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看到一封1918年3月19日“林轼桓”在新西兰惠灵顿写给莫理循的信。本书编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华裔学者骆惠敏先生为“林轼桓”做了一条简注：

林轼桓系中国外交官，是焚烧英国鸦片，使英国以此为理由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0）的广东总督林则徐的曾孙。［……］马尾船政学堂毕业，此时在新西兰任领事（1917—1922），以前他在温哥华任领事（1914—1917）。

他是福州人，我的前辈老乡，还有更多的故事吗？骆先生的注里有“［……］”符号，表示翻译时有删节，我很想知道被删节的内容是什么。到福建师大图书馆借来英文原版《莫理循书信集》，一比对，发现被删的只是林则徐的生卒年“1785—1850”这几个数字，没有其他新内容，令我非常失望。只好用百度搜索，跳出一行字：“很抱歉，没有找到与‘林轼桓’相关的网页。”

林则徐曾孙、名门之后、清末民初领事级外交官，就没一点痕迹吗？找来《林则徐世系录》，查得，原来林则徐的这位曾孙名叫林轼垣，怪不得查不到呢。“垣”（yuán）与“桓”（huán）字形相似，读音却完全不同。骆先生在英文版中很明确写的是lin Shih-yuan，不是骆先生的错，而是中译本的笔误。

从《林则徐世系录》得知，林轼垣的独养女林子东先生还健在，让我十分惊喜。她曾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福建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是新四军老战士、老新闻工作者、出版人。她与中国共产党同龄，今年虚百岁。历史原来离我并不遥远。

 

图1 1926年，福州三坊七巷三官堂。右一林轼垣、右二林子东、右三钟锦棠的母亲、左一钟锦堂的妹妹、左二林轼垣夫人钟锦棠、左三妹妹的女儿。

 

图2 1919年，林轼垣在新西兰中国领事馆官邸。

 

百度搜索林轼垣，终于有了零星的线索。网上看到的信息，多数内容重复，或语焉不详。很意外地看到郑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6个福州家族的百年家史》，封面赫然是年幼的林子东与父亲林轼垣等家人的合影（图1），内文中还有一幅林轼垣的个人照片（图2）。林轼垣的形象一下子立体鲜活了起来。

莫理循是谁？林轼垣为何给大名鼎鼎的莫理循写信呢？

 

图3 1912年8月31日《插图伦敦新闻》封面，图注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博士和总统袁世凯”。这是为了强调莫理循的知名度和重要性，媒体伪造的照片。莫理循对这张照片评注说：“许多图片新闻刊载我的画像，最有趣的是伪造我站在袁世凯身旁并以一份文件请其过目的那张画像。这是总统和他的秘书蔡廷干的快照，不过蔡的头被我的头取而代之了。”

 

莫理循，澳大利亚人。他从1897年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图3）。袁世凯去世后，他仍任北洋政府顾问至1918年，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的历练，使一名医学博士成长为了闻名中外的“北京的莫理循”。1917年11月到1918年5月，他休假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探亲、访问，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极高礼遇，一路上“充塞着访谈、演讲、午餐、晚宴、欢迎”，他很享受这种在聚光灯下的名人光环。他在惠灵顿参加一次活动后，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没人邀请，或者没有头面人物出席我的演讲会，我倒会感到烦恼。”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回他的故乡澳大利亚。他在1918年12月，受总统徐世昌之邀，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技术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离开北京。巴黎和会期间，他因病到英国治疗，至1920年去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林轼垣何时结交莫理循，已无从考证。但从林轼垣写给莫理循的这封信中说“收到你上月10日的来信”（骆先生说此信没有找到，不知写了啥），“你还曾慨允为我设法在各方面相助”来看，他们不单有通信，可能还见过面。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恳求莫理循帮助，请新西兰政府废除有损中国人尊严的人头税。林轼垣说：“你最近访问新西兰时受到的隆重欢迎，证明你在这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官员中所享受的崇高声望，没有人比你处于能够更好地为我帮忙的地位了。”

林轼垣作为中华民国驻新西兰领事，努力为保护本国侨民利益，据理力争。这封信写得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情真意切，令我肃然起敬。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中国加入了协约国，与英国（新西兰是英国领属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共同对抗同盟国。林轼垣还试图说明中华民族为盟友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以博得新西兰政府的同情。他写道：

我拟在新西兰召开下届议会时，向新西兰政府提出交涉，以使愿在新西兰永久定居的中国人，无论哪一类，除必须通过一次教育测验之外，都无须再缴一百（镑）人头税。自从议会于1908年通过法案，对中国移民施行教育测验办法以来，只有十五个中国人进入新西兰（已在新西兰入籍的华人的女眷及子女不在此例）。这个小小数目足以证明，教育测验在过去十年中，已成为防止华人大批入境的坚实壁垒。如果新西兰政府担心一旦取消人头税会引起华人大批入境，我相信我的政府准备同自治领政府商谈限制每年中国人移居新西兰的数目。我的主要愿望是维持我们国家的尊严。

唯独对中国人抽征一百（镑）人头税，显然是不公平地歧视我们中国人，而中国目前在战争日益紧张的时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使用种种物质办法对大英帝国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的事业表示同情，新西兰政府更应废除这种有损中国尊严的税法。

 

图4 1919年，林轼垣和家人在新西兰中国领事馆官邸。墙上挂的肖像，一幅为林轼垣，另一幅为当地华人妇女。按习惯，官邸要挂主人夫妇的像，当时林轼垣夫人还没到新西兰，没有照片，就找了一幅当地女子的照片挂上。可见他在生活上不拘小节。

 

图5 1919年，林轼垣夫妇与侄女希嘏在新西兰中国领事馆官邸。希嘏陪同林轼垣夫人从中国去新西兰，并留在新西兰读书。回国后在江西一所中学教书。

 

新西兰的排斥华人立法开始于淘金热时代。当时，中国人是新西兰唯一来自亚洲的移民。新西兰为此制定了纯粹是针对中国移民的法律。自从新西兰于1881年开始对每一个中国移民抽征十镑人头税以后，那些知名的新西兰政治家几乎都是排华法案的倡导者和支持者。1893年，甚至有人主张应把人头税从十镑提高到五百镑，最后确定为一百镑。除去人头税之外，1908年又推行了“限制中国移民”法案，这项法案建议“实行教育测验制度，要求每一个入境的中国人，必须能阅读一百个由执行测验的海关收税官随意选择的英文字”，以进一步阻拦中国人入境，以“有效地实现维护我们国内的种族纯洁性”。

莫理循是否曾应林轼垣的要求向新西兰政府游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忙没有帮成。“种族歧视”在西方世界里是一个难以清除的痼疾。经过几代外交官和当地华人华侨的努力，新西兰人头税直到1944年施行了其他更巧妙、更隐蔽的限制中国移民法律时方才取消。到了1947年始有中国人获准在新西兰永久定居。

承蒙北京外交学院郑启荣教授、复旦大学马建标教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卓亦明老师等方家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查阅了1918年印行的田原祯次郎编《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民国驻纽丝纶（惠灵顿）领事（1912—1939）年表”、张德彝著《八述奇》等资料。综合各种资料，笔者尝试为林轼垣做个小传：

林轼垣（1876—1955），字蔚岑，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林则徐第三子林拱枢之孙。清末民初外交官。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历任驻英公使馆随员（1901.10—1906.3）、福建洋务局翻译委员、分省补用知县、驻温哥华领事（1911.10—1917.10）、驻新西兰领事（1917.10—1922.5）。归国后，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与林灏深、林步随等兄弟投资兴办实业，终因时局动荡，且不善经营，没有成功。1938年后避居上海法租界当寓公。1955年逝世于上海，安葬在复旦墓园。

所查资料中没有明确林轼垣何时任“福建洋务局翻译委员”。“福建洋务局”存在时间很短，只有十年，档案资料鲜少。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厦门、福州均为五口之一。福建设招商总局，专办英、法等国通商事务。1866年，设福建通商总局，承办对外通商交涉事务。1899年，福建通商总局改称福建省洋务局，1910年裁撤。以此推测，林轼垣任此职应是在他从英国回来、赴温哥华任职之前。

“分省补用知县”不算实职，只是个身份。我对林轼垣在任温哥华领事之前有个“分省补用知县”的身份很好奇。“分省补用知县”是取得做知县资格后，经吏部铨选，被分配到某个省，待有空缺后补用，相当于现在的“后备干部”。知县在全国的名额是固定的，只有当某知县去世、调职、致仕或被革职等情况发生时，才有空缺出来。获得“补用知县”的渠道有两个：一是考取，二是捐纳。每有实缺，通常是进士优先，举人次之，拔贡更次之，捐纳最后。有的人要熬十几年才得补实缺，而一任只有三年。林轼垣受过西式教育，又出使英伦多年，开眼看了世界，会对这后备的七品芝麻官感兴趣吗？他是通过考取，还是捐得的“补用知县”的身份呢？一切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图6 英国《名利场》杂志系列漫画中的张德彝。图注为“他被召回北京，担任天子的英语教师”。

 

想起严复，曾留洋多年，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时写的《送陈彤卣归闽》中的一句诗“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自悔由于学了横向书写的英文，在社会上被看作如同洋人般的异类，心生悲凉，深感失意。他三次科考落第，连捐带保才“以道员选用”。严复是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大力推举西学，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仍然视科举为正途，期望通过科举晋身，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林轼垣的上司、驻英公使张德彝（图6），毕业于北京同文馆，一生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二十七个年头，是职业外交官，曾当了光绪皇帝五年的英文教师。他晚年却并不为自己的经历而自豪。他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他为自己学了英语，没有走八股入仕的正途而遗憾。严复、张德彝尚且如此看重“正途”，我们也可以理解林轼垣对“分省补用知县”身份的眷念。

1911年10月，林轼垣被任命为驻温哥华领事时才三十五岁，任期跨清帝国被中华民国革故鼎新，经袁世凯、黎元洪两任总统。这期间国内时局多变，国外波谲云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总统递交了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文件。消息传出，震惊中外，举国哗然，人们强烈抗议，呼吁不得与日本签约。1915年6月10日《东方杂志》以“救国储金活动遍布各省”为题，报道：

我国国民对于此次中日交涉愤慨特甚。各省长官屡次联电外交部请责，各地人民多结合团体，迭次开会讨论，其最著者，如国民对日同志会、劝用国货会、救国储金团等。或上书政府，请勿退让，或唤起国民，实行爱国，其热诚皆有足多……

救国储金之计画，系劝国民自行输款，存储国家银行，俟额满五千万时，由存款人议决用途，作为设立兵工厂训练陆海军振兴国内工业等需。先是，有人投函上海各报，发表意见，即有多人赞成，遂在上海设事务所，以计画告诸政府，亦表同意。四月九日，中国银行开始收款。现上海一埠已达五十万元，各省皆闻风继起，事务分所之成立者，已七十余处，北京亦于五月八日成立。人民之储金者，均极踊跃。

侨居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募集军费驰援祖国。据《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统计，收到海外声援电报多达二十四封。如，1915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收檀香山少年演说社电：“大总统暨各部及报界鉴：日妄要求，请拒绝，宁死战，愿筹饷。”

林轼垣积极发动华侨筹款，1915年4月29日，中国外交部收到他从温哥华发的电报：“外交部：十码。据域多利中华会馆爱国团长李梦九禀称，已募集军饷二十万元，为决定，恳密示，转请电呈大总统钧鉴等因。理合电闻，并恳代呈。……林轼垣叩。二十七日。”其身居海外，情牵中华，可见一斑。

据石晓宁在《一战中加拿大国民党支部“党禁”事件始末》中披露，1916年，林轼垣还被卷进了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激烈党派之争。

加拿大的华人在辛亥革命前，支持孙中山革命，尤其是加拿大的洪门致公堂，将堂所抵押，筹款捐助。民国建立后，洪门与本地华人社区始终认可袁世凯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的合法性，认为民国伊始，排满革命任务已完成，国家要共和宪政、稳健建国。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的再度革命、再造共和的主张使得国民党与加拿大以洪门为首的华人社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首先表现在报端。洪门机关报《大汉公报》与国民党机关报《新民国报》形成了拥袁与反袁、宪政与革命的论争。洪门一方批评革命党人“知破坏而忘建设，只爱党而忘国家”，国民党“要唤起民众，推翻现政权”。党争不断，造成了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分裂与敌对。林轼垣由于多次寻求加拿大警方与司法部门参与，要求禁止《新民国报》，与国民党矛盾日深。1916年12月，以温哥华大同阅书报社社长身份示人的国民党支部总理陈树人等人，向中华民国外交部状告林轼垣曾在袁世凯洪宪时期“庇护帝制党派，辱国殃民，请速撤换”。同时罗列了许多林轼垣“贪赃渎职”的行为。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执政，国民党此次倒林行动，是向新政府清算旧官员。党争双方都告到北京外交部，尤对于林轼垣案“或控告，或保留，所执理由，判然各异”。当时的外交总长伍廷芳，遂令加拿大总领事杨书雯前往查清真相。

一直没有在相关史料里看到对林轼垣案的调查结论，想必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否则不可能在事后，又任命他为驻新西兰领事。

外交官就是这样在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

我微信联系到了林轼垣的外孙、林子东的儿子孙海丁老师。他很热情地发来了家里仅存的林轼垣的照片。这几帧照片历经磨难，极为珍贵。曾在郑芳所著《16个福州家族的百年家史》一书里见到的那张林轼垣个人照，原版是有林轼垣娟秀的小楷亲笔题识的（参见图2），而郑芳书里用的没有，这令我十分兴奋，读其题识，似听到他对亲朋的低语笑谈：

择业不慎，滥厕外交。冲风涛，跋险阻，桴浮四海，辙绕二球，侣与黄须碧眼儿相激战，日敝精于敦槃壇玷间，不觉衰朽催迫，鬓毛凋落。盖自三出国门，迄今又八稔矣。此八稔中自新大陆辗转来南，各去中州一二万里，前则昏旦殊时，今则寒燠迥异，叹萍踪之无定，怅岁月之如流，建树毫无，私心媿赧。遐思古人，长枕大被，华萼相辉之盛，感慨益难自已。东归何日，北望怅然。拍兹影自怜笑，爰书数语，以抒胸臆。

己未仲秋蔚岑识于纽丝纶官舍

“择业不慎，滥厕外交”“建树毫无，私心媿赧”，虽是自谦，可否也有与严复、张德彝辈同感没有进入“正途”的遗憾？“敦槃”“壇玷（坫）”，都是指代外交及谈判场所。“侣与黄须碧眼儿相激战，日敝精于敦槃壇玷间”，展现了一位弱国外交家舌战群儒、长袖善舞的万丈豪情。“激战”二字，浓缩了当年外交场上的多少刀光剑影和弥漫硝烟。披泽“长枕大被，华萼相辉之盛”，兄弟友爱、手足情深的温馨，是林轼垣一辈子的感念。“东归何日，北望怅然”，虽贵为外交官，也与常人一样，饱含着海外游子的思乡忧伤。

这张照片拍摄于“己未”年，即1919年的新西兰（纽丝纶）官邸，从1911年任驻温哥华领事，1917年转任新西兰领事至1919年，正是“八稔”。1922年任职期满回国后，林轼垣再也没有涉足职场。这帧照片，林轼垣冲洗了多张，都题了同样的款识，个别字有差异，可见是经他反复推敲的。这是林子东家里仅存的林轼垣墨迹，可以说是林轼垣职业外交生涯的真实写照。

带上鲜花，带上祝福，在海丁老师的陪同下，拜访了世纪老人林子东先生，倾听她讲述林轼垣和家人的故事。

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说要走进5G时代。她与我一见如故，侃侃而谈，毫无生分之感。老人在南方虽已生活了八十多年，一开口还是地道的北京口音，里面分明镌刻着她童年的烙印。

从林则徐儿子林拱枢那一代起，就开始在北京发展。林子东1921年出生在北京。十四岁前基本都在北京东四四条的一个大四合院里生活。爷爷是林拱枢的长子。子东从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林轼垣兄弟八人，没有姐妹。他排行第七，林步随排行第八。

北京的大宅院里住着三兄弟：她生父林步随一家，养父林轼垣一家，还有三伯父林灏深一家。林灏深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进士，曾任分部学习、学部右参议、学部左参议、弼德院参议等职，是朝廷的正四品官员。他挽张之洞的对联，“时事多艰，如见独居深念日；风流未尽，怅望后来继起人”，一直被后人视为金句。他有三男三女，长大后大部分都出国了。晚年他迁移上海，单身独居，后在上海去世。

林轼垣从新西兰回国时，已年近五十，膝下无子女，林步随就张罗过继一个孩子给他续香火。林子东兄妹六人，她与二姐是双胞胎。传统观念，过继一般要男孩，1923年弟弟出生后，原想把小弟过继给林轼垣的。可是弟弟太瘦小了，林轼垣夫妇怕养不好，对不起林步随，转而看上了双胞胎。二姐小时候爱哭，就选了较皮实的小子东了。这时子东约三岁。

“您养父没有孩子，为什么不纳妾呢？这在旧社会是很正常的事啊。”我想八卦一下林轼垣。老人笑了，说：“他大概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懂得尊重女性。我养母比养父年轻十二岁，很漂亮的，他不会再去想别的女人了吧。再说，养母也是厉害的呢，他不敢。哈哈。”（参见图7）

 

图7 1919年，林轼垣美丽的夫人钟锦棠在新西兰。

 

关于林轼垣的外交生涯，都是林子东出生以前的事了，她极少听养父母提起，所以不知其详。郑芳的《16个福州家族的百年家史》封面照片，是子东约五岁时，大概是1926年，林轼垣夫妇带子东回福州暂住时所拍摄的。当时租住在福州三坊七巷的三官堂（参见图1）。海丁老师又给了我一个惊喜，这张照片，原版是有衬卡的，上有“二妙轩”照相馆的标识。研究中国近代摄影史的爱好者一定会视其为珍宝，现已难觅得有“二妙轩”标识的老照片了。“二妙轩”是福州城较早开张的照相馆之一。标识的设计很有现代感，有福州、南门兜的花体英文拼写，电话号码也已是三位数，可见当年福州的近代化程度。从照片上可看出，林轼垣租住的房子是很洋派的建筑，有西式百页门窗，家里已装了电灯。福州是中国第一批拥有市内电话、电灯、自来水等近代化设施的城市。全家福里，个个绫罗绸缎，衣冠楚楚。林轼垣脱去了西服，穿一袭长袍马褂，虽年已半百，仍器宇轩昂。养母钟锦棠是福州大户人家的千金，此时也把洋裙换成了唐装，挽着传统的发髻，端庄而典雅。子东穿着小皮鞋，戴着长命锁，一派小公主范儿，可见是爸妈手心里的宝。看来当时他们家的生活品质还是不错的。

“养父母对我很当回事哦，你看我还健康着呢，独女，从小养得好。”老人说起时，脸上还漾着甜甜的幸福感。林子东虽然过继给了伯父，但养父母仍让她与同胞兄弟姐姐们一起玩，一起读私塾，兄妹们感情很好。家里请了先生教授国学，林轼垣和林步随亲自教授英文。所以兄妹几个国学和英文都非常好，没有进过正式学堂，可以直接考上中学。林子东考上了福州三山中学，二姐考上北京女一中，小弟考上北京男二中。

 

图8 林轼垣的弟弟、林子东生父林步随。

 

图9 林步随的夫人、林子东生母傅璇漪。

 

林步随（图8）小林轼垣四岁，和三伯父一样，是进入“正途”的。他是清末最后一代翰林，任翰林院编修。曾被派往美国任留学生总监督八年。这期间，他进入美国西北大学学习英语，攻读法学，并结交了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王宠惠等中国外交官。北洋政府时代曾任国务院秘书长、铨叙局副局长、币制局副总裁、税务专科学校校长等职。他还担任过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古德诺的翻译，将他著名的《共和与君主论》，由英文译成中文在《亚细亚日报》发表，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北伐战争以后，他弃官从商，想走实业救国之路，和林轼垣、林灏深一起，把多年的积蓄几乎全部投资实业。他先后开办过山西汽车运输公司、通州电力公司，担任过天津聚兴诚银行经理等。但在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的年代，他们不断地被劫受骗，加上身为书生也不善经营，最终血本无归，家道中落，沦为寓公。林步随晚年常和陈宝琛等清朝遗老轮流在各自的家里举行诗会。

在北京大宅院里，年幼的子东印象很深的是，生父家里的敲木鱼声和养父家里的麻将声。生母傅璇漪（图9）是湖南人，道台的女儿，在京城有几门显赫亲戚。她三姐夫瞿鸿禨，是军机大臣。她大姐的儿子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家里有她专用的佛堂，只有她有钥匙，每天上下午两次雷打不动地净手、点烛、焚香、翻读经书、在跪垫上敲着木鱼念经，一丝不苟，毫不含糊。二哥原名佛心，可能是她的精神寄寓。养父家却是高朋满座，三天两头就有亲朋好友来家里搓麻将。

林子东关于战争的记忆是从十岁时开始的。1931年日本侵华，有亲戚从东北带着家眷逃难到北平，兵荒马乱的恐惧感刺痛着她幼小的心灵，也播下了她爱国的种子。1935年，为避战乱，林轼垣夫妇带着子东回到福州。1938年，日本人的飞机也开始轰炸福州了，林轼垣一家又逃往上海法租界。子东从福州三山中学转学到了上海华东女子中学。一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成为“高级难民”。那时家里可能还有一些老底，虽没置房产，温饱还是没有问题的，不至于沦落街头。那一年，子东的生母去世了。当时她的大姐在上海红十字医院工作。在上海的族亲有一张合影（图10），林子东和大姐都佩着黑纱，是为生母戴孝。从照片上看，养父林轼垣这时已没有风流倜傥外交官的精气神了，完全成为一介布衣。

 

图10 1938年家族合影，摄于上海。坐者中林轼垣、右林轼垣三哥林灏深、左十三叔；立者右一林轼垣夫人钟锦棠，左二林子东，左六林子东大姐林圣观，右二林子东三伯父的三女儿林婉宜，右三十八婶，右四十三婶，左一、左三、左五十八婶的儿女，左四十三叔的女儿。林子东说，家族太大了，还有二十四叔呢，不过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图11 1941年，在北平合影。左林锦双（傅秀），右林玉偶（子东）。一对风华正茂的姐妹花。从小娇弱的锦双这时改名傅秀，此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傅，是母亲的姓，锦，即为绣（秀）。“文革”时期，她蒙冤入秦城监狱七年，身心俱损。玉偶，参加革命后改名子东，取紫气东来之谐音。

 

1940年，林子东考上了沪江大学。第二年暑假，她到北平看望生父及兄弟姐妹。正逢燕京大学夏季招生，见二姐和弟弟都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征得养父林轼垣的同意，就应试转学燕京大学，被录取了。在燕京大学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图11），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校长司徒雷登逮走了，封闭了燕大，“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她又回到上海养父母身边，重上沪江大学。那时生父半身不遂卧病在床，不久又双目失明，于1944年去世。

“您与养父生活在一起，印象中最深的事是什么？”我问。林子东说，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放学回家，见父亲情绪有些激动，气呼呼的。原来，当时南京汪伪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梁鸿志与林轼垣是福州同乡，知道林轼垣的外交才干，派人送了一封信到上海给林轼垣，请他出山，到汪伪政府任“外交部部长”。林轼垣当场把信掷还给了送信人：“我是文忠公（林则徐）的后代，绝不当汉奸！”字字铿锵，铁骨铮铮。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一直是世代相传的家训。

1942年，林子东受进步思想的感召，瞒着养父母，放弃了学业，参加了新四军。虽然怀有对年逾花甲老人的牵挂和愧疚，于心不忍，但自古忠孝两难全，挡不住年轻人投奔革命的满腔热情。

参加革命后，为了安全，与老人的联系极少，偶尔通过地下交通员送封信，报个平安，其他不便多写。养父母也不知孩子的地址，没法给她写信。1946年，林子东与《新华日报》淮阴版的记者孙明相爱，在淮阴根据地结婚时，写了一封信告诉养父母。养父母不能前来祝福，是两位老人的莫大遗憾。直到上海解放后，林子东随部队进入上海后，才请假回家探望了养父母。1949年后，林子东被派往福建，新中国刚建立，百废待兴，无暇照顾养父母。老两口相依为命，仍生活在上海。林轼垣1955年去世时，林子东因工作太忙，没能去上海参加葬礼，一直是她心中的痛。林轼垣去世后，林子东把养母接到福州身边一起生活。“文革”开始，林子东两口子就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还被抄了家，并连累了养母。后全家下放到农村。养母因长期居城市，不习惯农村的生活，就倔强地一个人在福州租房住。直到林子东被“解放”重新回福州工作，全家人才团聚。养母于1978年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林子东参加革命后，不方便与北平的兄弟姐姐联系，互相不通音信。1945年林子东调到淮阴新华社华中总分社任记者。日本投降后，国共开始谈判，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向各地区派出观察小组，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有次林子东负责接待一个观察组。观察组里有一美籍日裔观察员叫有吉幸治，是位记者。在闲谈中，这位记者说，他来中国后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在延安有凌青，在冀东有傅秀，在北平有“军调部”的翻译林圣观。林子东惊呆了，这几位都是她“长枕大被，华萼相辉”的亲姐弟啊！

林子东的兄弟姐妹，除了大姐在“军调部”工作时遇过一位德国教授，相爱结婚，1947年随他去了德国外，其他几位都在20世纪40年代脱离了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投身了革命洪流。

 

图12 1934年，林子东的兄弟姐姐在北平合影。左起依次为：李良（林曾同）、林兴（林佛心）、林圣观、凌青（林墨卿）、傅秀（林锦双）。

 

图13 1979年出版的《烈火真金》书影。封面是李良烈士画像，为著名画家沈尧伊所作。林子东认为，像画得很好，神形兼备。李良，原名林曾同，因与曾祖父同生日，故名。后为纪念一位李姓共产党员同学引领他参加革命，改姓名李良。

 

大哥，李良（1917—1969），原名林曾同。就读于北京大学。1946年参加中共地下党。1949年后，仍在秘密战线工作。“文革”期间被诬为“国际间谍”迫害而死。1977年12月31日，李良被追认为烈士。1978年7月18日，公安部发出“向公安战线的英雄李良学习”的号召。1979年4月，公安部把他的事迹编成一本书《烈火真金》（图13），罗瑞卿大将题词：“李良同志称得起公安战线上一名英雄！他在毛主席的路线指引下，同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作了宁死不屈的斗争。”海丁老师送我网上淘来的这本书，读得我唏嘘不已。

二哥，林兴（1919—1993），原名林佛心。就读于辅仁大学。1945年参加革命，后入伍解放军。

二姐，傅秀（1921—2001），原名林锦双。就读于燕京大学。1941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后参加八路军。

林子东，原名林玉偶，就读于沪江大学、燕京大学。1942年参加革命。1949年8月17日，是她发出的第一条《新华社福建前线十七日电》，向全国宣告福州解放的喜讯。2007年，她和老伴就共同立下书面遗嘱：“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谢绝送花圈，骨灰撒入闽江。”老伴原是福州市副市长，2014年，九十四岁高寿过世时，她为老伴完成了“遗体捐献”的愿望，她自己也在福建省民政厅做了承诺“遗体捐献”的登记。

小弟，凌青（1923—2010），原名林墨卿，就是那位差点过继给林轼垣当儿子的瘦小男孩。就读于燕京大学。1941年参加革命，在延安时期就任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英文翻译，后来走上职业外交家的道路。1985年6月12日，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凌青，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递交了《中英联合声明》。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凌青写了一首七绝《庆祝回归，缅怀高祖》，以告慰先祖林则徐：“粤海销烟扬我威，但悲港岛易英徽。国耻家仇今日雪，只缘华夏已腾飞。”

林轼垣弱国无外交的职业生涯，为中国人争取尊严的“中国梦”，定格在了1922年。他的子侄们和中国人民一起，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续写了炫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