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母校青岛九中已经一百二十岁了。

青岛九中（前身是礼贤书院），见证了青岛市开埠建置的百年沧桑，见证了这个城市的教育历史。百年名校，成全了多少代莘莘学子渴求知识的愿望，又培养造就了多少堪称国家栋梁的精英人才。我们庆幸曾经就读于这所名校，也为母校的百廿荣光备感骄傲。

图1 礼贤中学早期上海路校门

 

六十多年前，1956—1962年我在青岛九中就读，这是我一生最终的学历，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在那个不平静的年代，学习生活纷乱而多彩，我不仅长知识还滋养了气质、情怀，埋下了从艺的种子，以至于最后走上了教师和画家的道路。述说我的学生时代，对于今天年轻的学子来说，已经是遥远的传说，他们未必感兴趣，但对于我的同龄或年龄相近的学友来说，这些往事一定会唤起许多珍贵的记忆，我想他们会乐于与我一起重温母校那些美好的过去。

于是，我愿多花一点篇幅，多叨叨几句。我觉得，我不来述说，怕不会再有人去翻检青岛九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段历史了。我愿通过自己的追忆，也让当今的学子一窥那个时代的校园生态，感受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沧桑。

 

美丽校园

由德国人卫礼贤建于1900年的礼贤书院，1903年落址于上海路，1952年改为山东省青岛第九中学，是青岛市建校最早的名校。可能是源于西方的文化基因吧，我上学的时候，学校拥有一片很大的花园，这在全市的学校里是极为罕见的。

礼贤时代，校门开在上海路。紧挨着上海路小学（前尚德小学）的校门，进门后先要登上高高的四十多级台阶，直接进入白果树院。1956年我上初中的时候，校门已改在城阳路上，紧挨着当时的市立中医院门口。九中校门正冲着一间由汽车屋改建的早点铺，有两个潍坊老乡在那里打火烧、炸油条、卖甜沫。上初一的时候，我常常光顾这里，每次花不到一毛钱，就能吃上一顿早点。                      

老校门不宽，一进校门左边一间下沉的小屋是传达室，向前走十多米右边是一间存放自行车的简易车棚，再向前走二十多米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的“礼贤楼”（外观已经改造）。礼贤楼由德国校长卫礼贤建于1902年，木结构加砖砌，前面两排楼梯，走廊的两端上下是木架玻璃大窗通透的房间，楼内加阁楼是三层，外墙蓝白相间（裸露的木架为蓝绿色，墙为白色），很漂亮，很有德国建筑的风味。

图2 礼贤书院校长和教师合影。约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排左四为校长刘铨法，后排左一为美术教师牟贡夫、左四为卫礼贤、右二为教师马德益（即文中所述教过我动物课的老师）。

图3 1958年前青岛九中城阳路校门

 

在礼贤楼前面，东南从校园城阳路墙根算起，西北拐到上海路木栅栏墙内，沿着上海路一直向北，直通到临近上海路的小学处，这一大片地方（现在的运动场位置及进门路面以北），就是当年学校的花园区。
那是多么大的一片花园啊！

起初，这个花园为校长私人所有，学生是不能进去的。我上学的时候，学校早就改天换地了，但花园还基本是原来的风貌。礼贤楼前路边直到鲁迅礼堂后面这一大片仍然是圈着的，里面满是花木，特别记得里面有当年从德国引进的一种月季花，据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品种。这个花园名叫“米丘林植物园”，显然是当年追崇苏联的结果。生物老师和管理花园的花匠曲本荣师傅都有钥匙，可以开门带学生进去。靠上海路小学那一段花园有玻璃温室，还有莲花水池。初中时我们班几个同学参加了生物小组，不但可以经常进花园，而且还可以在花园里为生物老师养兔子。秋天，曲师傅侍弄的千头菊非常漂亮，他经常让我们用地排车拉到市场三路去卖，好像算是勤工俭学活动。

记得是1958年，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可能觉得校门狭窄吧，就把城阳路校门封死，在上海路开了一个新校门。那年代，兴“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学校领导发动全校学生出去捡砖头，并由学校的工友动手拆了一段墙，垒起了门垛。进门后的那段上坡路也是用捡回来的砖头铺就的，同时还在校门旁边盖了一间房子做传达室（在今传达室的对面，已拆除）。新校门位置在原上海路校门的南边，侧对着夏津路，也就是现在校门的位置。

于是，新门、新路把原来的校园结构改变了，花园被分割成了南北两部分。传达室后面到鲁迅礼堂前，依然是一片疏朗的树林地带，记得有紫藤、柏树、紫荆、紫薇（痒痒树）、胡桃，还有一棵山楂树。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棵高大的杨树，每到春天，树下落满了像毛毛虫一样的残花。从礼贤楼前面下来有两条纵横小路，其中一条要穿过有藤萝的平台，才能转到林地。我存有一张我们初三五班获“红旗班”称号时，在藤萝平台前台阶上拍照的全班合影，可以看出当年这里的风貌。这片树林是学生看书复习功课的好去处，从来没有同学在这里打闹。

图4 1959届初三五班合影。1958年摄于九中花园，背景建筑为礼贤楼，后排左三为作者。

 

新校门开通后，我上高一的时候，比我们高两届的学生（1960届高中）在毕业前夕，给母校献上了一份大礼。那一届毕业班的同学特别优秀，能工巧匠也多，竟然自己收集材料，自己动手，在校园建造了一座很像样的中式亭子，起名叫“五一亭”，高三一班的班长林寅之还特请赵熙信校长题写了“五一亭”三个字。五一亭的位置就在一进校门上坡路左侧的那两棵银杏树下。亭子的顶部是用树皮当瓦铺成的，很雅致，给学校平添了一道风景。我知道，亭子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我们画画的学兄刘冀德，还有精通木工的张百寿（张峰，后在九中任教）、张延寿兄弟等。那时候，我们这些学弟对他们简直佩服得不行了。

“米丘林植物园”依然不能随便进。我奇怪，当年那么矮矮的护栏竟然能挡住学生，那年头的学生真守规矩，真够老实听话的。

现在，不仅那座精巧的“五一亭”消失了，那一大片园林也早已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大操场了。在后来“革命”愈演愈烈的年代，花花草草代表着“封、资、修”，是资产阶级毒草，对于培养“革命接班人”有害，九中这座花园自然难逃被毁弃的厄运，据说“文革”一开始“五一亭”就被砸了。学校原本的操场被占用建了教师宿舍，没法上体育课，只好把花园变成操场了，毕竟学生锻炼身体比养花种草更重要。原先母校的那座花园，那片疏朗的林地，只能留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记忆里了。

图5 1956年作者入学时的照片，取自当年学生证。

 

我对九中花园这么熟悉，还因为上小学（上海路小学）时，同班同学王士能的妈妈窦织云是青岛九中的音乐老师，他们家就住在礼贤楼的阁楼里（后来的校史陈列室），我们是好朋友，我常到他家去玩，也和同龄同级的花匠曲师傅的儿子、九中副校长蔡嘉禾的儿子一块儿玩，所以对50年代九中的环境是特别熟悉的，校园环境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到现在，我相信我还能把学校的各个院落的格局平面图默画下来。

几经沧桑，上海路老礼贤—九中的校容变化何止花园。三年前我专程回到那里看了看，除了“礼贤楼”还有点老九中的痕迹外（其实该楼一层两端的玻璃房早已被改造了），校院格局已全部改变，可以说根本就不是原来的九中了。六二院没有了，五一院没有了，鲁迅礼堂没有了，白果树院没有了，那两棵高大的老白果树萎缩在新楼角落，凋敝不堪……所有的老房子全都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教学大楼。一座百年老校传承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筑（当然还有教育理念等），理应保留；而老校的容量格局不敷使用，需要重建，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孰对孰错，很难说得清楚。面对这座我完全陌生的母校旧址，喜哉？悲哉？除了感慨岁月无情，世事沧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名师荟萃

放下那些杂乱的回忆，想想六年的中学时代，我还是有着很多美好愉快的学习时光。

首先想到的是教过我们的老师。当年九中的名师太多了，而且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教师。初中教我们“动物”课的是马德益老师（那年代生物课分为“植物”和“动物”两门），当时马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退休，据说能背德语字典，上第一节课时就告诉同学“康生是我的学生”。据传50年代初康生来青岛时还专门到九中看望过他，马老师感觉很体面，就连我们也觉得能和康生师出同门很骄傲。

图6 在礼贤楼前拍摄的初中1959届毕业照。老师：第二排从左至右依次为王显秀（美术）、窦织云（音乐）、梁允石（语文）、朱子赤（数学）、王广文（语文）、郭淑华（历史）、徐杰（地理）、王练百（几何）、李绍广（物理）、李澍恩（化学）、曲师傅（花匠）、王堃（体育），第三排右一张以忠（汉语）；学生：前排右一为笔者张白波。

 

教我们世界地理的是“地理王”王德隆老师，也快六十岁了，据说王老师留德出身，精通德语。王老师夏天穿短裤和长筒白袜、皮凉鞋，洋气得很，每次一上课什么话都不说，先用装粉笔的小瓶敲一下教桌，回身在黑板上画出几条经纬线，十分精确地默画出所讲国家的地图，回过身来，再用小瓶敲两下教桌，遂开始讲课。王老师视力欠佳，从不注视学生，也不看书本讲义，只管倒背如流地侃侃而谈。

还有全市有名的“化学王”刘宗谔老师，讲课细声细气，表情十分丰富。他编的化学反应顺口溜——“锌加稀硫酸，定有氢气往外钻，如要用火点，必有大危险”“火烧氯酸钾，就有氧气往外爬，如要收集它，就用排水取气法”。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后来他调到青岛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去了。

教外语的于兰亭老师戴着金丝眼镜，极具绅士风度。他原来是英语老师，但学校不设英语课，只好改行教俄语。高一入学第一周的俄语课上，于老师看我写的俄语花体大写字母很漂亮，当场就指定我为俄语课代表，这一来，我在高中当了三年的俄语课代表，其实我并不喜欢俄语，俄语学习成绩也一般。

初中一入学教我们体育课的是体操运动员出身的牛洪生老师。他知道我姐姐是张白露（山东省第一位健将级体操运动员），于是有几次体育课，他教完跳箱、鞍马的项目动作后，点名叫我做示范。牛老师大约觉得“有其姐必有其弟”，我也有体育天赋吧，殊不知我向来四肢不灵，弄得我好尴尬，牛老师就再不指望我了。

高二教我们语文课的是位女老师黄哲渊先生，讲课带有浓重的湖北口音，讲起古典文学津津乐道，讲解李白《蜀道难》诗句“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时的表情现在我还记得。黄哲渊老师的丈夫芮麟是著名的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在民国时期和黄老师一起创办过乾坤出版社。黄老师也是作家，著有《离乱十年》等多部著作。她女儿和我姐是小学同班好友，儿子芮少麟我也认识，芮麟夫妇是青岛文史界的名人。

化学老师付万青讲课时地方口音很重，“氢氧化钠”总念成“敬仰哇啦”；物理老师李绍广个子矮矮的，上课很卖力，一节课下来经常是满头大汗；高三教语文的陈可新老师讲课轻松诙谐如同说单口相声；高二教数学的李馥娜老师上课总是用那南方口音轻声提醒我“张白波你又睡觉了”……还有教过我们的王广文、张以忠、王练百、王汉阁、梁允石、宋石如、朱子赤、李澍恩、王堃、牛钟衡、李扬真、朱文、丁守一、郭锦慧、郭树华、张同焕、孟亮思、孙书升、赵汝泌、赵禄俨、谷琴如、安光霞、王时纬、王常安、王一安、万述恩、尹如姗、刘凤鸣、华荷影、张振西、刘灏、谭桂馨、窦织云、丁瑞珠、祁朝阳、杨树德等许多老师，上课都各具特色。时隔多年，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能在我的脑海浮现。这些老师大都已经作古，我在这里写下他们的名字，唤起同学们的回忆，也算是聊寄对远去的恩师们的怀念。但愿这些老师的在天之灵，看到还有学生记得他们，能让他们得到一丝安慰。

图7 在1958年建的新校门前拍的1962届高三六班毕业照。老师：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谷琴如（数学）、孙书升（语文）、王时纬（地理）、郭锦慧（历史）、陈可新（语文）、于兰亭（外语）、吕振光（校长）、蔡嘉禾（副校长）、徐文茂（团委书记）、刘灏（语文）、王汉阁（生物）、王一安（生物）、王常安（俄语）、丁守一（俄语）、李志英（历史）；第二排左一丁瑞珠（政治），右一朱启君（办公室）、右二尹如姗（数学）、右三梁永秀（卫生室）、右四华荷影（几何）；后排左一牛洪生（体育）、左九祁朝阳（体育、毕业班主任）。学生：最后排左七为笔者。

 

当年，六二院前面的一排小屋被拆掉后，独留头上一间小屋作为“教师准备室”，室内没有座椅，只有一个大的立镜。每当打上课的两分钟预备铃时，有些老师会先在这里稍候，对镜整仪容，取了粉笔，再去上课。那年代，还是很讲究师道尊严的。而每当上午第二节下课铃响后课间操前，打铃的马大爷立马就会在学校大喇叭上播放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阿巴拉古……”，天天放，让老师无法拖堂。

在诸位老师的教导下，我的学业成绩尚好。高一期末的全市统考，我在全级部六个班三百多个同学中成绩排在第四名（前四名中我班同学占三名）。到上高三我虽已对高考无望了（原因后述），但在一次期中考试中学习成绩还是全班第二名。毕业后，老师们对我未能读大学深感奇怪和惋惜。在我就职于民办新华中学后，刘宗谔老师在路上遇到我，还说九中的老师议论过并向领导提过，为什么不把张白波留在九中。我知道，进九中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老师对我的厚爱，我永远铭记心中。

图8 九中鲁迅礼堂，即礼贤时期的“藏书楼”，礼堂正门右端为图书馆。

 

美术摇篮

如此美丽的校园环境，如此深厚的历史积淀，礼贤—九中一百多年来培养了无数才俊人杰，其中美术人才就可以开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我的艺术人生，就起始于九中，起始于九中美术组。不过，还是从我的一些美术前辈和学兄说起吧。

像王献唐（1896—1960）、康生（1898—1975）等学者型文人书画家就不去追述了。我所知道的现在年龄最大的九中校友画家，是现已九十多岁高龄的晏文正老先生。晏文正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读于礼贤中学初中部，美术受教于牟贡夫老师。晏老师主攻水彩画，后为青岛教育学院教授、艺术系主任，曾任青岛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青岛画院名誉院长、山东水彩画会名誉会长等职，是我们尊敬的水彩画领域的泰斗级的老前辈。

著名画家李峻1946年毕业于礼贤初中，后就读于北师大工艺美术系并留校任教，50年代赴苏联留学深造后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著名油画家张重庆1950年毕业于礼贤高中，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老教授协会艺委会委员。由于特殊的渊源，我与张先生关系密切，前年专程赴北京参加了他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的活动。

1956年初中毕业的李全淼于当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来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于厦门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的版画家和油画家，现在依然活跃于画坛。      

当然可能还有些身在外地的、饶有成就的画家我不知道。

图9 作者早期素描习作

 

和我同时在校的最年长的美术学兄是尚友松。我上初三时尚友松读高三（1959届高中毕业），记得当年在礼贤楼前路对面立有一排带玻璃的展窗，展示过尚友松的中国人物画作品，他画得非常专业，我敬佩不已。后来他在市北中学（青岛艺术学校前身）任教，我在新华中学任教，来往甚密。“文革”后他到青岛美术设计公司任职，我们在创作上多有合作。尚友松善于教学，启蒙、培养了不少很有成就的画家，他的代表作有连环画《小鲷鱼求医记》（196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等。2010年2月尚友松患癌症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在我上高一的时候，比我高两届的比较熟悉的两位画画的学兄叫刘冀德、赵理（1960届高中毕业），就是他们设计建造了“五一亭”。刘冀德同学后来在铁路机务段工作，于2009年去世，辞世前决定把遗体捐给医学研究，令人感念。赵理同学毕业后进大学学了建筑专业，曾在东营和青岛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我们已多年没有见面。                                     

九中比我高一届的画画学兄还有1958年初中毕业离校的曲学霭，他在校时就曾在《青岛日报》上发表作品了。后来在青海工作了二十年，1986年调回青岛在市群众艺术馆从事美术工作。他在艺术创作上很有成就，作品获得过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曾是青岛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14年7月曲学霭辞世。另外在读高中时比我高一级的还有一位学兄叫郭殿芳。郭殿芳在学校时不露声色，大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位会画画的同学，直到高三临毕业时，突然在展窗里展示出了他的素描习作，让我大吃一惊。后来他上了青岛美校，毕业后在青岛美术设计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我和他也多有交往，一同参与过一些市里的创作活动。

我所知道和记得的，并有往来的九中高年级的画画的学友就是这些了。他们有的离开了人世，有的湮没在人海里不知音信，我在这里提及他们，写下他们的名字，是感念曾经有过的校友情谊，感念曾经有过的共同的美术理想。我知道，我不写，恐怕后来的九中校友们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

九中和我同年级的画画学友主要有姜宝林、牛锡珠、陈季富（后改名为陈向东）、杨良钰、崔寅。

姜宝林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毕业后考入当时的浙江美院，后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是国内赫赫有名的中国画大家。

牛锡珠和我同届不同班，高中毕业后就读青岛工艺美术学校，后为青岛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青岛市美术家协会国画艺委会主任，是获国家“中国画杰出人才”称号的著名画家。牛锡珠上高中时我们教室门挨门，后来他到画院和我成为同事，画室也是门挨门，真是缘分。

陈向东（陈季富）和我初中同班（初三五班），高中与牛锡珠、杨良钰同班（高三二班），他们三人高中毕业后都考入青岛美术学校就读，后都分配到青岛贝雕厂工作，再后来陈向东、杨良钰都调到青岛工艺美术学校任教。崔寅好像只是在九中读的初中，后来也就读过青岛美术学校，在贝雕厂工作。

再说九中的美术老师。

我上初一时，教我们美术课的是陈起惠老师，他擅长工笔花卉，是一位有一定名气的画家，教了我们一年，1957年蒙难，离开了学校。随后由王显秀老师教我们美术课。王显秀老师英语好，考大学时报考的是南京大学英语系，但那时英语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所以英语系被取消了，大兴“苏联老大哥”的俄语，无奈之下王显秀老师就转系到了美术系学美术。王老师告诉我，她是我国著名工艺美术大师陈之佛先生的学生。

由于我的美术课作业成绩好，王老师就经常叫我去帮忙做些学校写写画画的事，特别在我升入高中后，帮王老师画些课堂范画什么的就更多了，王老师对我很好。在学校时师生关系好不说，直到她退休多年后，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还曾托我找市里的大领导协调解决，我自然是帮她办了。这是题外话。

我在校期间，九中只有这两位美术老师。

该说说我自己了。

我自认为没有特殊的绘画天赋，更说不上“自幼酷爱艺术”，孩提时哪知艺术为何物，谈何“酷爱”。只是小学、初中美术课的图画作业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画画有些兴趣罢了。读高中时，有一件事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1959年秋天读高一的时候，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话剧团团长的我二叔，带团来到青岛，在当时的北海舰队俱乐部演出话剧《钢铁运输线》。二叔和北海舰队文工团团长相熟，对他提到我喜欢画画，将来能不能去文工团做舞美工作。当时还让我回家拿了一张画给他们看，虽然我的画肯定很幼稚，就是那种既非儿童画又无专业训练的“涂鸦”，但他们说行，团长似乎答应我将来可以到团里去搞舞台美术。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承诺，但对于我来说，在由家庭背景带来的对个人前途的迷茫中，犹如看到了一抹美妙的彼岸风景，点燃了我对戏剧舞台的极大憧憬和学习美术的热忱。

正好，和我同班的姜宝林同学，当时是跟着他哥哥从平度来到青岛上学的，他哥哥叫姜宝星，是青岛市工人文化宫的美术干部，油画家。可以看出姜宝林一入学就是要学美术的。我要学画画，自然就和姜宝林关系特别密切，也就认识了他哥哥姜宝星老师。那时姜老师刚从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工作室进修回来，带回不少习作，在他那里我看到了真正的绘画艺术作品，这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我工作后的艺术创作影响很大。

当时姜宝林是立志学习中国画的，记得他和临清路小学的美术老师刘栋伦一起拜陈寿荣老师、赫保真老师为师，他们都是在校外或在家里画画。而我要学的是“西画”，自然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也没有条件专门拜师，只能在学校里利用课余自学。王显秀老师对我非常关爱，但她没有能力辅导我绘画，就以搞学校宣传的名义，在学校找了一间小屋做美术小组的活动场所，成全我画画，这大约是我上高中二年级的事。

我记忆中，在这之前，九中没有 “美术小组”。上文提到的学兄们大都是在校外拜师学画，我和他们从来没有在一起专门画过习作，王老师没有指导过，也没有开展过有组织的美术活动。在我整个初中阶段，不同班级的喜欢画画的同学都相互不认识。有了一间房子，几个爱好美术的同学可以凑在一起正儿八经地画画了，就算成立了“美术小组”。不过，“美术小组”并不正式，没有在全校正规地选拔吸收过成员，而王显秀老师对我完全放任不管，就是几个低年级的同学跟着我一起画画而已，我是大学兄，画画又特别认真，见识也高一点，自然我就是头了，或者叫“组长”，掌管着画室的钥匙。

记得当时一起画画的有比我低一年级的闫卫平，有就读初中的曲仁宗、李云国，还有任锡海。闫卫平小学时跟随姜世钰老师学过画；李云国是青岛青年画家李云德的弟弟，有一定绘画基础；任锡海是临清路小学美术老师刘栋伦钟爱的学生，我和刘栋伦相熟，经他特别推荐，任锡海初中一入学就进了美术小组。

图10 九中美术小组成员合影。摄于1962年夏。前排左任锡海、右笔者，后排左闫卫平、右曲仁宗。

当年我画画几乎完全是自学，同时受着姜宝星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年代中国的美术教育主流完全是学习苏联的模式，流行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我就是完全按照那一套来自学素描的。记得当年有一本名叫《给初学画者的信》的书（苏联赫拉帕科夫斯基著，1959年翻译出版）对我影响极大，里面许多章节我都作了抄录，指导我循序渐进地认识绘画、理解素描、学习素描。我还千方百计借来了译自苏联的《素描教学》《苏联高等美术学校素描》等书，也把一些重要的章节抄录下来进行研究以指导我的习作。我从石膏几何模型画起，然后画大卫的石膏五官，画“哭娃”“伏尔泰”“亚历山大”“米开朗基罗”等石膏像，也画静物写生。我清楚地记得，给石膏像打灯光的立式聚光灯是我从工人文化宫姜宝星老师那里借的。我的素描习作有时拿给姜宝星老师看，常常得到他的指导和肯定。我相信自己学习的路子是正确的，这也为我将来的创作和教学（后任教六中美术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我也自学水彩画，画静物，画风景，也练习人物头像写生。那时候经常看市里的“大人”们的画，常临摹画册。没有钱买画册，我就到中山路的“祥记行”古旧书店花低价买旧画册，临完了，再拿回去卖了，添点钱再买别的画册。记得当时从画册上临过张充仁、潘思同、汤由础的画以及英国水彩画集里的画。每到节假日，我也经常背个破夹子到公园、街头写生。想想当年的学习何其认真执着，又何其艰难清苦，今犹不胜唏嘘。

当年美术小组的同学都非常用功，常和我一起画画的主要是闫卫平，我们常常探讨切磋。闫卫平虚心好学，素描也画得很严谨，后来考进青岛美校深造，成为很出色的画家。李云国、任锡海那时上初中，我毕业后，美术小组就是闫卫平和任锡海他们的天下了，美术小组后来怎么发展，我就不清楚了。任锡海天分极高，虽然在绘画、雕塑方面壮志未酬，却终于成为一位摄影大师。听说曲仁宗后来去了青海建设兵团，早早地就离世了。    

由于有对“舞台美术”那份职业的期待，在高中阶段我一直非常关注戏剧。为了提升戏剧素养，我阅读了全套的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多卷本，九中图书馆存有近二十本）等许多与戏剧相关的书，不仅留意学习舞台美术知识，还关注像表演上的“体验派”“表现派”等凡是与戏剧有关的多方面知识。

但是临近毕业，这个原本子虚乌有的“舞台美术梦”就破灭了。我在绘画上下了很多功夫，完全就是为了那份期待的职业，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考美院走上做画家的路。高考，对我来说不仅是“政审”那一关断然过不了（虽然我的文化课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就算我能考上大学，我也断然不会去上大学的。我家太穷，也上不起，作为长子我要帮我父母挣钱养家。

“舞台美术梦”粉碎了，但有一个“版画家”的梦在冥冥中向我呼唤，不过，这已经是离开九中后的事情了。

虽然艺术院校的科班学业与我终生无缘，但在中学时代心里埋下的艺术种子却压抑不住地萌发。我的命运之舟，已经在九中美术小组启航，我不会忘记这个美术小组。

我记得，美术小组就坐落在六二院前路对面的一圈平房的小院里。房间不大，前后两个窗，后窗冲着六二院，窗外有一高一矮两副双杠。房门前下几级台阶后，院子对面是音乐教室，美术小组旁边是学校总务处。

由于我家住在上海路4号，离上海路7号的学校很近（不足两百米），我经常早早到校，上课前，先到美术小组画一阵素描。平时一有空就钻到美术小组，反正我有钥匙，我不知道我在这间小屋子里消磨了多少时间。

有一次学兄尚友松到美术小组与我们聊天，讲了列宾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画画的故事，还有苏里科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女贵族莫洛卓娃》……我听后崇拜不已，倍受激励。

记得在我高中毕业前夕，就要离开美术小组的时候，任锡海从他大哥那里拿来一部120相机，支在美术小组的门前，按下自拍快门，留下了一张美术小组唯一的一张照片。

在美术小组所在的那个小院里，九中的赵熙信校长家就暂住在音乐教室的隔壁屋子里，校长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经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现在他们早已长大了，也快变老了。那个男孩，就是青岛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民进青岛市委驻会副主委赵高潮先生。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半个多世纪前的九中美术小组如梦似幻地浮现在眼前，牵动我无限情思。

图11 1978年，姜宝星（左）、笔者（中）、徐立忠（右）在青岛工人文化宫合影。

 

1962年，我高中毕业后不久，王显秀老师终于转行去教她喜欢的英语了，美术课教师换了由青岛八中调来的韩湘浦老师担任。1963年我开始在民办新华中学执教美术课，当年中学美术老师是按学校所在区划分，各校每周一次集体备课的，所以我和韩老师相熟。不管韩湘浦任教时还是后来又换了几任美术老师，好像九中美术组活动的传统一直被保留了下来，许多美术小组的同学还和我这个大师兄有种种联系。20世纪60年代韩湘浦老师和后来的李凤九老师以极大的热情开展美术教育，用美术小组的形式培养了一大批热爱美术，并后来成为杰出画家的学生。为百年老校平添了斑斓耀眼的色彩。

离开九中十年后，70年代初的“文革”后期，忘记是什么机缘，可能是韩湘浦老师相邀吧，我又回到九中，带着美术小组的一帮小学弟学妹画了一段时间的石膏像素描和人物头像素描。很清楚地记得石膏像画过“马赛”和中国“青年头像”等，其间也还画过水彩人物头像写生。这是我与九中美术组缘分的再续。

1980年，青岛市教育局因我而在青岛六中设置了美术职业班，由我在那里负责了八年美术教育。美术班的成立和发展，至今培养了万千美术学子进入高校，使一所升学率极低的中学一跃而成为挂牌“青岛美术学校”的A类学校和全国知名的美术学校。追根溯源，似乎也能看到九中美术小组的影子。

文脉流转，竟至于此，堪称传奇。

2010年九中一百一十年校庆，我为学校捐赠了作品。2015年为纪念九中建校一百一十五周年，从九中走出来的美术学子们感念母校的培养教育之恩，联合举办了一次规模隆重的校友画展，并出版了一本画文集，我有幸为之作序。今年，时逢“百廿礼贤”校庆，我们又举办画展和出版画集，为母校的荣光喝彩。念此，我不胜感慨。

 

尾 声

似水流年，不尽沧桑。

忆及上述往事，除了我与母校九中有诸多缘分外，我们家还与九中多有缘分。我的亲舅舅韩永祥曾在九中教过语文课，是优秀班主任；我三个妹妹张同华、张惠先、张白珊，弟弟张白涛，还有我的妻子佟天翔以及我的儿子、外甥女、外甥媳妇都毕业于九中。细数下来，一家三代有十人与九中有关，连绵半个多世纪，这是多么厚重的一份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