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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武汉水灾掠影
2023-05-11 16:26:01 作者:许大昕 热度:2189℃ 收藏

1931年,民国二十年,中国又一次陷入水患之中——从5月开始下雨,到6月,到7月,从春雨到夏雨,下个不停,有时似停又下,有时雨水如注,大灾来临前的不祥预兆让人恐惧莫名。在人们一次次看天叹息中,渐渐地,长江、黄河、淮河乃至它们的支流都灌满了水,还没反应过来,洪水,已猛虎下山般越过乡村,冲垮堤坝,涌入城市,扫平低矮的房屋,掠过哭喊的人群,所过之处,一片汪洋……灾难蓄谋已久,泼向中国的大地,后据《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统计,水灾波及中国二十多个省份,“堪称是民族大灾难”。当时的武汉,受灾极其严重,“武汉全镇,竟至覆灭”“鄂渚之三镇,昔日繁华,顿成泽国”的“空前未闻之大浩劫”,受灾时间之长,损失之惨重,超乎想象。

据史料记载,1931年7月以来,武汉已经连续强降雨十多天。天灾无情,又加之连年内战,国库亏空,防范不当,国民政府官员抗灾不力,到了8月,各地堤防告急,汉口、武昌、汉阳都被洪水淹没,武汉三镇被泡在水中,有些地方长达百天。洪水肆虐不休,一直到9月,这期间:“8月14日,有报道说,在武汉三镇已经有七十万难民……据说政府正在考虑要疏散人口的问题,并且派了几条轮船,专门疏散人口和运送难民。”“当时有报道说,光是在湖北省就有四百万座房屋被毁尽,在汉口城内就有八千人被淹死,后来的报道宣称,汉口的状况非常糟糕,主要是安葬尸体和安置难民这两件事非常困难,所有的街道运输都不得不用舢板和其他船只来代替,然而,幸运的是,洪水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见《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年版)。

图1 一条黑狗被洪水逼在了济生马路的一片民房的屋顶,无助地张望着。洪水来时,它拼命逃窜,它也许是被水追着从屋顶主人砸开的那个洞爬到了上边。它也许会被划来的小船救走,也许拍过照之后,它在另一片绝望笼罩的黑暗中死去……

图2 济生马路上倒塌的民房。高高的电线杆,现在矗立在照片中央,显得很短很矮。杂乱与破败,在洪水渐渐退去时狼狈仓皇地显露出来。有位妇人,正在收拾衣物,她陷入这片凌乱不堪中,衣衫褴褛。

图3 武汉大智门附近坍塌的旅馆。电线横割了天空,苍天垂泪。曾经,这家旅店前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现在却是船来船往。人们似乎是路过,又仿佛是从旅店里找寻物资,迅速逃离。过腰的水,冰凉沁入水中行走的人。可是,画面依然是安静的,没有人声,没有人说话。

图4 法租界的明星大戏院。薄暮时分,这异国风调的躯体被浸泡于水中。晚风吹皱门前的这汪水。渐行渐远的小船,苍翠的树影。一日日地暴雨雷电的袭击,它,还在,那里的戏文、唱腔、才子、佳人、华采……也就还在。在这个傍晚,都突然地静穆下来……

灾情之后,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对抗灾救援做了一些努力——以当时的国力,相较于灾情的严重损失,也只能说是一点绵薄之力。1931年8月28日,蒋介石乘坐军舰视察武汉各个溃口,30日,发表《告鄂水灾被难同胞书》。政府颁布政令,将此次水灾定为“国难”,并命令各党部机关积极支持救灾,如节约、捐薪、严惩救灾不力的官员等。

面对巨大的灾情,国民政府紧急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总会设在上海,为便于受灾严重的武汉的赈灾事宜,又专门在武汉设立了分会。宋子文出任委员长,由中央统一部署赈灾事宜,广为募捐,群策群力,社会各界及国际友好人士都给予了各项人道主义援助。据统计,救济水灾委员会从国内、国外总共筹集到救灾物资七千万元左右,并由中央政府统筹安排,将救济款运用于办粥厂、办收容所,为灾民提供免费食物及医疗物资等。维持灾民正常生活的物资如衣物、被褥、帐篷等,也源源不断运到灾区。公职人员也响应政府号召,“捐薪助赈”,救助灾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对此,卫生署署长刘瑞恒担任救济水灾委员会下属的卫生防疫组主任,一方面筹集防疫药物,另一方面积极组织专业医疗人员前往灾区注射诊疗,有效防止了疫情传播。

图5 这平常的街景,阳光很刺眼。远处木楼上晒着的衣服,路两旁的棚子堆放着杂物,近处过街木板上行人正在礼让……这无不让人感到生活还在继续——似乎,这只是一场平常的雨下过之后。

图6 洪水淹没了济生马路一层的店面。这座欧式风格的建筑,见证了暴雨洪水的猖狂,一如它见证了老武汉的繁华。这座城几起几落,它们是忠实的守护者,也是城市沧桑与风华的体现者。

图7 水灾后的汉口江汉关大楼。江汉关大楼建成于1924年1月,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三座海关大楼之一。英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庄重典雅。坐南朝北,毗邻长江,总高度45.85米,是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江汉关钟楼呈对称布局,两侧与正立面墙体间呈92°夹角,与背面墙体呈90°夹角。大楼设计考虑了长江水位对建筑的影响,其基础高于长江平均洪水位标高。”这段记载,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遭逢1931年水灾之后,江汉关还能挺立依旧。人们穿行于挺立依旧的江汉关前,似乎找到了某种安慰。

图8 阳光正足,这座欧式洋楼里,二楼的主人正悠闲地斜倚栏杆——应该说如此大灾对于居住在楼里的富人,并无太大影响,就是出行麻烦了些。眼前的这只小木船,除了划桨的人,后边还有推船的人,他们如此艰难地在水上划行,这位妇人正木然地望着远处……

民间慈善团体也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当时秉持人道主义的中国红十字会,在水灾发生后迅速向灾区派驻医疗人员,做了大量救治和防疫工作。《申报》《益世报》等报刊也奔走在水灾一线,实时传播,呼吁各界的救助和支援,等等。为有效赈灾,救济水灾委员会专设特科,与民间团体联络,共同推进多项工作。

1931年的这组照片,再现了当年武汉水灾真实的场景,一张张翻过,忍不住“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兮”……这些照片都存在于特殊的静默之中,无声的悲哀,一首无尽的悲凉的曲子,奏响在相片内外。它们有的以武汉市重要的地标建筑为摄影主体,兼及街道场景。有的取景于平民生活区,灾后的平民住在窝棚里艰难熬日。照片的题签慎重标明序号、地点、时间、摄影人等,有种以“图像证史”的意图存在。

图13 沿街的欧式洋楼一溜排开,拉深了照片的空间,将观者拉入深远无常的历史和无奈破碎的现实。“新号衣庄”特别触目,又曾是一街的繁华。行人乘船或步行,正常生活正在逐渐恢复。撑船摇桨的人一脸疲惫劳累,坐船的人轻松悠闲。

图14 “太平洋饭店”“浙江实业银行”“上海服装店”等招牌远远可见,这座爬满脚手架的高楼竟然经受住了暴雨的袭击。 撑船的人、步行的人、坐船的人……闯进镜头的这位行人,脸色黧黑,似笑非笑似哭非哭……

图15 从照片上看,水位仅仅没过人的膝盖。屋檐下的人们好像在排队等小船出行,有的人短打扮,有的人着礼帽长裤长褂,还有一位着军装者……人们挨挨挤挤,又保持着距离,惊弓之鸟一般,难以打破的沉默弥漫于相片内外。

照片的摄影语言非常丰富,摄影者调动了最深切的同情和悲悯,水,横亘在照片底部,水上、水边是大灾之后的楼宇、电线、人群、树木……舢板、小船,还有水上搭着供人行走的木板,给人带来唯一的希望,至少借由它们,人们可以逃离,也可以故作镇定地将生活的秩序维持下去。

罗兰·巴尔特在《明室:摄影札记》中写道:“脸的神情是不可分解的。……神情,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它是从躯体里诱发出来的灵魂,它是个体的小灵魂。说到底,神情也许是某种精神方面的东西,是这种东西把生命价值的反映带到了脸上?……神情就是伴随着人身的发光的影子。”纵观这十五张照片,但凡有人劫后余生,心有余悸,大家有相似的神情,每一个人的内心都藏着汹涌——也许亲人已经亡故,也许家产早被水卷走,也许饥一顿饱一顿,还得在洪水浸泡的街上讨生活……但是,表现在脸上,却是令人压抑的平静。大悲无声……

灾难无情,人之情义扶助又如此有限。1931年大水,是上天对武汉又一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的捶打与考验。武汉,却总是能够绝处逢生——看看这些老照片,在沉默与坚忍的人物神情中,在地标建筑的淡然挺立中,似乎可找到些许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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