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昂议坛 猝然辞世

1946年12月4日凌晨，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国大制宪会议”的陕西代表刘纯一女士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病逝于中央医院，享年五十三岁。去世前一天，刘纯一针对连日来会议中热烈讨论的议题，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对国大召开之意见”的演讲。而头天晚饭时尚与其子谈笑，毫无病容。

病逝当天，“国民大会”发布了《国大代表彭母刘夫人纯一讣告》。南京、上海、西安、北平、天津、重庆、广州、武汉、杭州等全国各省省会、大城市的报刊、电台一片惊呼“刘纯一先生在京逝世”。《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等各大报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讣讯和简历，痛悼突然病逝的“社会贤妈”。

12月5日，“国民大会”、民国政府在南京中国殡仪馆为刘纯一举行了公祭国葬。蒋中正亲书“邦彦民模”四个大字，制成挽幛，置于公祭会场正中。两侧为“国民大会”全体代表和民社党敬献的挽联（见图2）；下方为于右任、戴季陶各自亲书的挽联：“人民议席尊贤母，兄弟国殇有妇人”（后一句有其家庭的故事）；“激昂议席孚群望，凄恻人间失女宗”。还有孙科敬挽：“淑世著贤声妇运宣劳钦大志，议坛抒伟论宪章研讨失奇才”；陕籍代表、生前好友、陕西前省长、陕军主帅、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的抗日名将孙蔚如将军（1949年后为陕西省副省长）亲撰诔词：“纯一先生：一门忠烈，卅载艰辛，女师雅望，巾帼完人，主持妇运，代表国民，出席大会，宏议待陈，宪法未定，奄忽辞尘，徽音懿范，百世常新”。

图1 刘纯一女士

 

一介来自中国西北的布衣女子，因何于当时的首都南京及家乡西安享有了如此隆重盛大之哀荣，被追尊为“贤母”“女宗”“巾帼之纪”？

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任务为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史称“制宪国大”，对应于1948年召开的“国民大会”，史称“行宪国大”。刘纯一病逝前一天在大会上发表的《对国大召开之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虽然言简，却确乎意赅，每句话都针对宪草蓝本和当时大会上的争论及民国制宪历史。

1946年的“制宪”，1948年之“行宪”，意味着国民党所谓结束“训政”，“还政于民”。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决定当年召开“制宪国大”，由国民党人王世杰和共产党人周恩来推荐，民社党的张君劢主持起草，保留了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贯彻政协宪草决议案，落实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以及内阁制。起草期间，中共代表多次与张君劢单独讨论宪草中的条款，并在达成一致后再交政协审议会审议。起草工作于当年4月底结束。后国共军事冲突升级，全面对抗，故中共及民盟没有参加11月召开的“国大”。政协宪草即为“国大”宪法审议之蓝本。针对这种局面，刘纯一在其《意见》中一方面讲：“此次‘国大’之召开……固为国民党还政于民的一种贤明措施；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步向民主政治的唯一途径”，“吾人欲建设一和平统一民主的新中国……”“凡我国民无论任何党派，均应热烈拥护，并一致参加‘国大’，以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民主宪政之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她又在《意见》中呼吁：“政府亦应即时迅予改组，邀约各党派人士参加，以适应目前之实际情况。”这一呼吁在抗战胜利后的情势下，显然是为“在野”的中共和民盟诸党作出的。

对于孙中山构想的“国民大会”这一机构，从其提出之20世纪20年代即争议颇多，认为这个架构缺陷明显，主要在于“国民大会”与立法院的权限如何划分？如，“国民大会”的创制、复决权显然包括创制、复决法律，那么立法院的功能何在？

大会上的激烈争论爆发于国民党与民社党之间，11月2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将政协宪草以立法院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名义提交大会审议，大会开始一读会阶段。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对政协宪草远离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大为不满，要求把宪草重新修改回1936年《五五宪草》的样式，而中国民社党的“国大”代表则坚持维护政协宪草，声称若退回到《五五宪草》，民社党就离开“制宪国大”。刘纯一的《意见》正是在这个当口上发表的。她讲：“关于制定宪法，余以为应根据并尊重国民代表之自由意志，不应受任何方面之压力，更不可拘泥于拥护《五五宪草》或坚持政协决议之修订，前两者均可作为参考，而另由大会特组委员会起草后，提交大会修正通过之较为恰当。”从上述刘纯一《意见》中的诸项内容可以看出她观念的开放与包容，具有难得的不拘泥于党派意气的胸襟，既不把孙中山“国民大会”“五权宪法”的构想当成神圣的牌位，也不把目光仅限于《政协宪草》和《五五宪草》，呈现出一位真正政治家的坦荡公义之心。由此可见《“国民大会”全体代表公祭刘纯一祭文》中所谓“宪草精研，群推博远”，挽联上所书“激昂议席孚群望”“人民议席尊贤母”等赞美之言，绝非对逝者的虚情夸耀。

图2 1946年，刘纯一女士公祭大会上，国民政府要员致送的挽联、花圈。 

 

曾主国会 从容肆应

此次“制宪国大”要达成的“制定宪法，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之任务，因日本的全面侵华已被耽误了十年。首届“制宪国大”原定于1936年召开，那年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公布的日期为5月5日，故名）；“国大”组织法及“国大代表”选举法，并在多数省、市进行了代表选举。而这一切皆为国民政府1932年12月开始的筹备宪政工作的具体结果。孙中山“军政”“训政”而“宪政”的理论从来被非国民党人士诟病，南京国民政府称从1929年开始“训政”，又经1931年之国民会议通过所谓《训政约法》确立其“训政”的“合法性”。

1931年，刘纯一是中国政坛上一位令人非常瞩目的女性。这年5月5日至17日，南京国民政府称“遵照孙中山遗嘱，为了国家统一和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共四百四十七人参加和列席了大会。会议是在国内纷争不断的情况下召开的，组织工作十分繁巨，会前准备工作近一年，先期公布了《选举法》《组织法》，刘纯一始终参与组织工作。大会选出于右任、张学良、张继、戴季陶、吴铁城、周作民、林植夫、陈立夫和刘纯一等九人组成了大会主席团，并推选刘纯一为主席团执行主席。此次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刘纯一以何资格名列主席团，并为执行主席？从现有史料中我们仅知道她是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她在这次大会上有何表现以及（1931年前）是否还参加过其他全国性政治活动，尚找不到任何史料。这是刘纯一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政治活动，她似乎是陡然登上民国最高政治舞台，成功地扮演了重要角色，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大小报纸无不称许她的气度、风范、组织才干和出色的口才。

 

《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五月八日国民会议特刊）等刊出刘纯一的谈话，上海出版业工会及各工会给她个人发电祝贺。《民国日报》载：“女士善操日语……以流畅之日语”对话日本记者。《小日报》民国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刘纯一轶事》文称：“因被推选为国民会议主席团执行主席，而成为誉满社会之人物”。而后，各种报刊刊登她的照片和有关文章，如《申报图画周刊》五月十七日登出她全身大幅单人照（图4）其他四位女代表另有合照；《艺园》（1931年第一卷第15期）刊出“好女子的模范”一文并配有她头戴八角帽的半身照，《时人汇志》登出她另一头戴八角帽的头像，并配有人物简介；《玲珑》杂志，第一卷第11期登出她与另外两位女代表的立像，并配有《国议的女代表》短文，文中写道：“国民会议开幕之后，女代表刘纯一之芳名亦随国议之势而起。刘尤为各界所注意，以其当选国议主席团也。……女士擅长口才，在国议中口若悬河，一吐女界怕羞之宿气。并对新闻记者谈话，谓宜乘此时机解决一切妇女问题，冀达到男女平等之目的。”更有“社会报纸”《金刚钻》刊出《刘纯一之快人快语》，文中直言不讳：“刘在会议场中，所发议论，均能压倒男代表，一时风头甚健。”五月十六日，宋美龄与国民会议全体女代表餐会并合影（图5），刘纯一与宋美龄站于前排中央（照片由《申报》于1931年6月7日刊出）。是年，刘纯一三十八岁。

图3 1946年，刘纯一（左二）在“国民大会”上。

 

正是“从容肆应，蜚声其间”（《“国民大会”全体代表公祭刘纯一祭文》）。会后，她又受委托撰写了本次会议的《国民会议小史》（以下简称《小史》）长文，刊登于《时事年刊》（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报告刊物）第一期。

刘纯一所撰《小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集中反映了当年南京国民政府搞“训政”的意志。在《小史》的“绪言”中，刘纯一叙述了自孙中山倡议至国民会议得以召开的八年历程，召开国民会议之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年孙中山倡议召开国民会议与段祺瑞主张召开善后会议而再开国民会议之区别。关于国民会议，《训政约法》、孙中山与段祺瑞的分歧与争论等，史家和政治学者有各种叙述与评论，此处笔者不便置评。仅指出，刘纯一此文足见其对宪法政治研究之功力。

由上述刘纯一两次参加“国民大会”的经历，可知其无负“邦彦”之名，然其为“邦彦”又不止于此，她还是那个时代妇女事业的杰出代表，此一内容在下文中述之。更让人感叹者，是她两次参加国民会议时的身份皆为“民”。1931年，报刊介绍她参加“国大”时的身份为“西安模范女子学校校长”，1946年她参加“国大”时则为“西安妇女酒精厂董事长”。她既不是就职于政、党机构中的“官”，也非专业研究政治、法律的学者，却长期关注、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且有深入的研究探讨，并于“国民大会”上有孚众的议论，无怪乎被称为“宪章研讨”之“奇才”。布衣一介而为“邦彦”，此“民模”之一义也。

 

图4 《申报图画周刊》刊出的介绍“国大”女代表刘纯一的照片。

 

图5 1946年，国民大会之妇女代表合影。前排左四为刘纯一、左五为宋美龄。

 

浸会世家 留日七载

刘纯一的亲友这样描述她平素的生活、性情与品格：粗茶淡饭，布衣布履，安步当车；为人爽直，平易近人；健谈善讲，仗义执言，见义勇为，急危救困。而报刊称她：意志坚定、豪气干云，常为被无端欺凌的贫苦民众、妇女奔走呼号，伸张正义。慈悲、勇气与胸襟！“社会闲妈”何来此等超凡脱俗的品性？这便与其家世和自小接受的学校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纯一是她的字，名素贞，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乡福音村。祖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弥河东刘镇。刘纯一的祖父刘汉城，秀才乡绅；父亲刘丹芝，青州松林书院儒生。光绪初年（1877—1878）华北诸省发生“二百余年未有之（旱）灾”，史称“丁戊奇荒”，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居于青州府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面对官府、民间于饥荒无所作为的可耻、无奈局面，挺身而出，不断向烟台、上海各国领事、教会，济南、北京的官府、英国政府和浸礼总会大声呼救，竭尽全力筹措救灾资金。并不辞劳苦，舍生忘死奔波于青州府各县、各乡，亲自发放钱款赈济灾民。李提摩太宏大的博爱之情，奋不顾身的勇气，深深感染了刘氏父子，他们于灾荒初期受洗于李提摩太牧师，成为基督徒并协助赈灾。此时的陕西关中地区因同治年间“回民起义”而人烟稀少，良田荒芜。回山东邹平丁忧的三原县县令焦云龙由是奏请朝廷，准山东饥民迁徙陕西关中。刘汉城便成为青州最早一批移民的领头人。这批移民的主体为益都刘、郑、王、秦等四姓基督徒家庭。他们人推肩挑，千辛万苦，辗转跋涉三千余里迁徙至三原县东乡荆原（古称白鹿原）之阳的东滩，十几户浸礼会基督徒家庭独立开荒建村。村子最早的建设格局为，刘氏居村的东北位，郑氏居东南位，王氏居正南位，秦氏居西位。而把村正中、正北之地留给了后建的教堂和书院。村民们按照福音书确定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开拓中国的“普利茅斯”，定村名为福音村。他们如清教徒般地践行信仰，建起茅草顶的礼拜堂，不顾本土陕西人的睥睨，坚持主日聚会礼拜而不劳作。尤难能可贵者，在西北农人普遍种植罂粟，鸦片交易泛滥，各阶层吸食成瘾者随处可见的腌臜局面中，福音村人无一户一人种植、买卖、吸食鸦片。同时他们函请青州浸礼会派遣牧师来陕西“牧养”，还派出两人去太原寻找浸礼会。李提摩太自1877年底多次赴山西赈灾，后留居太原传教，他得知福音村的请求后，于1891年派遣传教士敦崇礼（Moir B. Duncan，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与李提摩太以庚款创建山西大学，任西斋总监，1906年“积劳患肺痈卒，年仅四十五岁。）与邵涤源（A. G. Shoyyock）前往福音村。山东移民们处于初创阶段，生活极其贫苦艰辛，传教士带来了浸礼会的善款发放给福音村民及太和等村的信众，更建起了在当时可称宏伟的教堂，这是英国浸礼会在陕西的第一个教堂，接着又在福音村创办了两所“书院”（小学），“崇真书院”（男校）和“美丽书院”（女校），由初小而高小，至升级为中学。书院的主体建筑为南北前后两座中式青砖二层楼房，前楼拱门砖雕，简约平直；后楼则略宽，正中楼门前凸，台阶之上两根立柱耸至楼的二层，托起画栋飞檐，于当时可为一座华美建筑（此两座楼于今尚存）。其中女校的建校资金来自英国的霍克斯夫人（Mrs. Hawkes），她以此纪念她最心爱的侄女玛丽·史蒂文森。福音村和周边村落贫穷的基督徒们也尽力为教堂和学校的建设捐助劳动力、粮食和微薄的铜钱碎银。书院建成时在前后楼之间立起一块功德碑，镌刻着英、中捐献者的姓名，并特别刻上刘汉城为书院的名誉院长，由此可知刘汉城于彼时在村民中的威望和在建设教堂及书院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与其他省的关中移民比较，敦崇礼给山东移民的评价为：“强壮结实、无所畏惧、不拘于礼、刚毅果敢”。美丽书院则为陕西女子教育的开端。两所学校由敦崇礼、邵涤源制定学校的规则和教学课程，敦崇礼为书院总监，而刘纯一的父亲刘丹芝是协助二位传教士的中方校长。敦崇礼夫妇、邵涤源夫妇教授《圣经》、宗教史、英文、音乐、数学、历史、地理、格致（生物、物理、化学等）；刘纯一的祖父刘汉城教授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敦崇礼等英国传教士与他们培养的最早的华人牧师刘丹芝等为基督徒确立了自立自强的宗旨，而这也同时是崇真、美丽两书院对其学子的要求。两书院规定，男生必须剪辫，女生不得缠足，这于陕西也为开先河。两书院极重视语言，尤其是英文的教学，并以基督教的方式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如学生有一年三次的量力捐输。女校学生曾在敦崇礼夫人和邵涤源夫人的教导下，从他们极其拮据的个人生活费中为印度的饥荒募集了四串钱汇往英国浸礼总会。

刘纯一有五兄二姐，在兄姊中排行最小。她和五位兄长二位姐姐皆在福音村崇真书院和美丽书院读书，毕业后（相当于初中毕业）又考入西安高级中学或师范就读，其中，二哥永和、四哥永荣都成为当地知名的书院先生，三哥永辉为乡绅，五哥永耀加入于右任的靖国军，身为营长时随冯玉祥东征阵亡于河南郑州。两位姐姐，大姐刘素英、二姐刘素端（字文正，王小英的祖母）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皆在美丽书院和西安的小学、初中任教，大姐刘素英后随父刘丹芝传道。刘氏一家，乃一个典型的近代中国基督教家庭，他们得文明开化风气之先。

刘纯一童年时的几个特别的经历值得一说，《天津商报图画半月刊》1931年刊发了采访刘纯一的短文，文中刘女士讲述了自己童年时两次落井的历险。第一次与村中小女伴在井台上玩轱辘，不慎落入水井中，幸被村民捞救，虽未丧命，但致病卧床半年，其父还出“三十金”请人清洁水井；第二年与邻家女伴跑到村边看隔村大火，不料所立墙边有井，又失足坠入井中。“邻女惊不余顾”，幸井水只及童年刘素贞的胸部，但在冰凉的井水中站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被救出，由此又病了数月。刘纯一童年时还有一次往陕北讨饭的经历。庚子年（1900）前后，陕西关中连年大旱，恰义和团事起。陕西巡抚端方颇具理性，迅速密送敦崇礼等传教士取道汉口去上海。刘纯一的父亲刘丹芝等中国牧师则逃到河南避难。年幼的刘纯一随其四嫂逃荒去了陕北，直至1901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美国《基督教先驱报》向美国民众力筹捐赈六万美金，组成赈济陕灾委员会，敦崇礼重返西安，“亲自指导每一次振款发放”。刘纯一方随四嫂返乡。

刘纯一在福音村的美丽书院毕业后考入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她聪慧异人，自策力学，成绩优秀，且正性直节，勇于为善。1912年，刘纯一“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高才生，考得留学日本公费生”（《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第240页），成为陕西省首批公费留日学生中仅有的三位女性之一。刘纯一先后两次赴日，留学共七年，先读医学，后因国内政局动荡，官方裁减学费，不得已改学音乐（王小英家至今保存着当年刘纯一自日本带回赠予其二姐刘文正的日制折叠脚踏小风琴）、家政专业，“先后在东京女子音乐专门学校及保姆专门学校毕业”（《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第240页）。在日留学，不止于“穷年累月，灯火焚荧”。刘纯一留日，启程于民国建立的第二年，此时距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已四十三年，伊藤宪法颁布已二十三年，日本已是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有整套的法律体系、教育体系、医疗体系等。同为东方黄种人国家，原为东夷的日本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是强烈的刺激，不能不使刘纯一感到震撼！中日的差距，她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有深切的感受，这种刺激、震撼与感受必对其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从她的家世和受教育的经历可以看到她卓尔不群的根由，其师长先辈的鼓舞陶冶铸造就了她识高学纯、涵养精粹、洁己爱民、视民如伤的智慧、德量、情怀。美丽书院敦崇礼等英人现代启蒙教育，熟读《圣经》的牧师之女，中国传统文化的家风，而又留日七年，使她成为那个时代非凡的女性。在日本留学期间，刘纯一结识了辛亥年在陕西参加光复革命的同盟会员、时就读于明治大学的彭世铭（字季强，1893—1927），两人志气相投，结为夫妻，刘纯一亦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陕籍最早的女同盟会会员之一。在日本多次聆听孙中山的演讲，参加孙中山主持的会议，因之而结识了于右任、孙科、戴传贤及蒋中正等一干人。由此可知，1931年她被推举为国民大会执行主席并不唐突，是有党内资历根由的。

 

志于教育 尽瘁妇运

刘纯一在教育和妇女工作上的贡献，亦是她被称颂为“民模”“邦彦”的重要因由。1918年彭秀强、刘纯一夫妇归国回陕西，与陕西革命志士于右任、胡景翼、茹欲立、邓宝珊等结为挚友。彭季强参加于右任、胡景翼领导的靖国军为副官长，按照《民国时报》所述刘纯一回国后任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0年8月，胡景翼在富平县庄里创办了私立立诚小学（后改为中学），刘纯一被聘为该校教员、校长。1924年1月，刘纯一作为陕西女代表赴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国共合作的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回陕西时还为美丽、崇真书院带回了静电发生器等理化仪器。1924年，刘纯一开办保姆习班。后获冯玉祥和他夫人李德全出资，刘纯一在西安北大街创设了省立西安幼稚园，被誉为“奠西北幼儿教育之基”（《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第241页），此为后来她被舆论称誉“社会贤妈”的原因之一。此时，冯玉祥与刘纯一的父亲、著名牧师刘丹芝已为莫逆之交。

 

图6 1946年，于右任为刘纯一纪念碑题词。

 

1927年前，刘纯一还曾于西安、北京、天津的新闻界颇多作为，创立女星社，发行女星周刊等。

1924年10月，驻守北京的胡景翼等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彭季强担任胡景翼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驻北京办事处处长。刘纯一偕子女赴北京与丈夫团聚。至12月底，国民军占领天津，彭季强担任天津保安司令。居天津时期，刘纯一创办了《天津妇女报》。此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让刘纯一英雌之名首次传遍全国。彭季强于天津租界内抓捕了杀害他亲哥陕西国民军将领彭世安（字仲翔）的凶手马瑞旺，此人为河南镇嵩军刘镇华的亲信。镇嵩军新败，刘镇华遣此人到天津租界欲联合奉系攻击国民军。彭季强亢奋道：“此天授我以仇，并为国除贼也！”遂处决了马瑞旺，此成为华北乃至全国轰动一时的新闻。彭季强此举引起租界干涉，鹿钟麟便扣押了彭季强。刘纯一闻知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亲赴张家口找冯玉祥评理，并在天津与邓宝珊等老友商议对策。经她抛头露面，多方奔走，将丈夫营救出狱。由是，刘纯一在华北、陕西乃至全国名声大振，被各大报纸广为报道，称她为“巾帼英雄”，树立了“勇敢新女性”之形象。

后来，彭季强参加了五原誓师、西安解围，并任长安县县长。1927年9月4日，职为国民军第二集团军独立第七十师参谋长的彭季强与师长马克斋等遇害于河南卢氏县，年仅三十四岁。刘纯一闻此五雷轰顶之噩耗，万分悲痛，然性格极坚毅。西北国民军政同仁悯痛惋惜，接踵前往吊唁，慰问家属。同盟会员、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生、辛亥革命西安举义骨干、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之秘书长张赞元为彭季强撰写了墓志铭；于右任的老同学、著名书法家、三原人茹欲立书写了墓志铭。尔后的岁月里，刘纯一正如其祭文中所表：“相天成仁，义无反顾，持节抚孤，艰危剥复。俭以持家，勤以律己。母德巍然，自强不已。”刘纯一与彭季强生育二子一女，加彭前妻一子，均由刘纯一抚育成人。新寡的日子里，她更“留男性分头，显大丈夫气”，虽家道不裕，仍自谋生存。刘纯一曾任教于基督教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邵涤源创建的陕西私立尊德女校，并任校董。1928年2月21日，她又参与筹备、创建了西安第一女子平民职业学校（后简称培华女职），任校董。宋哲元主政陕西时，刘纯一担任了陕西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校长，并任陕西妇女会理事、监事。除1931年参加国民会议外，同年九一八事变后，她还被邀赴洛阳出席全国国难会议。1933年邵力子主政陕西后，刘纯一担任省政府参议。其间，她于地方民众饱暖、政治革新、妇女平等等方面“均极努力”，各项事业以次尽辟，抚绥得法，政绩卓然。历史文献记载：“先后领导长安县及西安市妇女职业促进会等团体，奔走策划、劳怨弗辞，实开西北妇运史上之新纪元”（《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第241页）。

抗日战争时期，胡宗南称“西北王”，握有实权，蒋鼎文（被称腐化将军）、熊斌、祝绍周先后主政陕西，其中蒋鼎文与祝绍周均为蒋介石嫡系。刘纯一宁可赋闲也没有与他们合作（1946年刘纯一赴南京参加国大前，曾当面斥责祝邵周：“你在陕都做了些啥政绩？就是杀了些人……都说你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神奇的是，赋闲在家的刘纯一竟开办了“西安妇女酒精厂”，并亲手调制了中药驱鼠丸和妇女调经种子丸（祖传秘方），行销陕、甘、青等西北各省，造福妇女、民众。其酒精厂的利润除维持经营和简朴的家用外，全部捐给了抗日前线。于抗战时期艰苦的环境下，操办企业，操持家庭已很不容易，刘纯一作为民间实业家仍然不忘妇女事业，其工厂为“妇女酒精厂”，可知其企业在就业上以关照女性为宗旨。更难能可贵者，她仍始终关注国事，关注抗战的境况，常与西北著名报人、学问深厚的成柏仁先生研判时局、探讨宪法，关心政治民主和民生状态。

刘纯一为中国妇女之平等权益，实可谓不遗余力。她不仅在陕西等地为妇女做过许多的实际工作，而且在两次参加“国大”的立法时刻，均极力为妇女争取权益。1931年国民会议，她向大会递交了六个提案：“一、各省市设立女子政治调练案；二、实行义务教育案（不分男女学童）；三、全国女子学校须优先聘用女教师案；四、开发西北富源水利案；五、以西安为陆都（对南京之水都而言）案；六、政府保护工人生活及工作案。”其中：一、三两案专门为妇女所提，而二、六两案中又特别关注女童、女工的权益。她在被推选为执行主席时发表谈话：“此次（大会）妇女界如有提案，且易于举办者，余当力为主张。至妇女教育问题，亦将请大会予以普及。”（《中央时报》民国二十年五月八日第二张第四版）即使就监察院于右任院长宴请代表做答辞时，刘纯一也“甚恳切”（报刊语）地为妇女代表的工作呼吁：“闻于院长报告，知监察院已惩办不少贪官污吏，希望监察院能以此种精神推及西北，陕西司法界黑暗，尤盼望监察院早日派员查明，予以处罚。另希望对妇女界提案予以同情，勿在审查会中打消。女界代表人数少，凡有提案均与女界有切身利害，诸君虽为男子，各有母姑姊妹女儿，何忽视其权利？女子占国民半数，待遇何忍太苛，果平心静气以思之，对妇女提案应无可反对。”

在1946年“制宪国大”会上，她的《对“国民大会”召开之意见》最后亦落脚于妇女平等：“余站在妇女立场，对于此次当选之妇女代表虽有七十余位之多，然较之全体二千余代表，尚不及二十分之一。此种现象距吾人之理想尚远，其因故由于妇女本身努力之不够，然而一般社会对妇女之歧视与各种机会之不均等实由致之。故个人坚主此次在大会中，再不能将妇女作为点缀品。在宪法上对于妇女之机会、权利更应有机会发挥其能力，以报效国家、民族与社会。余意并非承认妇女本身之懦弱无能，此实系数千年传统社会重男轻女之遗毒，复以经济生活之多重压迫，岂易与一般之男性作各种竞争？故余特向全国妇女同胞呼吁，今后我们一方面要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而尤应致力争取我们妇女本身和自由解放，永远脱离那痛苦的回忆，并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姐妹们，为全人类的永久和平、幸福而奋斗！”

今天挖掘刘纯一这样一位先辈的事迹，只能这般做大概叙述了。由于她去世得早，且在其后近四十年中没有让知情人回顾陈述的环境，以致缺少了她人生更多细节的记录。比如她在西安求学时经历了怎样的辛亥革命？留日时曾在东京的哪座学府学医？又是怎样接触到诸多中国革命人士并参加了同盟会的？回国后她是怎样办学的？她有怎样的教育理念？为何选中她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她走什么线路到的广州？在广州，除了与何香凝结为好友外，又结识了其他省市的什么人？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她于妇女工作方面享誉海内，但在陕西她究竟做过哪些具体事项？今天仍无从获知。

笔者有许多疑问，有许多缺憾，然从现有这些资料已足可知，刘纯一乃中国现代革命史、制宪史、妇运史及教育史、实业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奇女子、非凡的现代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