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3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指控时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韩森(Haldore Hansen,1912—1992)为“亲共产主义者”“抗战爆发时在北平编辑共产主义刊物”“长期与中国共产党游击队为伍,替他们撰写新闻报道和拍摄照片”“在他的书中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亚洲问题的答案”。在罗列了一大堆罪名后,麦卡锡给韩森下了一个结论,“此人是肩负着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任务的人”。此时,麦卡锡主义刚刚在美国兴起,一大批与中国有关的美国学者、官员被指控通共,而美国国务院则被麦卡锡炮轰为“共产主义大本营”。几个月以后,国会调查组洗刷了韩森的不白之冤,但他仍然在1953年被迫从美国国务院离职。作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之一,韩森最大的过错恐怕就是在抗战时期和中国共产党有直接接触。
作为少数几个抗战初期深入抗日根据地,采访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西方记者,韩森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和文字报道。在晋察冀根据地和延安,韩森不但拍摄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王震、杨尚昆、罗瑞卿、萧劲光、徐海东、徐特立等中共领导层的照片,也留下了八路军战士、“红小鬼”、中国老百姓等普通民众的身影。其关于中国抗战形势与抗日根据地的英文报道大多发表在中外著名英文报刊,许多文章还被翻译成中文转载于国内报纸。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甚至称韩森为抗战前期最值得注意的与中共有深入接触的西方人之一。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此后的学术研究和一般的纪实作品中,韩森却奇迹般地消失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韩森很长一段时间似乎都并不存在于历史研究的长河里。
图1 韩森在河北阜平
韩森所拍摄的珍贵照片,也只有一部分为世人所知。1983年,韩森访问中国时,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捐赠了一百五十余幅照片,其中只有极少数公开展出过。1986年,韩森出版了个人的回忆录《我在第三世界的五十年》(My Fifty Years Around the Third World),其中收录了十几幅抗战时期的照片。直到1992年韩森去世后,其夫人将这批照片捐给韩森的母校卡尔顿学院,随后校方将这批照片数字化,并放在互联网上,韩森及其所拍的珍贵照片才逐渐被外界所知。2017年,韩森出版于1939年的著作Humane Endeavour: The Story of The China War被翻译成中文,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中国抗战纪事》为书名出版,书中将韩森捐赠给军博的照片公之于众。不过,无论是卡尔顿学院网站上的韩森照片集,还是军博的收藏并非韩森照片的完璧。作为战时美联社雇用的在华兼职记者,韩森所拍摄的大量照片和撰写的通讯稿、战时日记等都完整保存在美联社档案数据库中。光是照片而言,就有三个影集,总计五百零七张。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在华新闻记者如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曾经提供了巨大帮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西方新闻记者来到延安,希望了解这个在外界看来带有神秘色彩的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根据韩森的两本回忆录以及其原始档案,笔者尝试还原这名带有冒险和传奇色彩的美国记者在战时中国的经历。
图2 吕正操正在试验榴弹发射器。
图3 河北省安平县举办的一场抗日剧演出
图4 欢迎韩森的标语
1912年,韩森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德鲁斯。1934年,他从卡尔顿学院毕业时正是美国刚走出大萧条危机的时刻。作为一名经历过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学生,韩森和他的同学都为个人前途所困扰。由于韩森本科毕业论文方向是中日关系,他被当时前往远东冒险发财的社会风潮所吸引,加上一名中国同学答应他,可以帮助他到北平寻找机会。因而,身无分文的韩森就向银行贷了一笔款项,拿着一百二十五美元踏上了开往东方的客轮,其目标是到中国成为自由作家或新闻记者。
在旧金山港口,韩森因为资金不足,偷上了一艘日本客轮。不过,很快他就被船员抓住了,随后被日本人关进了船上的禁闭室。客轮到达檀香山后,韩森被赶下船,关入了檀香山监狱。当地法官对他网开一面,判他支付船费,并搭乘下一班轮船离开。韩森在花完了身上所有的钱后,搭船到了日本东京。他投奔了东京的一个笔友诚一浅田,浅田带着他参观了东京繁华的商业中心,还和他一起到富士山露营。在日本的一个多月,韩森目睹了日本社会的军事化,百货商场里放置着日本海军的大幅宣传展览图片,学校里的学生研究海军新型战舰模型和机关枪。日本青年在野营过程中展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让韩森惊叹不已。
图5 战士们正在使用缴获的日军重机枪。
图6 根据地的机动部队
图7 战士们正在训练。
1934年9月,韩森来到北平,靠着给曾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张煜全做英文秘书维持生计。第二年,他在一家中国商业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在一所中学教授体育。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同时,韩森进入了北平的西方记者圈子,结识了一些后来赫赫有名的西方记者,如1938年编辑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澳大利亚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y)以及埃德加·斯诺等人。斯诺建议他到中国各地漫游,撰写稿件出售给在华的英文报刊。
1935年暑假,韩森开始到中国各地旅行。为了方便考察,1936年,韩森前往汉口的华中大学教授英文,他还兼任汉口的《自由西报》(Hankou Herald)编辑,并替美联社撰写稿件。他的文章开始发表在上海的一些英文报刊上,如《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
1937年暑假,在华中大学的学期结束后,韩森回到北平。他加入斯诺夫妇创办的英文刊物《民主》(Democracy),这是一份宣传抗日特别是主张联合各方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杂志。在韩森回到北平两周后,卢沟桥事变爆发。韩森和他的新闻记者朋友不顾危险,多次前往中日交战的前线观察实际战况。纽约的美联社为了及时报道战争状况,此时正式雇用韩森为驻华战时记者。此后,韩森跟随日军在河北、察哈尔等地报道战场情况,及时向美国发回第一手战时新闻。
1937年9月底,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占领保定。韩森在战斗结束后来到保定,通过采访当地中外民众,他记录了日军强奸中国妇女、随意枪杀无辜民众、烧毁房屋、轰炸西方建筑等暴行。在韩森返回北平时,在火车站遭到扣留,他随即被日军宪兵关押审问。作为唯一到访过保定的西方记者,韩森将其撰写的新闻稿交给了前来探望他的友人,并通过日本人的航空邮件寄到美国,新闻稿刊登在纽约的各大报纸。日军对此既震惊又难以理解,韩森最终被关押了两周后获释。
图8 一位腰别驳壳枪的小战士
图9 身穿缴获的日军制服的游击队员正在练习刺杀。
图10 三位女战士
图11 河北蠡县模范小学的学生
1938年5月,美联社指示韩森穿越日本封锁线去观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游击区。韩森在6月11日通过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成功地从日本占领下的北平来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军区。在韩森的采访日志中,详细记录了穿越日军封锁线的场景。两万名游击队员被集中起来欢迎第一位到访的外国记者,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韩森说他在游击队员的脸上第一次看到了战争期间中国人脸上真正洋溢着的快乐。在安平县吕正操的司令部,韩森近距离地采访了他认为的这位略显“害羞”而又“自尊和自信”的中共军队领导人。韩森深入观察了游击队的各种组织、军事和后勤设施以及普通士兵。他还跟随游击队一起参加了包围安国县城的战斗,直接从前线观看中共游击队和日军的作战。
韩森被冀中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所感动,在他发表于著名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的文章中指出,日本占领区内的中共游击队和地方自卫政府成为日军的巨大麻烦。这篇文章影响非常大,著名国际友人林迈可(Mechael Lindsay)就是读了韩森的新闻报道决定到冀中游击区的。后来该文被上海的《译丛周刊》以“活跃于华北与华中的中国游击队”为题刊登出来。
1938年7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人将韩森护送到山西五台的根据地。在阜平县,韩森碰上了刚刚从延安访问归来的美国驻华武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其作为罗斯福总统特使深入华北抗日根据地,去考察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卡尔逊对毛泽东和朱德的描述让韩森对其红色之旅充满了期待。卡尔逊在其后的名著《中国的双星》一书中称赞韩森具有“不寻常的事业心和进取心”,是“访问山西和河北游击区的第一个西方记者”。
图12 在八路军战士的护送下,韩森在山峦间行走。
图13 民众正在把古老的大钟挂起来,用钟声当作防空警报。
图14 为削弱游击队的力量,日军烧毁了根据地的村庄。
在五台的晋察冀根据地,韩森和根据地领导人聂荣臻、宋劭文、刘光运都有接触,并多次采访聂荣臻。聂荣臻关于中共游击队主要从政治方面对日军形成打击和采取破坏日军铁路以及长期斗争的策略给韩森留下了深刻印象。聂荣臻还邀请韩森参加根据地在1938年7月7日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及追悼阵亡将士大会。韩森也在大会上发言,根据《晋察冀日报》的报道,韩森谈到“我被诸位的精神感动了,暴风雨不能阻止你们开会。同样,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战胜你们”。
在离开五台前往山西屯留八路军总部时,韩森遇上了另外两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布朗医生。韩森在他的著作中对白求恩及其医疗团队的工作也做了细致描述,认为白求恩为“游击队提供了非常出色的服务”。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则形容韩森为“一个善良的小伙子,个子很小,但在政治上很单纯”。
图15 韩森和白求恩
图16 八路军战士非常珍爱他们的马。
图17 持冷兵器的民兵
图18 一位少年号兵
1938年7月底,一支参加过长征的八路军精锐部队护送韩森,八路军士兵在恶劣装备下所展示出的高昂斗志和强大战斗力让韩森迷惑不解。他认为八路军士兵坚强的政治信仰可能是主要原因。在晋南沿途所见日军的侵略暴行,让韩森认识到日军“恐怖主义政策只能唤起那些从前对战争持冷漠态度的农民,甚至坚定了乡村绅士阶层的抗日斗志”。8月初,韩森在屯留故县镇的八路军总部待了五天。虽然朱德不在总部,但是他采访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许多八路军官兵。
8月中旬,韩森转道西安,在这里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朱德所表现出来的沉着老练使得他对外界送给朱德的“中国的拿破仑”外号表示不解。在他看来,朱德更多的是“喜欢安静,彬彬有礼”。韩森前往延安采访的事宜由驻在西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办理。
9月14日,韩森与彭德怀、邓小平同车前往延安。从9月17日开始,韩森在延安待了两个星期,对这个“青年心中的圣地”做了深入和细致的观察。韩森在延安街头目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延安的军民一同观看免费播放的苏联电影,到抗日军政大学体验爱国青年学生的学习,在操场上聆听朱德总司令的演说,拜访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家如丁玲、沙汀,请延安的军政领导人如王震、徐海东、贺龙、谢觉哉、罗荣桓、萧克、关向应、罗瑞卿、杨尚昆、萧劲光等人吃烤鸭。在他采访了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军后,两位将军讲述的与日本军队作战的经历,让韩森意识到中共军事指挥官的勇敢顽强。而在和时任抗大校长林彪的交谈中,他对中国青年为何前赴后继地投奔延安也有了新的认识。
图19 “小鬼头”正在练习将在群众大会上表演的节目。
图20 一位女教师正在面向女性开课。
韩森在延安最重要的一次采访是对毛泽东的长达六个半小时的访谈。这次访谈从晚上8点半持续到凌晨3点,毛泽东热情而周到的待客之道,甚至亲自给韩森端椅子和倒茶,让他感到毛泽东像是“一位在客厅接待客人的有教养的英国绅士”。而毛泽东对于抗日战争进程的准确预测和宏大战略视野,则让韩森深刻明白“毛主席”为何广受中国民众欢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韩森到来前刚刚出版,他向韩森讲解中国抗日战争所必须经历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毛泽东令人惊叹地预测武汉和广州将会沦陷,日本军队在占领中国东部沿海交通线后,将因为敌后游击队的打击和军事力量不足被迫停止进攻。韩森当时在他的采访日志中表示了怀疑,而随后的历史进程则证实了毛泽东预测的准确性。
在回答韩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毛泽东耐心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团结各方力量抵抗日本侵略,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共的革命纲领有所改变。毛泽东展望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指出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将面临和平建国的契机。中共希望用一种和平方式解决与国民党的矛盾,进行社会改革。尽管内战并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与中国人民为敌,那么中共除了武装反抗并没有别的选择。
韩森在其采访日志中感慨,毛泽东不懂任何一种外语,却知道天下事。这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甚至更像农民的领袖,远远超过了那些出国留洋和正规大学的毕业生。而毛泽东的谦虚好学和富于逻辑的思维也给韩森留下了深刻印象。
图21 延安各界民众纪念“九一八”大会
图22 延安窑洞前的知识女性
10月1日,韩森结束了延安之行,他此后坚定地认为中共比其他任何组织都在全心全意地抵抗日本侵略。韩森在1939年1月回到美国。同年,他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成Humane Endeavour: The Story of the China War(中文译名为《中国抗战纪事》)一书出版。虽然评论界给予该书极高的赞誉,却并不畅销。韩森回到美国先是从事新闻业,后在1942年初进入美国国务院,负责与中国有关的文化事业工作。
韩森于1953年离开美国国务院后,开始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1975年9月,韩森到中国考察农业,此后多次到中国指导农业生产。在他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韩森提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和进步,直言其变革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计,和他在五十多年前所居住的中国变得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