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代表团一行五人，在游览了北京(详见《老照片》第一四五辑)以后，即被东道主安排去了上海。

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大都市，因曾有西方人经营的租界，故清末时即被国人称为“十里洋场”。20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总部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华洋杂处”的上海设立了远东局，因为国共分裂之后，中共中央就从国民党政权所在的武汉秘密迁至上海的租界里。远东局的负责人曾由莫斯科派出的德国共产党人担任，因而，德国共产党人对远东第一大都市的特殊感情自不待言。

中共中央和远东局同在上海时期，远在闽西的中共第一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亦称“朱毛红军”，后称“中央红军”)，曾派遣新当选的前委书记潜入上海，向中央和远东局汇报工作。十几日后，这位年轻的特使奉命返回红四军，向军长朱德和军政的负责同志们传达了中央的指令：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任前委书记，他回任军政治部主任，从而使毛泽东成为中共武装力量的第一责任人，并使“党指挥枪”的中共建军原则得以确立。这位红四军的特使，便是后来的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二十多年后，不知他是否出面接待过德国代表团的同志们。

在上海游览的日子里，东德代表团中的一员、即在北京街拍的那位谢顶的同志，又用相机拍下了远东第一大城市的风貌。

从拍摄者保存的照片看，他们一行，被东道主安排在一座高层的豪华宾馆里下榻。

上海的顶级高层宾馆，当时只有两座，即矗立在外滩都刚好二十年的国际饭店和上海大厦。

图1 上海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图1)，是上海首批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唯一建筑。它是由有着传奇经历的匈牙利人拉斯洛·邬达克所设计。此人在奥匈帝国时毕业于建筑设计专业，一战时不得不应征入伍，稀里糊涂地成了俄军的战俘。在西伯利亚服役期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战俘们趁乱溃逃，其捷径就是先到中国的哈尔滨，然后再抵达大连、青岛、上海等沿海城市。邬达克正是循着这条路线到达了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他以伪造的身份进入了美国人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并很快以其杰出的成果让业内信服。随后，他自己成立了事务所，十几年后，竟成为上海滩第一建筑设计师!“十里洋场”有超过一百座建筑出自他的蓝图，而其中最著名的、即落成于1934年的Park Hotel，后改名国际饭店。该巨厦濒临黄浦江，地面有二十四层，高度超过八十米，其“亚洲第一高楼”的纪录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老友董扬兄告诉我这样一句老上海人都会说的俗语：“抬起头看(国际饭店)，帽子也会落脱。”可见该巨厦之气魄，早就让人叹为观止。

图2 上海大厦和外白渡桥

与国际饭店齐名的是上海大厦(图2)。

这也是一座1934年落成的豪华宾馆，由英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弗兰赛设计，原名Broadway Mansions，中国人音译为“百老汇”。七十六米高的上海大厦，与身下的苏州河口的外白渡桥，构成了大上海的主要地理标志。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百老汇改名为上海大厦。

外白渡桥初建于清同治年间，原为木桥，光绪年间改为钢铁结构的新型大桥，长约一百三十七米。该桥从设计到钢材，均为英国人包揽，其桥梁技术为当时世界一流。苏州河汇入黄浦江处，有里外之分。白渡，一说是“摆渡”的误写，一说是因过桥不收费让人白渡而得名。

老照片定格的不止是巍峨的巨厦，还有地面上的交通信息。

看图1可知，彼时，各类型的机动车都可以驶入上海闹市区。而且，所有的车，全是大洋彼岸舶来的美国货——有克莱斯勒公司制造的吉普车，有通用公司制造的别克轿车和大卡车，还有道奇公司制造的公交车。

这张照片上的车，无论大小，多是二战期间美国研制并出口到各盟国的交通工具。二战结束后至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对美国汽车的依赖，不言而喻。须知，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车，是1958年才从长春汽车制造厂大门驶出的。

图3 宾馆停车场的小型客车，几乎是清一色的美国别克牌高档轿车。

图3显然是拍摄者自高层宾馆的窗口向地面的停车场俯拍的。这张照片，让我们更看清了当年接待宾客的高档轿车，也是一色的美国制造。除中间一辆美国吉普之外，其他轿车，均为别克牌。须知，民国时期，别克是中国最畅销的高档轿车，政界权贵和商界大佬，无不以高档别克轿车为座驾。现在南京的“美龄宫”里就陈列着“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当年的别克专车。躲在天津日租界的逊清皇帝溥仪的“御车”也是别克。上海的“周公馆”里也陈列着一辆周恩来当年的同品牌的专车，那是华侨赠送给中共代表团的。

图4 从汽车里看国际饭店

图5 沿江马路和上海大厦

图4和图5可以让人读出更多的交通信息。

从照片上看，前车即小卧车，应为贵宾车队的头车，摄影者乘坐在第二辆车的后排座上。从他的镜头里，我们可以窥知当时小型汽车的有关信息。

因为当时的制造技术不能让玻璃呈弧形，所以，无论大小车辆，前挡风玻璃全都由两方平板玻璃拼接组成。至于汽车的转向指示器，则是副驾驶座上方的箭头形铁家伙。该箭头中间嵌着上绿下红两块塑料片。拐弯时，司机要用右手将箭头扳向左或右;而街中央的警察(车外箭头右侧立者)，则靠目测每辆车上的转向箭头来判断并指挥车辆行进的方向。

车前方的巨厦，即上海国际饭店。

图5告诉我们，那时上海最主要的马路上，地面没有交通标识线。路边的电线杆上，喷着给司机们看的“顺序行车，依次前进”的大字。大多数行人按规矩在画面右侧的人行道上行走，但随意横穿马路者不在少数。

从大街上人数之多来看，这应该是个星期天。不然，大街上不会有这么多的人!

左侧，即江岸一侧，似是停车场，小型客车、自行车、三轮车都停在那里。

正前方，就是被上海人习惯称作“百老汇”的上海大厦。

图6 外滩的上海海关大楼等建筑

图6会让我们看出上海的市政管理水平和市民的素质，确实高于其他很多城市——恁多的地排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马路左侧。细看方知，这些人力车，轮胎全都是充气的!

而且，这本相册里，不像北京那样，大街上有那么多的牲口车往来穿梭。

因为下榻在高层建筑，而且，也登上过其他高楼俯瞰市容，所以，拍摄者的相册里有不少张“远东第一都市”的繁华风貌。

图7 繁华的南京路

图7是举世闻名的“远东第一商业街”——上海南京路。

由近至远，画面左下方的意大利风格的尖顶建筑，为建于1926年的金门饭店，即1958年因改为主要接待往返上海的华侨而改名的华侨饭店。不过，现在这家南京西路上的高档宾馆的名称，又改回了“金门”。

画面中部的浅色大厦，为1936年开张的著名的大新百货公司。“大新”曾是南京路上人气最旺的大型商场，但在全面抗战期间，元气大伤。至抗战胜利后，内战硝烟呛走了粤籍老板蔡昌，他把资金都转移去了香港，使这座著名的大型商场成了空壳。于是，1949年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国营百货公司——国营上海百货公司(又称“中百”“第一百货公司”)。

注意看，在“金门”和“大新”(“中百”)两大建筑之间的三层楼的一面墙上，亮着一方啤酒广告，但不是中国最有名的“青岛啤酒”，而是“烟台啤酒”，旁边四个小一点的字是“纯粹国产”。烟台啤酒，产自烟台醴泉啤酒厂，厂名得于孙中山在烟台张裕葡萄酒厂参观时题写的“品重醴泉”。该厂是两个胶东人创建于1920年的民族工业，曾自30年代始在上海乃至东南亚不惜工本进行营销，并以其淡味之品色打开了上海市场。而始建于1902年的青岛啤酒，则因产量所限，主要出口于欧美和提供给国内高端场所，故为其他品牌的啤酒留下了空间。进入新中国以后，烟台醴泉啤酒公司即被改造成公私合营的啤酒厂。

画面右上方的尖顶建筑，即新新百货公司。仔细看，“新新”两个大字还镶嵌在塔楼上。“新新”位于“先施”的西南，是两位粤籍华侨创办于民国十五年(1926)的著名商厦，其名出自中国儒家经典《大学》“苟日新，日日新”。设计师也是那位上海滩最有名的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那座欧式建筑的顶部，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座民营广播电台，因四周以玻璃围饰而被上海人称为“玻璃电台”。1949年5月25日清晨，在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挺进至南京路时，该电台被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人民保安队”所控制，并发出了“我们上海人民解放了”的第一道电波。

比新新公司更远的那座尖顶建筑，就是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中创建最早的先施百货公司。先施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旅澳华商在香港开办的当时港九最大的百货公司，“先施”取自儒家经典《中庸》中的“先施以诚”。民国六年(1917)10月20日，上海先施公司开业，其附属的东亚饭店也同日开业。那一天，顾客盈门，南京路为之堵塞，可知其人气之旺。

先施公司马路对面的那座尖顶建筑，就是永安百货公司。永安是粤籍侨商于民国七年(1918)稍晚于先施开办的六层商厦。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先施，十五年后，永安又在附近购地新建了二十二层的永安新厦，即画面(图7)左上方的浅色高楼。新厦高度仅次于国际饭店，被上海人称作“七重天”。1949年以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设在“七重天”楼上。永安公司在1966年被改名东方红百货商店，后叫过上海第十百货商店、华联商厦，现又改回了本名。

图8 老永安和新永安（七重天）及附近的民居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这四大公司共同在上海南京路上构建起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奇迹。

远方的天际线，有模糊的上海大厦。

再俯瞰南京路路面，上有很多辆款式相似的小轿车。也许，那正是当年的出租车。还有电车在铁轨上行驶着。

那时南京路上运营的交通工具，不光有小轿车和有轨电车，还有三轮车和自行车，这是摄自亨达利钟表行楼前的图9(见中插)告诉我们的。

去过巴黎、伦敦、柏林等国际著名都市主要商业街的读者朋友都会知道，若论繁华盛况，中国上海的南京路不逊于那些世界名都。

现如今，约一千五百米长的南京路，已经改为步行街。没有车辆行驶的商业街，成了购物者的天堂。、

图9 南京路上人来车往

图10 尚未建防汛大堤的外滩江岸

外滩的黄浦江岸(图10)，当时还没建防汛大堤，哦，上海人称防汛墙。那时，黄浦江水近在路边，是逛累了的上海人和外地人休闲的地方。自1959年大堤修成后，每到晚上，漫长且幽暗的大堤上就成了恋爱者们成双成对挨在一起的隐秘之所。笔者20世纪80年代初次到上海出差时，曾被黄浦江边那么多躲在阴暗处的“谈对象的”吓了一跳。那会儿，绝大多数居民挤在狭小的房子里过活，路灯昏暗的黄浦江防汛墙就成了年轻人幽会的最佳去处。

没建“防汛墙”的时候，黄浦江边还是市民捞鱼的乐园。图11就是有人在码头上架网捞鱼。若非回头看镜头的那个少年脖子上系着红领巾，人们会忘了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

无论在大街上行走或小憩的人，还是捕鱼人与围观者，从衣着上看，上海人穿得都很体面。

图11 黄浦江码头的捕鱼人及围观者

图12 外滩的税务局检查站

税务局的检查站就设在江边(图12)。简易的办公室外，挂着“上海市人民政府税务局黄浦分局第六税务所外滩检查站”的木牌。画面上，坐着和蹲着的人都在怔怔地看着镜头，而两个理发匠正在给各自的顾客剃头，全然不知有洋人在自己身后“咔嚓”。

图13 直挂风帆到上海。

图14 停泊在海关大楼前的货船

图15 运输棉纱的驳船驶向码头

图16 和北方沿海地区不一样的是，上海的女人也使船，只不过从发型看，她们都是已婚妇女，且使的都是舢板而已。

征税的对象，就是在江上往来的大小货船的船东。在大规模的公私合营运动之前，所有的船舶大多都属于私家所有。江面上，轮机船、风帆船和舢板等你来我往，摇橹划桨各使其船，倒也一派繁忙景象(图13—图16。

图17 在江上讨生活的汉子，或会颠覆北方人对上海男人的普遍印象。

图18 中方安排东德代表团乘坐交通艇沿江观赏上海风光。细数乘船人，有五位外国人、十三位中国人。陪同人员之多，自然显示了东道主对兄弟党同志们的格外重视。

图19 画面右侧的这位谢了顶的中年男子，即东德代表团访华期间的摄影者。在上海，他与中方的主要接待官员及其孩童合影留念。近七十年过去了，他和陪同者应该早已作古。他怀抱着的幼童，如今也是七十四五岁的长者了。

江上的照片，是拍摄者在船上拍摄的。图17、图18表明，东德代表团既乘坐过轮机船，也乘坐过单人划桨的舢板。因为有了照相机，他们在陆上和江上，拍下了远东第一都市的景观。

拍摄者把照片珍藏在了相册里。时隔近七十年后，被我们看到了。从中我们知道了新中国初期北京与上海的真实风貌。

(图片由云志艺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