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起将军服

我初二时的同桌，是叶小燕。

小燕是军队干部子弟，八一小学的保送生，穿着小学发的统一服装：蓝色圆点带蓬蓬袖的花裙子，足下是黑皮鞋。

我跟小燕挺合得来，小燕胆子小，老实厚道，人也随和，从不招人，也不惹是非。跟我混熟后，她那深藏不露的灵慧机警、幽默滑头，能让你和傻子一样，被她耍弄后自己却感觉不出来。我上课时不能安分，常跑神儿，要么与左邻右舍传递小纸条，要么偷吃零食。而小燕总是正襟危坐地专心听讲，不受干扰，最多歪嘴冲我们坏笑几下，依旧坚守底线，从不掺和。

我无家可归后，星期六星期天，小燕常把我带到家里去玩。她家在平安里的一栋小楼里，不记得小楼门前有没有警卫站岗，只记得她家独门独栋的，周围很安静。小燕有妹妹和弟弟，她的小妹妹胖嘟嘟的可爱极了，见了，我就不撒手地抱着她。在公园里，小燕妈妈还为我们照了许多照片。

记得是1955年，军队授衔授勋后不久的一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又跟小燕回家了，楼上楼下空空荡荡，好像无人在家。我一眼瞥见客厅的衣帽架上有件笔挺的呢质军服，肩膀上闪烁着晶亮光灿的五角星，很抢眼。我径直奔了过去，大胆而激动地取下军服，抚摸着那颗亮晶晶的星星。小燕没有阻止，笑嘻嘻地看着，说是爸爸新发的衣服，妈妈也有的，穿起来可漂亮了！

小燕温和的介绍鼓励了我，我简直忘乎所以了，干脆穿起来这件讲究的军服，戴上大檐帽，径自跑到穿衣镜前，威风凛凛地站直，立正，敬礼！再立正，再敬礼！耀武扬威地，威武极了，堂皇极了！我简直被自己高大的“将军”形象迷住了！我便动员小燕也穿戴起来，小燕居然听从了我的蛊惑，穿戴起更加帅气威武的呢子大衣，在大穿衣镜里，两个小姑娘来回折腾，立正敬礼，又敬礼，又立正，稍息……哈哈哈，大笑不止，快活极了！

 

图1 叶小燕和父亲、母亲以及弟弟合影。

图2 叶小燕和弟弟妹妹在北海公园合影。

 

我和小燕是亲密的同桌，在她家又吃又玩又折腾，朝夕相处了几年，我糊里糊涂、愚蠢透顶地始终不知道她父母是做什么的。几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也过去了，我已是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了，通晓了些许人情世故、高低贵贱。那一天，看了电影《白求恩大夫》，听说帮助白求恩组建医院的卫生部部长，原型叫叶青山。啊，这个叶青山不就是叶小燕的爸爸吗！我肃然起敬，无比震惊，赶紧查找资料，才得知：叶将军是中共医学专家、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建国后任卫生部部长助理，兼任中央保健局局长。

我吓傻了！我曾把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衣帽玩耍着穿戴在身上，而且谁也没有责怪过我。几十年前的轻率之举，让我仍心惊肉跳般愧疚着，真想再去拜访他老人家，郑重地当面向他赔礼道歉！我到处寻找叶小燕，我只知道她在军队工作，却无处寻觅她的踪迹。叶青山将军也于1987年过世了。

 

后座邻居徐鲁溪与窦仁芳

我和叶小燕的近邻就是后座的徐鲁溪和窦仁芳。

窦仁芳是考进女附中的普通家庭的女孩，在班里无声无息，没有故事，只有神秘。

豆豆（“豆豆”这个爱称是被鲁溪叫出来的）是个瘦瘦弱弱的女孩，连说话的声音也是纤纤细细的，唯有两只眼睛又圆又大，光亮闪烁，显现出她的无比灵透。豆豆不爱说话，更不去哇啦哇啦地述说自家身事。浅浅的微笑，嘤嘤的低语，是那种特别入耳的温柔的上海普通话。几年里与同学相处，她的家庭情况神秘得不为大家所知。直到今天，我也只是模糊地知道：她家住在一个教堂的院子里，推开教堂侧门进去，小小的人影就神秘地消失了。她父亲被日本飞机炸死了，妈妈远在他乡教书，以此供养着三个儿女。她和妹妹弟弟跟随祖母生活，祖母和姑姑一家同住，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豆豆的姑父是教会名人，担任着中国基督教圣公会大主教，也是中国基督教四大主教之一，参与创建过北京崇德中学，培养出众多世界级科学家和艺术家：杨振宁、邓稼先、梁思成、孙道临……所以，可以想见，他家的孩子都有极好的文化教养。

豆豆身材高挑，穿着朴素，一年四季穿的永远是灰土的格子粗布，那种上海农家手工家织的土布，以致严冬酷寒，手指被冻得如胡萝卜般粗细，红肿流脓，拿不住钢笔，双脚冻得一瘸一拐地走路。

我从没听她说起过自己的苦难，却总是不动声色地帮助我：上游泳课，我没有游泳衣，她借来表姐的新泳衣，让我得以下水；上滑冰课，她又拿来姑姑家的滑冰鞋，让我穿在脚上……

豆豆永远都是平和的心境、平和的微笑，好像从来没有过艰难困苦，她心里永远驻着一股神秘的力量，给人温暖。无形中，她成了我孤独中的依靠，我有憋不住的话都愿意向她倾诉，有困难就找她帮忙。她默默地听着，从不打断，也不会有很多安慰，第二天总会带来奶奶做的上海小零嘴给我解馋。

善良无私的豆豆在我的心里永远都是个谜。她显然和我一样，也是个孤苦的孩子，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爱，身上流脓的冻疮永远也不去搽药治疗，但是她处处事事都在无私地帮助我，无言地安慰我。今天，直到我有了一把年纪才懂了，这也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今天，只要谈起窦仁芳和她的同桌徐鲁溪，已老迈的我立马会滋生出最活跃的思绪，记忆也变得清晰流畅起来：徐鲁溪和窦仁芳是我今生今世遇到的最聪明、最灵慧的女孩，尤其是徐鲁溪，身上粘了毛儿就是个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想，也无所不能。

 

图3 延安时期，童年的徐鲁溪（左）和伙伴合影。

 

与窦仁芳性格相反，徐鲁溪是个特别明朗开通的女孩。开学时，她穿着育才小学统一的衣裙，虽是统一的服装，让她穿在身上仍然显出与众不同的秀美、清朗、灵透。她瘦弱而白净，却有着无比的精力去玩，去想，去折腾；嘴是闲不住的，爱说，爱笑，爱吃零食；双手更是闲不住的，编织玻璃丝，丝线缠粽子，实在没事儿干了，就把妈妈送给她的新毛线围巾，拆了织、织了拆（据说她四岁时，妈妈就教她织毛线了）。下课我们爱玩抓羊拐，有块平地就能玩得兴起。抓羊拐考验的是眼疾手快，配合无误，小小的羊四肢拐关节，分出四面“大耳朵，破耳朵，凹肚子，鼓鼓背”，手扔沙包飞往空中的瞬间，四面羊骨头在鲁溪手心里翻转腾挪，从不失误。课间十分钟，就只是她个人的精彩表演，谁也不是对手。

鲁溪不但会玩能玩，还有胆量。上课时，她伙同豆豆偷吃花生米，两人比赛看谁吃得多，吃得隐秘，不被发现。她们上课偷嘴的行为，我想，站在讲台上、高瞻远瞩的老师，肯定是发现过的，因为老师袭击式地提问过徐鲁溪，这位好学生脸红着站起来，羞愧尴尬片刻，竟然会对答如流地给出答案，还绝对正确。鲁溪的淘气夹杂着机敏，往往打的都是擦边球，绝不会越过底线。

徐、窦二位是班上最出色的学生。老师讲课时，她们专心听讲，已种在了心里，再听第二遍时，已是味同嚼蜡，难免走神。偷吃花生米的徐鲁溪、窦仁芳初中毕业时，都获得了奖章。

 

图4 徐鲁溪（左一）在育英小学时和同学合影。左二是冯延玲，她也是初一四班的同学。

 

高中毕业时，徐鲁溪报考了当时最红火的中国科技大学（1958年建成，属理工科综合大学，当时的录取分数线远远超过了老牌名校清华北大）。她数学、物理两门学科的高考成绩罕见地得了满分，女附中的领导层个个喜不自禁，还调来她的试卷，当众验看与炫耀。这种让整个学校与校友引以为荣的成绩，徐鲁溪视而不见，毫无感觉，在与大家几十年的交往里，她从没有提起过。

徐鲁溪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我们也是在偶然读报时才知晓的。1955年9月开学后，天高气爽，徐鲁溪与说不利索中国话、归国不久的林晓霖，给我们全班同学一个大大的惊喜！9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异样的通版排版，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授衔将帅名单，共和国十大元帅的照片赫然亮相，个个威风八面，帅气英武！我们这才知晓，班上的徐鲁溪、林晓霖的父亲都是解放军的元帅呢！我们一群懵懂无知的女孩儿，傻不拉叽的，刹那间都变成狂热的“粉丝”，围着她俩问长问短，崇拜着，赞叹着，欣喜着……

回家后，我和父母吹牛，我们班有两个元帅女儿。父亲说：林彪元帅善于指挥作战的事迹，是家喻户晓的。其实徐帅也是很能打仗的军事家，他有一套独特的军事理论，打起仗来神出鬼没，人称“军中诸葛”。解放后，他很低调，也许是身体不好了吧？
在女附中，尤其是“反右”以前的女附中，众多高干家长填写学生履历时，在家长姓名栏里填写的往往都是秘书、司机、阿姨的名字。我曾好奇地打听毛主席女儿家长栏里填的监护人，姓名是李德胜。这是毛主席转战陕北用过的化名。当然，那会儿，周末也有来小汽车接孩子回家的官员，把车停在远离校门的旮旯里。

热闹的徐鲁溪、安静的窦仁芳是一对亲密的同桌，她们出身经历截然不同，却都是灵透绝顶的中华女儿，日后，她们都为国家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窦仁芳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重型机械厂，后任总工程师，是多届湖北省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委员。现在跟随孩子在加拿大生活。

那天，我与她通话，这位功成名就的女专家、湖北重型机械的“半边天”，声音依旧清晰好听。她说，退休后的生活是更劳累了：她帮孩子带大了孩子，老伴又病倒在床。大大眼睛、依旧瘦弱的老太太豆豆，天天要挪动胖大的老伴进进出出，吃喝拉撒，早已是力不从心！听豆豆说，她妹妹在北京也病了，她焦虑地想回国看顾病人，又离不开身边的病人。这位对国家对人民有着特殊贡献的专家，如今仍旧过着伺候老伴、养育儿孙、一地鸡毛的生活！

 

图5 徐鲁溪（后左）在育英小学时和同学合影。前左是冯延玲。

 

我和鲁溪今生有缘，初中混在一个班上淘气，高中又分在一个班里。此后，大半辈子没见，半个多世纪过去，混到老了，托福现代科技，我们几十个女附中年近八旬的老太抛家舍业、重拾青春，又团聚在微信群里，“鸡一嘴鸭一嘴”地每天热闹，领袖还是老班头刘彬媛和陈小凤，爱说爱笑的徐鲁溪依旧笑料不断，花样百出，如今她是我们班上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了，却从没听到她自己说起，我只好去百度查了：徐鲁溪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生，女计算机专家，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库部主任，曾经主持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

鲁溪和她父亲一样，十分低调。我与徐鲁溪几十年的接触中，唯有从丝丝缕缕的信息里，知道她在“文革”初期担任过社会科学院物理所革委会主任，曾有一个老“右派”打扫卫生时，碰碎了毛主席塑像，吓得面无人色，鲁溪安慰了他，让他赶紧收拾进垃圾箱，公开表态袒护说：我就不相信，群众里有那么多反革命！

在物理所时期，青春的徐鲁溪出落得楚楚动人，爱上了留苏学习的青年科学家张相公（张元生），这是个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青年。婚后，夫妇感情朴实深厚。

如今，年近八旬的徐鲁溪老太童心不泯，玩心出众，家里不请保姆，一日三餐皆是自己动手，她在群里常常显摆张相公做的野菜叶子贴饽饽、红米煮的红曲饭；徐老太的衣服都是自裁自做自穿，屋里备有各式型号大小缝纫机，做时装，做内衣，一天几换几洗；她老人家不但养狗，养猫，而且养猴，徐老太太追着几个爱物儿，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自甘为主为奴，爬高下低，扫屎抹尿，不亦乐乎……

大几年前，徐老太便起血来，根据北京电视台养生堂介绍的知识，自我下诊断得了癌症，在张相公的陪同下，悄悄跑到医院，立马被请进手术室动刀，一年动了两次大手术，割除癌毒。

前不久，猴精敏感的徐老太发现勤快好动的张相公变得蔫头耷脑，懒得动弹，却问不出个所以然，老太太急吼吼地，驾车带去医院将全身查个底儿掉，结果是脑血管轻微出血，由于夫人敏锐发现，可不用手术，张相公服药后已经痊愈！

不安分的徐老太，又一次为自家化险为夷！

 

她的后妈是叶群

我升入初二年级的深秋季节，我家大咪咪怀孕啦！老爸老妈好高兴啊，就像伺候产妇做月子，颠颠地忙前忙后，忘乎所以。

秋凉了，雨多了，老妈为了省钱，请来了邻居帮忙砌墙，准备把三面漏风漏雨的牛棚改造成有四壁围墙的严实居室，绝不能冻坏了咪咪和宝宝。

中午老妈备好酒菜，请邻居吃饭，几杯二锅头下肚，邻居涨红了脸颊，歪歪扭扭地路都走不稳了。本来砌墙就是“二把刀”的邻居，下午再砌砖墙，手里乱了分寸，高墙越砌越陡，却不设标线矫正，越砌越歪，忽然间，整壁墙砖哗啦啦倒下，砖块泥浆全部砸在蹲在棚里做晚饭的母亲身上，母亲惊狂惨叫！瞬间发生的祸事，把“二把刀”吓懵了，情急之下，用力拽出砖块压身的老妈，这野蛮的拖拽，使老妈二度受伤，人早已疼得昏死过去。

“二把刀”闯下大祸，顾不得叫人救命，一溜烟吓跑了，至今也不见踪影。

老妈在重压下，昏死在冰冷的泥水血水里，秋风瑟瑟，无人知晓。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老爸送奶归家，家中狼藉一片，只见咪咪的大眼眶里流出泪水，低声哀嚎着。老爸看见老伴昏死在地上，大惊失色，急把老妈送往西四牌楼人民医院抢救。一周里老妈昏睡不醒，待苏醒过来，老妈留下性命却已是高位截瘫。

半月后，老爸才赶至学校，告知我家中实情，刹那间，我五雷轰顶，不知所措！老爸还告诉我，住院十五天的抢救费、手术费、输血费、医药费、床位费……已高达八百元人民币，这在1955年是天文数字，惊得我惶恐乱心，真不知晓老爸如何去面对！

我从快乐无忧的云端跌到深不见底的地狱！

 

图6 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家的祸事，牵动了初二四班每一个少先队员的心。我们每个班级的屋角里都设立了一个红领巾信箱，每周开箱一次，集中解决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每个队员的意见、建议或是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都可以投票入箱、开箱讨论，商讨解决办法。

那周初二四班的红领巾信箱紧急提前开箱，商讨如何帮助我走出不幸的深渊。那个晚上，我看完妈妈从医院返校，远远地看见教室里明亮的灯光，全体同学都出席了会议，几个走校生也没有回家。她们在讨论我家的危难，我停步在教室门口，正在发言的是一个操着卷舌音东北话的同学，那是林晓霖：“我常陪爸爸去医院看病，有很多穷人都去医院卖血换钱，人的鲜血是很贵的，咱们大家都去卖血吧！可以换回很多钱，帮助徐礼娴的妈妈。”话音未落，响应的人很多，顿时，教室里沸腾起来。

我哭了！蹲在教室门口站不起来……

这个情景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

后来，父亲卖掉家产，向亲友借贷，终于还清妈妈住院半个月的费用。一个家庭瞬间就这样破产了！

班主任谢蕴慧帮助我申请了每月十二元的甲等助学金，让我衣食无忧。直到大学毕业，都是人民在哺育我成长。

在班上，林晓霖是令人关注的女孩。当然，这也因为她是林彪的女儿，会引起大家好奇。林晓霖是个很有特点的学生，很沉闷，不爱说话，一开口呜里呜噜的，就是土豆炖牛肉的俄国味道。尤其是那两道浓厚的短粗黑眉，一看就是林彪的孩子。

林晓霖的母亲叫张梅，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的她才十八岁，青春活泼，美貌异常，人称“陕北一枝花”。嫁给追求她的抗大校长林彪后，头胎生了男孩，幼稚的女孩子突然间做了母亲，不懂喂养婴儿，饥一顿饱一顿，男娃娃得病早夭，林彪很是痛心。平型关大战后林彪负重伤，张梅陪他去莫斯科疗养，在苏联生下女儿林晓霖。父亲对她倍加珍视宠爱，亲自给她喂食，四个月大时，女孩子长得圆圆胖胖的咿咿呀呀，像极了父亲。此刻，林彪奉召回国，从此失联。无助的张梅只好把幼小的女儿送到苏联保育院抚养。

小姑娘林晓霖从小没有父爱也没有母爱。保育院里，常来年轻夫妻领养孩子，晓霖每回都乖乖地坐在小床上，伸长脖颈，巴巴地望着有家庭将她挑走领养。有一次，晓霖床前来了对年轻的工人夫妇，很喜欢这个圆圆胖胖的中国女孩，晓霖喜出望外，拿起心爱的布娃娃，跟着就走，谁知院长告诉客人，这个孩子有父有母，是有监护人的。

林晓霖在异国他乡的儿童保育院孤独地长到九岁，那时的张梅已另组家庭，有了自己的儿女亲情，准备把晓霖送回中国与父亲团聚。

初中时期的林晓霖，住在学校很是孤独。她下课看书，上课也偷着看书。她的情感和寄托显然都是在那些精装本的俄文书籍里。

在班上林晓霖没啥好友，只是常有外班的同学找她，几个女孩子都是从苏联保育院归国的干部子弟，亲热地叫她“晓霖奇卡”！林晓霖被熟悉的气息、亲热的爱称，激荡成活泼的小姑娘，扑过去搂抱在一起，叽里咕噜的有说有笑，蹦蹦跳跳。

我家里出了祸事，林晓霖主动亲近我，时刻关心着我母亲的危难。元旦开联欢会时，她送给我一只比柚子还大的黄梨，渐渐地，我们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图7 林晓霖

 

林晓霖告诉我，当年她从寒冷的苏联回到中国时，被接到东北暂住，等待送往北京与父亲团聚。回国后的女孩子，不适应气候，不服水土，头上长满了脓包疖肿，到北京见父亲前夕，张梅妈妈特意打扮她，给女儿剃了个光瓢葫芦头，显得干净利索，穿一身花哨的连衣裙，乍看之下就是个不男不女的光头小姑娘。她怪模怪样地站在父亲面前，怯怯地不敢抬眼看人，旁边是后妈叶群亲自做翻译。

后来，小姑娘住在爸爸家里了，无奈、胆怯、孤独，看见爱打扮穿高跟鞋的后妈，非常反感。恰恰异母妹妹林豆豆也不喜欢妈妈，姐妹两个悄悄跟在叶群后面搞怪，叶群也就更加厌恶她了。

林彪爸爸是看不见的亲人，是小姑娘靠不住的唯一依靠，因为爸爸是忙人，也是需要隔离静养的病人。晓霖好不容易看见爸爸一次，急忙拿出早就精心准备好的一张照片给爸爸，那是张梅妈妈的近照，照片后面写着：爸爸，你还记得她吗？这是晓霖久藏在心底里的问话，爸爸显然是有感慨的，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哦，她也老了！爸爸是啥意思呢？小姑娘不能明白，但这并不是小姑娘期待的答案。

晓霖曾跟我说：让我去恨父亲，我恨不起来，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但是父亲无情地抛弃了母亲，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他！

帅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富裕优越的，但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女孩，她最需要的是父母的抚爱与温暖，需要的是调教和管束，而这些她都没有。她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异国环境，不知何时，爱她的母亲又成了他人的母亲，派给她的母亲阴险刻薄，她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充满敌意的环境里。

林晓霖是在苏联环境下出生长大的孩子，血肉思想里汲取了、也消化了俄罗斯民族的狂热与浪漫，她有很强烈的英雄情结，也极浓烈地追求心灵深处的友谊与爱情，她在渴求感情温暖的年华里，渐渐长大成为孤独的少女。她对我说，她最崇拜的就是苏联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卓雅和舒拉，中国英雄黄继光、董存瑞。如果祖国需要，她也会像那些英雄一样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想，她正处在追求爱情的妙龄，一定还有许多不能出口的情感渴望，因为她比别人更孤寂更落寞，更缺少那种真心实意、刻骨铭心的甜美情感。

初三时，女附中少先队过队日，请来电影《董存瑞》主演张良作报告。报告结束后，疯狂的女孩子挤到台前，抬起张良犹如抬起英雄董存瑞，敲锣打鼓地围着操场疯跑，转了一圈又一圈，群情沸腾，久久不能平息。后来女孩子们又都情不自禁地追到张良驻地，有的还狂热地写了示爱的长信……

那个年代的女孩儿与现代女孩子的价值观截然不同，然而少女的恋情迷狂是一样的疯癫、赤裸、开放！记得林晓霖也是疯狂迷恋张良中的一个。

初三毕业时，聪敏的林晓霖顽强地克服了中国语言与文字上的重重障碍，成绩不输任何“英雄好汉”，她同样获得了金质奖章！

当年，班上获此殊荣的学生只有四五个人。

 

美丽的李宁先生

教授我们初一文学课的李宁先生，是刚刚留校的女附中毕业生，不到二十岁的年纪，活泼泼的美丽，齐耳的黑发，宽边的眼镜，穿一件普通又普通的深色列宁装，精彩的是：她在肥大衣服的腰间系了一条宽宽的皮带，立即凸显出女性丰满的胸部，强调出身材的曲线，让自己亭亭玉立地站在讲台上，她不同一般的审美意识，使她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李先生声音圆润而富有磁性，神态活跃灵动，尤其是她的板书，一笔一画，竟是工整清晰的仿宋体，犹如书本印刷，精致帅气。

李宁老师的亮相带给了我们阳光与朝气，第一堂课，我们就喜爱她了，她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美丽的大姐姐。哦！她的确是我们的姐姐，她妹妹李铎恰在我们初一四班，每天瞪着两只亮眼，崇拜而虔诚地听着讲台上姐姐熟悉的讲课声。

李先生的授课是与众不同的。她熟悉每个学生，在课堂上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参与她的讲授。书本上的课文，她叫起学生朗读，遇到对话内容，教室里呼啦啦站起一片，每人分担角色，装女做男，装粗做细，犹如表演戏剧，热闹非常。她富有表演才华，记得在讲《江边工人打夯歌》的课文时，她扎起头发，摘下眼镜，高挽衣裤，犹如苦力，扬声给我们唱起了深沉悲情的劳动号子。她的这番即兴表演，让我们兴奋不已。

美丽的春天来了，她出的作文题目是“寻找春天的消息”。她用两节课，把我们带到校园四处游逛，感受阳光下的春风拂面，她说，没有春意涌现的欣然快感，你怎能写出春天的丝丝意境？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李先生的坦诚，她跟我们说：她的志愿就是做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她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教授中学生，了解少年儿童心性，扎根于生活。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这位充满理想主义的未来作家。

 

图8 四班同学游长城时合影。

 

不久，美丽的李先生谈恋爱了。

我们也正是些步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与好奇，天天关注着讲台上享受甜蜜爱恋的李先生。她面如春花，每天不重样地换穿着衣服：剪裁合身的连衣裙、白色的丝绸衬衫胸前绣满花朵……将本就光彩夺目的她衬托得越发靓丽出众。

此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运动的风暴即将来临，社会上的极左情绪蔓延进校园。我们初一年级有个班的班主任张先生，二十出头的年纪，还是个大女孩，爱穿时尚衣裙，足蹬高跟皮鞋，尤喜打把西湖花伞，袅袅婷婷。对此，尖锐的学生早就看不惯了！有一天，大家恶作剧地将教室清扫得一尘不染，又用清水把讲台泼洗冲刷，裸露出木质纹路，最后用毛笔大字在教室门口写着：请脱光鞋袜走上讲台！

大家脱了鞋袜，兴奋不已，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恭候张先生光临。果然，张先生气得扭头就走。这个班级很快就换了班主任。

不久，李宁先生担任班主任的初一三班的李以洪给李宁先生贴出一张大字报，指责她讲究衣着穿戴，像个资产阶级小姐，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极左的旋风直向我们初一四班刮来，有人在红领巾信箱投递信笺，质问李先生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奢华穿戴，苛责她带给学生资产阶级的腐蚀影响！星期六下午，初一四班红领巾信箱按时开箱，全体少先队员各就各位，屏住呼吸，等待李先生的到来，等待她的回答。

我低下头，无处躲藏。我打心眼里喜欢李先生，不愿意看到她当众被人责难！

教室门推开，李先生一头黑发飘飘，着剪裁合体的连衣裙，如约而至。她没有忸怩，也没有恐慌，但她的眼圈是红红的。老师站在我们面前，应对我们的指责。记得她说，她用自己劳动所得养活自己，且不用负担年轻力壮的父母的生活，生活是足够富裕的。她还说：她恋爱了，男朋友也是一个语文教员（一○一中老师江山野），他们都忠诚于教育事业，也有共同的高远理想——做儿童文学作家。江山野已获得初步成就，中篇小说《同桌》问世后，深受社会欢迎，她感到无比幸福！她愿意为她所爱的人，为每天的甜蜜，穿得更美丽，生活得更美好。最后，李先生还是向我们道歉了。她说，她从来没有意识到她的日常穿戴，影响了学生的情感。

李先生是诚恳的，也是坦率的，捧出的是一颗单纯的真心。我们为什么要用种种刻薄的刁难，去责备这个真诚爱美的大姐姐？我不服气，偷偷地流着眼泪。

很快，李宁与江山野喜结连理。我们委派班上的吴黎阳（极有绘画天赋，后考入中央美院）画了一幅山川风景，送给幸福的新婚夫妇，题款很费了大家一番心思——“江山野里（李）宁”。代表着我们的衷心祝福。

不久，幸福的新娘怀孕了。李先生兴奋地每天都记胎儿日记，她把日记的内容向我们报告：今天开始有胎动了；胎儿有劲头，踢得很厉害；是个男娃娃，还是女娃娃？我们每天都羞涩好奇地等待着李先生的新鲜体验。

两年里，李宁先生做了两个男孩的母亲，依然保持着姣好婀娜的身材，还是个爱美的妈妈。1957年，风云突变，青年作家江山野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妻子忠于爱情，也随他去了。从此，美丽的李宁先生离开了我们。

“反右”运动过去了，“文革”也过去了，我们也都长大成家，成为母亲，懂事了。我离开了北京，我的思念常常回到北京，渴望得到母校的信息。

后来我听说，80年代初期，原初一三班的李以洪从外地回到北京时，买了许多营养品特地去探望平反归来、回到女附中的李宁先生。跟随丈夫受尽苦难的她，不过四十多岁的年纪，已是身患危重病症的妇人。李以洪虔诚地登门告罪，令在场的所有人动容。李先生流着泪说：“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

不久，美丽的李宁先生逝去了。长久的肺结核以及痛彻心扉的体脑改造，无情地毁灭了这个活跃自由的生命，李宁先生在她美丽未逝的年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田大猷先生，您在哪里？

我生性爱热闹，偏偏是个孤独的女孩，百无聊赖，只能去书里找寄托，文言的、白话的，囫囵吞枣，不管懂不懂，都看得上瘾：《红楼梦》《老残游记》《聊斋志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乃至鸳鸯蝴蝶派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刘云若的《粉墨筝琶》……反正老妈枕边有啥，我就看啥，一双亮眼，初一就戴上了眼镜，但我每逢作文，大占便宜，文词儿不请自来，常被作范文朗读，令我颇为得意。

初二时，我改了心性，又迷恋上了代数和几何。哦，那是因为在我生命危难时刻，教数学的田大猷老师给了我巨大鼓励。还有他的家人，带给我们几个穷苦学生，在孤寂困顿中无比温暖的家庭感受！

初一四班有几个有家不能归、常年住校的苦孩子。我母亲高位截瘫后，住院长达三年时间，温暖的家庭没有了。那年秋天，母亲住院后，我家大咪咪产下了可爱的小咪咪，恰逢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私合营运动，老爸带着两个产奶的宝贝加入卢沟桥国营农场，成为农场工人，从此养牛喂鸡，以场为家。老爸的起居吃喝，归宿在了农场集体宿舍的大通铺上。妈妈的医院不是家，爸爸的大通铺更不是家，我无家可归了。

班上有个小王，家长没有工作，生活困难无着。50年代中期，我国集中力量开发大西北，号召北京的困难家庭迁入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安家落户，谋求生存。小王父母带领全家搬离北京，留下她独自一人住校念书，逢年过节放假日，小王孤独无依，对着空荡荡的宿舍，想念着远方的家人，悲悲切切地唱起印度电影插曲《流浪者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她边哭边唱，搅和得大家心里阴沉沉的，直想哭。

班上的茜儿，是困难生里头脑最聪敏、办事最果决的领袖式人物，父亲早早过世，依靠母亲抚养，茜儿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常常带着小弟弟来学校和我们玩耍。每逢小王唱起“到处流浪”，茜儿就提议大家去打核桃吃。

寒假暑假，住校学生都回家了，留校生少，老师把我们都集中在宿舍二楼居住管理。院里有棵老核桃树，枝枝杈杈伸进二楼楼道，初秋核桃熟了，伸手就能够着。新鲜的核桃果儿，绿衣裂开，敲开浅褐色的壳，撕去果肉膜衣，嫩生生的白肉露了出来，嚼在嘴里，脆脆的，似有甜甜的汁液，完全没有苦涩油腻的味道，比街上卖的老核桃好吃多了。

吃够了脆核桃，沾一嘴巴黑汁液，抹巴抹巴，大家都忘了流浪，高兴起来，去教师宿舍田大猷先生家里玩耍。

田先生是教代数几何的数学老师，延安老区来的教员，圆圆胖胖的老人，头发微微卷曲，家族似有异域血统。田先生说一口浓重的陕北话，为人和气面善，见我们无家可归，常常领我们去他家里玩，他全家人都欢迎我们的到来：田妈妈拿出好吃好喝的尽大家吃够；田家大姐姐在香山八一射击场工作，田先生带着我们，倒车换乘，大老远地去找大姐的射击场练习打靶；田家大哥小白、田家小弟小黑寒暑假在家休息，陪着我们打牌、下棋、吵嘴、买票去看电影。田先生全家人给了我们浓浓的家庭温暖，假日里，我们像回家一样去田先生家里吃喝玩耍。

每逢田先生的数学课，我都不会走神，每次大小测验和考试，我都要争取五分，田先生总是用透着浓浓鼻音的陕北话夸奖我：可不敢马虎！可不敢骄傲！

 

图9 初三四班毕业合影。三排左十二为谢蕴慧；二排右一为田大猷，左二为窦仁芳，右八是我，右五为罗小玲；一排左五为林晓霖，左六为陈小凤，左十为李铎。

 

升入初三毕业班，田先生已不再教我们了，可是一直都像个老爹爹般照顾我们。初三毕业考试前夕的紧张时刻，躺在医院里的妈妈尿道感染病毒，高烧不退，而爸爸远在卢沟桥的乡下，医院向我急报妈妈病危！我跑到医院，见到妈妈浑身水肿透明，双眼成了两道缝，脸庞肿得连鼻子都不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形象这么可怕的妈妈。吓坏了，哭坏了，我魂不守舍地连连做噩梦，梦见妈妈死了，大哭着醒来。

考数学的前一天，我发起烧来，医务室的刘大夫给我开了感冒药、退烧药，还有睡觉药，千叮咛万嘱咐我多喝水，睡好觉，考试别紧张。可我哪能不紧张呢？我害怕考砸了，毕不了业，我害怕妈妈突然间死了！

考试前，我有过千百次的如意盘算：只要我的毕业考，数学卷全部答对，至多错一道填空，就算妥了。我初一初二连续两次获得学习优良奖章，这次毕业考顺利过关，至少可以得到一枚银质奖章，这样我会被保送直升高中。妈妈会因为我的优秀，脸不肿了，能吃饭了，妈妈会因为我的优秀，奇迹般地站起来自己走路。

我想得太美了，心思太重了！临进考场，我求胜心切，不知深浅，加倍地服了感冒药和退烧药。待发下试卷，忽然间，浑身大汗淋漓，心跳加速，眼花缭乱，我迷迷糊糊地挣扎着，极力睁开眼睛，脑子里却是糊涂涂的一团浆糊，我怎么一道题都看不清了？我竟然没算出一道大题，小题也错了！

之后在公布的保送本校高中的名单中，自然没有我，我急得大病一场。田先生到处找我，我害怕他，躲开他，绕道走。不过，田先生终于抓住了我，不断地鼓励我，告诉我内部消息：“讨论保送高中名单时，对你争论最大，大家都想为女附中留下优秀学生。最后一致认为：你这次考试是特殊情况，不会再有了。你学习扎实，一定会考上母校的高中！”

我果然如愿考上女附中高中部。

在校园里见到了田先生，老头大老远就招呼我：“刚刚看了你的数学试卷，本来应该是满分的卷子，错一道填空，丢了两分，太可惜啦！可不敢再马虎了。”他接我去家里，田妈妈犒劳我吃了顿陕北泡馍。

初中毕业后，很多同学都离开了女附中。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茜儿果断放弃了升高中考大学的前途，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在北京郊区教书，为了讲课计时，天天提着马蹄闹钟上课，田先生知道了，把自己的一块怀表送给了她。

“三年困难”时期，茜儿从郊区背着一口袋粮食和白薯去看望田先生一家，几年不见，圆圆胖胖的田先生已变成一个苍老瘦弱的老爷子。

“文革”后期，我们去女附中看望田先生，他们一家人都不知了去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