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淑品，1940年生（报户口报成1940年，其实是1939年，以下仍按1940年），陕西省蓝田县人，在地里劳动了一辈子。本来我有四个机会拔出农村，去城里工作生活，却都错过了。想起来，我这辈子，造上（命中注定的意思）是个当农民的命。

第一个机会：父亲在西安工作

我出生时家里六口人：父亲杨大贵、母亲张益贤、大哥杨才娃、大姐杨俊英、二哥杨民才、二姐杨淑兰。大哥是父亲先头的娃，两三岁时他妈去世。大姐是母亲先头在靳家湾的娃，她爸吃大烟，1932年虎烈拉（痢疾旧称）流行时染病去世，带来杨村时四岁。二哥、二姐、我和妹妹，是父母组合后所生。二哥1933年生，二姐1934年生，妹妹杨淑萍1942年出生。

己丑年（1949）正月，记得一家人坐坑上吃花生，忽然来几个人，二哥被拉了壮丁。5月20日（农历四月二十三）刮大风，西安解放。二哥捎口信给母亲，说他在（胡宗南）十八兵团开车。年底听说重庆打了一仗后，就再没他的音信。1951年父亲还在西安登报寻人，没有结果。1970年开始有当年当兵的人从台湾回来探亲。我们去县上统战部，工作人员查了后说，台湾有个陕西村，村里有个杨民才，但是不让给那边打电话。二哥是死是活，也就没人知道了。

父亲1950年去西安，到印刷厂试工，被录用。他干得好，又把上堡子的恩他爷和小沟的立娃也叫去。母亲带着妹妹去西安给几个人做饭，住在青年路印刷厂对门，赁的一间厦子。这时大姐二姐都出门（出嫁）了，我和大哥大嫂在家。

听母亲说，1942年河南遭年馑闹大饥荒，粮食绝收，还发大水，许多人家都叫水给冲了。很多人逃到西安，在城墙打个洞就住下，后来上了户口成了西安人。大哥是个跛子，说不上媳妇，父亲就去河南引回来两个女娃，一个是大嫂羽言，当时十五岁，到屋把头发盘成转转子，就过开日子了。2018年大嫂九十岁时去世。另一个女娃跟了卖豆腐的，活到七十多岁。

大嫂生的头胎是女娃，生下来青蛋蛋，没得活。第二个女子名叫芝芳，两岁多有回给她吃甑糕喝凉水，夜里发烧，白天下凉，烧了俩月。家里人把她放在箩面的木函里，我用纱盖着她。一屋的绿肚子苍蝇，三间才盖的房里气味难闻，担子上落满了蝇子。娃可怜后脑勺研（磨）了个窟窿，蝇子钻进去，生了一坑坑的蛆，我用麦秸枝枝给掏出来，过一时又有了，娃可怜硬叫蝇子给数（盯）死了。娃难受，光叫姑，她妈不管她。我当时七八岁，洗锅都够不着，站个树墩墩上洗。大嫂后来又生了五女一儿。

1951年父母把我也接去西安。我把恩他爷叫伯，他和父亲晚上睡在厂里。我跟房东家女儿改改整天一起耍。看妹妹在青年路女中附小上学，我也闹活要上学。于是把我引到西门跟前的私立知本小学，学校考加减法，我平时看妹妹学习也学了一些，胡乱一答，竟给考上了，开始上学。

西安知本小学在西门里，记得隔壁有个监狱。学校有小学和初中，每个班六十人，主要念语文和数学。当时我是春季生。我在知本小学念了四册或五册课本，还记得学的历史朝代歌：“唐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乱，宋元明清民国至现在。”

1952年6月，村里王务民（西安易俗社演员，演丑角）的妈去城里，给父亲说：“你大女、二女都有病，麦也快黄了，你还不回去！”父亲一听就躁了，当晚给领导说不干了，要回家。连夜卷起行李铺盖，全家到鸡市拐搭上马车，天没明就出发，天黑到了屋。回村不几天，父亲得病，发高烧，死了，才五十一岁。

可惜一家四个人的户口，硬是从西安迁回了杨村。

第二个机会：上学

我和妹妹把学也转回到桥村庙小学。我转学时老师还说：你学得还好，回去要好好念书。我们本来可以转到县里小学，但没人照顾做饭，桥村庙可以跑回家吃饭。桥村庙小学是县里的三完小，县东街小学是一完小，西街小学是二完小。当时小学四年，再念完五、六年级，就是完小毕业。

母亲供给不起俩学生，只能让妹妹上学，我休学在家干活。母亲是个大个子，啥都会，扎花、铰（裁剪）衣裳、拉锯。母亲给周家（仰军他舅家，当时是财东，后来定成分是富农）纳鞋底子，一双五毛钱，挣些钱给妹妹上学。我和母亲一起织布。我六岁学会纺线，一天纺完半斤棉花，五个穗子，才能出门耍一下。

母亲拉扯着我和妹妹，生活实在过不下去，第二年跟了村里四十八岁的单身汉王炳喜。他也是苦命人，他是他妈从山里带出来的，做些小生意，比如夏天卖桃，冬天收鸡到县上到西安去卖（社教后他是贫协主席），挣点辛苦钱。家里情况好些，我又去上学。没多长时间，母亲中风不会说话，睡在了炕上，我只有回家伺候，从此再没有上学。

我边干活边伺候母亲。一天她忽然叫我名字，慢慢会说话了，一年多后完全恢复。她一个人经布，怕我弄乱，不让我近前。布拴到机子上，二姐有娃不能来，叫大姐来织。母亲攒的一点点钱，都给了大姐。织的布给全家做被里子，母亲两个，我两个，妹妹两个。

父亲在世时，家里三间房两间厦子，大哥一家住厦子。大嫂和母亲经常闹活（闹矛盾），住不到一堆儿，他们就搬出去，到东边几里远的东朱寨子、王渠沟里人家废弃的烂窑洞里住下。我还去给他们看过几天娃，窑裂着大缝子，我说这住不成，还是回屋吧，他们不回。

父亲过世后，大哥大嫂就回来分家。大哥没念过书，但是灵醒（聪明），会做假银元，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我们写了二哥的名字，分书上却没有，我问，中间人还说我：“你个毛头女子，胡说啥呢！”给我们娘们三个分了一间房还差三根椽，我们补了他们三根椽的钱，才有一间房住。没多久，大哥就把他后妈和两个亲妹子撵端了——天天噘（骂）我们。没办法住，我们只好把那一间房拆了，盖到了王家的前头。他们很快把那间房补盖了。

妹妹完小毕业，没考上初中。她十六岁时，说媒给大她十岁在华县当兵的妹夫。大姐、二姐，我抱着一岁的大女儿，去兵营看过他。结婚后妹妹也去了部队。后来妹夫转业到铜川三里洞煤矿，妹妹在煤矿做工程预算，妹夫是运输区区长，在地下开小火车。

当时完小毕业能当会计。村里的民权就是桥村庙完小毕业的。我转学回来上的那个班，完小毕业时，几十人连盘端到西安卫校学医。同学里出了几个医生，其余是护士，都在西安的大医院工作。

第三个机会：婚嫁

我十四岁这年，二姐给我说媒，男娃家在陈沟，在西安当通信员，和我同岁，大个子，人才好。我同意，可是母亲不同意，嫌他家只有两间厦子、七亩地，还弟兄三个。母亲一辈子就爱个独子、屋里地多的。后来听说陈沟这个人，把一家子都带去了西安。

第二年，村北边沟对岸上堡子黑山村齐玉亭他妈，提了一笼青杏来家，她和母亲都是五里头村的姑娘，认得。她鼓（缠）着母亲，叫把我给她儿，说她屋有二十多亩地，吃的用的都有。结果去一看，五间宽大院子，两面窑，屋里一个桌子，一个小板凳，泥炕栏，土炕上铺的不是席是纸，两个白线黑线麻麻交的粗布被，和面时面从案板缝子往下漏。屋里真是要啥没啥。

玉亭比我大五岁，当时穿着花背心，苏联大花布做的，那时人都穿这种花花衣裳。人才嘛，比不上陈沟那个男娃。他爸已过世几年了，两个姐出嫁了，妹妹十一岁正上学，他妈是个萝卜脚（小脚）。我不愿意。母亲说好着呢，二十多亩地，受不了罪。我们被大哥撵出来后，家里情况实在太困难，母亲整天介搞磨（劝）我到黑山村来。两家寻了媒人，家里寻的恩他爸，齐家寻的干桥海荣他爸，婚事就定下了。

图1 齐玉亭证件照。时年二十二岁。

订婚礼，说的是三石六斗麦，他妈说迟几年给，最后一斗也没给，只给了少一半的钱一百二十块，还是把牛给卖了才得来的。这一百二十块钱还被大姐借去买地，卖主提前知道第二年转社，就把地卖了，结果买来只收了一料庄稼，就入了社，一百二十块钱买了个光串子。大姐当时还嫌齐家给的少，噘呢。过了几年，大姐给了母亲一个小羊娃，说值二百四十块，就当还钱了。母亲气的，也没法子。

订婚还有两节布——五尺紫红哔叽、五尺青平布。还有两双袜子，两个手帕。袜子和手帕都被大姐拿去了。两节布是铧咀沟和齐家退婚退回来的，先给的是六尺，对方心眼斜，铰去了一尺，害得红布做衫子不够，平布做裤子不够，最后都给弥了布才做的。

齐玉亭十四岁和铧咀沟的英英订婚，英英当时十三岁。二十岁时玉亭去西安工作，他妈去英英家提说要结婚，地里活没人做。英英家不愿意了，告到驻队干部那里要解除婚约，驻队干部调解不开，她家告到县里。齐家母子、大姐去开庭，一堂审结，解除了婚约，退回了两节布（给的布多，只有这两节布没穿）、银镯子、银鱼。跟英英家订婚礼也是三石六斗麦，人家一次就送回去了，平时还经常送麦送米。她家姊妹四个、弟兄三个。

到我结婚，我啥也没问齐家要。齐家给了一丈二白洋布，一部分让母亲染成蓝的做里子，一部分染成黑的做面子，给我做一身棉袄棉裤。母亲买了一包“包包蓝”、一包“包包青”，染得蓝不蓝黑不黑，成了墨色子。要得颜色染好，每样得买两包，一包一毛二分钱。当时玉亭刚去西安工作，在北大街卖元宵，月工资二十七块钱，还要刨掉十二块伙食费。

我十七岁的正月十三，母亲给我和妹妹三十块钱（妹夫给她的），我和妹妹天不亮出发，一路走到城里，寻到北大街。婆婆哄我说她儿在一个电灯公司上班，我们寻着信上的地址380号，却是卖元宵的。妹妹去打听，一进去就碰到了玉亭。

当晚没处睡，屋里元宵堆得像山，临时支了个床笫我和妹妹睡，第二天妹妹一个人回去了。同事们闹，就买了瓜子、糖给大家吃，算是婚礼。他同事给凑了三斤棉花票，买了三斤棉花，回家装了个白洋布里子、红花哔叽面子的被子。布也是食堂同事送的。正月十六，我们一起回家，新买的席，盖个三斤的被，没褥子，溜光席。在屋里没举行啥仪式，我就开始了在齐家的劳动。当时在平地有二十多亩地，沟底和对坡有五六亩稻地，全凭我做。

图2 齐玉亭（前排右一）和同事合影。时年三十二岁。

第四个机会：招工

丁酉年（1957）正月十六到屋，开始劳动。三月十五，大女出生。当时屋里条件好的，生娃时会叫个包娃婆。婆婆没叫包娃婆，由她和冯家村二姑姐接生。我圪蹴（蹲）在地上的灰堆里，二姑姐用膝盖顶在我脊背上用力夯，又叫我扒住门框打秋儿（秋千），打一个不行，再打一个还不行。从半夜折腾到鸡叫三遍天快明。最后娘们俩一边一个用手硬掰，掰的不知哪里骨头一响，娃才生下来。婆婆铰的脐带，剪子也没拿开水烫，直接铰的。

娃倒是胖胖的，有八斤重，可怜的头被掬成个高罐罐。娃生出来，二姑姐把我往炕上凑（扶）。我说墙咋成黄的了，又变成黑的了，脚冰到大腿，手冰到肩头，我就啥也不知道了。事后我才知道是大出血。说当时地上的血能揽半桶。婆婆看事色不对，叫二姑姐翻沟去杨村请先生景贤。先生嫌天不明，不来。二姑姐又去找母亲。母亲一听去到景贤家，给他说好话，跪着求，先生才来了。母亲腿脚不方便没跟着来。

先生来了一看地上都是血，没处下脚。给他搁了个板凳，先生踏着板凳上了炕，一看说人不行了，要走。婆婆把他的腿抱住不叫走。他就说：我给你打一针，打得好了，你嫑（方言，音biáo，意不要）高兴；没打好，你也嫑把我拉住不叫走。婆婆答应。他就在我胛骨头（上臂三角肌）上打了两针救急针，血才慢慢止住了。有一个小时后，我醒来。先生也没检查伤口（后来自己慢慢长好的），在门外看人醒来，说不咋了（没事了），就回去了。

图3 齐玉亭（前排中）和同事合影。时年三十七岁。

当时炕上垫的灰包，铺的谷草，我在谷草上睡着。身下压得指头深的沟，血流了一炕面子。当天没有鸡蛋，没有黑糖，给我熬的“硬米米汤”，就是把小米在锅里稍微煮一下就搭出来，我喝了半碗。婆婆说月子头三天不能吃馍和面，就都吃的硬米米汤。而当时家里看了十五个下蛋鸡，鸡蛋都卖钱供给小姑子在大庙上农中。婆婆还说头三天不敢吃鸡蛋。后来整个月子里，隔一天间一天，一共吃了五六个鸡蛋。出月子时，腿上皮包骨头，走不了路。

娃生后前几天没有奶，在干桥村振邦家取了几天羊奶给娃吃，再慢慢才有了奶吃。一丈二布做的棉衣裳，穿了一冬直到三月，成了硬邦邦的。玉亭从城里回来，是娃出生三天后，他把娃抱着搁在腿上，手把娃的头托住，看娃身上血红绿蓝的血痂子，呼哧呼哧跌眼泪。

记得结婚前在娘家，一天就是喝包谷麦仁，没煮软时就喝一碗硬的，煮熟了就喝两碗软的，晌午不吃面。那阵子光想吃荞麦饸饹，饸饹八毛钱一斤，我们买不起。有天母亲还是给我买了二斤饸饹，可真香啊！

1958年转社，家里留了一亩零八厘自留地，其余二十多亩地作价入了社，我开始在农业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家里就我一个劳力，挣工分少，四口人吃饭，两年就把二十多亩地“吃”完了。

图4 齐玉亭证件照。时年四十岁。

三月，娃过岁后日子不长，村里开始吃食堂。一人一月十五斤口粮都在食堂。村里五个做饭的，让黑山村去一个，没人去，叫我去。其他四人是刘会叶、民安他妈（闫进英）、养利他妈（李淑贤）、周凯她娘（粉）。食堂在强他爷的三间房里，一天得一个人靠住（一直）上磨子，牛拉石磨，一晌只能磨一斗粮食。

10点多早起饭。大番锅熬一锅包谷糁糁。天天蒸馍，早起两锅，后晌两锅。馍是包谷面馍，刚出锅时黄黄的暄腾腾的甜的，好吃得很。没有菜。开饭时，上阶儿门外都是人。晌午饭一般是糁糁面或旗花面，也做搅团，其他的没法做，人太多了。糁糁面炒点葱花。旗花面有炒萝卜，没有了寻些野菜，多少有些绿菜星星，哪里有油呢，炒菜时搁一点点油。有的屋里劳力没去吃，他屋人就想拿俩馍端些饭回去，队长把馍从他手里夺走：“不劳动还想吃馍呢！”

1958年夏秋，还能在沟里寻些野菜吃，冬季就只能吃食堂。家里还算好，娃他爸从城里买的白萝卜丝、茄子片、窝窝蔓，萝卜丝煮熟吃。有时饿极了，黑了（夜里）洗个生萝卜吃，吃了后胃疼得啊，把人能难受死。我的脖项细长细长的。隔壁堂嫂家里更是没啥吃，饿了就睡觉，我就用围腰包些萝卜丝送去帮她家渡难关。

己亥年（1959）正月初一，早起发了四个淀粉馍——包谷壳壳沤在水里，泡成糊糊，搅些菜或者面和麸子，攥成圆疙瘩，蒸熟一扑塌，咬都咬不动，都是包谷壳的须子，难吃得很。路上我给了堂嫂子两个。晌午做的刀削面。因为过年，菜有胡萝卜、白萝卜、白菜，饭做对了绿是绿、红是红，好吃很很。黑山离上阶儿路太远，可是我又想在屋里吃个年饭。那天我做完饭，就拿瓦罐罐提了饭回去，一路慢慢地走，就怕饭溢出来。到了村口转弯，正下坡坡，罐罐突然断成上下两半截儿，掉在地上，下半截里头的饭好着，其余的泼到地上。我把地上浮头（上边）的饭揽进罐罐，端回屋，一家人瞎好（好歹）一人吃了半碗。

图5 1985年，杨淑品办身份证拍的证件照。时年四十五岁。

也是巧，堂嫂这天路上也把瓦罐罐打了，刀削面一口没吃上。黑山村李家，他们用新买的白铁桶装饭。李家高高兴兴吃面（就是好吃），齐家却愁眉苦脸。多亏玉亭从城里回来，骑车子先到县上，没买到啥吃的，只买了四个红苕。初一后晌蒸了，一人一个，总算过年没饿着。有了教训，再后来我就用盆子（婆婆从城里她外甥家要了个洋瓷盆，她外甥在西安搪瓷厂，能便宜买到次品）去端饭，端一端歇一歇，走半晌端回屋。正月底，实在吃不到一块，食堂解散，十五斤口粮分到个人，自己家里做。

1960年又吃食堂。这回分成俩食堂，上阶儿、下阶儿一个，黑山村、半截沟和崖背一个。这回没叫我去做饭。这个食堂三个做饭的：叶叶杆杆、民权他妈，还有个谁忘了。婆婆和娃在屋，我用桶去提饭。七月十二那天，我早起去提饭。舀的两小碗糁糁，两个人的，碎娃没有饭，提着桶往回走，到仰军家门口，脚下一滑摔了个仰摆子，还好护着桶没倒，糁糁好好的，把我损（尴尬）的，起来提桶就跑。本来月底生老二，结果当晚二女子到月，只三斤重。

两碗糁糁不够吃，提回家倒锅里加水烧开，往里头搅些麸子下些菜叶子，才能吃个不饿。杨村大哥家安的磨子，有麸子，给我量了一满斗，要了一百二十块钱（当时一个劳动日两毛五，玉亭的月工资三十块左右），就这别处还没有卖的。本来大哥不想给我，看我家实在太困难了，才给的。黑山村省省他妈也去买了一斗，后来她老说：量一斗麸子一百二十块。

饿极了，我就去沟里对坡拔鬼刺（鬼针草）。拔一笼回家一焯，吃起来倒也不涩，像蔓菁菜一样，我吃两碗，婆婆不吃。我还到北边刘木匠沟打榆树皮，给人家把树都打死了。回来晒干，捆成捆捆儿，用碾子反复碾，碾成面，做成像糁糁一样的糊糊，晾凉了喝，有点像牛肚衣胞，红红的，喝到嘴里，心说慢慢咽，慢慢咽，结果，呼噜！一下子就滑下去了。要是没凉就吃，把食道就烫伤了。榆树面吃得多，肚子就塞住了，肠梗阻，能死人。村里友宽他兄弟友文，二十多岁，娃很乖，见人不叫啥不说话，可怜吃了这硬是肚子疼死了，还有周凯他碎爸（小叔），树他碎爸（小叔）也是。

图6 齐玉亭、杨淑品和孙子齐朋焘合影。摄于1991年。

我们一些人还去挖一队地里种的蔓菁。那年的蔓菁根很甜，给人家把一调子地挖差不多了。一队的人把我们撵的，都把笼一撂愣跑。我跟省省他妈跑得快，堂嫂跑不动，叫人家逮住，给人家赶紧回话，人家看是本村亚勋他妗子，也就算了。其他逮住的，说了一顿，也都放了。不过蔓菁根人家都提回去了，我们远远看着，有气无力地回了村。

这一年多亏母亲。杨村分的红苕多，其实也不多，是后爸隔三岔五深更半夜去地里挖红苕，一天挖个几斤十几斤，好在一直没被发现。母亲蒸了红苕，就到沟对岸喊我，我去吃了再拿些回家，一家人把肚子垫垫。

其实1958年女儿过了岁，就有西安市来的人招工，在沙河考试。村里和我同岁的答民，小一岁的淑叶，小两岁的军军，他们知道消息偷偷去考了试，都考上了。他们办户口去粮站卖粮时，我在路上碰见，问了才知道。他们说题很简单，我去保险能考上，语文考的“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都是啥节，数学考的加减乘法混合题。答民说他答的“十一”是给鬼烧纸节，我说你胡答啥呢，“十一”是国庆节。

我说他们去考试咋不叫我呢，他们说：我们怕九婆（婆婆）噘呢。我问招上的人里头有有了娃的吗，说有几个呢。这也不能怪他们，其实婆婆早就到小队大队干部那里，把我出去的眼眼给焊死了，她就怕我去城里，我走了屋里没人种地做活，屋就散了。平时我上工她给看娃，我要想把娃搁屋里一个人出去一半天，没向（没门）。后来西安的纱厂也来招过人，我都没去成。

图7 六十三岁的杨淑品和六十八岁的齐玉亭在湖北黄石长江边合影。摄于2003年。

军军那时正在县里上高中，一心想当工人，他妈挡不住，就托人捎话叫他爸回来。军军他爸在西大街梁家牌楼做饭。他爸赶回来，在他卖粮路上拦住他说：咱人老几辈子没个念书人，你好好念书，给咱把书念成功。他只好没去，又回去上学，后来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还当了小学校长。

1958年，答民和淑叶去西安当了电车司机。这年的我，在村里食堂做饭。当时村里在村北边半沟里打井，引东边老远的王河水上平地浇地，水都上平地了，渠却坏了，工程也就作废。我还被村里派去修长坪公路，男劳力都进山修路了，所以去的都是女劳力，一起去的有婆婆、堂嫂、端叶、立学他妈、老五他婆、武民他妈。我带着女儿，堂嫂带着学民，我用轻便推车铺了被，推着婆婆和俩娃，婆婆去是专门看娃的。到了地方，大家住在裂了大口子的窑里头，一个星期开了几回会。妇女们大多引着娃，娃叫唤的、闹活的，还没等到上工地，只好叫有娃的都回家。我们就回村继续劳动。这一劳动，就是一辈子。

最后说说母亲。社教第二年（1967年）她在铜川过世，六十四岁，大概是心血管病。她三月初九去铜川妹妹家，当时我老四是个木犊娃（三个月大），我没法去送，二姐抱着她儿子牛娃送到西安。到五路口，娃愣叫唤（哭闹），没能送到车站。母亲提着包袱，自己上天桥、下天桥去的火车站。她上了天桥回身给二姐说：我四月二十就回来了，你们嫑操心。果然四月二十这天，车子把她送了回来。可怜母亲真是苦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