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乔治·西尔克（George Silk）于1946年7月下旬在庐山牯岭拍摄。图中的老人是刚刚上任几周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站在司徒雷登身后的是他的助手傅泾波。照片中的孩子们是牯岭女子小学的学生代表。司徒雷登会讲几种中国方言，他看上去似乎在和孩子们说笑。

根据司徒雷登1954年写的回忆录，1946年7月4日，正当司徒雷登犹豫是否参加在南京举行的美国国庆节联欢会时，美国将军马歇尔打来了电话，说他的专机一小时之后来接司徒雷登去北平。1945年底至1947年初，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杜鲁门让他“说服中国召开包括各主要政党的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之统一；同时实现停止敌对行动，尤其是在华北停止敌对行动”。司徒雷登在北平见到马歇尔时，没想到马歇尔问他是否愿意当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开始谢绝说，他刚过完七十岁的生日，已向大学递了辞呈，这把年纪应该退离繁务，不宜再接受新任务，而且他在外交上也没经验。但最后，司徒雷登表示，马歇尔的工作非常艰巨和重要，只要马歇尔需要谁的帮助，谁就应帮助他。他们达成协议，任期不超过一年。

根据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美国军方解密文件，马歇尔7月5日急电美国战争部（国防部的前身）转交副国务卿艾奇逊，要求延缓魏德迈的中国之行，转而推荐司徒雷登当驻华大使。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当时已整装待发，来华填补赫尔利（Hurley）1945年底辞职后留下的驻华大使的空缺。魏德迈于1944年10月接替同蒋介石闹翻的史迪威（Stilwell）为盟军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在1946年4月任期结束后返美。马歇尔在电报中表示，鉴于眼下蒋介石和周恩来的会面情况，以及舆论对魏德迈任命的反应，任命魏德迈为大使会影响和平谈判。马歇尔说，他需要一位能激发双方对谈判增加信心的大使。
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正是马歇尔眼中的合适的人选。马歇尔说他不指望司徒雷登正式参加他的谈判，或负责繁重的使馆工作。马歇尔让司徒雷登利用他对各派政治人物的影响力，将眼下的军事争端谈判提升到政治谈判，以引导出实现民主政府的真正开端。

7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参议院提交了对司徒雷登的任命，参议院一致通过。美国媒体也大量报道这一突发消息，认为此举给中国和平带来了新的希望。

7月中旬，司徒雷登跟马歇尔一起去庐山牯岭向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递交了国书。紧接着他回南京开始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代表商讨和谈。7月下旬，司徒雷登同马歇尔再次回牯岭同蒋介石面谈。不知是因为饮食不当还是因为从闷热的平原来到凉爽的高山而受了风寒，他病倒了。司徒雷登的病成了记者的报道主题，人们关心司徒雷登生病对国共谈判的影响，也为司徒雷登的健康担心。

上面的照片记录的，正是司徒雷登在牯岭养病时的情景。司徒雷登自从妻子路爱玲1926年病逝后，一直未再婚。他们的独子杰克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南部当牧师。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视为他人丁兴旺的家，他说学生们不断称自己是他的孩子，而他也对他们充满父爱。

照片里的傅泾波就是司徒雷登的一位“爱子”。傅泾波一直陪伴在司徒雷登身边四十多年，直到司徒雷登去世。傅泾波曾跟司徒雷登讲起，他的Fu总会引起外国人的疑惑，所以司徒雷登把他的姓改成英文姓Fugh。傅先生的祖父曾任甘肃镇守使，他的名字“泾波”源于甘肃泾水。傅泾波的父亲是满族遗老，但立志维新，信仰基督教。傅泾波从十七岁时便见过司徒雷登。他二十四岁时司徒雷登成了他的证婚人。傅在燕京上学期间因处理家庭生意问题不得不辍学，复学后又疾病缠身。司徒雷登的妈妈和妻子在傅泾波困难时期曾对他非常关爱和照顾。傅泾波一心跟随司徒雷登，曾引起一些人的猜疑，指责他想借助司徒雷登当大官。可是司徒雷登认为傅凭自己的才华，完全可以当官。司徒雷登说，傅泾波将促进中美友好关系的努力视为他的爱国事业。傅泾波在司徒雷登为燕大募捐和调解国共关系的奔波中都是司徒雷登的左膀右臂。1949年底司徒雷登中风后，傅泾波每日去医院探视，而司徒雷登的亲儿子也只是偶尔去看望他。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也是在傅泾波的帮助下完成的。直到司徒雷登1962年去世，傅泾波和家人一直像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照顾着他。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中深深感叹体现在傅泾波身上的中国养老送终的传统美德。

在傅泾波和他的儿子的努力下，司徒雷登的骨灰于2008年，终于得以安葬于杭州司徒雷登的出生地和他父母安葬的地方。

国共和谈未能像司徒雷登和马歇尔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司徒雷登同傅径波一起于1949年8月2日离开了中国。也不知照片里的孩子此后的经历如何？如果她们还健在的话，应该已是耄耋之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