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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滩的黄昏 ——故乡雁荡杂忆之十二
2019-12-12 09:32:31 作者:傅国涌 热度:3971℃ 收藏

 

我在山中的最后岁月,是在故乡的一所乡村中学教语文,那里离雁荡山主景区有点距离,有双峰并立。此双峰虽平平无奇,却也是一道风景,被算在雁荡山的百二奇峰当中。清代的《雁山志》中记载:“在石门潭西北十里高山上。一高百余丈,一稍低,如两大华表,参差并竖。南下二三里有双峰寺。”民国时重修的《雁荡山志》,也收入了双峰:“在大荆镇北十里,两峰高耸,各约四十丈,自东向远望更佳。”双峰寺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沈括的《雁荡山记》开篇说:“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见之,此时尚未有名。”那时候,双峰下就有寺院,至明清寺宇宏大,香火旺盛。南宋哲学家叶适、状元王十朋等都来过此处,有诗留下。元代文学家、我邻村的李孝光有诗:“双峰矗天佛头碧,双峰插地沧海黑。”

等到1987年我来时,昔日的盛况早已不再,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学校没有围墙,一边的入口是一片梨树林。每到春天,梨花开时,白色的梨花和春雨一起带给我们说不出的欢喜。另一边是一条小溪,与平地上突起的双峰隔溪相望。穿过一片小树林和草地,就可以走到溪边。除了下大雨,溪水暴涨,多数的时候,那是一片广阔的石子滩,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尤其是黄昏,天朗气清之时,我常常在这里读书、扔石头。那时我手头有一本小册子《卡夫卡寓言与格言》。有一天,在石子滩上正好读到了他的话:“手攥牢石头,能攥多牢就攥多牢。但坚稳地攥牢只是为了将石头掷得更远些。石头落在哪里,路也就伸到哪里。”

我在石子滩上读书和扔石头的黄昏,是不可复制的。那是我的青春,我在八十年代最后孤独而平静的时光。我在笔记本上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因为孤峰太寂寞,于是有了双峰。双峰默默对望,依旧日日寂寞,夜夜寂寞……

谁知道峰头的蜡烛哭过多少回?谁知道峰下的白烟升起已多少年?只有峰旁的溪水已流过了不知多少个会说话的日子,只有云朵伴过峰头孤独的黄昏与白天……

为了与冬天结伴,向另外一个春天靠近,秋天的溪滩望枯了泪眼,望干了汩汩的水,留下一大片、一大片的卵石。洁净的石子滩,诱惑过孩子的眼睛,也诱惑过早晨远来的白鸟,栖在高高在上的峰顶,告诉我梦般的消息。最初的绿色早已被遗弃在一场年复一年的落叶风里,峰站着,只有沉默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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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8年1月,作者在石子滩上。

 

我享受着年轻的孤独,但从不感到空虚,陪伴我的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智慧的那些人。他们的著作日日夜夜都在我的身边,我贪婪地咀嚼着他们的思想,将精华部分抄下来。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孤立,不仅与山外的朋友们书信往还不断,而且通过报刊上的文章,我感到自己与正在变化的这个时代站在一起。我曾在日记中说:

我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年轻的灵魂一样,我和他们一同呼吸时代的空气,一同面对时代的阳光和风雨,因而我们有着同样的困惑,同样的向往……

上课之余,读书、思考、写作占据了我全部时间,日子踏实而明亮。物质上是简陋而贫乏的,每个月的主要支出就是买书。好在那个时候书的定价很低。对我影响深远的那些书,主要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书店买不到,几乎都是从温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等几个图书馆借来的。

从1987年9月到1989年初,我在那儿仅仅三个学期,似乎很短暂,在记忆中却又变得很悠长。那些常常停电的夜晚,在摇晃的烛光下,我读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约翰·密尔的绿皮书,读韦伯、汤因比、雅斯贝尔斯、卡西尔的书,读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也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第一次读斯诺的《西行漫记》,也是此时。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书,那些山中岁月将如何消磨。我用备课本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不幸的是,在1989年春天到来前,一袋子的笔记本都丢失了。

卢梭最早进入我的世界,是因为他的那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开始追问自由、平等的意义,已经是1987年。温州的书店几乎找不到卢梭、洛克和孟德斯鸠他们的著作,只能到图书馆借阅。而我到乡村中学教书后,借书很不方便,要托几个师友帮忙,用了好几个借书证,读完一批,再换一批。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享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精神结构,不再活在一个浮在生活表皮的世界上。

卢梭是我当时的最爱,超过了洛克他们。虽然洛克的《政府论》《论宗教宽容》《人类理解论》也是那个时候进入我的视野的,《政府论》还做过详细的笔记,但我更心仪的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中的表述。对于他思想中隐含的危险因素,我那时尚无能力分辨。

我至今仍依稀记得第一次读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读到这些话时,内心的那种激动——“我愿意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是,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在与卢梭他们不断相遇的过程中,我的“精神的灵性”不断被发现。

我严肃地思考何为自由,并着力去追寻自由,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最能触动我的也是关于自由的论述。他们的句子如同暗夜中的星光,让我在石子滩上徘徊的岁月变得深邃而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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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8年1月,作者(左)和友人陈小澍在石子滩上。

 

我在偏僻的山中,听的是虫声、水声,读的却是几百年前这些智者的声音。在他们平静的论述中,我感受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文明力量——

“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这是孟德斯鸠的声音。

“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归根结蒂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这是约翰·密尔的声音。

“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已发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从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

“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都等于零。”

这是卢梭的声音。

这些声音进入我的生命中,我不用在零起点上思想,而沿着他们的思路继续去想、去行。这是一种充满了神秘的阅读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幸享受到的。而我有幸在二十来岁时拥有过,我的山中岁月因此绝不能说是匮乏的,至少在精神上就是富足的。

从此,我的生命中不仅拥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唐诗宋词朦胧诗,我在精神上被大大地开启,被照亮,就是因为这些书。这些异国的智者,他们的名字便与我永远在一起了。我第一次去英国,看着天上的云,想到的就是三十年前在山中读约翰·密尔、洛克、休谟和弥尔顿的那些日子,同样有蓝天白云,他们的精神粮食喂养过我的年轻时代,叫我从此不再受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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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8年,作者在故乡车站的石头墙前。

 

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常有激荡人心的力量,尽管今天回过头来看,那个时代的文本抒情性太强了,但我当时读来竟完全没有这种感受。那时候,我自己订阅的杂志有《读书》和《哲学研究》,也在小镇的报刊亭每期不落地买《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选刊》;学校订阅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报刊,也常有吸引我的文字。

1985年秋天起,发生在我故乡乐清县城一带的“抬会”事件震惊全国。这是一种以高利息(25%—50%的月息)快速吸纳金钱的游戏,拥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抬会。这本来是民间古老的借贷形式,一夜之间,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为钱而狂的局面。在1985年岁末到1986年年初,造就了十二个金融“金字塔”,也就是十二个大会主,会款发生额超过十亿元,实际金额两亿元,而当时全县的年财政收入不过七千多万元。其中主角多为女性。“金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她们原本十分黑暗的世界。借着那一瞬间的光亮,她们本能地拽住了命运的缰绳……”

但是,“金字塔”很快就坍塌了,导致至少二十五人非正常死亡,许多会主锒铛入狱。我曾亲睹事件发生时的人心惶惶。等到贾鲁生与鲁娃采写的《被审判的金钱和金钱的审判——记温州地区乐清县的“抬会”事件》发表在《报告文学》上时,我拿到手一口气就读完了。

还有《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沉重的镣铐——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我把这些直面现实困境的作品剪下来,装订在一起,保存至今。我当时对于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作品的影响。当然,我对未来的想象也是基于那个时候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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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89年夏天,作者在温州华盖山。

 

我的日记本上还抄着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话:“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如果我们不改变未来,我们就将被迫忍受未来。”

在石子滩的一个个黄昏,我不断地想象未来,当然是基于读书的想象,是古今中外,尤其是十七世纪以来那些西方智者的思考带给我的想象。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只想到山外更大的世界去。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他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这就是创造“理想世界”的能力。他引述歌德的一句话:“生活在理想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比现实世界更能引发我和石子滩上的白云一起遐想的,还是那个尚不存在的“理想世界”,而我注定了一辈子活在这个“理想世界”中。

我在石子滩上消磨的那些黄昏,心中涌动着的总是一个个大题目。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雄心万丈,想写出两本大作,一本是面对现实的《为了世纪的早晨……》,一本是关注历史的《困惑——人类东方之足迹》。

我还保存着一册《为了世纪的早晨……》写作提纲,共分十二篇,包括:文化的重新选择、走出围墙——传统的困惑、不只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现代的困惑、因为天空如此广大——梦的困惑、金色的象征——钱的困惑、共有一轮明月——爱的困惑、砸碎锁链——艺术的困惑、在迷人的小树林里——自然的困惑、我是谁——自我的困惑、打开门窗——未来的困惑……每一篇下面又有更详细的内容安排,各占一页。这是1987年9月22日夜晚最初拟定的。之后修改过的版本,很遗憾没有保存下来。其中,《文化的重新选择》《共有一轮明月——爱的困惑》《不只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现代的困惑》这几篇还写出了约四万字的初稿,主要是根据那几年的读书笔记整理的。

《困惑——人类东方之足迹》的详细提纲遗失了,只保留着最初写在笔记本上的一个简单提纲,用批作业的红墨水写下来的,其中有“神话——远古的困惑”“先秦诸子——智慧的困惑”“《古诗十九首》——生的困惑”“魏晋之士——人的困惑”“宋词——情感的大困惑”“鲁迅和郁达夫——梦醒的困惑”“朦胧诗——生命的困惑”等题目。后来又加了“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等题目。那是1987年10月12日黄昏,在石子滩上想到的。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着:

吃过晚饭,又穿过柳林,到那片石滩上去,一个人在天空下,默默地领受远古神话的启示。突然想到徐新的前一封信,他说到“困惑”,仿佛正好是一条线,串起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

捡了一大捧石子归来,充满喜悦,“足迹”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那时与我交流得最多的就是好友徐新。不仅“困惑”的题目受了他的启发,他的来信常有鼓励和启发:

君的《困惑》若言是历史,《早晨》也不该仅是现在,在《早晨》中就该指出一条通向未来的途径。

你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其实是对情感、精神困惑史的研究,一切困惑大约不外乎情感和精神两个范畴。情感中的“感”保留着动物的本能,饥寒均属“感”类,而“情”则是人最富庶的拥有,已逐渐趋向精神领域。精神当然是最高的境界……人类思想的发展由情感走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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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89年夏天,作者(右)与友人伍建群在华盖山。

 

“早晨”和“困惑”这两个题目都围绕着“困惑”的线索,属于典型的八十年代思路,也是我根本无力完成的。我那时却很兴奋,写信给我的老师吴式南先生,将所拟提纲一起寄去。1987年10月18日、31日,吴师接连给我写过两封信。在前一封信中,他说:

现代人的“困惑”是一个牵动人心的大问题。思考这些问题,探索以至解决这些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但应该说这是个陷阱,它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我只怕你的学养与经验还不足以去碰它。虽然我看了你拟就的提纲,觉得很有系统也很感兴趣,但我总很担心不易为之!

他的后一封信说得更详细,也正是这封信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

你在读书中发现了“困惑”,这是一个很好的觉悟。你说中华民族向来缺乏对“困惑”的“清醒认识”。这个见解,我也甚为赞同……你说从古神话、宋词到现代朦胧诗,都贯穿着一个“困惑”,你准备就这条线索来思考和写文章。这当然没有错,但接触面太大了,恐难以深入。因为这简直就是一个宇宙、社会、人生的最基本问题。混沌、迷惘、神秘、悲怆、幽冥,这从来就是宇宙、人类的奥秘所在,是困扰古今中外一切大智大勇者的精神症结。正是从这困扰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科学,又何尝只限于神话、宋词和朦胧诗呢?又何尝只限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呢?……我的第一个看法,是希望你在此初觉的基点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点),抓住一两个实在的问题,宜具体,宜小,先做扎扎实实的思考和研究……我的第二个看法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搞点学术训练,起码要有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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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89年夏天,作者与友人伍建群(前排右)、陈泉沫(后排左)、陈小澍(后排右)在华盖山。

 

在此后的半年,我动笔写出了一篇近二万字的《宋词:情感的大困惑》,今天读来当然是很不成熟。这期间做了一本读词笔记。其他篇目最终都没有写出来,只是做过些笔记而已。我的日记中也不时记下了零星的思考。比如:

1987年10月19日

早上想起“十九首”的歌唱,“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生的困惑”一重一重。读《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说的是现代西方,他们也有困惑,但不像整个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都贯穿着困惑。

12月16日

我不知道我的手杖丢下,会否化为一片又一片的桃林,但我寻找……我发现的“困惑”,只是一个问题,而没有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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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89年夏天,作者在洞头岛半屏山沙滩上看海。

 

寂寞的山中岁月不断地被山外世界所激动,使我终于在1988年冬天下了最后的决心,告别大山,离开这个一眼望得到底的乡村中学,踏上前途莫测的未知之路。“雪花不会生长春天的嫩芽,风景被遗忘在人生之外。每个山谷都有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每次生存都有一支歌,每个音符都布满了血迹……”这是我那时候写在日记本上的文字。而今,我在八十年代的梦想早已化为灰烬,但是,在石子滩的黄昏思考过的许多问题,三十多年来却依然折磨着我。(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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