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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裕太后的丧事
2022-01-07 15:19:14 作者:杨 潜 热度:5745℃ 收藏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病逝于紫禁城长春宫,距离清廷宣布皇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隆裕太后辞世对皇室宗亲无疑是一大噩耗,尤其是对民国创立心存疑惑的遗老遗少们,更是如丧考妣,惶恐不安。仍旧保留的清宫内务府遂组织人员治丧,按宫廷旧制为隆裕太后办理大丧。肇建之初的民国政府,出于稳定政局、宣示主权、安定人心等多重考量,格外优待隆裕丧礼,为其隆重举办了国民哀悼大会。

美国人约翰·詹布鲁恩,当时在北京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使他有机会用镜头记录清末民初的许多重要事件与历史节点,为后人了解百年前中国的政局演变、世态人情,提供了真实可信的见证。这组珍贵稀见的隆裕丧礼影像,由知名摄影家、收藏家刘云志先生收藏,今披露于世,撷取其中若干照片稍加解读,以飨读者。

 

图1 天安门扎建了七门八柱松彩牌楼,上书“国民哀悼会”。牌楼后方的金水桥上,圆盖形小亭为临时搭建的祭亭。

 

隆裕这个人

隆裕贵为皇后,光绪死后加封为皇太后,却在《清史稿·后妃传》中记录甚简:“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历史的隐秘从未因“正史”里的语焉不详而泯没,想要遮掩的历史往往欲盖弥彰。

隆裕生于1868年,名静芬,小名喜子,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也是光绪皇帝的表姐,相貌才具平常。光绪十四年(1888),由慈禧一人独断钦点成婚,实非“德宗聘焉”,终其一生,她没有得到光绪的宠爱。隆裕的性格柔懦平和,不善巧言逢迎,也从未得到过慈禧的欢心。作为皇后,她在内宫貌似和光同尘,从不显山露水。她所居住的钟粹宫向为清静之所,过着“欲卷珠帘春恨长”的日子,因此也避开了诡谲莫测的宫闱内争。

直到1908年光绪帝病逝,此时慈禧太后亦病体危笃,遂下懿旨立醇亲王载沣子溥仪为嗣皇帝,命载沣摄政,死前又降旨:“嗣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宣统皇帝即位后,尊光绪帝皇后为皇太后,上徽号“隆裕皇太后”,自此,这位在宫廷里被压抑了二十年的中年女性,阴差阳错地走到最高国家权力中心,在她面前已然是风雨中摇晃欲坠的清王朝了。

 

图2 金水桥上的祭亭


隆裕与清帝逊位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与清政权的对立进入生死对决。在多方政治势力的角逐和博弈中,隆裕太后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经过曲折反复的南北议和,双方讨价还价,也走到了是战是和的十字路口,清廷一方可做最后决断者便是隆裕。以往的史述多是强调袁世凯,说他利用革命军与北洋军的军事对峙,阴施伎俩又心怀不轨,渐次掌握了清室的生死大权,既恐吓清廷中枢,又利诱南方党人,威逼清帝退位,从而攫取了民国大总统之位,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

清朝终结之前,隆裕太后曾召集六次御前会议,议决清室进退。王公大臣内部,持主战与持主和的双方分歧严重,主战派认为清廷军事力量犹存,尚可决战。即使战而不胜,退回关外,联手蒙古,尚可裂土而治。在首次御前会议上,奕劻、溥伦等少数人主张皇帝退位,实行共和,受到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的痛斥和抵制,主战的满蒙王公、宗室亲贵杀气腾腾,决意同逼宫的袁世凯、革命党拼死一战,以图侥幸。前四次御前会议虽没有议出结果,但隆裕阻止了主战派企图用兵,避免了大局失控。第五次御前会议,是在段祺瑞等数十名将领联名,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共和政体”之后,众人不发一言,奕劻、载沣仍不到会,隆裕表明态度:“明日与渠二人(指奕劻、载沣)决之。”次日,续开会议,各王公依旧模棱两可。隆裕最后说:“你们反复推求,始终迁延不定,这样疑惑会越来越多,将来必演出同室操戈、涂炭生灵之惨剧。此后兹事我一人承担耳。”遂议决接受《清室优待条件》,于1912年2月12日发表退位诏,改帝制为共和,作出了符合历史潮流又使国家付出代价最小的理性选择。

 

图3 午门城门悬挂中华民国五色旗,门楼内外墙壁挂满社会各界送来的挽联。

 

图4 丧礼期间的午门近景

 

对隆裕一生功过是非的评说,时人和后世或褒或贬,众说不一。有的讥其平庸无识,有的诽其贪鄙好权,有的赞其深明大义,有誉其女中尧舜。上述臧否,多出于一时一事观察揣测得来,加之立场各异,难以论定。隆裕久居深宫,喜好读书,对西方历史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她与身边人谈论对西方政体的见解,虽说肤浅,但毕竟有了新思想的萌芽,不能不说与日后作出的“逊让之举”是有关联的。

国家权力虽然实现了和平转移,新旧势力的巨大纷争仍一时不能弭平。在不少宗室王公、前清臣子看来,大清江山正是葬送在隆裕太后之手,因而耿耿于心,难以释怀。隆裕虽下诏逊位,得“让国”之名,其内心无时不受煎熬,自感愧对列祖列宗,当时的媒体就渲染称:“孤儿寡妇,千古伤心,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处。”回溯前朝盛况不再,可谓触景伤怀。一年来,隆裕的身体日非一日,“积成肝郁,尝患呕逆”。史料记载,民国二年(1913)正月初十,是隆裕的寿诞,在前清称之为“万寿节”,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派出专使梁士诒祝寿。一些京中王公则有意回避,不肯入宫行祝贺之礼。隆裕以抱病之身,勉强支应寿诞庆典,据说当日殿内熏炉热气过高,致使病情加剧,卧床不起,七日后遂告不治。

 

图5 午门外等待致祭的学界代表,列队着制服者为学校生。

 

图6 午门内临时搭建的外宾接待处,对面悬挂五颜六色的万国旗。

 

隆裕去世后,作为民国政府的治丧机构,国民哀悼会成立之始便公布“发起宣言书”,说:“隆裕皇太后,默审潮流,深鉴大势,见机独早,宸断无疑。诏书一下,化干戈为坛坫,合五族为一家,大道为公,纷争立解,盖宁可以敝屣天下,断不忍涂炭生民,所谓能以礼让为国。”初时议定3月19日,在太和门开全国国民哀悼大会。操办隆裕葬礼,冠以“遵上古之唐虞,洵女中之尧舜”美誉,以此彰显民国政府的政权合法性,有利于稳定鼎革之后的大局及人心,此为民国政府重要考量。而逊清皇室一方,按前清旧制办理隆裕大丧,也有其自身的利益盘算,从主持丧事的几位重要成员来看,皆为支持“逊位”一派,他们有借隆裕大丧来重塑清室尊崇的用意,以安抚宗室内部,达到消解试图复辟的人铤而走险,损害到已获得的整体利益。一言蔽之,各方各派均有不同的政治诉求。

 

图7 太和门前扎建一座三门式大型松彩牌楼,上署“哀悼” 榜书。

 

图8 前来太和门祭坛致祭的前清遗老,官帽和长辫依然是“标配”。

 

民国政府治丧

民国成立后,尚无给政治显要人物治丧的经验,丧仪没有可参照的成例。故从政府角度为前清隆裕太后举哀,须兼顾丧仪的规格、称谓以及传统等因素,尤其要考虑从帝制向共和转型中体现礼俗的时尚新风,这就决定了这场世人瞩目的丧事,其仪式注定是新旧杂糅的。单从丧仪规格论,虽无“国葬”之名,场面绝不逊色于后来的“国葬”大典。

袁世凯接到内务府世续的报闻,即派荫昌、段芝贵、孙宝琦、江朝宗、言敦元、荣勋等人,前往宫中吊唁。当日下午,在总统府开特别会议,由此开启了一连串的悼念活动。随后由国务院发布通告两则,首先公布隆裕死因并致哀悼,意在消除谣诼,市面已有传闻隆裕系吞金致死,甚至有遭毒杀的耸人之说。此时,复辟派正策动库伦独立,为预防宗社党中的极端分子趁机起事,北京警方一度颁布了戒严令。另一则重申“遵照优待条件,以外国君主最优待遇,规定各官署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左腕围黑纱,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志哀悼,特此通告”。国务院查照《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依据本款,隆裕太后祔葬崇陵,为题中之义,所有葬礼所需费用,亦归民国政府负担。此案提交迅速得到临时参议院通过。

 

图9 进入民国,官轿已经难得一见了。“围观”者对轿子主人的好奇肯定大于轿子本身。

 

图10 参加奉移的满汉执事夫,身后是“九凤曲柄黄盖”,为法驾卤簿仪仗的“核心”。

 

国民哀悼会由临时参议长吴景廉出面组织,并被推为总代表,参加成员包括了当时军政商学各界的头面人物。这个临时性的治丧组织阵容庞大,分设总务、文牍、庶务、会计、交际5个科,计有322人。总务科多达70人,又以军界大佬居多,有段祺瑞、江朝宗、王廷桢、姜桂题、李纯、张勋、曹锟、段芝贵、鲍贵卿、徐树铮、靳云鹏、卢永祥、何宗莲等,总统府也派人参加,纳入民国政府的满人官员也列名其中。交际科人员最多,有164人。办事机构设在位于西珠市口的京师商务总会内,对外统称国民哀悼会事务所,负责协调统筹隆裕治丧事宜。

治丧所需经费,政府并未拨出专款,国民哀悼会报请国务院同意,采取驻京各官署、社会团体、地方各省以及个人自愿协款方式筹集。据《国民哀悼会纪事录》记载,共收捐款90笔,合计银洋18863元整。饶有意思的是,另有8家认捐未缴,“诈捐”行为也被记录在册。至治丧结束,用款13910.765元,余款暂存于京师商务总会,以备日后奉安时所需。

以“国民哀悼会”名义办理重要丧事,对民国政府而言,实为破天荒之事。国民哀悼大会选址于紫禁城太和门,足以体现对隆裕太后极尽哀荣之意。清朝当政时,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分为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民国成立后,紫禁城收归国民,乾清门以北的内廷,只是逊位皇室的暂住之所,根据协议将择时移住京郊颐和园。据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说,在民国元年春节当天,曾开放了紫禁城三大殿,任人观光游览,此举显有象征意义。

 

图11 向前门火车站行进的移灵仪仗队伍。

 

哀悼大会原定于3月18日、19日两天进行,经军方人士请求,又展期为3日,20日为军界专场,又名为全国军界哀悼大会。我们从事竣后所编纂的《国民哀悼会纪事录》中可知,哀悼大会的现场布设、丧仪程序事先有详尽筹划,乃至中外人员的进出线路、列班地点、致祭顺序等细节,均作出详细安排。还精心制作了与会人员纪念徽章,以及致祭时佩戴的标示牌。徽章为锡合金制作,五角形中心缀梅花,铸“国民哀悼会”字样,颜色为白底衬梅花,瓣分红黄蓝白黑五色,寓意五族共和。标示花为纸质品,菊花形外附五叶,花为黑色叶分五色;标示牌为纸质长条形状,下端燕尾式,白纸黑边,中缀“国民哀悼会”字样,凡莅临祭坛哀悼者均须佩戴胸前。现场维护秩序的男、女纠察员,内、外宾接待员,除佩戴通用标示外,另加不同专用标志,以方便识别。

隆裕祭坛设于太和门。灵堂则设于太和殿内,殿内布置井然肃穆,正面扎有三门四框式的素彩灵龛,顶端正中悬一方大匾,上题“女中尧舜”。灵龛须弥座四面栏杆,缀以素色花圈,灵龛内置放隆裕太后着宫廷服装御影。殿内盘龙柱及殿壁四周,悬挂巨幅挽幛、挽联,供案上设鲜花果馔,明灯香烛,供案前立大型镜框,镶嵌宣布施行共和的诏书,尤为显眼。殿内专设经台,内供西方三圣,由汉藏高僧于会期时唪经礼忏。道教亦由白云观派道士前来设坛诵经。

紫禁城天安门,扎建七门八柱松彩牌楼,嵌以国民哀悼会;午门城门悬挂中华民国五色旗,门楼内外墙壁挂满社会各界送来的挽联,并高悬五颜六色的万国旗。太和门前扎建三门式大型松彩牌楼,榜书“哀悼”二字。在哀悼大会将临之际,紫禁城外至正阳门等地也极力营造哀悼之氛围。


国民哀悼大会

3月18日上午10时整,国民哀悼大会正式开始。首先奏哀乐,主祭人吴景廉首先就位,各官署、团体、各省代表依次就位,主祭人率代表向北迎銮,伴诵清音,銮降清音止,再诵以诗歌迎銮之章。主祭人诣灵位前献花果毕,宣读祭文。随后,伴以哀乐,主祭人率各代表向灵前以三鞠躬行哀祭礼,礼毕再向北行送銮,与迎銮时礼仪同。礼毕即散班,总祭过程简洁而隆重,此新式致祭礼仪,在新旧交替之际尤让人耳目一新。

随后进行的各团体分班致祭从中午12时开始,当日排班顺序为军界、警界、政党、报界、商界、回僧道番各教,至下午6时结束。次日从上午10时开始,排班顺序为宗人府、八旗外三营、内务府同时进行;12时后,依次为政界、各团体会社、学界、女界、地方团。3月20日为全国军界致祭。可谓繁琐费时,历时三日,方告完成。

与会致祭的公职人员,对所着服装也有相应要求,除军警界、学界服章专有规定者除外,须身着大礼服或常礼服(长袍对襟马褂),左臂均缠黑纱,军警刀柄缠黑纱,以示庄重和哀悼。对宗教界人士、满蒙人士则听其自便。故会期之内,西装与马褂、短发与长辫交相辉映,煞是一道独特风景。

袁世凯没有亲临现场,派荫昌到会致祭文。称:“大总统袁世凯谨代表国民,遣陆军上将荫昌致祭于大清大行太后,尊谥孝定景皇后之灵。”尚有清朝臣子的口吻。有意思的是,3月20日,开全国军界哀悼大会时,袁世凯再派荫昌致第二道祭文,这回则声称“代表军界”,似有宣示他是军队最高统帅的意思。民国副总统黎元洪驻扎武汉,派遣代表张昉致哀,除一道祭文,另撰挽联两副,其一为:“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全军为墨经,深宫弭乱更何人。”此联悬于太和殿内,引人注目。陆军总长段祺瑞、直隶总督冯国璋、拱卫军总司令段芝贵等也有祭文。国民党本部致以哀辞,此前,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也发回唁电。孙中山曾在民国元年赴京期间,与前清宗室成员见面,席间发表谈话,称赞隆裕太后下诏逊位之举,称得上为“女中尧舜”,虽为客套溢美之词,此说却不胫而走,乃至于在国民哀悼大会期间,更将此称号公知国人。

 

图12 禁卫军马队为奉移大队的引导。

 

对民国方面的治丧安排,清室表示感念国民盛情,醇亲王载沣特委溥伦为代表,赴国民哀悼大会致辞答谢,答词中说:“大行皇太后,洞观时势,俯察舆情,毅然去帝制而伸民权,挽狂澜而出民水火,不忍以一姓之尊荣,致万民之涂炭,顺天应人,颁共和诏,化干戈为揖让,合五族为一家,美德休风,超越千古,所谓女中尧舜者,见诸今日。”“念圣母之徽音,受国民之奠醊,皇室光荣,同深钦感。”哀悼大会期间,溥伦每日到场,对政商学各界均表谢意,3月20日对军界致答辞时,溥伦更是情不自已。那些头角峥嵘的将领,并非是隆裕一手擢拔,军界隆重其事,时人有不解或质疑者,但多数北方军人认为,正是隆裕“颁共和诏”,避免了一场惨烈的国家浩劫,如此尊崇隆裕,乃出于公义而非为私恩也。

另外,驻京各国公使也对隆裕逝世表达惋惜、哀悼之意,国民哀悼大会期间,除去太和门致祭外,各使馆均下半旗志哀。京师警察厅应国民哀悼会之请,传示北京各戏班、演出团体自3月18日起,一律停演三天。据统计,参加国民哀悼大会的各界人士有数万人之多。

 

皇室办理大丧

为一窥隆裕丧事的全貌,对皇室治丧略作叙述。隆裕太后六脉刚绝,溥仪当即下旨:“钦奉皇祖妣孝钦显皇后懿旨,承继皇考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皇考德宗景皇帝之祧,仰蒙兼祧皇妣大行皇太后……自去岁冬令以来,渐至违和,屡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安痊,不意服药罔效,遽于正月十七日丑时仙驭升遐……谨遵遗制,穿孝百日,并素服二十七月,稍申哀悃。”当日申初,隆裕遗体入殓,谓之“升入梓宫”,然后用鹅黄吉祥轿将梓宫从长春宫出吉祥门,由景运门进锡庆门、皇极门、宁寿门,至皇极殿停灵,此为清宫内廷最为尊贵之所。

从富察敦崇编纂的《隆裕皇太后大事记》中可知,隆裕大丧遵照前清典制、列后成案办理,哀荣不逊于清廷当政时期的帝后们。隆裕灵堂之布置、供品之摆放、礼器之陈设,极尽皇家豪奢。由宗人府、内务府分别知会各府王公命妇、前清文武官员,陆续进入内廷行礼致祭,直到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奉移易县西陵为止,历时四十天的内廷举哀活动才告结束。前去清宫内廷的致祭者,缟素服饰、行礼位置等,因身份地位而有差别,如穿孝服百日,是至尊的待遇,一般人等,满二十七日即可释服。这些今天看来甚为无聊的规矩,体现了皇族森严的等级,不可僭越,与同时开国民哀悼大会,所营造的平等风气迥然不同。

这期间除每日祭奠,正月二十三日为“头七”,行殷奠礼,王公大臣行一跪三叩礼,计用金银锞三万锭、纸钱三万张、五色纸三万张、连饭桌二十一张、九只羊、十一瓶烧黄酒。农历二月初七为“三七”,行初奠礼,之后又行大祭礼、绎祭礼、初满月礼。隆裕太后上谥号后,举办了一系列繁复而隆重的仪式,犹如上演剧情丰富的大戏。终于到了梓宫奉移之日。前两日行祖奠礼,示以饯送之意。掌礼司遵饬事先择好吉期,由皇帝钦定农历二月二十七日(4月3日)辰时起行,据说此日为青龙普护月德吉期。

 

图13 隆裕灵榇所经城区万人空巷,中外人士争睹盛况。

 

隆裕梓宫奉移

隆裕的丧事,经历了举哀、奉移、奉安崇陵三个阶段,因光绪帝陵尚未竣工,所以隆裕梓宫先须奉移易县梁格庄行宫暂安,与光绪灵柩会合。崇陵修竣完毕,1913年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六日),与光绪梓宫同时安葬在金龙峪崇陵。

隆裕梓宫奉移时,民国政府给予了足够重视,派出大批军警人员维持京城及易县西陵一带的秩序。禁卫军、步军统领衙门、京师警察厅以及地方官署,全力予以协助。从步军统领衙门存档中,查到一份给清宫的文函,内有“此次恭备孝定景皇后大事,及奉移要差,步军统领衙门派出军士守护照料,暨沿途弹压均属妥协,奉旨赏银三千两……臣等闻命自天,感佩无地,伏思保卫弹压,为军士应尽职务”,表示将接到的“银两按名分发,务使实惠均沾”。民国建立业已两年,民国官员依旧对“逊帝”称臣,让人发噱。

隆裕梓宫奉移,清宫动用了象征最高皇权的“法驾卤簿”,这种在皇权时代都难得一见的仪仗,引来无数中外人士的观瞻。由民国政府派出的仪仗队、军乐队为前引,继有一众满汉执事随后,门纛、曲律、影亭、亮轿、曲柄黄伞、鹰、狗、骆驼、刽子手、帐篷等排成长队。梓宫使用九十六人“皇杠”,出紫禁城后,由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原大清门),出正阳门,到达前门车站,用慈禧乘坐过的专列运往易县。

约翰·詹布鲁恩拍摄的隆裕丧事照片,目前发现的有七十六帧,减去场景重复的部分影像,可说是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国民哀悼会纪事录》记载,会场聘有专人摄影,共洗印了六十套,每套十八张,每张五角,共用银洋五百四十元,送给清宫及宗室成员的数量不详。后来,故宫博物院在整理清宫留存照片时,刊布了隆裕丧事旧照九帧,与约翰·詹布鲁恩所摄照片无一相同。从两组照片的风格看,似乎也找不出相互关联。由于缺乏资料记载,约翰·詹布鲁恩是以何种身份到了国民哀悼大会以及奉移的现场,还是一个待解之谜。从老照片上透露的信息,推测他全程参加了哀悼大会。梓宫奉移时,约翰·詹布鲁恩出现在不同地点,用镜头留下了转瞬即逝的场景。这批照片显然不是“摆拍”之作,尤其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作品,没有呈现宏大场面的“整齐划一”,甚至没有司空见惯的“全家福”,或许他是一位不请自来的旁观者,拍摄点与拍摄时机受到一些限制。恰恰是他在不经意状态下的拍摄,各色人物的“原生态”,使得照片的历史信息得以真实展现。

 

(图片由云志艺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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