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6年父亲退休后，“顶替”他进浙江省博物馆工作的，被分配在远离西子湖畔馆部的文物库房里，跟沙孟海先生学字画鉴定。

当时的省博物馆文物库房设在浙江省委党校里，占着整整一幢两层楼。楼上堆满两大屋子“文革”时期查抄来的文物，都是名人字画、瓷器等，需经沙老等专家鉴定、分出等级后进入馆藏。库房当时也就四五个人。我那时刚结束了“广阔天地”的生涯，对政治不怎么敏感，完全是出于对一位七十六岁高龄老人的尊敬，每天到远离库房的公共汽车站去接他。遇到下雪天，我都要早起，提前用扫帚扫干净路上的积雪，以便扶他老人家来上班。

沙老是历经沧桑的人。民国时期，蒋介石对沙老十分敬重，时有往来。蒋离开大陆前，曾专门召见沙老和陈布雷的哥哥陈训慈，谈了半天的话，这成了沙老的“历史问题”。因此，他长期被“内控”，多次受审查。审查人员让他交代都谈了些什么，布置了什么“任务”。沙老每次交代都一样：蒋只是与他拉家长，没谈什么国事。1980年，我被调到省博物馆落实政策小组，第一批落实政策对象中就有沙老。为了澄清强加在沙老档案里的一切不实之词，我和组长无数次跑省文化厅、省委宣传部甚至省公安厅，最终如愿以偿。沙老在“文革”中受过不少苦，平日沉默寡言，上班不是看书就是写字，极少闲聊。有相当一段时间，沙老对我的存在并不在意，在他眼中我就像个陌生人一样。

 

沙老提议跟我合影一张。

 

1982年，沙老在上海锦江饭店。王秋杭摄并用银盐相纸制作，是收藏级签名限量版。

 

1982年，沙老在上海锦江饭店。王秋杭摄。

 

1982年，沙老出任西泠印社社长，在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屋前挥毫。王秋杭摄。

 

我从“文革”初期就喜欢上了摄影。无论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在浙江农村插队，“海鸥”4B相机从没离开过我的身边。到了文物库房，还是离不开它。那时候文物库房没有摄影设备，也没有复印机，我们抄卡片都是将文物依葫芦画瓢画在卡片上的。老先生把摄影看得挺神秘，看我摆弄照相机，老问这问那的。有一天，沙老心情特别好，对我说：秋杭，你写几个毛笔字给我看看。我说：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沙老笑着说：别这么说。你会照相，我就不会，人各有长。你我二人还是兄弟相称吧！我知道沙老在摄影方面有求于我，便欣然领受。见我们走得很近，馆里有人出于对我的“爱护”，说沙老是戴着“帽”的，还是保持距离为好，弄不好要影响政治前途。可我自认为政治前途原本就不会有什么戏，所以一直和沙老保持亲密的关系，还常去他家。沙师母对我也很喜欢，每次去，她都不让我抽自己的“西湖”烟，而是拿出她的“红牡丹”和我对抽，常叫我讲些社会上的新闻给她听。因为她是小脚，出不了门的。每次我要走，沙师母都要再三留我多坐会儿。

 

由左至右依次为朱屹瞻、王个簃、谢稚柳、沙孟海。1979年，王秋杭摄。

 

1979年，西泠印社恢复雅集笔会活动。沙老闻讯后很激动，吩咐我带上相机跟他一块儿去。那时候“文革”刚结束，这些刚摘帽或还没有摘帽的“臭老九”没有人为他们拍摄肖像。到了现场，沙老向我一一介绍：启功、谢稚柳、钱君匋、陈佩秋、方介堪、王个簃、朱屹瞻、许钦文、朱复戡、诸乐三、程十发、方去疾、高式熊……我就一位一位地为他们拍照。拍完后回来冲洗，还要完成沙老每人要放大两张的要求。那时候做这些事完全自费，我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元，除了吃饭剩不下多少钱。沙老接过照片，再三感谢。

 

由左至右依次为单孝天、方去疾、朱复戡、高式熊。1979年，王秋杭摄。

 

尽管有“海内榜书，沙翁第一”的美誉，但很少有人知道书法只不过是沙老的业余爱好，他的正业是对金石、碑帖的研究。他三十岁时写下《论秦印》而一举成名。正是因为他对金石、碑帖的深厚功底，才造就书法大字独步天下的地位。即便是受迫害时写的大字报，到不了第二天，晚上就会失踪。我最看不惯那些以种种名义让沙老写这写那的人，而沙老对谁都是有求必应。可以说从博物馆到文物局，再到文化厅，基本上上至领导，下至传达室，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藏有沙老的手迹。我好酒，不少同学和朋友知道我和沙老的关系，都向我求其墨宝。我开出的“账单”是：一桌不少于四菜一汤的酒席。那年头我口福可真不浅。进库房工作大约三年后的一天，天下着雨，我照例打着伞接沙老上班。沙老和我肩并肩走在通往库房的小路上，他突然问我：秋杭，你怎么不向我要字呢？我说：不好意思嘛！沙老说：你这话就见外了！今天下午到我家来。沙老每天11点半下班，下午在家休息。这天下班时，他特别对我说：下午3点我在家等你。我如约到了沙老家。沙老亲自裁下他自藏的五尺夹宣，提起斗笔，为我写下了“莺歌燕舞”四个斗大的字，并对我说：你结婚告诉我，再送你一幅中堂。我知道，这是沙老对挚友的最重礼物。

 

诸乐三和朱复戡（右）。1979年，王秋杭摄。

 

程十发和谢稚柳（右）。1979年，王秋杭摄。

 

钱镜塘和程十发（右）。1979年，王秋杭摄。

 

启功现场挥毫。1979年，王秋杭摄。

 

因为我没有大专文凭，1982年落实政策结束后，回不了库房，馆领导让我去搞基建，造新文物库房。临别时，沙老对我说：林副馆长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同意的。文物库房第一要紧，你去我放心。到了1982年底，基建刚上马，林副馆长把我叫去，笑着说：没想到沙老对你那么欣赏！我说：怎么了？他说：快办移交，陪沙老去上海看病。我一听就急了：是什么病？林副馆长说：是膀胱结石，没什么大不了的。沙老点名要你陪同。那时沙老已经落实了政策，先后担任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西泠印社社长、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等，享受正厅级待遇。我和朱关田两人护送沙老去上海。在浙江省博物馆大门口，汪济英副馆长为我们送行。沙老问我：“秋杭，相机带了吗？”我说：“带了！”“来，我们大家合影一张。”我就用三脚架支起相机拍了一张四人的合影。沙老又跟我说：“我们俩也来合一张。”住上海锦江饭店后，沙老先看望了好友谢稚柳等，再去华山医院检查。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不必开刀，我们才放下心来。这期间，我又非常认真地为沙老拍摄了几张肖像，沙老非常顺从地听我摆布。

 

谢稚柳现场挥毫。1979年，王秋杭摄。

 

陈佩秋现场挥毫。1979年，王秋杭摄。

 

那时候最时髦的东西是四喇叭收录机，我在淮海路旧货店看到一台二手两喇叭的“飞利浦”收录机，黑乎乎的挺难看，标价400元。我本来没打算买，可被告知随机奉送邓丽君原声磁带一盒，胃口一下子被吊了上来。不听还好，一试听立马乖乖地倾囊买下，飞快地奔回锦江饭店。沙老正在午睡，朱关田不知上哪逛街去了，我像患了毒瘾一样迫不及待地蒙上棉被，悄悄打开录音机，把耳朵紧贴在喇叭上继续陶醉在邓丽君那缠绵的歌声里：“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冈，依偎着小村庄……”“开响点儿，我也听听！”没想到沙老那浓重的宁波口音突然响起。我赶紧关掉，对沙老说：“邓丽君是台湾歌星，大陆是禁播的。”“这里又没有外人。”于是我又打开了：“在那里歌唱，在那里成长……”我们一老一少静静地躺在床上欣赏着，听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沙老说：“好东西是禁不住的。”

我结婚时，和爱人带了两包喜糖登门拜访沙老，并告诉他我们不办酒席，准备去北京旅行结婚。沙老忙说：好，好，好！不办酒席好，我答应送你们一幅中堂的。说完，立马亲自动手铺纸、润笔，写好让我们带走。如今，这幅中堂和那幅“莺歌燕舞”书法作品，成了我家的镇宅之宝，客人见了赞不绝口。

 

钱君匋现场题辞。1979年，王秋杭摄。

 

诸乐三现场挥毫。1982年，王秋杭摄。

 

沙老赠我五尺墨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想起了当年我跟沙老在西泠印社拍的那些大师们的底片，决定用银盐相纸收藏级的工艺放大20英寸，在我的学生李小龙的专业黑白暗房里一直忙了几天几夜，终于完成。遗憾的是，1996年毕业于杭州工艺美术学校的李小龙，别说西泠大师的模样从没见过，有些大师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和沙老相处的时候从没感觉到他是大师，只觉得他是位年长的学者。而现在把沙老的点滴小事汇集在一起时，一座丰碑便耸立在了我的眼前……因为我觉得我的摄影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跟沙老的缘分是分不开的。想起沙老“大器完成”的谆谆教诲，这些底片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才面世，真是感慨万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