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是上海市上海中学的简称，它是一所闻名遐迩的百年老校，是上海市的重点中学。

我于1963年9月考进上中高中部。与大多数同学不一样的是，别人是冲着上中的教学质量高，能够实现“鲤鱼跳龙门”，我却是冲着上中重视体育锻炼、培养劳动技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特色而去的。我之前在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位育中学)读初中，入团后担任班级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动员同学们要响应国家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对自己也有这样的要求，但苦于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生活能力比较差;第五十一中学属于五年一贯制试点学校，学习压力大，我感觉自己身体有点吃不消，于是，不顾班主任黄承海老师的一再挽留，报考了住宿制的上海中学。

上海中学原先也是1960年开始试点的五年一贯制学校，不知什么原因，1963年又恢复到六年制。我本应该在1966年从上中毕业，但临近毕业时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停课“闹革命”，所以，直至1968年8月才得以毕业分配到农场。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上海中学

上海中学地处上海市区西南角，占地三百余亩。教学楼有龙门楼和先棉堂两幢大楼，龙门楼后边有一大片农业试验田，被同学们称作“北大荒”，试验田后边则是食堂和小工厂。男女学生宿舍分布在龙门楼的两侧，而校园西侧的大操场离教学楼足足有一里多路，拥有八百米跑道，一个足球场，数个排球篮球场，还有一座偌大的室内体育馆。

上海中学校长叶克平曾这样说：“中小学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要在打好基础上下功夫。我觉得基础应该是全面的，应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对中学生来说，尤其应该打好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懂得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上海中学是一所寄宿学校，还必须进行集体主义教育，使学生成为热爱集体、关心集体的社会主义新人。”叶校长将上海中学的教育特色总结为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因材施教等几个方面，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自然有着切身的感受。

图1 叶克平校长。摄于1955年。

首先，上海中学有着严格的校规，早六时起床，晚九时熄灯，雷打不动;平时不能随便出入校门，每周六下午可以回家，但周日晚上必须返校。还有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例如，平时不许吃零食，吃饭时饭米落在桌上要捡起来吃掉，不能剩饭剩菜。艰苦朴素的作风在上中校园里蔚然成风。学校靠近郊区的梅陇镇，我刚进校时，每周回家都是乘公交车，公交车站离校门一二里路，我已经觉得路很长了。后来我看到许多同学都是步行回家的，省下路费，将每月的零用钱压缩到零，觉得是一件很光荣、很时尚的事情，于是，我也开始步行回家了。

开学伊始，老师叫我们开“摆功会”，自我推荐当干部。有好几位同学站起来说，他们在初中就有做学生干部的经验，所以有能力担任班里的某个职务。我以前一直以为毛遂自荐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没想到上中会鼓励这种做法。我自愧不如，刻意培养自己的挫折感，只担任了团小组长。学校团委对担任团小组长以上的同学基本上每周培训一次，从如何以身作则到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发展团员，一课接一课，一直讲到寒假来临，这使我感受到上中强烈的政治氛围，甚至感觉上中有点像一所培养国家干部的学校。

参加农业劳动是上海中学的必修之课。除了每星期有半天参加学校内部的绿化劳动，每逢“三夏”、秋收农忙时节都要住到较远的公社生产队，集中劳动一段时间。老农民表扬我们，说：“你们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不一样，你们是真正的劳动。”的确，我们干的都是劳动强度最大的农活。上海郊区农民干活讲究精细，我学会了规范的割稻动作，“一人割六行，一刀割两穴，三刀割一排，两排放一堆”。同学们个个你追我赶，锋利的镰刀划到手上就是一道血口子，自己到田头卫生箱那里包扎一下，继续干。每次下乡，我们都带上节目为农民演出，我还记得我参加的表演唱，七八个女生一边做挑担状，一边用上海方言唱道：“面孔笑嘻嘻，踏进油菜地，菜花蜡蜡黄，花香透心里……”

除了农业劳动，在上海中学还有其他劳动锻炼机会。高一时，我被选派到化学实验室劳动，同班的杜聚芬被选到物理实验室劳动，这都是专科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才能得到的殊荣。我每天双手浸泡在盐酸水中清洗各种玻璃器皿，然后放在玻璃托盘上，送到上课的教室，或者送进实验室的储藏柜。此时稍有不慎，放在盘子上的试管烧杯就会滑落摔碎。有一次，来参观的外宾马上就要走进实验室了，我手中的玻璃托盘却哗地一下，一盘子东西全撒在地上摔得粉碎。我吓呆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实验室老师急急赶来，将一地的玻璃碎片扫到橱柜底下，离外宾进门只差了几秒钟。事后老师没有责怪我，也没有叫我赔偿。

图2 1965年于上中校园。右一吴元骠、右三冯卫、右四作者、右五寿劭德。

还有些公益性劳动，是要学生自己主动争取的。例如，每天开饭，帮着炊事员一起将木头饭桶搭出来，给大家盛饭。这种机会也不是轻易“抢”得到的，我“抢”到过几次。没想到搭饭桶还真有点难度，七八个人排成一串，每人一手搭前面的饭桶，一手搭后面的饭桶，像串螃蟹似地从灶间走到饭厅。饭桶的把手是两块窄窄的木头疙瘩，几十斤的重量全落在手指尖上，每次都让我紧张得一身冷汗。我们在学校还参加过一项工程建设，就是建造露天游泳池。学生们先在场地上铺满小石子，反复打夯，然后搅拌三合土，将小石子、黄沙、水泥堆在一起，边加水边用铁锹来回铲，再由技术工人在池中铺垫、刮平。那时，大家学习王杰烈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劳动时没人戴手套，手指被木夯上的粗麻绳勒出一个个水泡，水泡破了，又磨出血泡，血泡又磨破……一双手伤痕累累，真是惨不忍睹，而我们却相互炫耀，觉得很光荣。

1964年的军事训练

1964年，正是总参谋长罗瑞卿狠抓军队练兵，开展大比武的时期。暑假里，学校组织了军事夏令营，从各个班里挑选学生，我被任命为女生班的副班长。我感到了这是学校对我的培养，因为我看其他女生个个比我能干，大概是想让我多经受一些锻炼吧!我们住进了大场军营，接受空军某部为时十天的军训。

夏令营的营长是一位营级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他带着我们参观了战斗机，宣布我们是空军地勤民兵，使我们顿时感到重任在肩。每天，解放军战士带着我们出操，训练齐步走、正步走，只要教官不喊“立定”的命令，我们就不停地走，一直走到河浜里;苦练一百米硬功夫，明知前面的壕沟跳不过去，还是闭着眼睛往前跳，摔到近两米深的壕沟里再往上爬;拖着沉重的步枪，跌打滚爬，一身泥汗。晚上打桶凉水，从头冲到脚，再继续听空军地勤业务课。

我很珍惜这次机会，表现很努力。训练时，营长夸奖我动作勇猛就像“吃了豹子胆”，业务考试也得了一百分。但是，怎么当好副班长，我却不得要领。部队里的副班长日常管内务，行军打仗管收容，而我一听到“内务”二字脑袋就发涨。好在女生班战士们都很优秀，不用我操心，将被子、毛巾摆成一条线，拿到了营里的内务比赛第一名。我正满心欢喜，营长的命令就到了，让我们立即开会找差距。我心想，已经第一名了，还怎么找差距?我带着疑问去找营长，营长对我讲：“你记住，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于是，这句话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

军事夏令营结束后，学校掀起了练兵大热潮。我作为夏令营培养出来的骨干，做了班级里的民兵班长。民兵班按学习小组建制，每班大约有十二个人，再分成三个民兵小组，两个男生组、一个女生组，这意味着我这个女班长必须在军事训练中胜过男生。

训练中，第一关就是紧急集合，班长必须在第一时间到达集合地点，班长站立的地方，就是战士列队的地方，如果班长不到位，可想而知会是何等的尴尬。紧急集合的地点一般在大操场，而我们的教室在龙门楼三楼。为了加快下楼速度，不少男生坐在楼梯扶手上往下滑。我既没这个胆量，也没这个能耐，于是我就跳台阶，手撑在扶手上，一次可跳七八级楼梯。下了楼，再玩命似地奔一里多路，在自己班里大部分同学尚未到达之前赶到集合地点。

军事训练的内容有队列操练、刺杀动作、匍匐前进、一百米硬功夫等。学校在大操场西边的荒地里专门划出一百米长的练功场，其中有匍匐前进和走独木桥，这两项对我来说，难度不大;但后面有一张竖起的木板墙，将近两米高，是必须攀爬过去的，个儿高的男生可以一跃而过，我却要用上吃奶的力气才勉强翻得过去;最后是一条谁也跨不过去的大壕沟，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跳下去，再爬上来……

在那一段时间里，学校每个星期都会搞一次夜间的紧急集合，弄得大家晚上睡觉都不踏实。每次队伍拉出去，在乡间的泥路上一跑就是十几里，最后还要冲锋。有一次冲到目的地，我回头一看，手下的兵全都跑丢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黑洞洞的大操场上。后来，也许学校觉得老是搞虚拟的行军演习比较枯燥，就组织了一次“抓空降特务”的实战演练。按照班级分为红队、蓝队，蓝队的同学扮“特务”，自己到野地里隐蔽起来，然后，红队前去搜索。我所在四班是红队，但一直搜索到演练结束，还是有一个女“特务”没有抓到。最后，那位女同学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一块棺材板下面钻了出来。我班的一位男同学十分懊恼，说他已经踩到那块棺材板了，只觉得脚下软绵绵的，以为是死人，吓得跑开了，真没想到有这么大胆的女生。不过，我们的这些军训内容与兄弟一班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看过他们的消防训练，他们能够像壁虎一样，攀附着水落管爬上楼去;还能够像燕子似的，拉着消防绳从楼顶上飞身而下，好一派飒爽英姿!

图3 1966年上海中学全景图。沈尧摄，吴元骠制作。

多管齐下的教育改革

从高二开始，学校不再设班主任，而是开始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黄志强、夏聿修、罗汉英三位老师都做过我们班的辅导员。这种制度是从大学引进的，有点像学生自治，尽量让学生干部自己处理班里的众多事务。进入高二高三后，学校在众多的课外科技小组基础上又开设了选修课，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微积分大意、英文修辞、逻辑学等。

上海中学是干部子女集中的地方，华东局、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子女，都有在上中就学的。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为少数人，不为剥削阶级;要能团结大多数人;要有民主作风，不要“一言堂”，不搞家长作风;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那以后，社会上更加重视对干部子女的培养，学校还专门召开过干部子女座谈会。不过，上海中学并不搞“唯成分论”，1966年下半年学生大串联，有一批“成分”不太好的同学开不到红卫兵介绍信，滞留在学校。已经靠边站的叶克平校长亲自带着他们住到公社参加劳动，不愿让他们遭受委屈。

学校经常在大礼堂召开校会，对全体学生开展形势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我还记得，叶克平校长就专门讲过教学改革与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还组织各种专题报告，例如，请副市长刘述周(同学家长)讲国际形势，请数学家华罗庚讲如何使用数学知识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请新华印刷厂老工人讲“五卅运动”，还让学校参加“四清”运动的青年教师介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华罗庚在报告中强调：“学习的知识要互相贯通，代数、物理、几何、三角，都要互相联系，而不是互相隔离，学得活，这是最首要的。”我记住了这句话，却没有用在学业上……

因我写过歌曲登在学校黑板报《学习报》上，所以学校在准备参加1964年“上海之春”歌咏比赛时，将一首参赛歌词交给我谱曲。那是学生会主席沈水根忆苦思甜的一首叙事诗：“我们怀着无限的深情，听父兄讲那苦难的历程，这部阶级的血泪史，激起我们的热血沸腾……”正巧这时候代数课教到排列组合，老师在上面讲排列组合，我在下边排七个音符，果真排出了一组新的旋律。一时间，校园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在唱着我谱写的歌，那优美的旋律回荡在宿舍里、小道旁，使我感到陶醉。

图4 钱震来练琴图，陈宗康摄影。

第二年，学校干脆将一组反帝大联唱统统交给我谱曲。这一回，我去找了一本《怎样学习作曲》的小册子，临时抱佛脚地看了一遍。我一人在家中，模仿电影里的聂耳在亭子间谱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排出级进的音符和变化的节奏，从轻缓到奔放，从沉重到激昂，情到深处，两臂挥动，热泪飞迸：“啊——刚果河，掀起了滔滔浪，奔腾向前方。人民起来了，拿起刀和枪，赤道战鼓咚咚咚，卢蒙巴旗帜高高飘扬。刚果，我们的亲娘，为了你的独立，为了你的解放，你的儿女，英勇地战斗在四面八方……”由孙恒志同学作词、我作曲的大联唱在1965年“上海之春”比赛时得到了创作奖。

进入高二、高三以后，我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副书记兼宣传委员。每年元旦，学校都会组织文艺会演，我曾经和文娱委员高伶一起编排舞蹈节目，音乐背景是我从《中国民歌选》里节选出来的蒙古族乐曲，由班里的钱震来同学作小提琴伴奏。钱震来每天在男生宿舍里练琴，还教会了许多男同学。后来，我班的小提琴齐奏也成为文艺会演时的一个亮点节目。几十年后，我才知道钱震来的父亲就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知名教授钱谷融，是他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观点。

“文革”中的社会实践

1966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上中校园也没有例外。由于我父亲李俊民批判《海瑞罢官》不力被点名打倒，我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子女”。有那么几天，校园里的大字报将矛头对准了我，在我的名字上用红笔画叉叉。好在我看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常识》丛书，明白我所立足之处，在浩瀚的历史长卷中只是小小的一点。在人们异样的目光注视下，我故作镇静地浏览大字报，居然发现在每一篇批判我的大字报旁边，都有一篇反批判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猫和老鼠的寓言》，说的是看守粮仓的猫出了差错，受到主人的惩罚;老鼠们幸灾乐祸，得意忘形，却被猫“啊呜”一口吃掉了。这篇文章使我在暗夜里看到了一丝亮光。近来，我才得知这是作家孙颙的手笔，不过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初三学生。

图5 1966年9月，我班部分男生摄于天安门前。

1966年底，我家附近的康平路出了大事情，起因是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工总司”)，而以“保卫市委市政府”为己任的八十万上海工人赤卫队却得不到官方支持。三万余名赤卫队队员聚集到康平路市委大院讨要说法，却被十几万“工总司”造反派队员包围，结果是造反派大获全胜，赤卫队被强行解散，上海就此成为“工总司”的天下。由于大量工人离开岗位，上海的经济生产，顿时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况。我得知许多同学已经主动去工厂顶岗生产，便赶紧从电话簿上抄了几家工厂的地址，一家一家地去问是否需要劳动力。问到国棉一厂，门房老师傅二话不说，将我领到筒子车间。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只有一位师傅在操作，她用手势教会我如何打棉纱结头，然后就将几排机器交给了我，我上班了。一个月后，外出的工人逐渐回到工厂，市里通知学生“复课闹革命”，我方才回到学校。

1967年初夏，我与几位同学在学校里无所事事，打算出去搞社会调查。同班的小寿提供了一条线索，说上海街头有安徽凤阳过来的乡民乞讨。为首的小卢拍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与人民在一起。”于是，来自不同班级的小卢、小荣、小凡、小寿和我，再加上小卢和小荣的两个妹妹，一行七人动身前往安徽凤阳。一路上，我们风餐露宿，晚上就睡在铁路边废弃的候车室里。那里边像个小旅馆，水泥地上躺满了外出讨饭的农民，我们睡在他们的中间，心中感到充实和新奇：“我们终于和人民在一起了。”到凤阳后，我们首先找到县政府，县里只剩下武装部在行使领导职能。小卢递上一张他自己创立的红卫兵组织介绍信，武装部部长问我们想去县里的什么地方，我们有的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有的说，到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去。武装部部长对我们印象不错，便安排我们去了下边的生产队。

图6 1967年7月，解放军进驻上中搞军政训练。

我们七人分别住在两个村子里，我、小荣和她的妹妹三人住在一个村。送我们去的人背着一袋面粉，据说那里的农民已经有段时间吃不到面粉了，这是县里特殊照顾给我们的口粮，是用刚收获下来的麦子磨成的。我们住的那户人家姓吴，一位大妈、三个儿女。其中两个儿子是“四清”运动中的“贫协”(贫下中农协会)骨干，穷得讨不起老婆，快三十岁了，都还打着光棍;一个小女儿年龄要比我们小些，跟我们很亲热，我们进进出出都是她陪着。

也许是我们有着太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对那里的贫穷并没有感到惊讶。房子是土坯垒成的，房间里空无一物。床铺是用树干搭成框架，再将草绳绕着树干编成网状，铺上一张草席，就可以睡人了。要说被褥，未免太奢侈，兄弟俩将两件黑棉袄让给我们当被子，他们自己就没东西盖了。当晚睡在草绳铺上，还没来得及做梦呢，满地的跳蚤就跑到我们身上来聚会了，第二天早上一看，浑身像赤豆粽子似的，又痒又痛。兄弟俩赶紧向领导汇报，公社妇女主任亲自带着卫生员来打药水，第二天晚上才好一些。还有让我们头痛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厕所。每次解手，我们都要在野地里物色一处可以避人耳目的地方，但避开了人，却避不开猪狗。那里的猪是散养的，整天在野地里跑，它们远远地嗅到粪便气味，马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奔过来，真让人招架不住。

我们从当地干部那里了解到对于“讨饭”的说法：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已经流传好多朝代了。尽管政府每年都有补助拨下来，但好多人还是要外出讨饭。“讨饭”有各种方式，最体面的是组成宣传小分队，集体出去表演节目，不但有点收入，青年男女们还可以快乐地待在一起;其次是外出打工，一般是单个的中年男子，到南方的富庶农村做帮工;最差的就是穿得破破烂烂的，跑到城里做乞丐。人们告诉我们，做乞丐做得好的，回来都能够盖新房。当地干部的正规说法称此为“外流”，是落后群众觉悟不高的表现。不过，“外流”的人也必须持有生产队的介绍信才能出去，要经过队里干部的批准。

图7 叶克平（前左）与唐秀颖副校长（后右）在听课。

开始一段时间，我们每天跟着大伙儿一起下田劳动。一次田间休息，只见有个妇人专找年轻的汉子嬉闹，抱着男人在田埂上打滚。我们好奇地打听这名妇人的来历，原来她是队里一名“四清”下台干部的家属。这不是在“腐蚀”革命群众吗?于是，我们围绕“四清”开始了社会调查。我们走访了“四清”运动中培养起来的新干部、“贫协”骨干、“四清”下台干部的家属，等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各类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斗争交叉起伏的社会画卷。

生产大队的干部是三位年轻人，都是当地的回乡知青，在“四清”运动中刚刚被提拔上来。其中大队长小马最为优秀，踏实苦干，公正无私，照老乡的话来讲，叫做“向理不向人”。每天下工后，小马总是不声不响地一个人在地里补活，一直做到天黑。那时，人们干集体的活不积极，究其原因，可能与“一平二调”的政策有关，如果本队有富余，必须服从统一调配，分给其他的穷队。

那里的“四清”工作队是1966年11月5日撤离的。工作队走后，“四清”下台干部们组织起造反队闹翻案，说“四清”搞错了，“四清”工作队是刘少奇派来的，要将工作队员揪回来斗，要把现在的大队干部拉下马，还要报复那些斗争过他们的贫协积极分子。尽管他们的造反队被县武装部宣布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但我们这个村里的两名下台干部还是不服气，天天骂街。不过，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讲的那些话，或许还是有点道理的。

图8 1968年，小荣（左二）与同学摄于上海市郊农场。

一曰：“我们算什么下台干部?我们是贫下中农……”这两个人，一个是原来的生产小队长，一个是小队生产委员。如果按照县处、乡科的级别排下来，这二十来户的小村官，充其量也就是个准干事罢了，确实不能用干部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衡量他们所犯的错误。但是，小村官也会有民愤，有人说，他们在台上时，比富农还要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种干部作风霸道，农民群众得不到尊重的情景。

二曰：“我有点错误，你们就将我一棍子打死。谁敢说我是‘四类分子’，我就扇他耳光!”在当时，人们可能搞不清楚“四清”运动的政策界限，往往将“四不清”干部当作阶级敌人来看待，我们也听说这些人给斗得很厉害。一个有着用刀子砍耕牛腿嗜好的小青年是当初斗争会上的积极分子，我们和他交谈过，他得意地告诉我们，说是“四不清”干部给他斗得“不像个人样”。

三曰：“‘四清’处理就是不合理，不合理一天，我就不服一天，就要骂一天!”听说那个小队生产委员的罪名是“大搞资本主义，私自开荒十几亩，养鸡鸭一百余只，猪十几头”，处理结果是退赔360元现金。如果放在现在，说不定此人能评上勤劳致富的模范了。

这些原来的村干部，不但都是贫下中农成分，还大多属于村里的大姓;而“四清”运动中的贫协骨干，却有不少是外来的小姓人家。大姓欺负小姓，是农村里的一种陋习，所以，一些老实巴交的贫协骨干们此时反倒给下台干部们骂得抬不起头来了。

人们摸不清我们这些“上海红卫兵”的底细，无论哪一边的人都向我们倾诉他们的想法。那名小队生产委员的婆娘对我们说：“我们家以前是新四军，你们住的那家人家是顽固派，带着反动派来抓我们……”我们一听，这问题太严重啦!回去后向吴大妈了解，原来是他们同姓宗室里曾有一人当过顽固派。大妈委屈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人死都死了，关我们什么事呢?”类似此种的“混说”我们听得不少，好在哪些人滑头，哪些人老实，还是可以看出点端倪的。

图9 学校文艺会演节目《收租院》剧照。

上海在“文革”中是领风气之先的地方，那穷乡僻壤的造反花头，我们在上海时都早已见识过了。比如，胁迫干部分种子，每人分得五斤黄豆后，还闹着要分麦种，这是搞“经济主义”;凡是当权派都要打倒，生产大队也不例外，这是“无政府主义”，等等。

县武装部长到公社约我们见面，我们向他汇报了在生产队里的所见所闻，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不清’干部闹翻案”。武装部长很赞同我们的分析，表示目前形势严峻：“现在这样乱夺权，大队干部再给打倒了，我们就没人开展工作了。”“文革”前，我们在学校听过关于“四清”运动的报告，现在需要我们挺身而出，捍卫“四清”成果，稳定农村局势，我们怎能不跃跃欲试呢?于是，县武装部长向我们交代了工作任务和方针：“紧密依靠‘四清’运动中培养出来的优秀青年干部，将贫协和民兵们组织起来，展开政治攻势，将‘四不清’干部翻案的气焰打下去。”我们筹划了工作步骤：层层发动群众，成立以贫协和民兵为主体的革命群众组织，对抗“四不清”干部的翻案活动和造反队打倒一切的无政府行为。

我和小荣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夜晚，我们由吴家小妹带路，到各个村落参加大队召开的民兵、贫协会，小荣负责宣传发动，我则将写好的“评论员文章”和“红卫兵战报”发给有文化的贫协骨干们，为他们提供理论武器。当我们表明立场后，马上有仇恨的箭矢向我们射来。我们的名字被写上了土墙，不是在前面冠以“×”，就是在后边缀上“地主”“富农”的字样。“四清”运动有一项内容，叫“民主革命补课”，重新划分阶级，抓出漏网的地主、富农。骂我们地主、富农的人大概以为这就是最严重的警告，我和小荣却并不紧张，只担心房东吴大妈家经受不了压力，县武装部长和公社干事为此特地赶到吴家看望，表示慰问。

图10 吴忠湖老师

凤阳那年大旱，村里的水井渐渐干涸，只剩下村外的一口井里还有点泥浆水，维系着全村人的饮用。一个月后，住在另一个村的四人离开了，继续前往他们的山东老家。我们这村的三个人又坚持了半个月，直到老天爷下了一场透雨，田里抢种完山芋秧，我们才离开。回到上海后，我们曾收到凤阳县武装部部长的来信，告知当地局势已经稳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国家已经对”四不清“干部的处理进行了甄别，文革结束后彻底平反。

毕业分配的档案风波

1967年底，我们1966届高三学生按照上海市的统一安排，到工矿企业劳动半年，我与一批同学去了红星造纸厂。1968年6月，我回到学校接受毕业分配。班级分配小组长宣读了对我的“‘文革’表现评语”，中间夹杂着无中生有的揭发材料，还说上面盖有我父母单位的公章。“文革”后我去了解，才知道是学校造反派去我父母单位，串通那里的造反派一起炮制的。

校革会中唯一的“三结合”干部吴忠湖老师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文革”前担任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他看到那些用“文革”语言堆砌的“评语”被塞进了我们的人事档案，深知干系重大。8月，他亲自送我们去崇明农场，以个人名义写下字条，放在我们档案的首页，申明这些“评语”属于派性材料。1969年1月，在农场军宣队领导的“清队”运动中，我和同一个连队的三位上中同学被关进了场部“牛棚”，其他连队几位同学反应比较快，刚遭到批斗就迅速逃离农场，跑回学校求救，我同班同学冯卫也找吴忠湖老师反映了情况。

一段时间后，农场将我们转回连队。某天我在建造宿舍的工地上做小工，不料石灰浆溅进了我的双眼，我急忙奔到小河边，捧起河水往眼睛里泼，保住了瞳孔。连队卫生员杨步秀把药柜里所有的生理盐水都倒进了我的眼睛，仍然无法冲去我眼膜上密密麻麻的石灰粒。于是，她用劳动车将我拉到七八里路以外的场部医院，一位年轻的医生拿块纱布将我眼睛封了起来，叫我回连队“观察”。晚上我独自坐在床上发呆，没有人来问候一声，因为我是“清队”对象，谁都不愿惹这个麻烦。一位老职工看不下去了，骂道：“出了工伤都没人管，你就瞎给他们看!”一句话惊醒了我，我想：我不能瞎，我这辈子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我必须回上海医治!第二天早晨，我向连部里的一位崇明本地干部请假，扯开纱布给他看肿得像红桃般的眼睛，见他不敢吭声，便转身到连队后勤班打听如何到镇上乘车去船码头。烧锅炉的沈剑豪也是一位老职工，他自告奋勇用自行车驮我去十里开外的牛棚镇。其实他并不会骑车带人，半路上为了避让迎面开来的大卡车，两人连人带车摔进了路边的泥沟里……

图11 1968届学生与工宣队队员（前左二者和后左三者）合影。

图12 1997年10月，叶校长与当年党支部、团委老师合影。右一为1965届校友秦绍德。

我们毕业分配后，工宣队进驻学校，掌握了学校运动的领导权。我到学校找工宣队，工宣队队长名叫章士明，接待我的是钱荣宝师傅。钱师傅鼓励我要经得起挫折，千万不要就此消沉。1969年5月，吴忠湖、钱荣宝来到农场要求收回派性材料，农场说只能调换不能收回，他们只好重新写了鉴定意见交给农场。那时，我已经跟着难友小陈去了她父亲的家乡——江西省永新县。乡亲们热情欢迎老红军的女伢回乡，村里的长老对我们说，你俩放心，就是没有户口，我们也保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在大山深处待了将近两个月，直到听说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批评了农场整学生的现象，才返回上海。

1970年，上海中学被撤销，改为“上海市五七京剧训练班”，三百亩的校园让给了三十几名小学员。学校工宣队离校之前，又一次派人来到农场，说根据北大经验，销毁派性材料不留尾巴，不应该再有另外的鉴定，所以前来收回。同时，他们当场销毁了其他同学档案中的派性材料。我还记得两位师傅冒着大雨前来与我们告别，他们兴奋地说：“到今天为止，你们农场的上中学生已经没有任何一份学校转来的材料了。”

上海中学在她最艰难的时刻，保护了她的莘莘学子，将我们完整地交给了社会。

1977年始，国家恢复高考，我们这些“老高三”大多走进了高等学府的课堂(我本人就读于上海财经学院夜校部)，成长为各自行业中的骨干力量。1978年，上海中学复校，六十六岁的老校长叶克平复出。1984年，上海市政府隆重举行名誉校长任命仪式，叶克平被授予上海中学名誉校长证书。

(照片由吴元骠、叶澔、葛德胜、周铨、孔康英、李力健、陈宗康等提供。)