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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滩农场纪事
2020-05-08 15:16:42 作者:汪受宽 热度:6286℃ 收藏

 

我大学毕业后,到青海牧区的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年。以下是这次劳动前后的回忆。

 

一、无证书的大学毕业生

1980年3月,正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的我得到通知,拿了张一寸免冠照片,到学校生物楼后边平房院子的一个办公室领到了补发的大学毕业证书。该证书极为简陋,三十二开的卡纸片正面印成大红色,从中间对折,右半边是“兰州大学/毕业证书”八个烫金字;内页左边红底上是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右边白底上才是证书的正文:“毕业证书/学生汪受宽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入本校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一九六八年八月毕业。/兰州大学(加钢印)/一九八○年三月廿二日/证补字第0412号”。其中姓名、时间、专业等都是黑墨水笔临时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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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业证书内页

 

我是1968年的大学毕业生,怎么过了十几年才拿到毕业证书呢?这得从那个特殊年代说起。

1968年下半年,中央发布了高校1966—1968级学生陆续按“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矿)毕业分配的文件。我所在的兰州大学历史系1968级于11月下旬正式开始毕业分配,派遣方案不像“文革”前那样的全国(主要是大城市)分配了,而是全部分到陕、甘、青、新四省区。全班二十八个人,除两人被留校继续审查外,其余经人人过关审查鉴定后分配出去。陕西省安康地区一个名额,兰州市中学教师一个名额(后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又加了一个人),新疆两个名额,青海解放军农场三个名额,其余绝大部分在甘肃省地县分配。班上大部分人都往天水、平凉、庆阳、定西挤,以便离东边的家乡近一点。据说兰州军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相关领导下令,兰大毕业生全部分到各县边远的公社。我对能留在甘肃早已心灰意冷,加上我家和我个人的“问题”,于是和好友苏某、李某商量,反正好地方也轮不着咱们,不如到青海去,那里缺人才,说不定将来再分配时还能有个好工作。于是我们三人报名去青海解放军农场,一同分去的还有中文系四人、经济系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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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摄于1968年11月。

 

12月20日后,我们三人到学校机关楼办理了派遣手续,除数十元派遣费外,每人另发了八十元的御寒装备费。为了拿到半个月的工资,我们结伴于月底前两天乘火车到达西宁大什字西街的青海省革委会主管大学生分配的民政厅报到,被安置于旁边招待所的楼上,同时,我们每人还得到一件御寒的老羊皮大衣。

在招待所待了几天,等全国各地包括西宁在内的两百余名大学毕业生基本到齐后,我们受了两场教育,就被送到大堡子解放军8064部队营房。

 

二、军营会餐治了我一辈子喝酒的“病”

当时西宁市城区往西大体到人民公园为止,大堡子在人民公园西约十公里处,现在叫做大堡子镇。砂石路面的青藏公路穿大堡子而过,百余米街道两边除了供销社、车马店以及零星的几家小单位外,似乎只有十几个平顶泥屋的农家,其外就是农田了。街道北侧, 约一千米的沙土路尽头靳家湾村附近,有两个汽车团,一个是隶属总后青藏兵站部的七十六团,另一个是隶属总参由兰州军区代管的汽车九团,番号为8064部队。两个团相邻,接收我们的汽车九团,装备的是2.5吨苏制嘎斯69吉普车与国产解放牌卡车。营房院子的路两旁是一排排的砖瓦平房和汽车库,最里边是一座不大的四层楼的团部。

这些大学生,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天津、西安、兰州等部属高校和政法及财经院校的毕业生,还有青海师范学院等高校的本省毕业生,所学专业有文、理、法、经、师范等。其中不乏高官和名人的子弟。例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的女儿乔丹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仁青。仁青被分到二连,我们混得较熟,他没脾气,跟谁都很和气,他填报的家庭出身为“贵族”。他在印度读完小学和中学,后来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在大米滩时,有一次他跟司务长和上士外出采购,回来路上车陷到河滩,他穿着老羊皮大衣就跳下河推车,羊皮大衣全湿透了。从此,个子瘦高的他一直穿着这件皱缩的大衣,看着怪怪的。仁青有两样东西不离身,一台日产多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一块黑盘瑞士瓦斯针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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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青海巴燕河滩。摄于1969年6月。

 

两百余名大学毕业生被编为两个学生连,番号为四十二分队和四十三分队,每连三个排及一个炊事班,每排三个班。连队的指导员、连长、司务长和各排排长,都由军人担任,副排长、班长及连部文书和上士(协助司务长管理伙食等杂务,每月从团部拉面粉、买菜、领工资、取邮件等)由大学生担任。一连是女生编为一个排,其余男生编为两个排;二连全部是男生。副团长张汉兴分管大学生连的工作,团部宣传股长李东奎(朝鲜族)负责大学生连队的具体工作,后勤处长金某某负责劳动安排。我被分在二连二排六班。二排长刘天柱,陕西关中人,1959年的兵,原为副排级,管我们大学生时就升成正排了。此人圆脸,身体壮实,干活是一把好手,脾气也还不错。副排长陈某,江苏射阳人,中共党员,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俩后来成为终生的朋友。班长何某,陕西人,北京政法学院毕业,人挺好,整天笑嘻嘻地,露出两个深酒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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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历史系1968级毕业照。前排左一至左四和左六是工宣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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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假军装的作者。摄于1968年10月。

 

在每人发了一本《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塑料皮小红书后,我们就开始过起了准军人的生活。在营房里我们睡大通铺与架子床,每人有约五十厘米宽的空间,排长睡在最外侧的一张单人床上,箱子等行李全都寄存到储藏室,日常换洗衣物只能装在枕套里面。每天随着喇叭里的号声起床、出操、学习、吃饭、熄灯睡觉,其间学习叠被子和打背包,还搞过凌晨四五点的紧急集合。全团开大会前,各连队互相拉劝唱歌,可着嗓子嚎吼的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学生连因有军营稀罕的五十一名女性而被军人连队反复拉劝唱歌,中央财经学院毕业的丁某站起来打拍子指挥,记得唱的有《说打就打》《打靶归来》等队列歌曲和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后来,丁某等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穿着军装,到处演《收租院》等革命歌舞节目,几个月后才解散回农场劳动。进军营不几天,连队就知道我会画画,派我参与布置连里的学习室,在长条纸上画毛主席的头像和边框装饰,再由别人书写他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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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兰州黄河边。摄于1968年12月。

 

对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来说,军营生活既新鲜,又难以适应。比如我们将家里带来的厚棉被叠成豆腐块的形状,就很不容易;用普通绳子打背包,怎么弄也不像样子;营房生活封闭,只有周末才允许请假外出,还限时限人数;用餐前先要排队在食堂前唱歌,吃饭要求极快,几下扒完最好;宣布要搞紧急集合时,弄得每夜睡觉都紧绷了神经;团里没有浴室,快过春节了才将我们带到隔壁七十六汽车团的浴室洗了一次澡;对无论哪一级指导员都要绝对服从;大学生文书施某每天要服侍年龄相近的连长指导员……尤其是派我为排里挑水,使我最为难堪。以前我从来没有挑过担子,在学校劳动抬筐时,别的同学都照顾我,将筐子尽量往他那一边挪。从大院水房接了两铁皮桶水,五六十斤,挑上肩头,我不会掌握平衡,歪来晃去,担子压到肩骨上,疼得要命,才几十米的路,就得换几回肩。不过经过很多次的锻炼后,肩头红肿直至失去知觉,我总算挨过了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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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某班劳动现场照。陈新摄。

 

1969年2月17日是农历己酉年春节,腊月三十晚上的全连会餐,治了我一辈子喝酒的“病”。我家过去开小酱园店,酒是常销的商品,货架上总摆有几瓶洋河大曲,下边是两坛从糟坊后来是专营酒坊批发来的散装高粱酒。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弟兄都不能喝酒。这次会餐,大家都放开肚子吃肉喝酒,我也斗胆喝了一些葡萄酒。没想到,脸马上红了,继而就头痛恶心。我急忙往宿舍赶,在外边被寒风一吹,胃里如翻江倒海,更难受了。一回到宿舍就趴到床上,身子躬也不是,直也不是,疼得要命,恶心万分,趴到床头使劲呕,却吐不出来。一直到后半夜,迷迷糊糊中还感到胃很难受。当时我就想,何必喝酒给自己找罪受?经过这一次以后,我就再也不喝酒了。这个决心竟下了一辈子,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再喝酒,实在不行,就轻抿一点做做样子。虽说不喝酒难以应付许多场面,但在青海化隆县的九年还真救了我。原来化隆民间有个习惯,只要请你喝酒,一定要将你灌醉,吐到炕上,他才高兴。当时,县酒厂产的六十度化隆白酒约两元一斤,一般家境稍可的人家是自酿酩醪(青稞酒),大约二十度,虽说不容易喝醉,但喝醉了就很难受,还难以醒来。1976年9月,调到县文教科的我到雄先学区巡视,与学区干事一起看过八宝山下的村复式班后,到这个民办教师家中吃饭。这人家里很穷,破土房子里一无所有,款待我们的是洋芋下青稞面条,上来的酒,竟然带淡淡的紫色,学区干事追问,他才说是从公社卫生院买医用酒精兑的,没注意酒精里被卫生院的人加了碘。这种酒喝了怎么得了!我不喝酒以后,不只比别人多吃了不少菜和肉,还见证了许多人醉酒的样子。喝醉酒的人,有的大哭,有的大笑,有的诉苦,有的胡闹,有的吹牛,有的睡觉……出尽了洋相,实在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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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某班劳动间歇照。陈新摄。

 

三、从西宁到兴海县大米滩

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分乘十余辆卡车告别大堡子营房,沿着青康公路前往三百多公里外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境内黄河边滩的九团农场。一辆辆解放牌敞篷车厢里,二十来人个个裹着老羊皮大衣,棉帽的栽绒护耳将脸部包得只露出双眼和口鼻,双手缩到袖筒里,靠着车厢栏板蜷缩地依在背包上。西行约四十公里穿过湟源县城老街,转向西南行,不久就开始在山坡路上曲折爬行,再经过四十余公里到达农业区和牧区分界的日月山顶。车队在路边停下来,大家爬上旁边海拔三千二百五十八米的坪顶(垭豁)。那里孤零零地立着一方两米多高的《日月山修路纪念碑》,是1950年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等署名的修筑青藏公路纪念碑。站在山顶,远眺如一面蓝色镜子的青海湖,想起“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的民谣,心里满是被“充军”的无奈和凄凉!日月山顶朔风凌厉,活动了一会儿,我们就登车下山了。走过十几公里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距西宁一百零二公里的倒淌河镇。这是个重要的交通路口,往西是通往格尔木和拉萨后来称为一○九国道的青藏公路,往西南是传统的唐蕃古道,现在称为二一四国道的青康公路。我们的车队转向青康公路,在枯黄的大草原上奔驰。那天天气很好,艳阳高照,身上被晒到的地方暖暖和和,而晒不到的地方却阴阴冷冷。途中穿过一片不大的山脉,又走过一望无际的草滩。汽车奔跑一两个小时,路边见不到一个活物,更别说人了,这一路上我算是见识了牧区的空旷可怖。后来,听刘天柱说,有一次他开着车在牧区的公路上往西宁赶,一个年轻女子将他的车堵住,央求带她到西宁去。当时,部队有纪律,不许沿途带人,所以他回绝了。该女子抓住车门求他,说只要将她带出牧区,就嫁给他,刘天柱还是狠心地发动了车开走了。当时我想,怪不得有那么多的劳改农场设在青海牧区,没有汽车和食物,你不是累死、饿死、冻死,也要被狼吃掉,根本跑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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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滩乱石上与军人合影。陈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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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滩乱石上与军人合影。陈新摄。

 

大约下午五点,车队到达海拔两千八百八十米的共和县革委会驻地恰卜恰镇,开进恰卜恰兵站宿营。这一天行程一百四十四公里。晚饭后时间还早,灰头土脸的我们步行去不远处的烈士陵园,这里安息着修筑青康公路和平叛时牺牲的官兵,听说还有不久前上游水库决口淹死的军人。

第二天,车队继续沿着青康公路向西南方向前进,经过大片荒原后,拐进一条向南的简易公路。又走了一段,在一个山脚下停下来休息。上山的路很陡,我们的车启动前,听到司机与副驾驶座上的班长对话:“班长,上山挂几档?”“混蛋,你怎么学的?”“挂三档?”“挂一档!”我这才知道,我们二十来个人的生命竟然操在一个刚学开车的新兵蛋子手里。山顶是一块一望无际的野马滩,平滩中央就是海拔三千三百零六米的兴海县城,现名子科滩镇,距西宁两百六十九公里。印象中,兴海县城只有数十亩大小,十字形砂石街道口的四边各有一个大院子,一边是县革委会平房,一边是供销社招待所,另外两边是什么不知道,至少有一个是武装部吧,此外就是散落的几个牧民帐篷。我们在招待所食堂就着粉条、萝卜和莲花菜煮的粉汤,吃了冰凉的芽面馒头充饥。

饭后,车队在没有路的野马滩上向东南方向开去,大约四十公里以后,在野马滩边缘有一条骑马踩出的下坡路。汽车在陡峭的下坡路上弯曲下行,有的地方因为拐角弯度过小,不得不刹车,后退,转方向,前进,再刹车,后退,转方向,才能转过去,我们坐在车尾翘起的车厢里,提心吊胆地注视座座颠动的山峰。终于看见下边如带的黄河了,大家一阵欢呼。

下到河滩以后,车开到曲什安河西岸农场水泵站的几间平房前,将我们暂时安顿在这里。由于房子少,低矮的土平房还被钉成上下两层的木板床,底下的人坐到床上都难以抬头。这地方真冷,那天我洗了衣服晾到房前拉的绳子上,下一件衣服还没等挂上,前一件衣服已经冻得硬如盔甲。加上风沙很大,不一会儿衣服上附着了许多黄色沙土,只能在衣服干了以后拍打掉。

不管怎么说,我们终于来到不知要待多长时间的解放军农场了。

水泵站往上游不远,有一条直径逾五十厘米的输水管横架在湍急的曲什安河上。在水泵站待着无事,我们一些人曾经壮着胆子从管子上过河,沿着峭壁下的小路一直走到再上游的抽水站。还有一次,我们往下游走了数百米,从浅滩上踩着石块和两根长木头架成的一小段桥过了曲什安河,到达现名东大米滩的藏族老百姓的庄子。庄子里有几十户人家,都是很旧的平顶土房院子,墙角上立着白石头,这是其民族建筑的标志。还有一个敞着大门的小喇嘛寺,里边似乎没有僧人。在村里见到的人们表情木然冷漠,而且只有老人、女人和小孩,没有青壮年男性。再往前走,是曲什安河与黄河交汇处,看着一川汹涌的河水在山峡中奔流而去,我们的眼睛湿了,不知何时我们才能东归!

 

四、军队农场的苦力

汽车九团的农场在海南州兴海县曲什安乡境内,地名大米滩。当时听说大米是藏语“鬼”的音译,现在看资料,说是藏语“哲唐”的意译,还说相传有人将同德县卡力岗尕日干河水引过黄河到大米滩试种大米,故名。我看这个故事是现在人胡编的,因为在以前根本没有能力引河沟水越过二三百米宽的黄河灌溉对岸的土地。

农场位于曲什安河与黄河交汇处及其下游的一长条宽窄不等的河谷台地上,海拔约两千八百米,南北长约十公里,大体分为独立的三块:最南边的是我们刚开始落脚的水泵站,台地狭窄,平房前只有几米宽的小院场;往北约五公里黄河西岸边一块约一二十亩的台地,是我们二连的驻地,除连部和伙房是我们自己盖的土坯房以外,宿舍全是我们挖的地窝子;再往北两公里是农场的场部,亦为一连驻地,二三十间盖瓦的土平房围成了一个大院子,再往北就是农场开垦的两千多亩耕地。

1967年解放军汽车九团在西大米滩建农场,除了开垦荒地外,最主要的就是开挖灌溉渠引水。先是建设水泵站,将曲什安河的水抽上来,通过架在河上的大口径管道送至河西岸,再沿着曲什安河与黄河台地高处开挖八公里水渠,包括在山崖峭壁间开凿了七个涵洞,在沟谷间架设了六座水泥渡槽,利用自然落差输送河水到西大米滩灌溉农田,保证收成。

几天后,我们就离开水泵站奔赴驻地,先挖地窝子解决住宿问题。地窝子是一种半地下的居室,大体是视需要从地面向下挖一个长方形的深度约一米五的坑,留下约两米宽的土台子就是我们的通铺“床”,床前再挖深六十厘米左右的走道,走道尽头向外挖出约一米宽的斜坡道作为出入的门洞,在门洞入口用土坯砌一堵火墙,其旁以棉帘为“门”,这样既挡风,又取暖。坑洞上方中央架着一根很粗的长木头为大梁,粗树枝的桁条、椽木上铺以细树枝、竹帘,再涂上很厚的麦草泥抹平。每班挖一个地窝子,十来个地窝子背靠背坐落在台地的北半边。住进地窝子,每人在自己“床”头的土壁上方挖一个二十厘米高的龛洞,在墨水瓶盖上钻个小洞穿上纸捻或布捻子,做成油灯,灌了团里汽车用的柴油,就解决了照明问题。只是这种油灯的烟极大,每天早晨起来鼻孔里都是黑黑的。那一年间肺里总共吸进去多少PM2.5,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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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麦捆子的车前与军人司机及排长合影。陈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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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岸边与军人合影。陈新摄。

 

二连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水渠。渠道太长,而且从渠首到我们驻地的几公里渠道开凿在沟谷坡崖之间,沙石结构的地基极易崩塌。从灌春水开始,我们连的人每天倒班,值班时,就扛了铁锹,从驻地沿着渠道往南巡视查看,随时清理渠边或渠道中的沙石,并在发现渠道异常后尽快查明原因,进行处理。这一任务看起来轻松,实际上很艰难。水渠旁边没有路,要从渠边或山间绕行,架设在深沟上的水泥渡槽边沿只有几厘米,走过几次以后还是胆战心惊,害怕掉下去受伤甚至送命。高原地方水很凉,有些情况必须站到渠水里处理,即使夏天,光脚下水以后,从脚掌到小腿肚马上就冻得毫无知觉,踩在石头上也感不到硌脚。白天值班,中午吃过炊事班挑担送来的简单饭菜,有一个多小时休息时间,我们就找个有太阳又避风的地方坐着闲扯,或用大衣裹了睡觉。晚上值班,因为野外太冷,又怕有狼,就不敢睡觉,那几个小时,实在难熬。最怕的是渠道塌方。有次一段渠道出现渗漏,我们赶紧脱了鞋袜下到水泥板铺的渠道里寻找渗漏处,发现一块水泥板下陷,我们赶紧挖沙土填洞,根本无济于事。旋即水泥板塌了,渠水汹涌而下,将山坡冲出一道深沟。场里很快拉来一车水泥,排里又调来人帮忙,我们争先恐后背了水泥爬上大坡,将整袋整袋的水泥抛到坑洞里,才将塌方填平,保证了庄稼地的灌溉。这次抢险我之所以五十年后还记忆特深,是因为要背了水泥袋子爬上一二百米陡坡。一袋水泥五十斤,有的同学一次背两袋水泥,我背上一袋腿都发软,再一步一步挨着攀爬上坡,更是艰难至极。

班长何某看出我不是干力气活的料,后来便安排我为巡查的同伴们烧茶水。从驻地带来黑黑的烧水壶,渠里是阿尼玛卿山流出的清澈雪水,但高原地方柴禾难觅。有次我攀上一个山坡去拾干树枝,却不小心脚下一滑,从一个落差三四十米的陡坡上摔了下去,我眼一闭,想这下要算伙食账(部队里将牺牲或死亡称为算伙食账)了!滚到半坡却被一根冒出地面的枯树根挡住,免于一死,实在幸运。如果离黄河边不太远,我就下到河滩,捡拾河里冲到岸上的秃树枝,这种柴禾烧起来火力猛还无烟。捡了柴禾,舀上渠水,将水壶搭在两块石头上,下边点着火,掰一块茯茶投进去,再加一些青盐,水烧开就可以送给大伙喝了。

炊事班做饭和地窝子烧火墙都要柴禾,所以打柴也是我们日常的劳作之一。我们曾经很多次到农场北头的亘古荒原上去挖一种木本植物(可能是骆驼刺)的根,这种植物在地面上的枝条很低很少但很硬,地下的根可能因为长了几十几百年了所以很粗壮。我们都是在根周围用锹深挖一圈,将须根挖断,然后使劲一撬,一个十来斤重脑袋大的块根就出来了。现在看来,这样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是很严重的,但在生存和生态面前我们只能首选生存。我们也曾经进山沟打柴,走了很远,才找到有稀稀落落小树的山沟。我砍了一抱树枝用背包绳捆好背上,走下了山,虽然越背越沉,总算挨到了驻地。

部队没有给我们发过任何军用或劳保的衣物、手套、鞋和日用品,长期从事艰苦原始的体力劳动,风餐露宿,沙打石割,晴天土雨天泥,几个月下来,我们的衣服鞋帽都破破烂烂。衣服破了连堵洞的布块也找不到,只得将破的地方结缝到一起;衣扣掉了,就将最上或最下的扣子移到中间,外衣扣子全掉光了,就用布带从腰里一捆。大脚趾顶出鞋面是常态,鞋子掉帮,也是用绳子将底子和帮子绑到一起凑合着穿。

农场大田里种的全都是小麦,边角地种的则是胡麻。在灌溉暂停时,我们曾被调派到地里去除草,地里杂草不多,而且用的长把锄头,不像甘肃农村用手锄蹲着锄,所以没有感到太累。秋收时节,二连也加入收割的队伍,躬腰挥镰好多天,腰酸臂痛,中间休息倒在地上就不想动弹。麦芒尖利,人人手上伤痕累累。打麦时,我们排着队将麦捆子不停地传送进机器里,再将脱粒机前的麦草叉到一边,将脱出的麦粒装进麻袋移到旁边去,最后将成百上千装满麦子的麻袋背到越来越高的麦垛上。两百斤重的麻袋压在瘦小的背上令我喘不过气来,艰难地移步到垛边,又要沿着斜搭的木板登上垛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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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之余秀一把。陈新摄。

 

五、农场杂事

二连驻地背山面河。笔直的悬崖在驻地正西百余米处,偶见结队的石羊在峭壁间悠闲攀援。悬崖南侧是一条山沟,有同学看到过结队的狼或其他野兽从沟里走出到黄河边饮水。再往南两三里的河岸边有一个小村落,稀疏地散布着十来个藏族老百姓的院子,村旁的羊圈用一米来高的夯土墙围成。我们巡查渠道,每次都要从村西山根约两百米的渠上走过。有一次看见一位挎着盒子枪的公社干部骑着马威风凛凛地从村前驰过。村里有一位穿着白布衬衣外套光面羊皮藏袍的年轻藏族妇女,每天赶了百余只的羊群到山里放牧。遇见时听到我们“切得毛”(您好)的问候,她黧黑的脸上就露出白牙浅浅一笑,算打了招呼。再问什么,她就是一连串的“莫西给”(不知道)。

驻地东边紧挨着黄河,从一条很陡的之字形小路可以下到河滩边。临水有一片经亿万年冲刷圆滑的乱石群,是我们取水和洗衣的“码头”,晾晒衣服的场所,也是夏日的天然浴场。坐在乱石上,还可以饱览黄河水奔腾下泻的美景,尽情抒发“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到大米滩劳动几个月,我们没有洗过一次澡。稍微天暖,我们先试着用河边石坑里的水擦洗身体,后来下班后,我们就拿了毛巾,脱光衣服,在乱石间晒了一天的温暖河水中冲洗去从头到脚的沙尘,嬉戏玩笑,然后躺在石头上,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温存,等待衣服晒干。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噢——噢——噢”的叫声。一看河对面岸竟然趴着十来个藏族女子,看着我们十几个“下边人”(青海人对内地人的称呼)在河中“天体浴”,兴奋地叫唤着,还有人站起来挥舞手臂大声叫喊,懂藏语的同学说是在叫你们过去……这里河面宽逾百米,两岸相隔二三百米,可将对岸看得一清二楚。从此以后,我们洗澡时就检点多了。驻地对岸是同德县卡力岗村,村子离岸两三公里。晚上,我曾经看见对岸村后的丛山中升起一颗信号弹,不知是军队还是敌特所为。夏日一次暴雨过后,我走出地窝子,忽然看见对面岸边,瀑流万道,在河岸上形成宽数百米高数十米的巨型瀑布,惊为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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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窝子前的空地休息。陈新摄。

 

劳动之余,我们就坐在地窝子“床”上或外边空地上学习毛主席著作,“交流”心得体会,成为常态。有个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的记者曾经到二连采访,让我们围坐到地窝子前的空地上学习毛著,还让刘天柱穿戴整齐和我拍了一张军人和大学生手持红宝书交流思想的合影。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地窝子里学习,忽然传来“轰隆”一声,紧接着外边有人喊:“地窝子塌了!”我们急忙跑出来,看见旁边四班地窝子的屋顶陷了下去。知道大事不好,排长刘天柱、炊事班和我班几个人一齐冲到地窝子跟前,发现当作屋梁的圆木一头还在地窝顶担着,另一头连同窝顶的树枝泥土塌了下来,压在东头的床上。四班的人天亮才下班回来,这会儿都睡得正熟。我钻进地窝子里时,他们一个个还傻傻地在被子里坐着,最东头床上的人肯定被压在大梁下了。刘天柱怕出人命,低头钻到梁下,大吼一声,就将数百斤重的大梁扛了起来。我们有的帮着扛大梁,有的疏散地窝子里的人,有的钻到最里边,见被压的被子里没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过一会儿才知道,原来睡在这个地方的某人正好出去解手,逃过了一劫。

如果说,地窝子塌陷事故没有伤亡是不幸中的万幸的话,曹万芝捞木头淹死则是一个天大的悲剧。曹万芝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是二排七班班长,中等个子,皮肤较黑,干活卖力,待人和善,平常总是笑嘻嘻的,我们很谈得来。他家在山东枣庄农村,早已结婚,并且有两个孩子,经济状况很差。我们一起在河边洗澡时,他总到河里游一会儿泳,自称在济南那么宽的黄河河道他都能游一个来回,这么窄的河面算什么!下暴雨涨水时,上游林场沿着水路往下放木头,那些长十多米直径五六十厘米的松木,一根根在河中漂流而下,偶尔有的搁浅在岸边,一般情况下就被林场派出沿河巡逻的工人用叉杆推入河水中,继续漂流。场部要建房就招待巡河工,拉关系,搞点搁浅的木头。慢慢地胃口越来越大,用链轨拖拉机和钢丝绳绑上木头往回拖,怕林场发现就藏在场部一侧的山沟里。我们二连因为四班地窝子塌陷,也想全面维修宿舍,改造伙房,急于用料,伺机打捞河里的木头。6月21日早饭后,加了一夜班的七班同学在地窝子里休息,牛司务长在地窝子门口朝里喊话:“黄河里木头下来了,捞木头去!”就这样除两人外,曹万芝和二连七班其他会水的几个人跑出地窝子朝河边跑去。曹万芝下河时,腰里勒了一条战士用的卡扣皮带,看见河心漂下来一根大木头,曹就游到跟前,抱住了木头的后头,想将其顺流斜推往岸边。忽然,一个浪头打得木头滚动,竟将他转到河里,或许他是腿凉得抽筋,再也没有见他浮游上来。在河边的人看到此情,有的沿河追着呼喊,有的上岸给连里报告。全连在家的人,从落水处一直到下游几里河转弯的沿途寻找,但再也没能见到曹万芝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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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合影。陈新摄。

 

此后几天,我还被派到大米滩尽头的河滩上值班,两人一班,眼睛不眨地盯着宽阔的河面,看有否顺流而下的浮尸。再往下游的曲沟河面上设有挡木头的栅栏,听说有一个大跌水,团里派仁青等二人去联系相关部门蹲守寻找,也始终没有找到。曹的去世,全连同学十分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情绪激愤。大家砍了滩边的红柳枝做成花圈,悼念我们共患难的朋友,并一再要求团里举行追悼大会,将曹追认为烈士,以使他在农村的母亲和老婆孩子能得到比较优厚的抚恤金和抚养费。但是怎么反映,都得不到答复。副团长张汉兴专门从西宁赶来,明确否定了大家的要求,严厉训斥同学们这是无理取闹,质问同学们“难道把你们像花一样捧在手里吗”?后来得知,团里派政治干事刘文辉协同省民政厅派员专程去山东枣庄,对曹万芝家庭的善后进行了处理。

元旦过后,我们被拉回大堡子营房,进行劳动锻炼的鉴定,宣布再分配方案。大体上,有人正式入伍留在兰州军区,有人分到青海省级机关,有人分到西宁市,有人分到东部农业县,有人分到牧区州县。分到化隆回族自治县的是我和大学同班同学李某、陕西财经学院贺某、西北政法学院徐某、中央民族学院喇某、北京大学曾某、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丁某和刘某夫妻、青海师范学院边某。几天后,一辆大卡车将我们送到一百一十公里外的化隆县招待所,交给县革委会政治部,结束了“接受再教育”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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