钱(妹夫给她的),我和妹妹天不亮出发,一路走到城里,寻到北大街。婆婆哄我说她儿在一个电灯公司上班,我们寻着信上的地址380号,却是卖元宵的。妹妹去打听,一进去就碰到了玉亭。

当晚没处睡,屋里元宵堆得像山,临时支了个床笫我和妹妹睡,第二天妹妹一个人回去了。同事们闹,就买了瓜子、糖给大家吃,算是婚礼。他同事给凑了三斤棉花票,买了三斤棉花,回家装了个白洋布里子、红花哔叽面子的被子。布也是食堂同事送的。正月十六,我们一起回家,新买的席,盖个三斤的被,没褥子,溜光席。在屋里没举行啥仪式,我就开始了在齐家的劳动。当时在平地有二十多亩地,沟底和对坡有五六亩稻地,全凭我做。

图2 齐玉亭(前排右一)和同事合影。时年三十二岁。

第四个机会:招工

丁酉年(1957)正月十六到屋,开始劳动。三月十五,大女出生。当时屋里条件好的,生娃时会叫个包娃婆。婆婆没叫包娃婆,由她和冯家村二姑姐接生。我圪蹴(蹲)在地上的灰堆里,二姑姐用膝盖顶在我脊背上用力夯,又叫我扒住门框打秋儿(秋千),打一个不行,再打一个还不行。从半夜折腾到鸡叫三遍天快明。最后娘们俩一边一个用手硬掰,掰的不知哪里骨头一响,娃才生下来。婆婆铰的脐带,剪子也没拿开水烫,直接铰的。

娃倒是胖胖的,有八斤重,可怜的头被掬成个高罐罐。娃生出来,二姑姐把我往炕上凑(扶)。我说墙咋成黄的了,又变成黑的了,脚冰到大腿,手冰到肩头,我就啥也不知道了。事后我才知道是大出血。说当时地上的血能揽半桶。婆婆看事色不对,叫二姑姐翻沟去杨村请先生景贤。先生嫌天不明,不来。二姑姐又去找母亲。母亲一听去到景贤家,给他说好话,跪着求,先生才来了。母亲腿脚不方便没跟着来。

先生来了一看地上都是血,没处下脚。给他搁了个板凳,先生踏着板凳上了炕,一看说人不行了,要走。婆婆把他的腿抱住不叫走。他就说:我给你打一针,打得好了,你嫑(方言,音biáo,意不要)高兴;没打好,你也嫑把我拉住不叫走。婆婆答应。他就在我胛骨头(上臂三角肌)上打了两针救急针,血才慢慢止住了。有一个小时后,我醒来。先生也没检查伤口(后来自己慢慢长好的),在门外看人醒来,说不咋了(没事了),就回去了。

图3 齐玉亭(前排中)和同事合影。时年三十七岁。

当时炕上垫的灰包,铺的谷草,我在谷草上睡着。身下压得指头深的沟,血流了一炕面子。当天没有鸡蛋,没有黑糖,给我熬的“硬米米汤”,就是把小米在锅里稍微煮一下就搭出来,我喝了半碗。婆婆说月子头三天不能吃馍和面,就都吃的硬米米汤。而当时家里看了十五个下蛋鸡,鸡蛋都卖钱供给小姑子在大庙上农中。婆婆还说头三天不敢吃鸡蛋。后来整个月子里,隔一天间一天,一共吃了五六个鸡蛋。出月子时,腿上皮包骨头,走不了路。

娃生后前几天没有奶,在干桥村振邦家取了几天羊奶给娃吃,再慢慢才有了奶吃。一丈二布做的棉衣裳,穿了一冬直到三月,成了硬邦邦的。玉亭从城里回来,是娃出生三天后,他把娃抱着搁在腿上,手把娃的头托住,看娃身上血红绿蓝的血痂子,呼哧呼哧跌眼泪。

记得结婚前在娘家,一天就是喝包谷麦仁,没煮软时就喝一碗硬的,煮熟了就喝两碗软的,晌午不吃面。那阵子光想吃荞麦饸饹,饸饹八毛钱一斤,我们买不起。有天母亲还是给我买了二斤饸饹,可真香啊!

1958年转社,家里留了一亩零八厘自留地,其余二十多亩地作价入了社,我开始在农业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家里就我一个劳力,挣工分少,四口人吃饭,两年就把二十多亩地“吃”完了。

图4 齐玉亭证件照。时年四十岁。

三月,娃过岁后日子不长,村里开始吃食堂。一人一月十五斤口粮都在食堂。村里五个做饭的,让黑山村去一个,没人去,叫我去。其他四人是刘会叶、民安他妈(闫进英)、养利他妈(李淑贤)、周凯她娘(粉)。食堂在强他爷的三间房里,一天得一个人靠住(一直)上磨子,牛拉石磨,一晌只能磨一斗粮食。

10点多早起饭。大番锅熬一锅包谷糁糁。天天蒸馍,早起两锅,后晌两锅。馍是包谷面馍,刚出锅时黄黄的暄腾腾的甜的,好吃得很。没有菜。开饭时,上阶儿门外都是人。晌午饭一般是糁糁面或旗花面,也做搅团,其他的没法做,人太多了。糁糁面炒点葱花。旗花面有炒萝卜,没有了寻些野菜,多少有些绿菜星星,哪里有油呢,炒菜时搁一点点油。有的屋里劳力没去吃,他屋人就想拿俩馍端些饭回去,队长把馍从他手里夺走:“不劳动还想吃馍呢!”

1958年夏秋,还能在沟里寻些野菜吃,冬季就只能吃食堂。家里还算好,娃他爸从城里买的白萝卜丝、茄子片、窝窝蔓,萝卜丝煮熟吃。有时饿极了,黑了(夜里)洗个生萝卜吃,吃了后胃疼得啊,把人能难受死。我的脖项细长细长的。隔壁堂嫂家里更是没啥吃,饿了就睡觉,我就用围腰包些萝卜丝送去帮她家渡难关。

己亥年(1959)正月初一,早起发了四个淀粉馍——包谷壳壳沤在水里,泡成糊糊,搅些菜或者面和麸子,攥成圆疙瘩,蒸熟一扑塌,咬都咬不动,都是包谷壳的须子,难吃得很。路上我给了堂嫂子两个。晌午做的刀削面。因为过年,菜有胡萝卜、白萝卜、白菜,饭做对了绿是绿、红是红,好吃很很。黑山离上阶儿路太远,可是我又想在屋里吃个年饭。那天我做完饭,就拿瓦罐罐提了饭回去,一路慢慢地走,就怕饭溢出来。到了村口转弯,正下坡坡,罐罐突然断成上下两半截儿,掉在地上,下半截里头的饭好着,其余的泼到地上。我把地上浮头(上边)的饭揽进罐罐,端回屋,一家人瞎好(好歹)一人吃了半碗。

图5 1985年,杨淑品办身份证拍的证件照。时年四十五岁。

也是巧,堂嫂这天路上也把瓦罐罐打了,刀削面一口没吃上。黑山村李家,他们用新买的白铁桶装饭。李家高高兴兴吃面(就是好吃),齐家却愁眉苦脸。多亏玉亭从城里回来,骑车子先到县上,没买到啥吃的,只买了四个红苕。初一后晌蒸了,一人一个,总算过年没饿着。有了教训,再后来我就用盆子(婆婆从城里她外甥家要了个洋瓷盆,她外甥在西安搪瓷厂,能便宜买到次品)去端饭,端一端歇一歇,走半晌端回屋。正月底,实在吃不到一块,食堂解散,十五斤口粮分到个人,自己家里做。

1960年又吃食堂。这回分成俩食堂,上阶儿、下阶儿一个,黑山村、半截沟和崖背一个。这回没叫我去做饭。这个食堂三个做饭的:叶叶杆杆、民权他妈,还有个谁忘了。婆婆和娃在屋,我用桶去提饭。七月十二那天,我早起去提饭。舀的两小碗糁糁,两个人的,碎娃没有饭,提着桶往回走,到仰军家门口,脚下一滑摔了个仰摆子,还好护着桶没倒,糁糁好好的,把我损(尴尬)的,起来提桶就跑。本来月底生老二,结果当晚二女子到月,只三斤重。

两碗糁糁不够吃,提回家倒锅里加水烧开,往里头搅些麸子下些菜叶子,才能吃个不饿。杨村大哥家安的磨子,有麸子,给我量了一满斗,要了一百二十块钱(当时一个劳动日两毛五,玉亭的月工资三十块左右),就这别处还没有卖的。本来大哥不想给我,看我家实在太困难了,才给的。黑山村省省他妈也去买了一斗,后来她老说:量一斗麸子一百二十块。

饿极了,我就去沟里对坡拔鬼刺(鬼针草)。拔一笼回家一焯,吃起来倒也不涩,像蔓菁菜一样,我吃两碗,婆婆不吃。我还到北边刘木匠沟打榆树皮,给人家把树都打死了。回来晒干,捆成捆捆儿,用碾子反复碾,碾成面,做成像糁糁一样的糊糊,晾凉了喝,有点像牛肚衣胞,红红的,喝到嘴里,心说慢慢咽,慢慢咽,结果,呼噜!一下子就滑下去了。要是没凉就吃,把食道就烫伤了。榆树面吃得多,肚子就塞住了,肠梗阻,能死人。村里友宽他兄弟友文,二十多岁,娃很乖,见人不叫啥不说话,可怜吃了这硬是肚子疼死了,还有周凯他碎爸(小叔),树他碎爸(小叔)也是。

图6 齐玉亭、杨淑品和孙子齐朋焘合影。摄于1991年。

我们一些人还去挖一队地里种的蔓菁。那年的蔓菁根很甜,给人家把一调子地挖差不多了。一队的人把我们撵的,都把笼一撂愣跑。我跟省省他妈跑得快,堂嫂跑不动,叫人家逮住,给人家赶紧回话,人家看是本村亚勋他妗子,也就算了。其他逮住的,说了一顿,也都放了。不过蔓菁根人家都提回去了,我们远远看着,有气无力地回了村。

这一年多亏母亲。杨村分的红苕多,其实也不多,是后爸隔三岔五深更半夜去地里挖红苕,一天挖个几斤十几斤,好在一直没被发现。母亲蒸了红苕,就到沟对岸喊我,我去吃了再拿些回家,一家人把肚子垫垫。

其实1958年女儿过了岁,就有西安市来的人招工,在沙河考试。村里和我同岁的答民,小一岁的淑叶,小两岁的军军,他们知道消息偷偷去考了试,都考上了。他们办户口去粮站卖粮时,我在路上碰见,问了才知道。他们说题很简单,我去保险能考上,语文考的“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都是啥节,数学考的加减乘法混合题。答民说他答的“十一”是给鬼烧纸节,我说你胡答啥呢,“十一”是国庆节。

我说他们去考试咋不叫我呢,他们说:我们怕九婆(婆婆)噘呢。我问招上的人里头有有了娃的吗,说有几个呢。这也不能怪他们,其实婆婆早就到小队大队干部那里,把我出去的眼眼给焊死了,她就怕我去城里,我走了屋里没人种地做活,屋就散了。平时我上工她给看娃,我要想把娃搁屋里一个人出去一半天,没向(没门)。后来西安的纱厂也来招过人,我都没去成。

图7 六十三岁的杨淑品和六十八岁的齐玉亭在湖北黄石长江边合影。摄于2003年。

军军那时正在县里上高中,一心想当工人,他妈挡不住,就托人捎话叫他爸回来。军军他爸在西大街梁家牌楼做饭。他爸赶回来,在他卖粮路上拦住他说:咱人老几辈子没个念书人,你好好念书,给咱把书念成功。他只好没去,又回去上学,后来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还当了小学校长。

1958年,答民和淑叶去西安当了电车司机。这年的我,在村里食堂做饭。当时村里在村北边半沟里打井,引东边老远的王河水上平地浇地,水都上平地了,渠却坏了,工程也就作废。我还被村里派去修长坪公路,男劳力都进山修路了,所以去的都是女劳力,一起去的有婆婆、堂嫂、端叶、立学他妈、老五他婆、武民他妈。我带着女儿,堂嫂带着学民,我用轻便推车铺了被,推着婆婆和俩娃,婆婆去是专门看娃的。到了地方,大家住在裂了大口子的窑里头,一个星期开了几回会。妇女们大多引着娃,娃叫唤的、闹活的,还没等到上工地,只好叫有娃的都回家。我们就回村继续劳动。这一劳动,就是一辈子。

最后说说母亲。社教第二年(1967年)她在铜川过世,六十四岁,大概是心血管病。她三月初九去铜川妹妹家,当时我老四是个木犊娃(三个月大),我没法去送,二姐抱着她儿子牛娃送到西安。到五路口,娃愣叫唤(哭闹),没能送到车站。母亲提着包袱,自己上天桥、下天桥去的火车站。她上了天桥回身给二姐说:我四月二十就回来了,你们嫑操心。果然四月二十这天,车子把她送了回来。可怜母亲真是苦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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