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4年父亲病重之时，他拉住我的手极其严肃地交代说：“我死后，墓碑上什么称谓都不要，仅‘教授’二字即可。”我惊讶了，惊讶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父亲的思考。按照他的个性，墓碑上的文字本不该如此肃穆，起码是——“这里长眠着一位大笑了一生的喜剧作家”，等等。毕竟他将自己的一生全都奉献给了话剧。

父亲为什么如此看重“教授”二字?——那是1978年的9月，他恭恭敬敬地接受下了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三顾茅庐”送来的聘书，以七十岁的高龄前往中文系执教，并担任该系的系主任。在欢迎大会上，父亲表态了：“即使我是一块药渣，也要再挤出点药汁来;即使我是一支蜡烛，也要将两头同时点燃。”颇有些悲壮之感。匡校长也发言了：“你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后如果超不过你，就是你的失败!”颇有些咄咄逼人。

尽管父亲以前也当过教师，全面抗战期间在重庆国立剧专和四川省立剧校以及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等课堂上，教授过编剧法等课程。但此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大地万物复苏，百废待兴，更何况阳翰笙频频来信邀请他回京出任全国文联的秘书长，父亲“重振雄风”的岗位，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放在这里啊!但是，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讲台，更郑重其事地别上了那枚红色的校徽。

图1 父亲和他的老师在一起。右起依次为：田汉、洪深、阳翰笙、黎莉莉、父亲陈白尘、郑君里。

匡亚明校长的愿景是早已设计好了的：“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是需要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的。外国的不说，单就中国而论，鲁迅、茅盾、田汉、老舍、郁达夫、洪深……有成就的作家，不是都曾任教于高等学府吗?”

面对这样的重任，父亲能够承担得起吗?教授的席位可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应聘的!

——论学历，他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自己只能算个大专生，而且1928年由于学校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竟连一张毕业文凭也没有拿到。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南国艺术学院只办了半年，根本没有毕业生。但后来为了吃饭，我只好买了一张空白的文凭，跑去请田汉先生填写。他盖了学院的旧图章，并于‘校长’二字下面签了名。他苦笑道：‘这可是南国艺术学院唯有的一张文凭啊!’”

——论外语，他更是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的英语水平让学校蒙羞。那是在南国艺术学院学习的时候，“上课不多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志摩先生，他教的是英国文学。一天他在课堂上想试一试我们的阅读能力，先叫起陈凝秋，要他读一首英文诗。陈凝秋满脸涨红，说他只学过俄文。第二个叫起的是我，连高中校门都没有进过的我，只能用谁也听不懂的发音，结结巴巴地读了两行，他挥手要我坐下，愤愤然地说：‘你们是些什么大学生!’以后便再也不来上课了。”

——论科研，他根本不是学者，更非科班出身，剧本写了不少，论著则基本为零。2002年，我应邀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纂“当代江苏学人丛书”时，颇感为难，一再声明对方是否搞错了，陈白尘是“剧人”，不是“学人”。但他们根本不相信，坚持说南京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怎能没有科研成果?最后只能东拼西凑，找了几篇谈创作体会的文章算是对付了过去。

是啊，这样的一张表格交到大学的人事处，不要说当教授了，就连做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资格!

然而，他走马上任了!信心十足地走马上任了!以自己独特的思维与理念、行为与方式，走马上任了!

图2 1978年父亲走马上任了，身后为中文系办公楼。

他去听课，一天不落地听课，结果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课堂纪律不理想，有睡觉的，有看课外书的，甚至还有旷课的。如果换了别人，肯定是要严厉地处分这些学生。但他在全系教师的大会上，竟发表了这样一通“意见”：“如果教师教得好，有水平，有新意，教室里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教师照本宣科，敷衍了事，又何必去浪费学生的时间呢?我看是可以允许他们不去上课的。”

他去阅卷，批阅研究生的报考试卷，结果提出了这样一个闻所未闻的评分标准——“要给那些有独立思考和新鲜见解的卷子打高分。比如说，其中有一道题答得非常出色，且有新意，就可以给个满分;反之，如果所有的题目都答得四平八稳，几乎是从教科书上背下来的，最多也只能给个及格!”众人不敢点头，却又暗自钦佩与赞同。

后来，他自己开始招收研究生了，在综合性大学内培养戏剧创作的研究生，这于全国来说尚属首例。为此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宁稚嫩而不俗，勿老成而平庸。”也就是：有见解，有灵性，热爱生活，勇于探索。“我们培养出来的必须是有思想的、与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剧作家，绝不是躲避生活的暴风雨、单纯追求雕虫小技的编剧匠!”

于是，仅仅创作过“半”个剧本的下乡知青姚远被他选来了，他说他有丰富的生活底子，目前虽然还只是一张白纸，但一定能够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于是，正在被评论家批评得一无是处的黑龙江大学学生李龙云被他选来了，他咬定他的剧本《有这样一个小院》是香花不是“毒草”，而且将来一定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图3 父亲（右三）和他中文系的同事们

又于是，一大批“编外”的学生也都纷纷跑来了：蒋晓勤是《带血的谷子》的作者之一，父亲看中他能够“不趋时”，能够“惦着无人问津的农村生活”，被收入了“门下”;《人生不等式》的作者张莉莉，敢于挑战“禁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破例成为“函授”的学生;远在吉林的李杰，由于在《高粱红了》当中，能够“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也成了一名“远程教育”的对象;还有马中骏、颜海平、方洪友、邹安和、赵家捷、卢冬红……真是数也数不清。

也就在这一年，父亲的名字被异乎寻常地刊登在了某大报的“内参”上。不是表扬，而是批判：陈白尘在招收研究生时大开“后门”!——背景很简单，爱才若渴的他只是想“破格”招收一名年轻学子，作为他的戏剧创作专业的研究生。

他的“破格”，破在了那一届的研究生考试已经结束，而父亲却通过匡亚明校长为这个学生特准了单独补考;他的“破格”，破在了这位考生因为写了一出反映“四五运动”的剧本，而被错误批判，甚至停发了工资;他的“破格”，更破在了他让自己的一位故交亲自到该生就读的学校去了解其人品，“如果确实是个很有追求的年轻人，我就破例录取他;如果仅仅是一个名利之徒，那就算了。”回电来了，只有四个字：“无可非议。”于是父亲自掏差旅费，请中文系的老师专程去东北跑了一趟。

就这样，父亲“开后门”招进了这名研究生，就像当年匡亚明“开后门”聘请“叛徒”陈白尘以及“右派”程千帆等人担任中文系的教授一样，他是坦然的，心中只有伯乐选中了千里马之后的喜悦和欣慰。

他的课，终于上起来了!

那是一次在饭桌上的谈话。一位学生接着之前的话题问道：“陈老，如果再遇上‘文化大革命’该怎么办?”父亲开起了玩笑：“怎么办?——我带着你们一块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收起了笑容：“不，我们才不告别生活呢!作家应该是生活的真正拥抱者，作家总是在苦斗之中。你们走到这一步不会后悔吧?我们就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而写作!”

——这就是他的“政治思想课”。

姚远的《下里巴人》终于完稿了，父亲命令他说：“不要心疼，回去试着砍掉一万字，砍掉六千字，再砍掉……最终就能懂得什么叫凝练，什么叫‘一石三鸟’了!”李龙云的《小井胡同》获得了成功，父亲命令他道：“不要去做人间第二手!——凡是老舍先生用过的手法，你最好不要再用。你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做老舍第二，某某人第二，要有这种志气!”

——这就是他的“创作辅导课”。

中国剧协召开剧本讨论会，父亲带上了他的学生。“话剧应该怎样创新?”他提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学习外国的流派。”“借用电影的手法。”大家议论了起来。父亲发言了：“我们还有一条最重要的路子——为什么不能将中国戏曲中的优秀传统吸收到话剧里面来呢?这可是中国人自己的，外国人学不去的!如果把话剧‘嫁’到了人家那里，我宁愿做个‘老姑娘’!”全场哄堂大笑。

——这就是他的“戏剧理论课”。

学生们有感于当前话剧的不景气，纷纷向父亲诉起苦来。他笑了：“怎么，悲观了?听我讲讲当年的故事吧。——1927年的冬天，田汉于上海艺术大学举办‘鱼龙会’。第一天统共才卖出了一张票，而且买票的人自己没有来，将票子送给了家中的厨师。但是这位唯一的观众一边看一边被剧情感动得哭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第二个、第三个观众……”

——这就是他的“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课程。

…………

父亲说过，当年在南国艺术学院，田汉就是用这种“十八扯”式的方法给他们上课的——“他可以从文学的起源扯到历史，从历史又扯到哲学，话题一转又能说到莎士比亚，再转又到了易卜生或梅特林格身上了……但是我们，甚至包括绘画科和音乐科的学生，全都喜欢听他这种‘十八扯’式的讲课，从他那渊博的学识里各取所需。”

如今，父亲也对他的学生们“十八扯”了起来。没有讲稿，却鞭辟入里;没有课本，却妙趣横生。一批批的学生们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他在谈剧本，又不仅仅在谈剧本。他使你联想到人生、命运、历史、文化等更加丰富的内容……促膝相对时，你能够慢慢感觉到在陈老那儒雅的外表后面所独有的倔强内涵，以及历尽沧桑的人生高度所带来的特殊魅力。这魅力从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他的手势和略带淮阴口音的娓娓话语中散射出来，真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醪，令人荡气回肠啊!”

说实在的，我多么羡慕父亲的这些学生们啊!姚远的《大树下》八易其稿，父亲就八次审阅并亲笔修改;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在北京公演，父亲就专程赶到首都去观看和指导……那一年，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也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而且读的同样是中文专业，但父亲不要说为我修改文章了，就连过问一下我的学习，也几乎从来没有过，他的“后门”全都开到别人家去了。

数年之后，姚远毕业了，李龙云毕业了，赵耀民毕业了……他的一届届研究生们全都毕业了。就在中文系的那个三面都装有玻璃窗的明亮的会议室里，父亲高声地询问前来参加答辩会的各位评委们：“你们说，我失败了吗?”评委们一致亮出了“优”。父亲兴奋极了：“我没有失败!我要告诉匡校长，他们已经在不少的地方超过了我……”

这应该就是匡亚明校长下聘书时所期望的——“为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

这应该就是父亲接受聘书时所暗暗努力的——“我相信在下一代的剧作者们中间，一定会出现关汉卿，一定会出现王实甫!”

图4 父亲的学生们为他庆贺八十华诞。

那年，我在为江苏省社科联编纂“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之一的《舞台与讲台——戏剧家陈白尘》时，颇为得意地在《前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陈白尘是当今中国唯一将编制放在高校中的剧作家。……正因为他选择了课堂，选择了讲台，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与他人所不同的剧作家;也正因为他本身始终在执笔创作，始终在剧坛中冲锋陷阵，他才同样成为一个与他人所不同的教授!”

这就是我当年对身为教授的父亲的认知和理解，佷骄傲，也很自豪。但是董健教授的思考却要比我深刻许多，他说：“人们对陈老从文坛走上教坛的意义一直估计不足，只看到他培养了一批批人才，却没有注意到他在重建那个久被丢弃的文学与大学同根同源的传统。”

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脸红。我终于明白了，不仅明白了父亲之前的所作所为，更明白了他于后来所做出的一切——

1980年，他于中文系创建了戏剧研究室(后又扩大为戏剧研究所)，他模仿美国著名戏剧家贝克教授主持的“47shop”(于哈佛大学校内讲授戏剧课程，培养戏剧作家)，而让南京大学于全国综合性高校中第一个建立起戏剧学博士点，并承担下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戏剧卷》和《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等国家重大课题。他坚持自己的观念和主张：“我们编写的是大学教材，在学术上应有充分自由，应有自己的学术立场。”为此，《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以其独立的史学观点和自由的学术精神，荣获了全国高校教材特等奖，并且数十年来一直使用至今，无出其右。

这些意味着什么?董健从历史的角度告诉人们，现代大学在中国一经创立，就是一个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家园。而中国现代文学则始终与大学密切相关，几乎找不出哪一个大作家不是出自于大学或者曾经任教于大学的，他们无疑是同根所生。走上讲坛授课，拿起笔来写作，自由的精神、创造的境界，既是大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生命。他说：“当1978年陈白尘毅然走进大学之时，一般人还没有看到现代大学的精神所在及其深远意义。那时去‘文革’之日未远，更多的人对大学遭受摧残之可怕命运，还留有余悸。而他则早已看清了大学精神之可贵价值了。”

那是1988年的3月1日，事先似乎谁也没有约定，但是从清晨开始，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编内”的、“编外”的，还有“编外的编外”的——便络绎不绝地来到家中，为父亲庆贺八十诞辰。父亲的眼睛湿润了，他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支插在那个巨大的蛋糕上的蜡烛，然后向所有在场的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图5 父亲和他的第一届研究生合影。

学生们这样评价他——

李龙云说，他是一个很儒气的老头。

赵耀民说，他是一个极有骨气的真人。

蒋晓勤说，他是逆水行舟的纤夫、衔木填海的精卫。

陆炜说，他是话剧事业的精魂，“老而弥坚，至死不渝”。

父亲摇了摇头，悄悄地道出了心中的一个“秘密”：“你们可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我最崇敬的人物是谁?——诸葛亮、岳飞、李秀成。他们的可敬，就在于‘知不可为而为之’!”

客厅中一片静寂，谁也没有说话，全都默默地看着父亲，看着他那头如银如雪的白发……

整整十六个年头——从七十岁到八十六岁，亦即父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将其全部奉献给了南京大学，他努力地去“为”，去“为”那个“知不可为”的理想与追求。

父亲的助手董健教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现在一般大学教师在六十岁上下就退休了，陈老却在这十六年里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使自己生命的末端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辉。”

“编外”学生蒋晓勤道出了他的感动：“他像是大河中央的砥柱，在砥砺激扬起惊涛骇浪的同时磨蚀的是自己的生命之础;他又像是一只老蚕，在源源奉献着华美锦缎的同时抽取的是自己的血肉之丝。”

远在北京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为父亲题写了一幅立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后来他又在我儿子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你外公这一代人，就没有我们!”

父亲无怨无悔，也无憾无恨。他默默地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静静地阅完了最后一篇习作。他悄悄地收藏起自己的工作证和校徽，又悄悄地于一个寂静的深夜微笑着告别了人世。他留下的嘱托只有一句话：“墓碑上什么称谓都不要，仅‘教授’二字即可。”

——这是他的欣慰，欣慰于自己的选择，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次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