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路是青岛西镇的一条老街，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人口稠密，商贾辏集，街上熙熙攘攘，充盈着平凡而温馨的烟火气息。

我们家是在1958年迁入郓城北路16号的，那年我九岁。

郓城北路16号是一所不起眼的二层小楼，但是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位于整个西镇的制高点上，从楼上望去，四通八达，路口的市井物色一清二楚。如果能够在它的基础上再加高三五层，那么整个胶州湾从南到北都将一览无余。二是它正处于郓城北路和云南路交叉口，市政部门利用它的外墙修建了一处公厕，周围居民众多，早晚门庭若市，附近的老百姓豪迈地称其为“云南路大茅房”。这个称谓确实响亮无比，一下子取代了院落的门牌，所以那时候经常有人介绍我说：“他家就住在云南路大茅房楼上。”这个称谓有明显的毁人声誉的意味，我却无法用一两句话向别人解释清楚，故此深为沮丧。

图1 20世纪90年代青岛云南路中段街景，依稀还有旧时模样。

其实郓城北路16号只是正门开在云南路上的院落通往二楼的一个旁门，当时楼上住了四户人家，走廊两侧每家都是一间屋，这一点充分体现出西镇住户的平民本色。我们家住在东南角，两面窗，周围没有高楼阻挡，通风和视野很好，天一黑，如果站在云南路西藏路口，远远就可以眺望到我家窗口亮起的那一团昏黄的灯光。楼上其他三户是东海人，兄弟妯娌关系，各自成家分居，我们分别称呼为“二大娘”“三大娘”“四叔”……因为母亲是教师，楼上唯一的知识分子，邻居们给予她充分的尊重。

新家十四平方米，有一个木梁搭的吊铺，家里摆了一张大床，是母亲、妹妹和刚刚一岁的小弟的卧榻，还有一张方桌、一架梳妆台和一套炉具，我和大弟爬上爬下睡在吊铺上。那吊铺没有挡板，有一次我半夜翻身一头栽了下来，虽然没受伤，却吓得母亲从此拆了吊铺又在屋里装了一张单人床，兄弟俩打通腿挤在一起。

计划经济的年代，每个人只发很少的布票，做衣服都不够用，所以楼上几家人都没挂窗帘，不知为什么也没有糊窗纸，从走廊上就可以窥见各家的饮食起居，几乎无隐私可言。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家没有表，不光没有手表，连挂钟、座钟和所有能够显示时间的仪器都没有，于是我们兄弟每天无数次地跑到走廊趴在四叔家玻璃上往里瞅墙上的挂钟，惹得人家不胜其烦，尤其是碰上四婶换衣服的时候，幸亏我们那时年纪小，否则必然遭到一通臭骂!

那时母亲在定陶路小学教书，大炼钢铁的年代，学校操场上小高炉一直在冒烟，上级交给的任务没完成，炼出来的铁疙瘩质量不达标，这关系到国家宏伟蓝图能不能如期实现，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于是，校领导动员全校教职员工加班加点连轴干，白天上课，晚上炼钢。

一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母亲告诉我，晚上她要去石炭线拉煤，恐怕很晚才能回来，让我在家照顾好弟弟妹妹。我虽然还不到十岁，可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帮助母亲了!于是我让八岁的妹妹在家里看着两个弟弟，坐在母亲拉着的地排车上跟着长长的车队出发了。石炭线就在孟庄路和杭州路交叉路口，是日本人占领青岛时期专门运输装卸煤炭的一个小火车站，离西镇的定陶路小学有五六里地之遥，我从来就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借着火车站微弱的灯光装了满满一车的煤，妈妈主驾，我和另外一位女老师分列两侧拉边绳，三人一齐用力拉车踏上了归途。不一会儿，我那稚嫩的小肩膀就火辣辣地疼起来，绳子仿佛勒进了肉里，车越来越重，道路起伏且漫长，我听到了妈妈呼哧呼哧大口喘气的声音。云南路大坡——最艰难的一段路到了!午夜时分，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一弯冷月挂在天边。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艰难地匍匐着身体拼尽全力把煤车拉到了坡顶，我只记得停车休息的时候，妈妈欣喜地说了一声：“终于回来了!”她用衣袖擦了擦满脸的煤渍和热汗，脸红扑扑的，眼睛如朗星闪烁着清澈的光芒。多年以后，等我渐渐长大经历了人生风雨，我才真正悟透了母亲的眼神。在母亲的精神世界里，她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她在“整风反右”中犯了“错误”的丈夫，都成为她背负的沉重的包袱。那个时代，她只有忘我地工作和劳动，才能用汗水洗却心头的罪恶感，救赎自己的灵魂!

图2 1964年，我小弟郭卫六岁时的留影。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一家五口全靠母亲微薄的工资和政府规定的口粮度日。家中经常无任何可以果腹的食物，不用说米面、蔬菜，甚至连酱油、醋都没有，因为弟弟饿急了会把酱油用开水冲在碗里喝下去。一锅菜窝窝还没蒸熟，三岁的小弟就会在床上哭喊：“给我个大的!给我个大的!”现在想想，那年头我们兄弟姊妹没饿死真是命大!连老鼠都饿没了，猫也没了，都让人逮着吃了，家里的活物除了人之外，只有虱子和臭虫相伴。

下午放学后，母亲经常不和我们一起回家，留在学校里备课或批改作业，她塞给我几毛钱，说：“你去市场看看，买点东西回家做给弟弟妹妹吃。”那时天桥旁边的西大森有一个自由市场，卖一些农副产品。我用五毛钱大约可以买到两三斤红薯或者南瓜。回家后洗净切成小块，稀溜溜地煮上一大锅，先把稠的给母亲留出来，然后连汤带水每人分一碗喝下去，赶紧钻被窝睡下，睡着了就不饿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我少年瘦弱的身影，在斜阳的晦暗中走过长长的云南路，手里提着一点可怜的瓜菜，我要尽快赶回家中，我的弟弟妹妹正眼巴巴地趴在窗口，盼着我给他们带回去晚餐。

晚上的空闲时间，母亲会让我陪她去家访。最难走的路是“二院”，当时的“二院”是由好大一片用碎石和麻袋片搭盖的棚户组成的，住了数百户人家。晚上没有路灯，用手摸着墙走，总是我走在前面，母亲扶着我的肩，墙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还散发出烂白菜帮子的气味。没有门牌，母亲就大声喊学生的名字，有时会一下子喊出好几个孩子来，没有文化，穷人的孩子起名简单，重名的就多。母亲坐在家长递过来的小板凳上苦口婆心地劝说：“你家孩子真是好学生，你们一定要让他上中学，学费我给他出!”母亲送的是小学毕业班，我非常担心她总给贫困生垫学费，我们兄弟就只好饿肚子了。

郓城北路16号，我们兄妹就是在那间小屋里卑微地一天天长大。1962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学，位于西镇前海的青岛一中校园，天堂一样在我面前展开她如诗如画的容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岛一中，应该是山东省最好的学校之一。当时，她拥有超一流的办学条件和环境：学校占地面积广阔，相当于一所大学，体育场上铺设四百米环形跑道，中间是足球场;体育场西侧十二个标准篮球场、两个排球场整齐排列;东西两座欧式建筑的教学楼下还分别有一个大操场。校园里绿树成荫，四时花卉盛开，两个蓝宝石一般的碧湾里荷叶田田，锦鳞嬉戏;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运动场、球场上龙腾虎跃，学生们呐喊声浪远远就能听见;树阴下，三五成群的同学坐在石凳上交流功课，笑语盈耳……校园距海边不足百米，推开教室窗户，清新的海风扑面而来，胶州湾畔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学校设有大礼堂，可以举办集会和演出;有宽敞静肃的图书馆;有可容纳数百名学生同时就餐的食堂，甚至还拥有一所植物园以及校办工厂……相比于办学条件，她的百年底蕴、内外兼修和科学规范的教学管理更值得称道：首先是具有优秀的教学传统，一中是青岛市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校之一，山东省重点中学，师资水平高，教师基本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名牌大学毕业生，各学科都有名师执教;再者，教学管理宽严结合，易于学生潜质特长的发挥成长和全面发展。学校创办了一流的管弦乐团，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就有美妙的乐曲在校园流淌;学校设置了黑板报长廊，创办了《跃进报》，分高、初中版面(我做了三年《跃进报》初中版编辑和撰稿人，毕业后支边、教书，后来真的进入《青岛日报》做了编辑);记得那时学校也要进行期中期末考试，每逢考试前学校会放假一周，让学生们自由复习，居家在校均可，避免相互影响，老师们按时到教室辅导答疑。如此宽松治学，学生们却毫无懈怠，刻苦攻读，争取最好成绩。自初一到高三，各班级每周都开设半天的劳动课，学生们或去伙房帮厨，或去打扫校园和教学楼卫生，或去校办工厂当辅工，或去植物园浇水松土，培养了学生的劳动习惯和基本劳动技能。近百年的时间里，青岛一中培养造就了大批的国家栋梁之材，初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干，后有海尔缔造者张瑞敏，群星闪耀，无以数计。以致我当了教师后，一直有一个梦想，如果我有能力，一定要复制一所当年的青岛一中，用来作为中国教育的一个模板。

图3 20世纪60年代末，黄大娘一家的全家福。

就在我考入一中之时，我母亲担任班主任的六年级班里，有一个眉清目秀、略显羞涩的男生，名字叫黄镜清，母亲很喜欢他，喊他“镜清”。他家就住在云南路电业局宿舍，与我家遥遥相望。因为住得近，一来二往，两位母亲熟识并结为好友。黄大爷是市电业局的人事科长，为人朴实厚道，没有一点官架子。镜清身下有一个妹妹叫“镜华”，一个弟弟叫“镜寰”。当时镜清准备考中学了，妹妹也上了五年级，母亲和黄大娘商议，就让我每晚去他们家和镜清兄妹一起学习。黄大娘是个热心肠，性格爽朗，深得邻里爱戴，因此担任了街道办事处主管副业的主任，按现在说，也是位副处级干部。

黄大娘家住在一楼，两间临街房，邻居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青岛电业局局长徐一贯老两口，民主人士，仅有陋室一间，两家出入走一个门，共用走廊做厨房。渐渐，去黄大娘家学习成为我的一种盼望，我特别喜欢黄大娘给予我的亲切和温暖，那时我母亲拉扯着我们四个孩子，工作繁忙，生活艰辛。“三年困难时期”，我饿得皮包骨头，黄大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经常我一进门，她就会从炉子上热锅里拿出一块地瓜或苞米饼子塞在我手上，嘴里说着：“趁热吃，趁热吃吧!”以后的岁月里，每每想到这一幕，我都会有一股暖流充溢胸间，热泪盈眶。

初中毕业后，我竟然失学了!我应该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为什么会没有学上?我想不通。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为灰暗的时光，我垂头丧气无所事事地走在街上，感觉人们都在用鄙夷的眼色瞅着我。就在这时候，黄大娘找到我，她爱怜地对我说：“孩子，别难过，跟着我干吧!”我点了点头，恨不得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喊一声“娘”!

就这样，1965年秋天，我去街道副业组电工队当了一名学徒。电工队有十几个人，人员良莠不齐，有电业局退休的老工人、解除劳改劳教人员、待业青年及其他社会闲散人等，办事处把他们组织起来挣一口饭吃。主业就是给电业局、各区房管办打零杂，维修市区民用电设施。我有了这一份工作，不光有了收入补贴家用，还有了自由，不用去参加街道“劳动后备讲习所”的政治学习和诸如打扫卫生、挖树坑等义务劳动，心里暗自庆幸。

但是，我终于摆脱不了失学带给我的耻辱，1966年春天，我搭上参加青海生产建设兵团的最后一趟火车，去了雪域高原。数年后，妹妹也下乡插队，郓城北路16号只留下母亲和两个弟弟相依为命，在“文革”的凄风苦雨中艰难度日，期待时来运转。

图4 20世纪70年代，黄镜清在东海舰队当兵时留影。

图5 1975年，全家福。当时我已结婚，家里多了一口人。

未几，镜清参军去了东海舰队，在福建省福鼎县;镜华下乡插队，家里只剩下一个小弟。那段岁月我与镜清多有书信来往，友谊未减。两位母亲往来更加亲密，遇到困难总在一起相商相助。我每次从青海探亲回到家乡，第一个要探望的长辈亲友就是黄大娘。就连谈恋爱，都会把女朋友带去给黄大娘瞅瞅。

70年代初的一天，镜清从部队回青岛探亲，正在家门口与熟人攀谈，遇见了我母亲，和跟在母亲身边的一位二十岁上下的妙龄女孩。他赶紧向老师打招呼，同时和女孩相互瞅了一眼，谁知这一眼就订了两人的终身。那女孩名叫张素霞，是母亲曾经的学生，彼此亲近，形同母女。女孩长大后出落得水灵，清纯脱俗，是西镇远近闻名的美女。就在那天晚上，镜清登门看望老师，其实是为了打听白天遇见的那位女孩。母亲看穿镜清的心思，便动了为他们穿针引线的念头。过了几天，母亲把张素霞叫到家里，开门见山问她对日前见过的那位男青年的感觉。其实当日张素霞面对身穿军装、高大帅气、容貌俊朗的镜清，已经一见倾心，于是便向老师袒露心迹，这段美好爱情就此掀开序篇。

大概只过了一年的光景，镜清从部队复员回到青岛，子承父业进了电业局工作，他与张素霞进入热恋阶段。那时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封建，男女青年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地下作业，于是我家成了他俩的爱情小屋，我的小弟担任交通员传递情书，他俩约会时就把我的两个弟弟赶到大街上去，直到现在我的两个弟弟还为此耿耿于怀，见面就和镜清、素霞打趣。70年代后期，镜清和素霞结了婚，我和妹妹还有镜华相继都从青海和农村回城。

图6 20世纪70年代，镜清、素霞的结婚照。

时光荏苒，90年代后，两位母亲均已退休，镜清和素霞的儿子黄晓明渐渐成长起来，晓明像极了他爸爸小时候的模样。他们夫妇工作很忙，晓明放学后就来我母亲处做作业，顺便让母亲辅导一下功课。我母亲教了四十年小学，是青岛市第一批特级小学教师，很有教育经验。晓明很乖，学习认真，成绩一直不错，这与我母亲的管教或许有点关系，以至于当黄晓明长大成为著名演员之后，念念不忘我母亲对他的教诲。有一次北京电视台给他做专题节目，他对编导说：“我建议你们去青岛采访一下我的郭奶奶，没有郭奶奶就没有我!”

黄晓明和他父亲、姑姑以及我们家兄弟一样，也是青岛一中毕业的。当年他考大学时，同时接到了浙江广播电视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考试合格证书，究竟去哪所大学上学，他父母犯了难，便一起来我家征求老师的意见，我母亲认为应该去北影，既可以见世面，又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才统一意见，决定送黄晓明去北影上学。黄晓明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成名之后无私为青岛一中投资扩建了教学楼。

图7 20世纪80年代，黄晓明（右三）在我母亲家玩耍。

图8 20世纪90年代末，黄晓明上大学时假期回青岛看望我母亲。

黄家的兄妹三人后来都去了电业局上班，因为工作积极，能力突出，很快都被提拔到业务部门的领导岗位上，镜华还曾经多次被评为山东省电力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至于我家兄妹，经过时代艰苦磨砺，虽然一路坎坷，个人却不甘碌碌无为，后来发展得也都不错。

我妹妹初中毕业下了乡，返城后她考取了华东政法大学的函授生，毕业后成为琴岛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在编律师，受聘担任青岛啤酒集团的法律顾问。

大弟“文革”中初中毕业，在学校基本没学到什么知识。动荡的年代他没有荒废时光，练就了两种本事。一种是自学了外语(日语和英语)，凭着他的努力和外语水平，改革开放后成为一家中外合资大型食品公司的副总。另一种是爱好音乐，各种西洋乐器包括小号、圆号、双簧管、大提琴等无所不能。退休后他与音乐界的朋友协力组织了青岛音乐厅交响乐团。青岛音乐家协会主席连新国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弟弟玩票玩成了专业水平!”

我的小弟弟赶上了好时代。70年代末他考取了青岛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青医附院做大夫。他有更为远大的志向，陆续攻读了硕士、博士，后留美做了访问学者，直至四十岁学成归国，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办骨肿瘤研究中心。二十多年里，他孜孜矻矻，潜心研究，终于率领团队站到了骨外科手术世界最前沿(这是中华医学会对荣获“中华好医生”称号的郭卫教授的评价)。他的专著成了医学院校的通用教材;他规范的骨外科手术流程推广到全国乃至国际，他被选为国际骨肿瘤研究会主席、国际保肢学会主席，被授予医学界最高荣誉。他在云南路上长大，志存高远，全身心投入医学事业，几十年心血铸成功德，挽救了成千上万患者的生命，造福民众。

如今，我们两家的老母亲已经驾鹤西去，第二代人也都是皓首白发，第三代人走入中年。大家虽然平时很少见面，每逢佳节或者镜清、素霞回到青岛，仍然相约聚会，亲密无间。两家人在不同的生活道路上相互鼓励，相互温暖，两家人的世代友谊也将源远流长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