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病逝于紫禁城长春宫，距离清廷宣布皇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隆裕太后辞世对皇室宗亲无疑是一大噩耗，尤其是对民国创立心存疑惑的遗老遗少们，更是如丧考妣，惶恐不安。仍旧保留的清宫内务府遂组织人员治丧，按宫廷旧制为隆裕太后办理大丧。肇建之初的民国政府，出于稳定政局、宣示主权、安定人心等多重考量，格外优待隆裕丧礼，为其隆重举办了国民哀悼大会。

美国人约翰·詹布鲁恩，当时在北京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使他有机会用镜头记录清末民初的许多重要事件与历史节点，为后人了解百年前中国的政局演变、世态人情，提供了真实可信的见证。这组珍贵稀见的隆裕丧礼影像，由知名摄影家、收藏家刘云志先生收藏，今披露于世，撷取其中若干照片稍加解读，以飨读者。

 

图1 天安门扎建了七门八柱松彩牌楼，上书“国民哀悼会”。牌楼后方的金水桥上，圆盖形小亭为临时搭建的祭亭。

 

隆裕这个人

隆裕贵为皇后，光绪死后加封为皇太后，却在《清史稿·后妃传》中记录甚简：“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历史的隐秘从未因“正史”里的语焉不详而泯没，想要遮掩的历史往往欲盖弥彰。

隆裕生于1868年，名静芬，小名喜子，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也是光绪皇帝的表姐，相貌才具平常。光绪十四年（1888），由慈禧一人独断钦点成婚，实非“德宗聘焉”，终其一生，她没有得到光绪的宠爱。隆裕的性格柔懦平和，不善巧言逢迎，也从未得到过慈禧的欢心。作为皇后，她在内宫貌似和光同尘，从不显山露水。她所居住的钟粹宫向为清静之所，过着“欲卷珠帘春恨长”的日子，因此也避开了诡谲莫测的宫闱内争。

直到1908年光绪帝病逝，此时慈禧太后亦病体危笃，遂下懿旨立醇亲王载沣子溥仪为嗣皇帝，命载沣摄政，死前又降旨：“嗣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宣统皇帝即位后，尊光绪帝皇后为皇太后，上徽号“隆裕皇太后”，自此，这位在宫廷里被压抑了二十年的中年女性，阴差阳错地走到最高国家权力中心，在她面前已然是风雨中摇晃欲坠的清王朝了。

 

图2 金水桥上的祭亭

隆裕与清帝逊位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与清政权的对立进入生死对决。在多方政治势力的角逐和博弈中，隆裕太后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经过曲折反复的南北议和，双方讨价还价，也走到了是战是和的十字路口，清廷一方可做最后决断者便是隆裕。以往的史述多是强调袁世凯，说他利用革命军与北洋军的军事对峙，阴施伎俩又心怀不轨，渐次掌握了清室的生死大权，既恐吓清廷中枢，又利诱南方党人，威逼清帝退位，从而攫取了民国大总统之位，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

清朝终结之前，隆裕太后曾召集六次御前会议，议决清室进退。王公大臣内部，持主战与持主和的双方分歧严重，主战派认为清廷军事力量犹存，尚可决战。即使战而不胜，退回关外，联手蒙古，尚可裂土而治。在首次御前会议上，奕劻、溥伦等少数人主张皇帝退位，实行共和，受到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的痛斥和抵制，主战的满蒙王公、宗室亲贵杀气腾腾，决意同逼宫的袁世凯、革命党拼死一战，以图侥幸。前四次御前会议虽没有议出结果，但隆裕阻止了主战派企图用兵，避免了大局失控。第五次御前会议，是在段祺瑞等数十名将领联名，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共和政体”之后，众人不发一言，奕劻、载沣仍不到会，隆裕表明态度：“明日与渠二人（指奕劻、载沣）决之。”次日，续开会议，各王公依旧模棱两可。隆裕最后说：“你们反复推求，始终迁延不定，这样疑惑会越来越多，将来必演出同室操戈、涂炭生灵之惨剧。此后兹事我一人承担耳。”遂议决接受《清室优待条件》，于1912年2月12日发表退位诏，改帝制为共和，作出了符合历史潮流又使国家付出代价最小的理性选择。

 

图3 午门城门悬挂中华民国五色旗，门楼内外墙壁挂满社会各界送来的挽联。

 

图4 丧礼期间的午门近景

 

对隆裕一生功过是非的评说，时人和后世或褒或贬，众说不一。有的讥其平庸无识，有的诽其贪鄙好权，有的赞其深明大义，有誉其女中尧舜。上述臧否，多出于一时一事观察揣测得来，加之立场各异，难以论定。隆裕久居深宫，喜好读书，对西方历史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她与身边人谈论对西方政体的见解，虽说肤浅，但毕竟有了新思想的萌芽，不能不说与日后作出的“逊让之举”是有关联的。

国家权力虽然实现了和平转移，新旧势力的巨大纷争仍一时不能弭平。在不少宗室王公、前清臣子看来，大清江山正是葬送在隆裕太后之手，因而耿耿于心，难以释怀。隆裕虽下诏逊位，得“让国”之名，其内心无时不受煎熬，自感愧对列祖列宗，当时的媒体就渲染称：“孤儿寡妇，千古伤心，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处。”回溯前朝盛况不再，可谓触景伤怀。一年来，隆裕的身体日非一日，“积成肝郁，尝患呕逆”。史料记载，民国二年（1913）正月初十，是隆裕的寿诞，在前清称之为“万寿节”，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派出专使梁士诒祝寿。一些京中王公则有意回避，不肯入宫行祝贺之礼。隆裕以抱病之身，勉强支应寿诞庆典，据说当日殿内熏炉热气过高，致使病情加剧，卧床不起，七日后遂告不治。

 

图5 午门外等待致祭的学界代表，列队着制服者为学校生。

 

图6 午门内临时搭建的外宾接待处，对面悬挂五颜六色的万国旗。

 

隆裕去世后，作为民国政府的治丧机构，国民哀悼会成立之始便公布“发起宣言书”，说：“隆裕皇太后，默审潮流，深鉴大势，见机独早，宸断无疑。诏书一下，化干戈为坛坫，合五族为一家，大道为公，纷争立解，盖宁可以敝屣天下，断不忍涂炭生民，所谓能以礼让为国。”初时议定3月19日，在太和门开全国国民哀悼大会。操办隆裕葬礼，冠以“遵上古之唐虞，洵女中之尧舜”美誉，以此彰显民国政府的政权合法性，有利于稳定鼎革之后的大局及人心，此为民国政府重要考量。而逊清皇室一方，按前清旧制办理隆裕大丧，也有其自身的利益盘算，从主持丧事的几位重要成员来看，皆为支持“逊位”一派，他们有借隆裕大丧来重塑清室尊崇的用意，以安抚宗室内部，达到消解试图复辟的人铤而走险，损害到已获得的整体利益。一言蔽之，各方各派均有不同的政治诉求。

 

图7 太和门前扎建一座三门式大型松彩牌楼，上署“哀悼” 榜书。

 

图8 前来太和门祭坛致祭的前清遗老，官帽和长辫依然是“标配”。

 

民国政府治丧

民国成立后，尚无给政治显要人物治丧的经验，丧仪没有可参照的成例。故从政府角度为前清隆裕太后举哀，须兼顾丧仪的规格、称谓以及传统等因素，尤其要考虑从帝制向共和转型中体现礼俗的时尚新风，这就决定了这场世人瞩目的丧事，其仪式注定是新旧杂糅的。单从丧仪规格论，虽无“国葬”之名，场面绝不逊色于后来的“国葬”大典。

袁世凯接到内务府世续的报闻，即派荫昌、段芝贵、孙宝琦、江朝宗、言敦元、荣勋等人，前往宫中吊唁。当日下午，在总统府开特别会议，由此开启了一连串的悼念活动。随后由国务院发布通告两则，首先公布隆裕死因并致哀悼，意在消除谣诼，市面已有传闻隆裕系吞金致死，甚至有遭毒杀的耸人之说。此时，复辟派正策动库伦独立，为预防宗社党中的极端分子趁机起事，北京警方一度颁布了戒严令。另一则重申“遵照优待条件，以外国君主最优待遇，规定各官署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左腕围黑纱，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志哀悼，特此通告”。国务院查照《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依据本款，隆裕太后祔葬崇陵，为题中之义，所有葬礼所需费用，亦归民国政府负担。此案提交迅速得到临时参议院通过。

 

图9 进入民国，官轿已经难得一见了。“围观”者对轿子主人的好奇肯定大于轿子本身。

 

图10 参加奉移的满汉执事夫，身后是“九凤曲柄黄盖”，为法驾卤簿仪仗的“核心”。

 

国民哀悼会由临时参议长吴景廉出面组织，并被推为总代表，参加成员包括了当时军政商学各界的头面人物。这个临时性的治丧组织阵容庞大，分设总务、文牍、庶务、会计、交际5个科，计有322人。总务科多达70人，又以军界大佬居多，有段祺瑞、江朝宗、王廷桢、姜桂题、李纯、张勋、曹锟、段芝贵、鲍贵卿、徐树铮、靳云鹏、卢永祥、何宗莲等，总统府也派人参加，纳入民国政府的满人官员也列名其中。交际科人员最多，有164人。办事机构设在位于西珠市口的京师商务总会内，对外统称国民哀悼会事务所，负责协调统筹隆裕治丧事宜。

治丧所需经费，政府并未拨出专款，国民哀悼会报请国务院同意，采取驻京各官署、社会团体、地方各省以及个人自愿协款方式筹集。据《国民哀悼会纪事录》记载，共收捐款90笔，合计银洋18863元整。饶有意思的是，另有8家认捐未缴，“诈捐”行为也被记录在册。至治丧结束，用款13910.765元，余款暂存于京师商务总会，以备日后奉安时所需。

以“国民哀悼会”名义办理重要丧事，对民国政府而言，实为破天荒之事。国民哀悼大会选址于紫禁城太和门，足以体现对隆裕太后极尽哀荣之意。清朝当政时，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分为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民国成立后，紫禁城收归国民，乾清门以北的内廷，只是逊位皇室的暂住之所，根据协议将择时移住京郊颐和园。据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说，在民国元年春节当天，曾开放了紫禁城三大殿，任人观光游览，此举显有象征意义。

 

图11 向前门火车站行进的移灵仪仗队伍。

 

哀悼大会原定于3月18日、19日两天进行，经军方人士请求，又展期为3日，20日为军界专场，又名为全国军界哀悼大会。我们从事竣后所编纂的《国民哀悼会纪事录》中可知，哀悼大会的现场布设、丧仪程序事先有详尽筹划，乃至中外人员的进出线路、列班地点、致祭顺序等细节，均作出详细安排。还精心制作了与会人员纪念徽章，以及致祭时佩戴的标示牌。徽章为锡合金制作，五角形中心缀梅花，铸“国民哀悼会”字样，颜色为白底衬梅花，瓣分红黄蓝白黑五色，寓意五族共和。标示花为纸质品，菊花形外附五叶，花为黑色叶分五色；标示牌为纸质长条形状，下端燕尾式，白纸黑边，中缀“国民哀悼会”字样，凡莅临祭坛哀悼者均须佩戴胸前。现场维护秩序的男、女纠察员，内、外宾接待员，除佩戴通用标示外，另加不同专用标志，以方便识别。

隆裕祭坛设于太和门。灵堂则设于太和殿内，殿内布置井然肃穆，正面扎有三门四框式的素彩灵龛，顶端正中悬一方大匾，上题“女中尧舜”。灵龛须弥座四面栏杆，缀以素色花圈，灵龛内置放隆裕太后着宫廷服装御影。殿内盘龙柱及殿壁四周，悬挂巨幅挽幛、挽联，供案上设鲜花果馔，明灯香烛，供案前立大型镜框，镶嵌宣布施行共和的诏书，尤为显眼。殿内专设经台，内供西方三圣，由汉藏高僧于会期时唪经礼忏。道教亦由白云观派道士前来设坛诵经。

紫禁城天安门，扎建七门八柱松彩牌楼，嵌以国民哀悼会；午门城门悬挂中华民国五色旗，门楼内外墙壁挂满社会各界送来的挽联，并高悬五颜六色的万国旗。太和门前扎建三门式大型松彩牌楼，榜书“哀悼”二字。在哀悼大会将临之际，紫禁城外至正阳门等地也极力营造哀悼之氛围。

国民哀悼大会

3月18日上午10时整，国民哀悼大会正式开始。首先奏哀乐，主祭人吴景廉首先就位，各官署、团体、各省代表依次就位，主祭人率代表向北迎銮，伴诵清音，銮降清音止，再诵以诗歌迎銮之章。主祭人诣灵位前献花果毕，宣读祭文。随后，伴以哀乐，主祭人率各代表向灵前以三鞠躬行哀祭礼，礼毕再向北行送銮，与迎銮时礼仪同。礼毕即散班，总祭过程简洁而隆重，此新式致祭礼仪，在新旧交替之际尤让人耳目一新。

随后进行的各团体分班致祭从中午12时开始，当日排班顺序为军界、警界、政党、报界、商界、回僧道番各教，至下午6时结束。次日从上午10时开始，排班顺序为宗人府、八旗外三营、内务府同时进行；12时后，依次为政界、各团体会社、学界、女界、地方团。3月20日为全国军界致祭。可谓繁琐费时，历时三日，方告完成。

与会致祭的公职人员，对所着服装也有相应要求，除军警界、学界服章专有规定者除外，须身着大礼服或常礼服（长袍对襟马褂），左臂均缠黑纱，军警刀柄缠黑纱，以示庄重和哀悼。对宗教界人士、满蒙人士则听其自便。故会期之内，西装与马褂、短发与长辫交相辉映，煞是一道独特风景。

袁世凯没有亲临现场，派荫昌到会致祭文。称：“大总统袁世凯谨代表国民，遣陆军上将荫昌致祭于大清大行太后，尊谥孝定景皇后之灵。”尚有清朝臣子的口吻。有意思的是，3月20日，开全国军界哀悼大会时，袁世凯再派荫昌致第二道祭文，这回则声称“代表军界”，似有宣示他是军队最高统帅的意思。民国副总统黎元洪驻扎武汉，派遣代表张昉致哀，除一道祭文，另撰挽联两副，其一为：“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全军为墨经，深宫弭乱更何人。”此联悬于太和殿内，引人注目。陆军总长段祺瑞、直隶总督冯国璋、拱卫军总司令段芝贵等也有祭文。国民党本部致以哀辞，此前，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也发回唁电。孙中山曾在民国元年赴京期间，与前清宗室成员见面，席间发表谈话，称赞隆裕太后下诏逊位之举，称得上为“女中尧舜”，虽为客套溢美之词，此说却不胫而走，乃至于在国民哀悼大会期间，更将此称号公知国人。

 

图12 禁卫军马队为奉移大队的引导。

 

对民国方面的治丧安排，清室表示感念国民盛情，醇亲王载沣特委溥伦为代表，赴国民哀悼大会致辞答谢，答词中说：“大行皇太后，洞观时势，俯察舆情，毅然去帝制而伸民权，挽狂澜而出民水火，不忍以一姓之尊荣，致万民之涂炭，顺天应人，颁共和诏，化干戈为揖让，合五族为一家，美德休风，超越千古，所谓女中尧舜者，见诸今日。”“念圣母之徽音，受国民之奠醊，皇室光荣，同深钦感。”哀悼大会期间，溥伦每日到场，对政商学各界均表谢意，3月20日对军界致答辞时，溥伦更是情不自已。那些头角峥嵘的将领，并非是隆裕一手擢拔，军界隆重其事，时人有不解或质疑者，但多数北方军人认为，正是隆裕“颁共和诏”，避免了一场惨烈的国家浩劫，如此尊崇隆裕，乃出于公义而非为私恩也。

另外，驻京各国公使也对隆裕逝世表达惋惜、哀悼之意，国民哀悼大会期间，除去太和门致祭外，各使馆均下半旗志哀。京师警察厅应国民哀悼会之请，传示北京各戏班、演出团体自3月18日起，一律停演三天。据统计，参加国民哀悼大会的各界人士有数万人之多。

 

皇室办理大丧

为一窥隆裕丧事的全貌，对皇室治丧略作叙述。隆裕太后六脉刚绝，溥仪当即下旨：“钦奉皇祖妣孝钦显皇后懿旨，承继皇考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皇考德宗景皇帝之祧，仰蒙兼祧皇妣大行皇太后……自去岁冬令以来，渐至违和，屡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安痊，不意服药罔效，遽于正月十七日丑时仙驭升遐……谨遵遗制，穿孝百日，并素服二十七月，稍申哀悃。”当日申初，隆裕遗体入殓，谓之“升入梓宫”，然后用鹅黄吉祥轿将梓宫从长春宫出吉祥门，由景运门进锡庆门、皇极门、宁寿门，至皇极殿停灵，此为清宫内廷最为尊贵之所。

从富察敦崇编纂的《隆裕皇太后大事记》中可知，隆裕大丧遵照前清典制、列后成案办理，哀荣不逊于清廷当政时期的帝后们。隆裕灵堂之布置、供品之摆放、礼器之陈设，极尽皇家豪奢。由宗人府、内务府分别知会各府王公命妇、前清文武官员，陆续进入内廷行礼致祭，直到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奉移易县西陵为止，历时四十天的内廷举哀活动才告结束。前去清宫内廷的致祭者，缟素服饰、行礼位置等，因身份地位而有差别，如穿孝服百日，是至尊的待遇，一般人等，满二十七日即可释服。这些今天看来甚为无聊的规矩，体现了皇族森严的等级，不可僭越，与同时开国民哀悼大会，所营造的平等风气迥然不同。

这期间除每日祭奠，正月二十三日为“头七”，行殷奠礼，王公大臣行一跪三叩礼，计用金银锞三万锭、纸钱三万张、五色纸三万张、连饭桌二十一张、九只羊、十一瓶烧黄酒。农历二月初七为“三七”，行初奠礼，之后又行大祭礼、绎祭礼、初满月礼。隆裕太后上谥号后，举办了一系列繁复而隆重的仪式，犹如上演剧情丰富的大戏。终于到了梓宫奉移之日。前两日行祖奠礼，示以饯送之意。掌礼司遵饬事先择好吉期，由皇帝钦定农历二月二十七日（4月3日）辰时起行，据说此日为青龙普护月德吉期。

 

图13 隆裕灵榇所经城区万人空巷，中外人士争睹盛况。

 

隆裕梓宫奉移

隆裕的丧事，经历了举哀、奉移、奉安崇陵三个阶段，因光绪帝陵尚未竣工，所以隆裕梓宫先须奉移易县梁格庄行宫暂安，与光绪灵柩会合。崇陵修竣完毕，1913年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六日），与光绪梓宫同时安葬在金龙峪崇陵。

隆裕梓宫奉移时，民国政府给予了足够重视，派出大批军警人员维持京城及易县西陵一带的秩序。禁卫军、步军统领衙门、京师警察厅以及地方官署，全力予以协助。从步军统领衙门存档中，查到一份给清宫的文函，内有“此次恭备孝定景皇后大事，及奉移要差，步军统领衙门派出军士守护照料，暨沿途弹压均属妥协，奉旨赏银三千两……臣等闻命自天，感佩无地，伏思保卫弹压，为军士应尽职务”，表示将接到的“银两按名分发，务使实惠均沾”。民国建立业已两年，民国官员依旧对“逊帝”称臣，让人发噱。

隆裕梓宫奉移，清宫动用了象征最高皇权的“法驾卤簿”，这种在皇权时代都难得一见的仪仗，引来无数中外人士的观瞻。由民国政府派出的仪仗队、军乐队为前引，继有一众满汉执事随后，门纛、曲律、影亭、亮轿、曲柄黄伞、鹰、狗、骆驼、刽子手、帐篷等排成长队。梓宫使用九十六人“皇杠”，出紫禁城后，由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原大清门），出正阳门，到达前门车站，用慈禧乘坐过的专列运往易县。

约翰·詹布鲁恩拍摄的隆裕丧事照片，目前发现的有七十六帧，减去场景重复的部分影像，可说是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国民哀悼会纪事录》记载，会场聘有专人摄影，共洗印了六十套，每套十八张，每张五角，共用银洋五百四十元，送给清宫及宗室成员的数量不详。后来，故宫博物院在整理清宫留存照片时，刊布了隆裕丧事旧照九帧，与约翰·詹布鲁恩所摄照片无一相同。从两组照片的风格看，似乎也找不出相互关联。由于缺乏资料记载，约翰·詹布鲁恩是以何种身份到了国民哀悼大会以及奉移的现场，还是一个待解之谜。从老照片上透露的信息，推测他全程参加了哀悼大会。梓宫奉移时，约翰·詹布鲁恩出现在不同地点，用镜头留下了转瞬即逝的场景。这批照片显然不是“摆拍”之作，尤其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作品，没有呈现宏大场面的“整齐划一”，甚至没有司空见惯的“全家福”，或许他是一位不请自来的旁观者，拍摄点与拍摄时机受到一些限制。恰恰是他在不经意状态下的拍摄，各色人物的“原生态”，使得照片的历史信息得以真实展现。

 

（图片由云志艺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