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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见闻1956
2019-03-01 10:34:16 作者:约翰·特纳 热度:6983℃ 收藏

汤姆·哈金斯(Tom Hutchins)在一篇未曾发表过的名为《深圳的桥》的打字机手稿中,记录了1956年5月9日他途经香港入境中国内地的经历。当天他携带着大包小包的摄影器材在海关入境时感到忐忑不安,当时中国内地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来说是陌生的。“在站台上的另一边有很多人在等待着从内地返回香港的列车,”他写道,“似乎无人介意我这个拍照的人,我向站台中央一个亭子里帮我发电报的一位美丽女孩对焦,她害羞地微笑,面带好看的羞涩。有一些人聚在一旁笑着观看。她查了查表格,正聚精会神地向一个叫做新西兰的陌生地方发送寥寥数语的同时,我的快门声也没有停下。在相机后面,我暗自庆幸第一次中国之行,就实现了用自己的方式和信条来拍摄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度。”如其所料,他最初的一些试探性质的照片也并未收录在他后来编纂的目录内,却为未来四个月马不停蹄的拍摄开了头。“坚冰既破……”这位刚刚成为父亲的三十四岁的新西兰人继续写道,“……我将镜头转向在座椅间玩耍的孩童,休憩中的人们,号召促进生产、教育、健康的宣传海报。一位耐心的王先生检查我海关通关的手续,我抱着歉意地向他们解释自己携带五部相机的必要性,海关官员相信了我宣称携带的胶片数量,只要我保证不售卖或转让这些胶片,便只需填写一张三帘的表格,就可以享用一顿美妙午餐,有鸡肉、蔬菜和米饭和精致的(茉莉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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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里的农民,从广州前往汉口的火车上拍摄,195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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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台上的苏联人和农民,湖南,1956年5月11日。哈金斯解释说,苏联人身穿的睡衣是他们日常的旅行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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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长江大桥和中国式帆船,汉口。哈金斯解释说,这座大桥的建造运用了新式建筑工艺,是第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于次年建成。

 

汤姆一开始并未在广东省停留过多时间,虽然新西兰早期中国移民大多来自于此。他计划晚些再回这里,并于9月重返新西兰。但当时有关部门在认定他询问了太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后,将他六个月的签证减短了六周的有效期。汤姆在中国期间是作为一名独立的摄影师活动的——虽然他此前已担任《奥克兰星报》的首席摄影师,但当他在1956年4月末终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时,这份以自由主义标榜的晚报要求他离职。当时冷战已经全面展开,虽然新西兰并未像美国那样禁止记者和摄影师涉足中国内地,但也紧密追随着资本主义阵营的反共意识形态。汤姆原本盼望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可以与他同行,而就如同他最早计划跟随黄河从西部的源头穿行直至黄海的设想一样,受实际情况的局限而无法实现。这段时期,中越边界和东南沿海都因紧张局势而同样无法进入。当时得以获许进入中国内地,已然是个小小的奇迹。汤姆的摄影作品最早于1948年1月登上《生活》杂志,那是他二十六岁时拍摄的一组1947年克莱斯特彻奇市遭受火灾后的拜兰廷百货商店全景接片。他当时已经是纽约黑星图片社的成员,身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以来第一位报道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员西方记者,这次酝酿良久的中国之行也得到了《时代》和《生活》杂志编辑的支持。卡蒂埃·布列松和他的马格南团队,包括马克·吕布、布莱恩·布莱克(也许是最著名的新西兰摄影师)、里奈·布瑞、滨谷浩等摄影师都步哈金斯后尘,在1957年之后才来到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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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五中学屋顶上的中学生们,1956年6月14日。

 

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买相机的男子,1956年6月19日。哈金斯解释说,这位男子买的相机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美普塔·弗雷克萨雷特双反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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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培训的女工,辽宁鞍山钢铁厂无缝钢管车间,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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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下班准备午休的工人们,1956年。哈金斯裁剪了这幅照片的画面,以强调工人的状态和工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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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工养老院打麻将的老人,辽宁抚顺,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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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夜晚的工人俱乐部舞会,吉林长春,1956年。哈金斯解释说,男女之间跳华尔兹时有些尴尬。

 

由于其时间的特殊性,哈金斯的摄影中记录了苏联的在场,也第一次拍摄到了新疆风貌。他的照片弥补了优秀外国摄影师对这个时期的文献记录的空缺。《生活》杂志协助哈金斯冲洗并整理了大部分的底片以便其调用。《生活》杂志于1957年1月21日美国版上刊登了一篇九页、二十二张图片组成的《红色中国进行曲》专题报道,也于1957年2月28日在其国际版上发表。然而,此后的六十年间,这一批记录新中国的卓越摄影作品却被淡忘在视线之外。汤姆在20世纪60年代试图寻找出版商未果之后,逐渐对它失去了兴趣,他更多地将精力投身于其他的摄影工作和生活之中。这其中包括建立起英联邦国家中第一个电影及摄影专业学位课程,从1965年直至1980年退休,他执教于奥克兰大学的埃兰美术学院,教授这两门课程。他是一名影响深远的教育者,他对他的学生和教员都有着最严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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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卡车厂的苏联专家。哈金斯描述道,当时这座中国最大的汽车厂内机动车很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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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尘暴中进行灌油作业,甘肃玉门,195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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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着镰刀劳作的回民,新疆乌鲁木齐西南,1956年7月14日。

 

后来从远方中国传来的消息令他痛心疾首,他对后续递进的各项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都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关心那些他曾经相遇相识的中国人此后的命运。身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曾经目睹并见证了社会的进步和心智的解放,他曾申请重返中国,但未获批准。

1989年初的一天,我和马拉·玛尤在汤姆的奥克兰雷穆瑞瓦区家中地下室里,翻出这些已然腐烂的纸箱子、相纸和手稿。其中有六百幅损坏严重的爱克发布罗维拉8英寸×10英寸相片,原本是为他曾经意图出版的中国画册准备的。我们无法找到他的底片,本以为已经遗失,却在几年后从汤姆家中另一处寻获,并全数保存完好。那又是另一番题外话的故事了。汤姆于2007年3月15日以八十六岁之龄去世。在此之前的二十年里,我和他利用空闲时间一起整理出了一份他自己选定的,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照片目录。在他非常严格的监督下,我们完成了收藏级的校样页和六百幅8英寸×10英寸的新洗印片。在此之后,这些图片也随他选定并洗印的底片一起经过电子扫描,以备未来需要时制作数码片。汤姆更愿意让他的照片直接与观者对话,并担心他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会曲解其拍摄的原意及存在理由,以及他旨在记录的“可视的证据”。他自己仅写过一篇短文回顾这批作品,我准备将那篇文章录在未来一本更完整的中国画册之中。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候,他曾向某出版商写下如下的文字总结他想要出版的“中国画册”的意义。他描述他的书为:“在中国四个月旅行的图集——从人道主义者的个人视角,而不是批判的观察者视野,更关注于中国人可见的生活明证而不是外国人士强加于他人的自我表达。”我认为他是在描写一种重要的区别,将自己与已经出版的著名摄影师如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布莱恩·布莱克等人在中国的摄影作品区分开来。对汤姆来说,他们的作品太过于主观,也太“艺术”了。见仁见智,汤姆自己的作品现在也公之于世,时间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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